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真的對華人有好感？看看《我的奮鬥》就知道了！

按「黃臉乾兒」們的想法，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怎麼著也得在未來納粹新秩序下分一杯羹吧？然而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提到中國和中國人的不過寥寥幾處，而且還是這麼說的：「（你能想像）一個黑鬼或者中國佬能變成一個德國人，就因為他學過德語；將來因為他能說德語，就可以對德國政黨投票嗎？」文中不僅將中國人和他最討厭的黑人相提並論，還特地使用了侮辱性的名詞（Nigger和Chinaman），由此可見希特勒對中國的真實態度，而什麼希特勒曾受過華人照顧所以一直對中國抱有好感之類的言論，只不過是「黃臉乾兒」們的自我意淫罷了！

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2016年的元旦和往年並沒有什麼兩樣，但對於德國拜仁州政府來說，這天卻意味著麻煩：到了這天，有本歸屬於他們名下超級暢銷書，因為作者逝世70年，根據相關法律版權到期。從此之後，這本書就將屬於「公共領域圖書」，任何第三方再想出版這本書，都不需要另外獲取他們的授權同意了。

不過，拜仁州政府頭痛並不是壟斷失效，無法再用這本賺取豐厚的利潤。恰恰相反，他們打一開始就壓根沒有考慮過靠出版這本書賺點什麼外快，他們拿到此書版權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別人無法出版，從而達到徹底封殺它的目的。因為這本書，就是赫赫有名，全球公認的大毒草——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從二戰末期希特勒自殺的1945年到2016年的70年間，拜仁州政府都以出於對納粹政權受害者的尊重和避免煽動仇恨為由，變相封禁了此書，使其成為了等閑見不到的「隱形之書」，除了少數研究者能在圖書館的角落中看到，其他人都是只聞其名，不見其書。但沒想到，在《伯爾尼公約》有關版權規定的庇護下，這本納粹聖經在今年居然有可能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了。這讓許多人感到憂心忡忡，擔心這本書就像一道魔咒，將納粹主義或者其他極端民族主義、極右翼思潮從地獄深處召喚出來……

小小的一本書，真的能有這麼大的魔力嗎？這本《我的奮鬥》，到底講了些什麼？又是怎樣出爐，一步步變成納粹主義的指南聖典的？而這一切，都要追溯到1924年那個夏天。

獄中的反思：一部第三帝國的遠景規劃

1924年4月1日這天，慕尼黑人民法庭對去年11月9日那場鬧劇一般的啤酒館政變做出了最終判決。法庭認定，參與政變10名陰謀分子全部犯有叛國罪，但判決卻異常寬大——簡直寬大到可以真的認為是愚人節玩笑的地步——以希特勒為首五名主犯僅被判處了5年徒刑，而且服刑六個月之後就能申請假釋。在對叛國罪作出如此輕微的懲罰之後，法官還對希特勒感到抱歉，特地在判決書加入了一段對他「純粹的愛國動機和光榮的意圖」表示深刻同情的說明，而且斷然否決了公訴人要求將這個外國人驅逐出境的要求，因為他認為「這個要求不能適用於像希特勒這樣處處以德國的地位來進行思考和體驗的人」。

一場企圖推翻現政府的政變，換來僅僅是微不足道的牢獄之災，考慮到政變之後兩天的11月11日希特勒就被逮捕收監，到 4月1日這天他已經在監獄中呆了快五個月，實際上法庭的這個判決幾乎就是將其當庭開釋！由此可見，當時整個德國社會對希特勒都持以一種同情和支持的態度。不過，一向不按牌理出牌的希特勒這次又出乎人們意料了。善於裹挾民意的他並沒有急著出獄，利用德國大眾對其的同情支持去賺取更大政治資本，反而是老老實實地監獄裡面住滿了一年，直到這年的12月20日方才出獄。這倒不是因為希特勒真的有所反省，決定在監獄中洗心革面。而是因為他此刻做一件他認為意義更加重大的事情：撰寫一本嚴肅的政治著作來系統地闡述自己的三觀。

