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蹤跡：《萬曆野獲編》卷十二倭寇興滅的細節

（一）有顧慮的倭寇史觀

對明史略微熟悉的人而言，「北虜南倭」是對明代中國遭遇邊患情況的一種概括性表述。北虜比較好理解，從明初的北元殘餘，到明中期分裂坐大的瓦剌、韃靼諸部，再到晚明興於遼東的建州女真，這些盤踞在北中國、佔據廣袤土地的少數民族政權，是傳統中原漢族王朝的老問題。運往長城用以加固牆基的糯米漿越來越多，朝廷則被折磨得日漸窮蹙。「老問題」們畢竟有章法，掠地劫財，窺伺中原，他們還是按套路出牌。但南邊的倭寇則更像是一筆無厘頭的糊塗賬。

許多人津津樂道這些參與歷史進程的傳奇人物，敵方有平戶藩的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徽王」王直、「開台王」顏思齊、「尼古拉」鄭芝龍（沒錯，鄭成功他爹）等，我方有胡宗憲、朱紈、戚繼光、俞大猷等。但他們影響貌似巨大，卻來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無論敵我雙方，才以絢爛的亂世梟雄開篇，卻馬上以慘淡的悲劇人生收尾，我們甚至很難從話本小說興盛的明代找到關於倭寇演義一類的的集中記載。

我約略查了下，文學史研究中有一組比較有意思的數據，明代小說主要涉及抗擊倭寇的故事只有成書於萬曆年間的一篇《胡少保平倭戰功》，其餘總共可查的五則小故事僅作為故事背景提及，並沒有專門對平倭事迹的演義小說。

這未免有些不近情理。

成書於泰昌天啟間的《喻世明言》卷十八有一段 「楊八老越國奇逢」的故事。說的是陝西商人楊復在福建經商被倭寇劫去了19年，又被充做倭人脅迫參與劫掠，終於和家人團聚的故事。但小說有意強調是元朝故事。黃仁宇在《從＜三言＞看晚明商人》中斷言：「將嘉靖間倭寇事迹，諱稱元代，顯系避免評議當日政府。」

於是更深層次的問題就出來了：他們是誰，打哪兒來，來幹嘛？這事兒和政府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諱言？這些簡單的問題折騰了歷史學家為之展開了近四百年喋喋不休的爭論。

關於明朝倭寇的問題從明初爭論到明末，又在消停了兩百多年後，從1911年再度進入歷史學家視野，至九一八及抗戰前後又反覆宣貫，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的主流倭寇史觀——倭寇侵略是日本國策劃的對明帝國的侵略性戰爭，貫穿明朝始終，且明帝國之虛弱助長了日本的侵略。先按下急於駁斥的心情，在「對日民族哀傷情緒總爆發」的上世紀三十年代，估計沒有人敢拋出異樣的觀點。解放後至改革開放之前，一股對日緩和的論調又浮出水面，歷史學界的「撥亂反正」，讓部分學者掀起了對《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倭寇」條的深刻批判。這個辭條是這麼寫的：「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明史學者樊樹志就不止一次對此予以批判：「這個結論是很成問題的。也難怪這個條目的撰寫者，它其實是以往歷史學界流行的觀點。但是這種歷史認識認識已經遠遠落後於史學自身的發展了。」

贅言如斯，無非證明一條：中國歷史研究多少帶有實用主義傾向，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在倭寇研究中也難以免俗。去歷史原發點越近的記錄帶有隱晦性，而越遠的記錄則帶有傾向性。

於是，我試圖去尋找那麼一段「不遠不近」的記錄，這似乎可以幫助我們拋開當時的、現實的一些政治顧慮，來清晰地追尋「倭寇的蹤跡」。

成書於萬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的《萬曆野獲編》中的一段記錄，進入了我的視野。

（二）一段「不遠不近」的記錄

《萬曆野獲編》的編纂時間距離戚俞聯軍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聯手剿滅最後一支粵澳倭寇約過了半個世紀。作者沈德符出生仕宦之家，隨父寓邸京師期間也多結交中官勛戚，典故遺聞多所記錄，典章制度亦詳加檢點，之後因功名無望而返鄉著述。因此個中史料也歷來為歷史學家所看重。值得一提的是，沈德符家鄉正是倭跡頻仍的浙江嘉興。

