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是靠愛情起家的藝術圈壞女孩兒！

現代主義結束前，女性藝術家很難將自己的作品和自己情感生活的八卦剝離開來。風流韻事為她們博得了話題，而獨特的才華又的確征服了觀眾。如今，我們可以不必在女性藝術家的作品面前談論她們的私生活，可見社會發生了多麼巨大的進步。

詩人西川曾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寫過一首詩：

這樣一個女人被我們愛戴

這樣一個女人我們允許她學壞

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

酗酒，唱歌，叼著煙捲

這樣一個女人死得不明不白

這首詩是年輕的西川獻給瑪麗蓮·夢露的，換句話說，是一位仰慕者寫給心中女神的悼詞。細品這首詩，什麼樣的女人我們會允許她學壞？一定有種令人著迷的氣質——在某個公共場合遇見時我們會驚鴻一瞥，且以後一生都會時常回憶起的女人。李·米勒正是這樣的女性。

米勒生活的年代在20世紀初，正是超現實主義最鼎盛的時期。她的故事並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年輕姑娘來到巴黎，在遇見自己的夢想之前，遇到了影響其終身的男人。她手裡可能還拎著一個箱子，滿滿當當地盛放屬於當時的時髦衣物和人生理想。接下來，她會在這座城市裡設立一個小小的工作室；再然後，她將去拜訪城裡最具名聲的大師，成為他們的模特、學生以及情人。

李·米勒的一張外景時尚照片

這樣的劇情看起來就像是出自好萊塢的經典愛情劇，不同之處在於，電影里這樣幸運的女孩子大多表現得單純、明媚而朝氣十足，比如《風流俏佳人》里的安吉麗娜·朱莉或者、《窈窕淑女》里的奧黛麗·赫本；米勒更多的則表現出靈氣、聰慧和十足的野心，她十分了解自己需要什麼樣的人生。

米勒的美，讓上個世紀紐約和巴黎的時尚圈及藝術圈都為之驚呆，而且這一驚就讓她嗲了一個年代——那曾經的美國現代藝術家群體，頂尖的時尚雜誌，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她的簇擁者。

細說李·米勒的生平，1907年她出生在一個殷實的中產階級家庭。童年有被性侵的陰影，父親為了治療她的心理創傷，告訴她：性只是一種生理行為，與愛無關。

李·米勒與她的父親

人們更擅長談論的是1926年的李·米勒如何讓人驚艷，如何在紐約大街上叫CONDENAST一眼相中，如何在年僅19歲的時候就成了《VOGUE》最受歡迎的女模特。

一張1927年的時尚照片。坐在椅子上的是20歲的李·米勒，身旁是另一名華內很鍾愛的名模Agneta Fischer。

1929年，她是紐約最炙手可熱的模特，卻因「厭倦了只被拍攝」，而只身前赴法國，投到曼·雷門下學習攝影，成為了曼·雷的情人；1933年，她成了圈中最受歡迎的女人，幾乎與整個巴黎的精英都有交往，畢加索甚至為她畫了畫像。當她絕塵而去，打算回到紐約成立了獨立攝影室，開始時尚攝影師的生涯時，曼·雷對她的離開完全束手無策，只能憤懣地在作品上宣洩自己的沮喪。

曼·雷以她為模特創作的作品。

李·米勒屬於自知自己美貌，且懂得如何運用的人。她自然收下美貌帶來的一切：好情人、好時光、好機遇，穿梭於巴黎與紐約之間，做著上流社會的寵兒，時尚雜誌的超模。她有著極其靈活的頭腦，在不想做一件事情之時，下一件事情馬上便能做得很好。

李·米勒在給時尚雜誌做模特時，年齡約在20－28歲之間。

一年後，她已經是紐約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PATOU、CHANEL都成了她的固定客戶。此時，她卻宣布結婚，與丈夫一起離開美國，去了開羅；三年後，李·米勒放棄了這段安逸的婚姻，返回巴黎並結識了第二任丈夫──超現實主義畫家羅蘭·潘羅斯（Roland Penrose）。

二戰爆發時，她服務於英國版《Vogue》，主動請纓去到戰爭最前線，開始扮演起生命中另一個角色：戰地記者。她用鏡頭拍下了德軍空襲倫敦的照片，題為《冷酷的榮耀：戰火下的大不列顛》。戰後，她歸隱於田野，成為了一名普通家庭婦女。

僅僅是一名時尚模特，似乎沒有太大意義；僅僅做一名時尚攝影師，也還不是太有高度。但成為一名戰地攝影記者，在轟隆的炮聲與槍林彈雨里記錄下戰爭的罪惡，李·米勒的個性與才情、叛逆與思想，在此都到達了她人生的巔峰。