對希特勒和納粹黨來說，撰寫一本著作這事倒不是心血來潮。這很可能是出於希特勒的商務經理——納粹黨御用艾赫出版社（Franz EherNachfolger GmbH）的負責人——馬克斯·阿曼的提議。作為一名精明的書商，阿曼不想放過啤酒館政變帶來的商機，因此極力勸說希特勒撰寫一本揭秘此次政變內幕的書；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將這本書打造成一本勵志大作：講述一名默默無聞維也納「工人」（至少元首自己是這麼說的），是如何通過不懈努力和奮鬥成為如今風雲人物的。他向希特勒保證，這本書一面世就能登上暢銷書榜首，可以帶給希特勒不菲的收入，不僅能讓他償清在不久前的審判中欠下高額律師費用，甚至還有盈餘買一輛賓士車！

但政治家的希特勒思考得遠比這個商人更深遠。事實上，1923~1924的牢獄之災讓希特勒清醒成長了不少，他已經很明確地意識到，在德國武裝奪權是行不通的。用希特勒自己的話說，啤酒館政變是他「一生中最輕率魯莽的決定」，因為即便是政變「成功，也必然會由於當時運動內部的不夠成熟和組織及思想基礎上的缺陷而以慘敗收場」。在蘭德斯堡（Landsberg，位於慕尼黑以西約80公里勒支河畔，是一座用舊城堡改建的監獄）蹲監獄的這段時間中，希特勒通過思考已經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推翻舊國家是不夠的，必須在事前建立起新國家，並且隨時準備好……留下來要做的不過是摧毀舊國家的最後殘餘——這隻要幾個小時就行了。」不過這還是1924年，距離1933年這個新國家成立還遙遠得很。此時除了希特勒本人，其他誰也都不知道這個新國家到底是什麼樣。因此，希特勒也迫切需要撰寫一本著作，讓其系統地向大眾闡述自己全部政治理念，告訴大家這個未來之國到底會是什麼模樣。

毒草是怎樣炮製出來的：《我的奮鬥》出爐

在歷史上，不乏政治人物在獄中發憤撰寫重要政治的例子，但其中很少有人能像希特勒一樣擁有如此優越的寫作環境。由於當地政府縱容，希特勒在蘭德斯堡與其說是服刑，不如說是在度假：住的是舒適單人囚室，窗外就是美麗的鄉村風景；吃的是比市面還好的食物，每天還有葡萄酒或啤酒供應。當休息時，他和其他納粹分子可以打牌、運動，四處聊天散步。到了後來，獄方甚至還允許他們開辦酒店和出版報紙——不誇張地說，光是全德國寄給希特勒的慰問品就足夠供他們開辦這家酒店，外加一個水果店和花店了。就連希特勒自己也說，這段服刑時間實際上他在接受「政府付費的大學教育」。

大概是在5月左右，希特勒開始著手撰寫這部著作。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和獄友一切吃過早飯之後，就回到自己的單人囚室從事寫作和閱讀，偶爾會去出席一下獄友的活動。一般他會寫到中午，然後和納粹獄友一起吃午餐。午餐期間他會進行各種高談闊論，發布重要指示。下午是他處理信件、會見客人和進行散步的時間。晚餐後，他會看看獄友的體育活動，等到8點回到自己的單人牢房，10點準時熄燈。在蘭德斯堡這樣規律地生活了半年多之後，希特勒不僅完成了自己的書稿，甚至連體重都為之增加了。到12月20日出獄時，他已經完成《四年半來對謊言、愚蠢和膽怯的鬥爭》的第一卷《重要問題的解決》。意猶未盡地的他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又抽空在伯希特斯加登的瓦亨菲爾德別墅寫完第二卷《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正如前文所說，阿曼期望是看到一本揭秘或者勵志的書，所以當他看到原稿對啤酒館政變隻字未提時不禁大失所望。然而，精明狡猾的希特勒深深地明白，此時的納粹黨還處在困難的創業期，從政治角度來看，不管是旁人有多好奇，自己也絕不能去翻過去的黑歷史。因此，整個第一卷更多的是抽象性的表達，以及一些普通的自傳而組成的。在希特勒的堅持下，阿曼所能做的，也就是組織人手編輯修改全文，將絲毫沒有賣點書名改成朗朗上口的《我的奮鬥》而已。