這段記錄來自《萬曆野獲編》卷十二·戶部目·海上市舶司條：

太祖初定天下，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設市舶司，司有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其屬吏目二人、驛丞一人。後以海夷狡詐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遂罷不設。洪武七年，又設於浙江之寧波府、廣東之廣州府，其體制一同太倉。其後寧波尋廢，今止廣州一司存耳。蓋以寧波亦近畿甸，為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從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後，與金國博易，三處榷場，其歲入百餘萬緡，所輸北朝金繒，尚不及其半。每歲終，竟於盱眙歲幣庫搬取，不關朝廷。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雲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占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靳不與直，以故跡憤稱兵。撫臣朱紈談之詳矣。今廣東市舶，公家尚收其羨以助餉。若閩中海禁日嚴，而濱海勢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頻年閩南士大夫，亦有兩種議論：福興二府主絕，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則何如官為之市，情法可並行也。況官名市舶，明示以華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寬於廣而嚴於閩乎？況邇年倭侵高麗，亦何曾問閩廣海道也？

「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雲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占之地。」沈德符這句話是相當有見地的。他將倭寇興滅之論歸在「市舶司」變遷條目下加以闡述，正可看出他對於倭寇成因的某些理解是異於去其未遠「不知軍國大計」的夏言等輩。而後者正是在擔任嘉靖朝給事中期間建議取消對日市舶，厲行海禁的。

根據現有的研究通識，「倭寇」是分成兩撥的。一撥在明初，也就是朱元璋時期的從朝鮮半島延伸至遼東半島再至江蘇沿海的所謂「前期倭寇」；一撥在明中葉，也就是朱厚熜時期從浙東沿海延伸至閩粵瓊地區的所謂「後期倭寇」。沈德符的論述也很好地支持了這一觀點。

他首先指出，明初「海夷狡詐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海夷」經常在京師（指現在南京）附近地區窺探，伺機行事。「海夷」是誰？按照字面意思，外邦為夷，此處應是指日本（此時距離哥倫布1492年遠航為時尚早，葡西二國不可能進入太平洋，其餘南洋諸國以航海能力也未必能到東海海域），一個「窺伺」已不僅僅是滿足財富需要之意，更含有對明初政治有所圖謀的意味。進一步而言，此處「海夷」應是日本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下的產物――落敗的武士浪人，這與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舊元」的罪名是有所聯繫的。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狀態。其後他以嘉靖朝「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靳不與值，以故積憤稱兵。」這段論述，也是我要關注的重點。從字面意思看，島夷是日本無疑，豪右則是沿海地方豪強勢力。而沈德符認為，倭患實際上是為貿易矛盾激化的後果，是「積憤稱兵」所致。

（三）明初倭寇也複雜

把倭寇分為不同時期、不同原因、不同身份來討論，這種分析方法值得讚許。但沈德符認為明初倭寇是「或行窺伺」的日本人，嘉靖間倭寇為「積憤稱兵」所致，這兩種說法顯得過於直白簡單，需要我們再行剝繭來看。

明初倭寇是否只有日本人呢？

持明初倭寇為日本人的論斷，在沈德符之前，嘉靖朝的錢薇在其《承啟堂集》卷一《與當代處倭議》中就如此認為。他指出，「倭寇事體，今昔不同。國初倭患，雖遍於沿海一帶，然止倭耳。」 後來，研究倭寇的日本學者藤家禮之助、田中健夫等人就對此深信不疑。

沈德符顯然沒有那麼直接認為倭寇全部且只有日本人。他同時提出，寧波港的廢棄是「蓋以寧波亦近畿甸，為奸民防也。」，可見他對明初倭寇中存在境內「奸民」是有認識的。在明代人的腦海中，與日本發生瓜葛且能被冠以「漢奸」首當其衝是胡惟庸——明初淮右集團核心成員，明王朝官方認可的最後一任丞相。《明史·日本傳》里有一段類似小說的記錄：

胡惟庸謀逆，欲藉日本為助。乃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緻書其王，借兵助己。賢還，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

這段記錄的源頭是朱元璋親自編纂的《大誥三編》，當年清修明史時將之採錄。但它依舊不足採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所謂的「日本國王」，其實是當時控制日本南部的懷良親王，而正是這位懷良親王在洪武二年殺掉了朱元璋遣往日本宣示國威令其臣服的2名使臣，且回信傲慢無禮。胡惟庸再不智也不必選擇這樣一個「中介」來完成預謀行刺的政變。且這個擔任「刺殺」任務的如瑤和尚已被證明來自北朝，而非南朝。但這段記錄卻提供了兩個比較客觀的事實：即確實發生了「詐稱入貢」的事件，以及明朝政府內部出現了里通日本的「奸民」。

