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系列一:解析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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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首席陶冬曾纂文寫道:「中國市民中明白GDP是什麼的,一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大截。」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中,統計數據中沒有GDP這麼一個概念,改革開放之後,GDP和西裝、鄧麗君的歌一起時髦了起來。九十年代,官員的升遷考核中最重要的一項指標就是地方的經濟增長,GDP就徹底火了。
本文從中國的經濟框架角度出發,帶大家理解中國為何創造了連續數十年的雙位數增長奇蹟,現在又為何不得不從「高速增長」步入「中高速增長」時代。
正文開始前,回顧一下中國的GDP增長奇蹟
本文從新古典經濟中的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出發,和大家進行探討。
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無須多提,大家記住下面這個公式即可: GDP增速=全要素生產率*F(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數量),F就是Function的意思。
用符號表示為: Y=A』*F(K,A*L)
那麼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崛起的原因就在下圖:
下面一一和大家進行解讀。追溯過去三十年, L(勞動力數量)、A(人力資本)、K(實物資本)以及A』(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均對中國經濟的崛起發揮了巨大作用。而現在,也是由於上述因子的拖累,中國GDP增速出現放緩。1)L:勞動力數量增加:
大家或多或少聽過「人口紅利」的概念,Bloom和Canning等人在2003年創造出了「人口紅利」這個概念,它的含義非常直接: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
圖來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書,橫軸是年齡,縱軸是2000年中國在特定年齡人口的產出和消費。在0-22歲以及60歲之後,人口的消費大於產出,而在22歲至60歲的區間內,人口的產出大於消費。當中間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較大時,有以下幾個效應:
1,由於總產出大於消費,投資更多,資本積累更快;
2,子女數目減少,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更高;3,勞動力的教育投入更多,人力資本存量更高。這就是中國在過去30年所經歷的事情。換句話說,過去30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勞動力轉移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保證了中國10%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
人口紅利可以細分為兩點,一是勞動數量,二是勞動價格。為什麼過去三十年中國有巨大的人口紅利呢? 究其原因,我認為有兩點:一是計劃生育制度(增加了勞動數量);二是城鄉二元制(降低了勞動價格)。計劃生育制度降低了人口負擔,使得工作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現在幾乎很難見到全職媽媽);城鄉二元制下,工農產品價格出現剪刀差,城市聚集了優質資源,迫使農民工進城務工,同時農民工的薪資又相對低廉。
但毫無爭議的是,計劃生育是把雙刃劍,自2010年後,中國的人口紅利迅速消失。大城市出現招工難,民工荒擴展到了全國。儘管2004年到現在農民工的工資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在增長,但是招不到農民工還佔主流。這已經表明: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悄悄到來。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之後開始減少。隨著人口變化,人口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越來越小,甚至現在為負值,也就是說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圖:人口紅利消失的證據1(勞動人口自2010年後開始降低)
圖:人口紅利消失的證據2(用工荒,農民工薪資直線上漲)
也正是為了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負擔,政府全面放開二胎。
2)看完了L(勞動力數量),再來看第二個因素:A(人力資本) (部分引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顏色文章)
人力資本,從通俗意義上理解就是人才的積累。借用Jason在』人力資本真的就比物質資本更重要嗎?中的回答,』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在現今對經濟的發展都極其重要,隨著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到來,要想取得更高的經濟效益就不能只是注重物質資本的積累、投入,還需要注重利用率、有效組織利用等等,而且就目前看來企業、國家之間沒有哪個不面對著激烈的競爭,所以要想取得更大的效益,要想持續性獲益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就不得不倚重於人力資本這個能最大化提高效率的因素。』
中國是什麼情況呢?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二十年,人力資本累積是非常迅速的,主因在於階級的流動性非常強。「讀書改變命運」、「鯉魚躍龍門」,一個個成功的案例使得中低收入家庭對教育的投入非常巨大。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下中國的階級固化正在加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讀書無用論」、「富二代」、「官二代」、「拼爹」等說法,「寒門再難出貴子」。中低收入家庭對於教育的重視程度在降低。
更甚,有人開玩笑說改革開放前十年,發財靠膽子;第二個十年開始,發財靠路子,社會流動性開始降低,再過十年,發財靠老子,那就是社會流動性最低了。
究其原因,十年文革徹底粉碎了精英階層、氏族權貴,之後高考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中國出現了階級流動性非常強的二十年,讀書可以徹徹底底的改變命運。
但現在教育的水平和質量越來越取決於出生和出生地:鍾莉2006年的一項研究指出,1990年中國城鎮和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分別是2.6%和0.9%,前者約是後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別為26.5%和2.7%,二者差距擴大到了近十倍。
