我在法國生活15年，告訴你法國人的真實想法。。。

04-19

此文作者宋魯鄭：旅法學者，春秋髮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在法國已生活了15年，對法國人和社會有深刻了解與認知。

近日，法國記者郭玉未獲中國政府續簽簽證一事引發國內外輿論關注。非常巧，郭玉在中國工作生活了十五年，我在法國也正好待了十五年。這十五年，我目睹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法國的加速衰落。還記得，剛到法國即被其物質文明所震撼：快速舒適的高鐵、校園裡密密麻麻排滿了看著就頭暈的私家車，以及人們手中漂亮多樣的手機——我人生第一部手機夢就是在法國圓上的。

今天，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高鐵大國、世界汽車最大銷售國、手機擁有量全球第一。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明中法之間此消彼長的差距，那就看看下面這個例子。2000年去法國留學需要十萬人民幣，約合一萬歐元，當時這可以在山東的二線城市（濱州）買兩套房子。15年過去了，到法國留學依然是10萬人民幣，但今天這個費用中國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都拿的出來。我們當然可以說人民幣在國內的購買力大大降低，然而同樣的10萬人民幣，已經大大貶值的人民幣，現在竟可以折換到1.5萬歐元！從國際匯率的角度看，人民幣國際購買力升值可謂驚人！這背後只能說是十幾年來兩國發展的差距甚至中歐（盟）之間發展的差距之巨大。

然而，很可惜、很遺憾乃至「不可理解」的是，法國記者郭玉在中國生活了十五年，竟然根本看不到中法之間在進步上的差異——她在中國十五年，批評了中國十五年，根本感覺不到法國的衰退和中國的騰飛——難道她的歐元工資大幅縮水也感覺不出來？作為一名記者，難道不應該客觀批評一個加速落後的國家、肯定一個飛速上升的國家？更何況落後的國家還是自己的母國！

根據中國自由派的觀點，愛之切才苛之切，因為愛中國所以才激烈地批評中國。中國的自由派面對中國如此巨大的進步尚且批判至上——據說他們的理論來自西方，何以一個來自西方的記者面對自己國家的退步和中國的進步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場？

不過以我在法國生活十五年的親身體驗，郭玉現象並不令人意外，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礎。

這首先和歐洲文明有關，大概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既追求利益又追求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文明。　　你看今天的中國、美國（含同文同種的英國）、俄羅斯，國家利益都是第一位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都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舉個例子，雖然中國一向反對以色列在中東的政策，但以色列非常樂意和中國打交道。因為中國從來不會在會談中提出與中以兩國無關的事情。美國更是如此，只要國家利益需要，它可以扶持本·拉登，扶持薩達姆，但又在國家利益需要的時候可以將他們一一滅掉。所以，1988年中越在南海發生海戰，美國一聲不吭（蘇聯強烈譴責）；2014年中國因派探測油井到南海與越南再次交惡，美國卻立即跳出來站到越南一邊（俄羅斯保持沉默）。

歐洲文明的這種例外性導致許多精英人士不接地氣，看不到客觀事實，而是堅定地從自己的主觀意識形態出發。所以對於郭玉而言，哪怕這十五年自己的國家都成了歐洲的定時炸彈（《經濟學人》封面文章的結論），中國都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她眼裡，中國仍然一無是處。這反過來也有助於中國去理解法國何以如此越來越快地衰敗，何以一年兩次就在戒備森嚴的首都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簡直是國恥，何以歐盟同時發生了這麼多問題而束手無策。

當然，普遍性之外也有特殊性。具體到郭玉，不得不談到《新觀察家》這份雜誌。《新觀察家》成立於1950年4月13日，前身是《政治經濟文學觀察報》，其一開始對自己的定位就是「戰鬥」的報紙。只是在80年代陷入財務危機後開始軟化立場，以新聞雜誌的形式報道社會、文化和經濟，但其骨子裡的戰鬥基因並未改變。以戰鬥基因報道新聞，其主觀性可想而知。

進入二十一世紀，很值得一提的事件是2011-2014年間擔任《新觀察家》主編的是法國現任《解放報》主編勞倫·喬夫蘭（Laurent Joffrin）。凡是了解法國媒體的，大概都會恍然大悟。因為《解放報》向來以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著稱，西方常指中國「只有宣傳沒有新聞」，其實這句話非常適合《解放報》。說句客觀話，中國媒體自由與否不談，但如果和今天的西方媒體比起來，至少意識形態色彩非常淡化。只要意識形態色彩淡化了，其客觀性自然就會增長，最起碼不會極端。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當法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時，中國表現出來大度和同情，當我們面臨同樣的挑戰時，西方何嘗聲援過？這位法國主流媒體的記者郭玉不但不心存感激，不但不心存慚愧，不但不為自己國家利益著想如何積極推動建立反恐同盟，竟然寫出這樣的文章：《巴黎恐襲後的中國聲援別有用心》。硬要說中國聲援是「別有用心」，那麼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聲援？那樣的話，在她的嘴裡大概中國就變成沒有人性、沒有普世文明的野蠻國家了吧。總之她的邏輯就是你聲援不對，不聲援也不對。中國做與不做就是錯。

大家可不要以為我是中國人，所以站在本國立場上批判郭玉，而是因為這實在是一個簡單明了的事實，就是法國人中也有類似看法。巴黎一所民間開放式大學創始人讓·斯多（Jean Staune）就一針見血地說，他自己雖然不贊同共產主義，但郭玉並不是真正的記者，是利用意識形態在破壞。這才是郭玉事件的本質！

關於這份雜誌和這位主編還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因為他當主編期間收購了一份小報，這份小報在創刊之初就利用2008年巴黎奧運火炬傳遞事件歪曲事實，隨後更多次發布了針對華人和中國問題的、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報道，並引起了華人遊行抗議。《新觀察家》在收購該報後開始頻繁使用非客觀手法報道中國話題。顯然，郭玉如此無視客觀事實的現象絕非是孤立的、個人的，而是從整個歐洲文明的大環境，到法國媒體的小環境所必然催生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