在這裡有必要補敘一下明初日本國的情狀。日本的南北朝發生於1336年至1392年，大致與元末明初的歷史時期相當。之前為鎌倉時代（かまくらじだい 1185年-1333年），之後為室町時代（むろまちじだい 1338年－1573年）。在這段時期里，日本同時出現了南、北兩個天皇，這也就是被經常提及的「天下二分，兩統迭立」的時代。日本進入了無統一政府的混亂時期。南朝在與北朝的戰爭中接連失利，一部分落敗的官僚、中下層武士便無所依歸，琢磨出路。

他們去哪兒了？去中國淘金。但他們起初並非做了強盜，而是使者。

新興的明帝國正蹣跚起步。朝廷對維護「朝貢體系」擁有較大的興趣，以此彰顯國家法統的正當性，對於遠來朝貢的海夷只要恭順，則一概薄來厚往，這就造成一批缺乏本國政府有效管轄的日本人願意冒充朝貢使者到明朝這裡來騙取財物，朝貢完了以後他們有些人便滯留在中國沿海附近，有些人便順東南季風由長崎至寧波固有之航道往來活動。不久之後，這些日本使者卻越來越得不到朝廷的優待，傳說是由於某名日本使者一首「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的打油詩嘲辱了皇帝，以至於明日之間戰爭亦一觸即發。實際上，朱元璋未必會被一首詩氣得暴跳如雷，但像「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的惡性事件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假冒使者被帶至尊貴的皇帝面前，這本身就足以威脅到皇帝的安全，更何況還藏有攻擊性武器？此類層出不窮的詐貢事件的出現（朱元璋曾對禮部屢次引見這些沒有攜帶國書的日本使者很是不滿，你以為見個皇帝是去菜場買菜嗎），或許才是明朝對日關係急轉直下的真正原因之一。想的比較多的朱元璋或許進一步意識到，有人假借混亂的日本局勢在謀取利益。

我們往往認為，明初倭寇是被日本國「拋棄」的一群人，即倭寇的行為實際上是流亡的中下層官僚及武士的自謀出路的行為。但如果了解日本之前曾遭遇到蒙古兩次強攻（未遂）以後，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日本始終保持著一種對大陸中央王朝的深深恐懼。倭寇行為是否得到當時南北朝政府的默許甚至「鼓勵」，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一點。但從朱元璋給懷良親王的第一次國書中責問日本寇略中國沿海，並要求其「修兵自固」時，南朝相當不配合的態度以及第二次送達國書後開始服軟的懷良親王送還了倭寇從浙江寧波劫掠來的七十餘口中國百姓，這或許可以說明倭寇的存在多少有割據勢力支持的意味在裡面。已經有陰謀論調指出，明初的倭寇正是日本用類似海上「游擊戰」對大陸中央王朝施行的一種以攻為守的流氓策略。正如十七世紀英國女王發放「私掠許可證「（Privateering Commission）支持向擁有無敵艦隊的西班牙做出劫掠商船的行徑如出一轍。混亂的日本無需由一個政府出面承認劫掠的罪行（當朱元璋對日本海盜活動的猖獗準備發兵剿討所謂「日本國王」時，他甚至將國書「烏龍」地發給了已經處於北朝壓力下岌岌可危的南朝），相反，日本割據區域統治者假借混亂局勢嘗到海外掠奪的甜頭後，他們沒有理由不支持這項行動。平戶藩的松浦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個家族的子孫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後來成為嘉靖朝倭寇集團最為著名的人物之一。

回到朱元璋和沈德符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奸民」在哪裡？

「蓋以寧波亦近畿甸，為奸民防也。」參與胡惟庸叛變的骨幹分子林賢，他的職務恰恰是寧波衛指揮使，這當中的聯繫，恐怕是不言自明的。胡惟庸當年把林賢貶職用的是劫掠日本使節船隻的罪名，但處理方式很獨特：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也就是說，你傷害了日本人民，那麼，你就去日本吧。林賢去日本一去三年，他究竟幹了什麼，以及為何之後胡惟庸將其偷偷召回，這裡面的關竅恐怕沒有幾人可以知道。林賢是洪武十二年（1379）年被胡偷偷接回的，在上一年，也就是洪武十一年（1378），發生了朱元璋詔令「六部所屬諸司奏事勿關白中書省」的事情，「勿關白」三個字絕對抽了時任丞相、掌握中書省實權的胡惟庸一嘴巴。感覺到危險的胡惟庸在次年做出些許部署也非沒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大誥三編》朱元璋在林賢案後的感嘆分析，林賢很有可能是從張士誠那裡投誠來的。但林賢在參與胡惟庸叛變時的作用有多大，我認為也不必太過高估。重要的是，他在寧波經營多年及在日本的謫居經歷，說明其身後所牽扯的國內「反動勢力」及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必定給予了某種無法解釋清楚的支持。不然朱元璋也不至於下定決心將寧波市舶司徹底關閉。因為沈德符已經強調了寧波在歷次對外貿易中重要的創收作用：其歲入百餘萬緡，所輸北朝金繒，尚不及其半。每歲終，竟於盱眙歲幣庫搬取，不關朝廷。這麼一個在南宋日進斗金的貿易據點被猝然關閉，對於財政緊張的明政府而言，恐怕有著更深一層的戰略意義。