《我的奮鬥》最終能夠得以出版，是離不開魯道夫·赫斯、伯恩哈特·施丹福爾和約瑟夫·捷爾內三人辛勤工作的。從蘭德斯堡的開始，希特勒每天都固定抽出幾個小時向赫斯口授書稿，然後由他用手提式打字機記錄下來。在赫斯完成了最初的文本整理和筆錄工作之後，由施丹福爾這名天主教神父負責修改語法錯誤，潤色文章，刪除一些政治上不合時宜的部分；而捷爾內加入團隊的時間比較晚，他是納粹黨機關報《人民觀察家報》的一名記者，以擅長寫反猶詩歌而得到了希特勒的信任，直到第一卷再版時才成為編輯擔當，等到第二卷的出版時，他已經開始負責整部書的清樣校對工作了。

暢銷書的奇蹟：納粹時代的聖經

1925年7月18，《我的奮鬥》第一卷《重要問題的解決》出版，售價是12馬克（當時約合3美元），比同期德國出版的大多數書籍貴一倍。第二卷《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於1926年11月11日出版（兩冊版面均為15.3x22.8cm，上下冊售價合計24馬克）。全書共27章，上卷12章，下卷15章

（上冊：我的家庭/在維也納的學習/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在慕尼黑/世界大戰/戰爭宣傳/革命/我政治生活的開始/德國工人黨/第二帝國的崩潰/民族和種族/納粹黨的最初階段;

下冊：世界觀和政黨/國家/公民和國主體/個人和人民國家的觀念/世界觀和組織/最初的鬥爭/和紅色勢力的鬥爭/孤獨讓強者變得更強/有關衝鋒隊意義和組織的基本理念/聯邦主義的假面/宣傳和組織/工會問題/德國戰後聯盟政策/東方政策/緊急防衛權）

在1930年以前，《我的奮鬥》都是以這種上下卷分開的形式出版。而到了1930年納粹運動走上正軌之時，為了普及和宣傳，又專門除了一個上下卷合訂的促銷版，售價僅為8馬克，而且在尺寸裝訂上很狡猾模仿了當時通行的《聖經》大小（12x18.9cm）。而到了第三帝國時代，這部厚達782頁的合訂本大部頭，果然成為了家家戶戶人手一本的新聖經。

搞清楚《我的奮鬥》納粹上台之前到底賣出了多少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的自然銷量是一個最直觀的指標，從中可以反應出普通大眾到底對納粹和極右勢力到底能盲從到什麼地步。阿曼曾經吹牛說這本書第一年就賣出了23000冊，以後逐年遞增，但是這顯然是吹牛，反納粹的人是從來不相信這個數據的；但另一部分人又走入另外一個極端，居然不過大腦地相信截止到1927年《我的奮鬥》總共只銷售出6200套。

1945年，由於盟軍繳獲了艾赫出版社的版稅清單，《我的奮鬥》的真實銷量也隨之曝光：在納粹上台之前7年之中，總共銷售了22萬套。1925年剛問世時，一口氣銷出了9473冊。26年銷售了6913冊，27年銷售了5607冊，到了28年已經跌到3015冊。但隨著經濟危機爆發，這套書和納粹黨一樣，都迎來了轉折：29年賣出了7664冊，30年暴增到54086冊，到納粹上台前的32年，已經達成年售出90351冊的可怕成績，差不多是每三千德國人中就有人去主動買了一本。考慮到這是一本超級枯燥的政治向書籍，這個成績已經是讓人瞠目結舌的了。

隨著《我的奮鬥》的大賣，希特勒也從中獲得了不菲的版稅收入。1933年，希特勒就任總理的第一年，《我的奮鬥》的銷量就暴增到150萬冊，他的版稅收入也多達100萬馬克（約摺合2010年美元377萬），而出版社也很明智地將他的版稅從10%提到了15%。隨著希特勒成為第三帝國元首，《我的奮鬥》成為納粹德國新聖經，德國就再也沒有什麼書能比這本書更暢銷了。每戶德國家庭都會購買一本《我的奮鬥》放在家裡，倒不是說他們真的認同或者支持納粹運動，僅僅是為安全，免得惹來不必要的麻煩而已。只要是在德國上學的學生，無論是什麼學校畢業，畢業典禮上也一定會得到這本書。而當時市政廳在登記結婚時，也將本來送給新婚夫妻的《聖經》改成了《我的奮鬥》。由於納粹黨利用政治特權的推廣，《我的奮鬥》銷量不斷一路攀升，到1939 年，這本書的發行量已經高達達到545 萬冊，1942 年總計發行845 萬冊，1943 年的數字為984 萬冊。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一共銷售了大約1200萬本、被官方翻譯成了16種語言，給希特勒帶來了800萬馬克（摺合現在3016萬美元）的版稅收入！