再看教育質量,楊東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點高校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呈現下降趨勢,清華大學2000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17.6%,比1990年減少4.1個百分點,北京大學1999年農村學生比例為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
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後社會流動性容易降低,而社會階層固化會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大家可能會疑惑,精英為什麼不能保證社會持續增長?著名經濟學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會就是一個低流動性社會,精英階層為保護既得利益,設置壁壘,導致人才浪費和人力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會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資本投資積極性;精英社會壓制各種要素投入的積極性。
實證發現,社會流動性的高低與GDP增長率呈正向關係,社會流動性高,GDP增速就快。
圖:社會流動性與GDP增速正相關
所以,我們說各種不平等、各種固化使得社會活力逐漸降低,適度的社會流動性保證動態的公平,才能激發老百姓的積極性,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從而減少不平等,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相互促進。總結關於人力資本的觀點:改革開放前二十年,階級流動性低,造成教育回報率較高,人力資本累積快,促進了GDP的高速增長。目前,階級在固化,中低收入家庭投入教育的意願在下降,城市、農村教育水平在急速拉大,人力資本累積速度放緩,對GDP增長帶來拖累。以答主自身為例,在復旦讀金融期間,幾乎沒有來自農村的孩子。
3)實物資本K
不得不說的是,中國在78年-2000年是存在很多優勢的。一方面,需求非常強,往內看,我國的內需非常強大,每年增速在10%左右;向外看,外部沒有大的戰爭發生,使得外需每年保持4%-5%的增長。
那麼需求強大了,就會催生企業的生產、投資意願,也帶來了賺錢的機會。可以說,在這個時代,只要你膽子夠大,生產生產再生產,加工加工再加工,是永遠不用擔心賣不出去產品的,這也產生了江浙一大批的富豪。
再來看另一方面,企業擴大生產需要錢,借錢最直接的方式是去向銀行貸款,在改革開放頭二十年,企業借錢的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主要原因有兩點:1)中國由於文化、習慣、預防性等原因,儲蓄率很高。2)融資環節相對單一,通常是銀行借錢給小企業,或者是銀行借錢給國企,國企加上一定的利差放給小企業。 在這兩個原因下,企業的融資成本低,就會有意願去擴大生產,提升GDP。
然而情況也發生了轉變。從需求端來看,目前中國有些產能過剩,內需、外需不振;融資端來看,企業的融資成本也在增加。銀行也不願意借錢給小企業,因為銀行借錢是要承擔風險的,擔心小企業沒有資金償還。大國企很容易從銀行拿到貸款,但國企的投資途徑被拓寬,相較於於借錢給小企業,信託似乎更具吸引力。
所以融資途徑在這些年大致發生了一下的變化:
銀行-》國企-》小企業
銀行-》國企-》信託-》小企業
銀行-》國企-》信託-》再擔保-》小企業
小企業借錢的環節在增加,會造成融資成本的上升。這就意味著企業借錢生產所獲得的利潤會降低,進而損害企業投資的意願。另一方面,中國的高儲蓄率也不可持續,日本由於老齡化嚴重,儲蓄率已經有所降低,中國也有可能追隨日本的軌跡。儲蓄率降低的後果,就是融資成本會進一步增加。需求降低、融資成本增加造成的後果就是,實物資本的積累速度下滑,進而會拖累GDP的增速。
4) 全要素生產力
全要素生產力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技術;二是風口(制度)
首先看技術層面,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技術可以用「一窮二白」來形容,但這並不一定都是壞的現象,經濟學中有個辭彙叫做』後發優勢』 。
什麼意思呢?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是後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在基礎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這就是後發優勢。
但不能忽視制度對於技術的作用。落後國家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因此,國家經濟要發展,技術、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就不僅僅是因為技術進步,制度的作用非常大。從大的方向看,在改革開放初期,幾乎每十年都可以迎來一場大的變革,例如80年代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股份制改革,90年代的南巡,經濟特區的設立;2000年的國企改革、住房改革、以及WTO。
中國高投資率、與高增長率的背後,就是這些制度的變遷。比如在90年代以前,沒有破產制度所以不牽扯到下崗問題,不允許大量勞動力自由轉移所以就業競爭不大,而且官方還默許子承父業,因此如果自己未來的就業出生就決定了,那麼誰還會學習呢?所以那個年代許多工礦子弟在學校根本就不學習,於是那個年代中國的人力資源自然很差。所以如果不改革制度,僅僅買設備,你說有用嗎?
上面講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是來自於單純的技術進步,而是某些制度改革改變了技術的需求。從制度演變的角度,質疑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現在中國的制度改革如何了呢?回顧自改革開放初期以來的改革,可以發現在經濟停滯之日,就是改革之時。
之前幾次的改革時間分別是:1982、1990、2000年,每隔8年,基本規律是在每任政府第二屆任期的前三年進行大的變革。(第一屆任期傾向穩增長,第二屆任期的後兩年需要平穩過渡,第二屆任期的頭三年是改革最好的時間窗)自2000年後,中國再未有大的制度變革,08年本來是一個好的時間窗口,但適逢全球經濟危機,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遇到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於是政府出台了4萬億的財政刺激措施,經濟增長一下子被拉回,但真的可以持久嗎?
今年是習大大第二屆任期的開元之年,適逢經濟增速從「高速」跌至「中高速」時代,是不是可以猜想,在未來三年中國將迎來又一輪的改革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此外,結合上文所提及的,是不是可以更有深意的了解國家所出台的政策呢?
例如:
為應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國家開放二胎政策;
為應對融資成本偏高的問題,國家鼓勵金融創新,尤其是互聯網金融創新(以減少資金流轉過程,降低融資成本,鼓舞企業再投資、再生產意願)
為應對階級固化問題,開徵房地產稅、遺產稅
為鼓勵全要素生產力,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
…..
下一步該期待什麼?
1.資料來源:chenqin如何判斷人口紅利是不是已經消失
2.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顏色,中國社會階層固化有多嚴重?
3. 楊小凱:後發劣勢
4.林松陰:林毅夫與楊小凱關於後發優勢/劣勢的討論,哪一方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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