寧波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明初長江流域盤踞的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勢力被朱元璋悉數剪滅後，其餘部大多通過寧波逃入海上，繼續與朱元璋勢力對抗。這些離散的武裝力量也急於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朱元璋一定意識到了，倭寇不再是散盜，通過一個林賢，「內外勾連」的事實其實已經擺在了面前——倭寇在沿海熟悉地形，進出自如以及僧人如瑤能進入大內帶來那些危險的貢品，這當中存在幾許陰謀已經非常明顯。他的宿敵正扮演著並不光彩的角色，「每誘島倭入掠」的報復行為，只為讓新生的明王朝意識到這些爭奪天下的失敗者無計可施的憤懣。

因此，儘管胡惟庸是否交通日本缺乏直接必要的證據，但沈德符加之以「窺伺」二字確實是神來之筆，似乎也意在說明倭寇的目的並非只有財貨那麼簡單。因而，關於明初的倭寇或許應該是由日本地方勢力支持，由日本浪人、中下級武士和元末明初中國反元勢力殘餘組成，勾結一部分有所企圖的明朝內部官員共同構成的一股力量。

（四）豪右·官府·日本人

在之前閱讀沈德符關於嘉靖年間倭寇形成的論述中，我一直不敢下很明確的斷語。

「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靳不與直，以故跡憤稱兵。撫臣朱紈談之詳矣。」這段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曾有過兩種解讀：一是「始（豪右）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豪右）強奪其（日本人）寶貨，（豪右）靳不與值，（日本人）以故積憤稱兵。」二是「始（豪右）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日本人）強奪其（豪右）寶貨，（日本人）靳不與值，（豪右）以故積憤稱兵。」

乍看之下，若推論前提為「倭寇即為日本人」，則前一種似乎更為順暢，但若解釋為日本人「積憤稱兵」，我們就忽略了這樣的一個事實，那就是日本與中國貿易是中國向日本提供緊缺的物資，「寶貨」於此處應該是中國商品，豪右如果強奪自己的寶貨，豈不可笑？並且日人因「積憤」稱兵於中國僅「爭貢之役」可觀，而「爭貢之役」發生在嘉靖二年，且稱兵原因也並非是中國商人「靳不與值」，而是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貢使間為爭奪朝貢之先後而大打出手。更為重要的是，爭貢之役是閉關的直接原因而非倭患的直接原因。於是，以此前提觀之，後一種解釋就更為合理了，即嘉靖倭寇是不再是浪人海盜，而是從事走私貿易的中國商人，並且是因為日本人的賴帳而引起他們的起兵反抗。

是不是存在第三種解釋？

始（豪右）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官府）強奪其（豪右）寶貨，（官府）靳不與值，（豪右）以故積憤稱兵。一面是日人強奪豪右寶貨，一方面是官府強奪豪右寶貨，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沈德符的敘述真相呢？

突破口在於之後由沈德符自己提出的「撫臣朱紈談之詳矣」。

朱紈字子純，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歷官景州知州、開州知州。嘉靖初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兵備副使，屢遷至廣東左布政使。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撫浙江，兼攝福州、興化、泉州、彰洲四府事。對於「嘉靖大倭寇」的論斷，後人經常語及他給皇帝的奏疏中的話：「去除外國盜易，去除中國盜難。去除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除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從字面意思觀之，朱紈對真正由日本人所引發的倭亂並不擔心，而對潛伏在中國內部的扶助乃至參與倭寇的兇惡勢力給予了「尤難」的評價。

事實上，這些被後人視為精闢的論斷源於如下這段史實——

紈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于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夏四月，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擒。棟黨汪直等收餘眾遁，築塞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下八諸島。勢家既失利，則宣言被擒者皆良民，非賊黨，用搖惑人心。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

——《明史?列傳九十三 朱紈》

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大致可以勾勒這樣一個情狀：閩浙勢家也就是沈德符所言的「豪右」，他們對於朱紈損害他們走私利益的禁海政策頗有不滿，自朱紈取得雙嶼大捷後，他們從心理抵觸轉化為以實際行動抵制朱紈對於倭寇的懲罰。從朱紈捕獲的盜賊觀之，其成員也不僅僅是日本人，也有中國人。而地方大族可以「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卻也說明了一種更惡劣的情況：不僅僅有中國地方勢力參與，甚而有官府勢力混雜其中。