我的抽筋：不堪卒讀的奇書

不過，即便是拋開後世的偏見不談，《我的奮鬥》也是一部在學術上沒有任何價值可言的著作。甚至就連希特勒自己都在私下承認，如果早知道他最終會當上德國總理，那他是絕不會以這種形式出版《我的奮鬥》的。

在所有的批評中，「邏輯混亂」是對這本書最中肯的批評之一，也是這本書最明顯的毛病。作為一個演說家，希特勒無疑是有著驚人的天才。他可以就著一個話題又一個話題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個小時，用各種煽動性的字眼撥弄聽眾的情感。然而當把這些談話變成文字之時，希特勒就顯示出未接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膚淺本質了：《我的奮鬥》整體結構鬆散，行文邏輯跳躍，充分顯示出作者缺乏在書桌前富有邏輯地思考和組織文字的能力。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資格文藝青年，希特勒在《我的奮鬥》忍不住對他能想到的一切問題發表意見，全然不顧這本書本來的主題，結果使得全書除了政治之外，文化、教育、戲劇、電影、漫畫、藝術、文學、歷史、性、婚姻和賣淫，等等無所不包，毫無重點可言。甚至在探討《第二帝國的崩潰》（第一卷第十章）這種嚴肅的主題中，他會突兀地花了整整十頁專門討如何在德國根治梅毒問題。整本書天馬行空的瞎扯風格，由此也可見一斑。

拋開行文邏輯風格，即便是單談對德語的使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也是一個失敗的範本。曾經有文學批評家做過統計，整本書中出現了16.4萬處語法和句法錯誤。在書中，笨重而難以理解的從句；沒有必要的文字重複；稀奇古怪的概括比比皆是。整本《我的奮鬥》充斥著強烈而富有侵犯性的語言；誇張、華而不實、裝腔作勢的文風和矛盾、因果倒置、草率歸因的論證方式，使得整部書不堪卒讀。實際上，很少有人——包括許多忠實的納粹分子——能把這本臃腫冗長的大部頭讀完。甚至就連納粹黨內部也有人揶揄地說，這本書其實應該叫做《我的抽筋》。

惡毒的精華：集納粹主義之大成

然而，富有諷刺意義的是，大多數人光顧著取笑《我的奮鬥》，卻嚴重地低估這本書的重要性。威廉·夏伊勒（著名歷史作家，《第三帝國的興亡》作者）曾異常感慨地評論到：「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國有更多的非納粹黨人讀了這本書，要是外國政治家在還不太晚的時候仔細讀了這本書，德國和全世界本來是可以免於一場災難的。」因為，希特勒在這本書里「精確地寫下，如果他一旦掌權的話，他要把德國變成怎樣的一個國家，他要用德國武力征服把世界變成為怎樣的一個世界。在這本富有啟示性的書里……描繪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勝利年代裡強加給被征服的歐洲的野蠻新秩序的藍圖……。」

雖然《我的奮鬥》在本質就是一本文藝民科青年所能胡謅出來的玩意，但是不可能否認的是，這本書顯示了不凡的否定性力量，依靠這種力量，作者將許多謊言和半真半假的東西攪和在一起，通過自己刻骨的仇恨匯聚成陰謀論大全。在這本書中，希特勒不僅鼓動和激起仇恨，還和所有的讀者一起分享它。另一方面，雖然在描述上有各種跳躍切換，但是在這本書中，希特勒還是清晰並且前後一致地表達了出了一種納粹黨的世界觀，一種他最終在第三帝國中付諸實踐，並且帶來災難的世界觀。

