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者的血，流成現實者的國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這是瞿秋白的遺書《多餘的話》結尾的最後一句話。

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共產主義革命家，一個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袖的人，在被捕犧牲之前的遺書結尾，沒有高喊為了新中國，沒有正氣凜然地痛斥反動派，反而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中國的豆腐最好吃。

意外之餘，卻又讓人感到好奇。

聽其言，觀其行。想要理解《多餘的話》，就必須先了解瞿秋白這個人。在這篇遺書中，他也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生平，從早期的求學到傾心文學，再到初入政壇，在漩渦中被推到領袖地位，最後在政治鬥爭中失勢抽身。此間故事，複雜冗長，按下不表，只擷取幾個事實來測寫這位自稱為「便無足觀」的「文人」。

他本身是一個才華橫溢、傾心文學的文人，卻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時勢成為共產黨的元老甚至最高領導人。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憧憬於共產主義社會天下大同的美好藍圖。

他深愛楊之華，卻能夠和楊的前期成為好友，坦坦蕩蕩，君子之風。

他和文豪魯迅交情不淺，在他被捕後，魯迅想方設法營救未果；他就義後魯迅嘆息良久，痛心疾首。

他在政治漩渦中彷徨失據，他厭惡政治上的鬥爭和詭計，對鬥爭哲學疲憊厭惡。

他的被捕，是因為黨內鬥爭失勢之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拋棄」在即將淪陷的瑞金。但他被捕後既沒有叛黨，也沒有高呼能夠名留汗青的「打倒反對派」，而是寫下了一篇在其死後仍為他帶來頗多爭議的《多餘的話》

他在臨刑之前，仍然沒有高喊什麼口號，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此地甚好」。

《多餘的話》在瞿秋白身後為他帶來了非常之多的爭議，甚至是嚴厲的批判，早期甚至有人宣稱這篇遺書是國民黨反動派偽造的，並不是我黨領袖寫下的。時至今日，官方的歷史行文中仍然也沒有對瞿秋白過多著墨，在提到的地方，也著重指出遺書中的消極主義。

《多餘的話》可以說是瞿秋白對自己徹徹底底的剖析，是靈魂的傾訴和內心的獨白。在文中，他表達了自己對於鬥爭哲學的厭惡和無奈，也表達了自己對自己一度「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和對自身「名士」、「文人」以及小布爾喬亞性格的審視。這是一篇徹徹底底的「言為心聲」的遺書。

自古文人從政多無善果，或者風骨無存如錢謙益，或者玉碎沉江如屈原，這本質上是浪漫主義的書生意氣與現實主義的血腥政壇碰撞出的一個個的悲劇。然而在我眼中，瞿秋白是最真實的，也是最接近人性的。

「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地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

人性和階級性孰高孰低，我不敢妄言。但是浪漫主義者去從事革命這種刀尖上的、你死我活的活動，毫無疑問要流出心底里的血。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侯彷彿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里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多麼「幼稚」，而又理想和浪漫的話語啊。但是瞿秋白並沒有諱言自己的「幼稚」，他通篇都在講述著自己的「幼稚」。寫到這裡，突然想到了與此相對的一句話。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段話是毛澤東所說。他所說的這段話正好和《多餘的話》中瞿秋白這段話形成鮮明對比。然而事實上，經歷了AB團、寧都會議以及文革等建國前後各式各樣的政治鬥爭的一代偉人，他的經歷也正好和瞿秋白的經歷形成更加鮮活的對照。

浪漫主義者的血，流成現實主義者的國。當然，我無意評點風流人物，去論述誰對誰錯，誰高誰低。在政治、革命這樣一個實際的領域，浪漫主義的書生原本就要碰的頭破血流。然而瞿秋白在這封遺書中，那種乾乾淨淨，疲憊而又悲傷的話語，卻讓人深深地感受到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無奈和悲傷。

或許他是一個失敗的革命者，一個失敗的政治家，但他卻是一個高貴的「人」，因為他最終也沒有讓自己活在一張面具之下。他性情真實，不違背自己的本心。這個世界上有太多虛偽的欺世盜名之徒，然而瞿秋白即便選擇死的時候，也沒有粉飾自己。

再讀《多餘的話》，彷彿又看到一個瘦弱的書生。他瘦瘦的、高高的，穿一襲長衫，神情蕭索地輕輕對你說，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真名士自風流。或許他就像他喜歡的豆腐一樣，乾乾淨淨，潔白無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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