從豪右與倭寇的曖昧關係可以推斷，朱紈認為倭寇的起因是由中方境內走私活動猖獗所引發。且以「去除中國盜難」而言他認為倭寇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恰恰是中國人。他深切明白「抗倭的關鍵是杜絕境內的走私商人的下海活動。」

回至疑問本身，我們便可以看到原先的兩種解釋其實並非真相，且不說日本人強奪豪右寶貨是否真有，縱使為真，豪右遷怒於日本人也不會不助朝廷反助盜賊。因而，沈德符的真正含義正是通過「撫臣朱紈談之詳矣」明白地告訴我們：始（豪右）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官府）強奪其（豪右）寶貨，（官府）靳不與值，（豪右）以故積憤稱兵。

（五）愚蠢的海防政策

在理清沈德符的邏輯思路後，他的說法是可取的。

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成果表示，嘉靖朝「倭患」實際上是由中國境內海商走私集團武裝對抗明政府「禁海令」所引發的。而我們通常所說的嘉靖「倭寇」實則是在中日走私貿易間漁利的中國海商及其追隨者。 他們依託閩浙地方大族，進行走私貿易，而官府為了保護稅收，強行扣留走私物資，自然也不會給予他們賠償，這些以走私為生的海商氣憤難平，與浪人勾結，轉而為海盜，他們積憤的對象恰恰是明王朝的禁海令。

我們可以看一下時任浙江巡撫的胡宗憲編纂的《籌海圖編》中關於中國販於日本的貨物：

絲：所以為織絹紵之用也。……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斤值銀五十兩，每百斤價銀值二百兩。

紅線：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三百兩。

藥材：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為常。

從中我們已不難看出，如此豐厚的利潤怎麼能使中國商人因國家的海禁而放棄呢？相反，正是由於海禁才使得走私集團的貨物顯得奇貨可居，至於鋌而走險對抗官府也是利益驅使之使然。沈德符在此也認為海禁使「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占之地」。

關於嘉靖倭寇的複雜組成，當時人以及之後的部分學者有著清醒的認識。嘉靖時錢薇言：「今也，華人習知海外金寶之饒，夷亦知我海畔之人，奸闌出入，易與為市。……且如閩廣群不逞之徒，明越諸得利之家，外交內，為彼耳目……是故處倭奴之策易，處奸黨之策難。」 又有屠仲律言：「通番互市，夷十一，流人十二，寧紹人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概稱倭夷，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與沈德符同時代的唐樞和謝傑的觀點也可以作為旁證依理而循。唐樞作為時任閩浙總督胡宗憲的好友，在給他的信中寫到：「嘉靖六七年後，守臣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 謝傑在其《虔台倭纂》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倭寇的本質：「倭夷之蠢蠢者，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 同時，他指出倭寇興兵也絕非簡單的 「靳不與值」所致，而是「病于海禁之過嚴」 。

根據中日學者關於倭寇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分析認為倭寇興起的緣由是中國海商不滿政府禁海，欲武力「要挾官府，開港通市」。山根幸夫在《明帝國與日本》中指出後期倭寇的主體是「由於合法的海外貿易遭到禁止，不得不從事走私貿易的中國商人」。他們的目的是「廢止禁海令，追求貿易自由化」。 中國學者王守稼在《嘉靖時期的倭患》論述得更為徹底：明朝政府把王（汪）直集團視為「倭寇」，而王（汪）直集團也故意給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 他們其實是「假倭」，而「真倭」大多數是其僱傭的日本人，處於從屬、輔助的地位。很明顯，王（汪）直海盜集團的所為是對政府「假招安，真消滅」計策的報復，同時也是為了逃脫責任，而地方政府為了推卸實施這一計策失誤的責任，也順水推舟地以「倭人來犯」上報。可見，嘉靖「倭寇」是敵我共同編織藉以掩蓋雙方責任的絕佳「借口」。

如果倭寇真有原罪，那也是源於明政府愚昧的海禁政策。它使得在中日貿易間謀生的中國海商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得不從事走私貿易，同時組織武裝對抗政府，假借倭寇來逃避責任，逼迫政府通市而已。所以，沈德符作為去倭患未遠的當時人而言，是看的比較明白的。所謂「官為之市，情法可並行也」，讓海上市舶司真正發揮貿易中介的作用，才是杜絕倭寇最好最直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