在《我的奮鬥》之中，希特勒所表達的整個世界觀基礎——按他的話來說是一種「花崗石基礎」——建立在一種對雅利安人優越性上。希特勒認為，人類可以劃分為三種群體：雅利安文化的奠基人、文化的支撐者和文化的毀滅者。雅利安人其中又尤其是日耳曼人，是頭腦「湧現出天才神聖光彩」的文化創造者，是「人類的普羅米修斯」。在這個體系，所有其他非雅利安人，要不勉強可以被當作支撐著，要不然就只能被奴役。作為問題的另一個方面，高等的雅利安人如果放棄了血統的純潔性，就會喪失自己的天堂而沉淪。因此，為了維護這種血統純潔性，必須從內部剷除低等民族——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甚至就在這本書中，希特勒已經提到「將1.2萬或1.5萬希伯來的國家腐敗者交給毒氣……為未來挽救100萬守秩序、有價值的德國人」。

如果這樣一個種族國家建立起來之後，又該如何組織和統治呢？既然整個人類分三六九，那麼讓高等人類相互結合，進而產生所謂的超人，再將政權交給這些超人不就好了么？在《我的奮鬥》之中，希特勒也正是如此堅定地表達說，天才人物不是來自普選，而是被優生出來的，他們是極少數被選出來實施實際權力的人，而這種國家的組織方式也必須建立在個人原則，而不是多數人決策的基礎上。換言之，就是以後納粹德國那種軍事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獨裁統治模式。

當這種國家建立起來後，理所當然就會產生生存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向外謀求生存空間。他認為這種國家的未來存在於對生存空間的征服中。希特勒很奇怪地認為，英國也是一個偉大的日耳曼國家，德國不應該在海上和他們爭奪，而是應該在在陸地上發展，這樣英德可以結成一個「天然同盟」。所以，德國應該在東歐和俄羅斯奪取空間，謀求達到國家延續、保證強國地位、人口增長的種族生存空間。

其實，《我的奮鬥》觀點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書中塑造的世界觀並不是建立在精心證明的前提、客觀的論證和可靠的邏輯之上，而是根植於虛假的歷史和神話學基礎之中，比如《錫安長老議定書》這種偽造的東西之上。希特勒在整本書中都先入為主地相信諸如自然、命運、天意、陰謀之中，而且將許多事物毫無根據地聯繫起來，比如將武力對外擴張和經濟增長之間直接假定出一個因果關係。對於大眾來說，真正有價值，經過嚴格論證觀點往往讓人望而生畏，而希特勒這種將半真半假的東西摻合在一起，危言聳聽地告訴大家所謂「真相」的論述方式反而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容易蠱惑許多善良的人們。即使時至今日，這招也往往是屢屢奏效的，何況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人們？這本大毒草具有的毒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黃臉乾兒的尷尬：《我的奮鬥》在國外

《我的奮鬥》在德國公開出版後不久，對德國事務最為關心的法國就注意到了這本書。迅速將其翻譯成了法文出版。由於沒有獲得授權，還招來希特勒私下的抗議。直到1930年底才才由NouvelleséditionsLatines (NEL)出版一個授權的版本。納粹上台之後，由於德法關係波折不斷，圍繞法譯本也引發了很多官司和訴訟，最終在刪節修改一些令法國人不爽的段落之後得以出版。而搞笑的的是，在德國佔領法國之後，納粹政府很乾脆將這個法譯本列入了禁書名單。

《我的奮鬥》在英美兩國最初也是以未授權的譯本出現，直到二戰爆發前夕的1939年2月，才由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翻譯一個正式版本。由於英德政治理念和傳統極大差異，這個譯本對一些刺激英國讀者的部分做了許多刪節，將原文的700多頁愣生生刪去了200多頁。而從1934年納粹上台到1944年十年間，《我的奮鬥》在全世界總共出了包括丹麥語、葡萄牙語、保加利亞語（1934）；法語、瑞典語（1934,1941）；西班牙語、匈牙利語（1935）；阿拉伯語、中文語、捷克語（1936）；英語（1939）；挪威語、芬蘭語（1941）；泰米爾語（1944）等的十四種譯本。