很多人評價米勒，說她缺乏一種恆定力——無論什麼事情她都有能力做到最好，但總是做到一半的時候就放棄了，然後投奔下一件事情。但事實上，她所追求的並不是在某一個具體的領域達到頂尖位置，李·米勒完全是在盡情的，甚至可以說是急切地體驗人生。揣摩她的人生，從浮誇的精英時尚圈到直面死亡的戰爭第一線，最後妥帖地操持著家務，她在體驗「生而為人」的意義。

劇作家史航在分析《卡門》的時候曾經做過一個很有趣的類比，他說女人分兩種，一種像鳥，籠子對她來說太擁擠，她們會抑鬱、會自殺，你總要將她放飛到天上去；另一種是魚，魚缸再小也不會有問題，她們在自己的天地里靜靜地呆著。米勒很顯然是前者，把她鎖在籠子里對她而言太殘忍了。

但同年出生的弗里達，這個判定就變得複雜多了。弗里達一生極為坎坷，渴望忠貞又放蕩不羈，繪畫對她而言就像苦難人生中的一劑杜冷丁。很難說清楚她究竟是一隻挨了太多子彈才飛不盡興的鳥，還是一條被迫衝進洪流里的魚。

藝術家弗里達·卡羅

不同於李·米勒不斷切換自己的身份，弗里達始終穿著墨西哥傳統服裝。弗里達幾乎只描繪著關於自己的經歷——丈夫的偷情、流產和身體的病痛。

傳世的200多幅作品中，幾乎一半是她的自畫像。她說，「I paint myself because I am so often alone and because I am the subject I know best.」 （我常常畫我自己，因為我是如此孤單，並且這也是我最熟悉的事物了。）

當然，任何畫家或者作家、音樂家等其他領域的藝術家，都無可避免地是在基於自己的經歷創作，可以說所有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因為帶有某個藝術家自身的烙印才使其呈現出別樣的風采。脫離了畫家本身氣質的畫作都是喪失了靈魂而沒有生氣的，這也是為什麼尋找「自我」對於藝術家是最關鍵的一環。

這些大膽的畫作，將畫家迭戈·里維拉帶入了她的生活。兩人的愛情經歷了很多場風流韻事，分分合合最終還是走在了一起。在他們戀愛時，弗里達開始模仿里維拉的風格，但里維拉說：「你必須專心於自己的表達方式」。

里維拉意識到，她繪畫中採用的淳樸的民間風格，正好掩飾了她技巧經驗上的不足。里維拉是真正深刻理解弗里達的人，他在一封信中對朋友說：「她的畫尖刻而溫柔，硬如鋼鐵卻精緻美好如蝶翼；可愛如甜美的微笑，卻深刻和殘酷得如同苦難的人生。」

如同弗里達自己所說，想必她也是看透了迭戈·里維拉，或者說看透了男人，「我生命中遭遇過兩次巨大的災難。一次是被車撞了，另一次是遇見我的丈夫。」

「做迭戈的妻子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甚至允許他和其他女人發生關係，迭戈不是任何人的丈夫，而且永遠也不會是，但是他是偉大的夥伴。」

弗里達和李·米勒，兩位同年出生的女性，都被藝術和愛情選擇了。前者是為了將肉體的痛苦從生命的意義中抽離出來，後者是為了追尋真正的、屬於靈魂層面的自由。畢加索筆下的李·米勒和弗里達的自畫像有幾處共同點——都在哭；軀幹上都有一個填不滿的黑洞。

畢加索為李·米勒畫像

弗里達的自畫像

「有一天，女人或許可以用她的『強』去愛，而不是用她的『弱』去愛，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捨棄，而是自我肯定。那時，愛情對她和對他將一樣，將變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險。」波伏娃這段話精準概括了她們的所思所求，甚至也能激勵著如今的我們大膽前行。

法西斯戰敗那天，李·米勒在希特勒的浴室里洗了一個澡。

弗里達在床上作畫

回到她們二人故事的一開始，弗里達帶著自己的畫作去找墨西哥最有名氣的大畫家裡維拉評鑒；米勒隻身到達巴黎，準備投靠巴黎藝術圈的領軍人物曼·雷門下，當時年少的她們和今天熱愛藝術的青年並無二般，都充滿了對夢想、對藝術的憧憬，正如電影《愛樂之城》里，《City of stars》的歌詞所寫：

City of stars ，

Are youshining just for me ？

（繁星之城，你是否只為我一人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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