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溫情與道義──透視威尼斯平民的經濟生活

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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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長河中，除了少許王侯將相，還有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然而，留存至今的資料，描繪前者的多，敘述後者的少。幸運的是，威尼斯檔案館中存有數百份16世紀末造船工人和水手群體留下的婚約和遺囑。Iordanou 2015年發表於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研究分析了這些材料，她發現：真摯的情感和對美好社會的熱忱，對時人分配嫁妝和遺產的決定有很大影響。

當時的威尼斯有三個社會等級：第一種是貴族（patrician），屬於統治階級，富有，身居高位；第二種是市民（cittadini）。這個市民的含義和今天不同，在當時也是社會精英。市民主要有兩類，一是政府、教堂等機構的中低級官員，二是比較成功的外國商人；第三類是平民（popalani），內部也分兩層。上層平民常常擁有店鋪地產、僱傭勞工，下層則包括大量熟練和非熟練工人，如造船工、烤麵包師、織工、僕人、水手，等等。文章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最後一類。

16世紀後期的威尼斯，用命運多舛來形容毫不過分。首先，和土耳其的連年戰爭，不僅失掉了土地，也失掉了許多在中東地區做生意的機會；其次，地中海的海盜劫掠船隻；再次，英國和法國的崛起分走了一部分威尼斯的生意；最後，1575年時，一場大瘟疫席捲了威尼斯，奪走了四分之一人的生命。瘟疫之後是饑荒，饑荒之後又是通貨膨脹，食品價格騰貴。

作者要研究的這兩個群體，對生活艱難感受相當深刻。107份婚約，225份遺囑，來自兩個居地相鄰、行業相近的群體。一是兵工廠人（Arsenalotti）。他們主要負責為威尼斯設計和製造船隻，既造軍用船，也造商船；二是希臘人（the 「maritime」 Greeks）。這些移民既參與造船，也做水手。以兵工廠人為例，瘟疫來臨之前，他們的收入位居社會中等：造船學徒，每天的工資是6個銅幣；熟練工匠，每天的工資是24個銅幣。年收入取決於工作的天數。

戰爭過後，瘟疫和饑荒來臨，兵工廠人和希臘人面臨著雙重危機。一方面，1570-80年代，威尼斯從土耳其俘獲了不少船隻。建造的需求下降，維護的需求上升。此外，地中海不太平，對商船的需求也隨著貿易蕭條而減少。軍用船和商船的需求都在下降，意味著對造船工人的需求下降。他們每年能夠工作的時間減少，年收入也因此下降；另一方面，瘟疫過後，饑荒來臨，食品價格在短時間內上漲了125%。直到1590年後期，食品價格才穩定下來。

兵工廠人和希臘人的工資不是沒有上漲。1580年代後期，他們享受到了1400-1700年間的唯一一次漲薪——學徒的日工資漲到24個銅幣，熟練工匠的工資漲到40個銅幣。不過，在瘋漲的價格面前，這點漲幅實屬杯水車薪。Mustagi，一個熟練工匠，在信件中大發雷霆，原因就是無船可造，名義收入縮水了四分之一。面對那種價格，他養不起懷孕的妻子和兒子了。

面對困境，怎麼辦？從婚約和遺囑看，兵工廠人和希臘人都選擇藉助社會情感紐帶來度過危機。這一點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嫁妝。當時的威尼斯，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給嫁妝，但目的不同。富人家的嫁妝數量多，但心思也多：這筆錢必須留在家裡，用在家族的孩子身上。即使丈夫不幸去世，寡婦常常也得不到這筆嫁妝——早在結婚的時候，家族就已經準備好了紛繁的法律文件。而普通人家的嫁妝則沒那麼多，但如果男方不幸去世，女方確實可以支配這筆財產。

困厄時期，父母掏給小家的錢反而多了。從107份婚約看，嫁妝的金額比困難時期前後是增加了。兵工廠人和希臘人，往外嫁女兒的時候，平均給300個金幣的嫁妝。這是什麼概念呢？按照前面所述的工資水平，這大概是他們五年的收入。嫁到這兩個群體中的女孩，平均帶著246個金幣的嫁妝，相對少一些。作為對照，一個世紀以後，兵工廠人嫁女兒的嫁妝平均只有200個金幣。

另一方面是遺囑。造船人家，男女都有可能在年輕時立下遺囑。男方早立遺囑，是因為隨時可能徵召去打仗，死亡風險很高；女方早立遺囑，是因為生育。前者數量居多。男方通常很照顧女方：允許自由支配嫁妝；常常額外給錢，多達幾十上百金幣。即使再嫁，照給。在一例遺囑中，男方還寫道：如果自己不幸身故，名下一棟房子免費給女方居住。如果受託處理自己遺產的哥哥欺壓遺孀，遺孀憑藉遺囑，可以獲得更多補償。

除了夫妻間的感情，遺囑還體現出兵工廠人和希臘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有的人疾呼「這個社會病了」，更多的人（比例超過一半！）則選擇在遺囑中捐出財產，常高達上百個金幣。捐助的對象很廣，除了捐給教會，有的人指明，要把錢分給「窮苦無著的女孩」，防止她們淪為奴僕或妓女；有的人堅持，要把錢全部用來給窮人購買衣服和鞋子。他們不僅捐錢，也捐實物。

威尼斯的富人也做慈善。不過，富人和普通人行善，很難說誰的目的更加單純。富人行善常常強調救贖靈魂，希冀贏得聲望；普通人行善常常是出於感同身受——社區中有人死於瘟疫，有人一貧如洗，很難坐視不管。總之，普通人的婚約和遺囑，讓我們看到了當時威尼斯平民的可敬一面。讓自己的家庭、自己所處的社區變得更好的願望，也許是人類所共通的。

文章來源：Iordanou, Ioanna. "Pestilence, poverty, and provision: Re‐evaluating the role of the popolani in early modern Venic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9.3 (2015): 80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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