隨著納粹上台，極右翼思想狂潮也席捲了東亞，中國和日本的「熱血青年」都不約而同地對法西斯主義產生了興趣。尤其是納粹德國的優等民族種族劃分、「奪取生存空間」的理論、絕對服從的獨裁統治方式，在東亞各國極右翼勢力中獲得了廣泛的贊同。蔣介石更是對納粹德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口號大為心折，在1934年派鄭介民、潘佑強、杜心如、滕傑等親信前往歐洲考察德意兩國的法西斯運動。他們回國之後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詳細介紹德國的納粹主義，建議在中國也付諸實施，加強和建立以蔣介石為首的獨裁統治機制。於是，在官方有意推動下，法西斯主義在中國成為了年度熱詞，報紙上不乏各種公開叫囂「只有法西斯蒂是拯救中國民族命運的法寶「（《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時代的車輪，既然踏入法西斯階段，那麼你就是任何人，亦不能螳臂擋車」（《法西斯的意義和譯名》）。就在這種人人以談法西斯為榮的大背景之下，1935至36年間，由中國國立編譯局組織人手翻譯了《我的奮鬥》，由商務圖書館放在「星期標準書」系列中發行，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親自作序推薦。

最早看穿這種舉國若狂的癲態，還是魯迅先生。他在自己的雜文中，給這些人取了一個入目三分的綽號：希特勒的「黃臉乾兒」（《華德燒書異同論》）。而事實也正如他揭示的那樣，這些「黃臉乾兒」很快熱臉貼上了冷屁股，在《我的奮鬥》中碰了一個大釘子。按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表達的說法，最重要就是種族優越性，是決定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在納粹秩序之下地位。按「黃臉乾兒」們的想法，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怎麼著也得在未來納粹新秩序下分一杯羹吧？然而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提到中國和中國人的不過寥寥幾處，而且還是這麼說的：「（你能想像）一個黑鬼或者中國佬能變成一個德國人，就因為他學過德語；將來因為他能說德語，就可以對德國政黨投票嗎？」文中不僅將中國人和他最討厭的黑人相提並論，還特地使用了侮辱性的名詞（Nigger和Chinaman），由此可見希特勒對中國的真實態度，而什麼希特勒曾受過華人照顧所以一直對中國抱有好感之類的言論，只不過是「黃臉乾兒」們的自我意淫罷了！

另外更加要命的是，《我的奮鬥》中在提到日本時，還勉強地承認日本人是文化支撐者，是比中國高等那麼一點的種族。這就是說，在納粹的意識形態下，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就是一種理所應當的行為！這種只要看過原作就能得出的結論，實在讓「黃臉乾兒」們大為尷尬。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日本，他們在出版《我的奮鬥》之時也發現這個問題：在希特勒的觀點之中，整個東亞民族就沒有什麼較高的地位可言，區別僅僅是在於可以勉強利用合作和必須加以奴役甚至消滅而已。因此，雖然東亞極右翼狂潮泛濫，但是中日兩國卻不約而同地不敢出版全本《我的奮鬥》。日文版《我的奮鬥》做的刪改幅度不比英譯本少，而中文版刪得比日文版還多，幾乎是整章整章地大段刪減，成了一個不知所云的譯本。

修訂三觀後出版：政治正確版《我的奮鬥》

二戰勝利之後，東西方四大盟國或許在其他對德處置問題上有所分歧，但是在徹底肅清納粹思想這方面卻是格外一致。希特勒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我的奮鬥》，自然也在盟軍的封殺之中。這在東德和其他蘇東系國家不是什麼問題，只需要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讓《我的奮鬥》永不見天日。但是在西方這個問題反而變得棘手起來，面對憲法中明文規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西德政府只能採取迂迴措施：由美國佔領當局出面，將《我的奮鬥》的相關權益移交給拜仁州政府。而拜仁州政府則以自己不出版也不授權他人出版的形式，從法理上正當地封殺了這本納粹「聖經」。只是沒有想到時光匆匆，70年轉眼就過，封殺這招再也用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決定來個主動出擊，搶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之前，出一本用正確三觀批註過的科學的、政治正確的《我的奮鬥》，希望藉此能抵消一些負面影響。

在這個版本中，拜仁州動員了眾多歷史學家，對《我的奮鬥》添加了3500條注釋，使得這本書從原有的700多頁膨脹到了1400多頁，幾乎是又重寫了一編！這些注釋主要集中在對納粹意識形態加以解釋消毒，隨帶批駁其中錯誤之上。除此之外，還對人物和事件背景、希特勒言論來源、意識形態根源都進行了考訂，還補充了不少當代研究成果。他們衷心希望，經過了70年，我們這代人有能力，也能有智力來正確看待這本大毒草，再也不受其蠱惑！而對我們來說，也自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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