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我國政治制度優勢之淺析
我國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這其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政治制度的核心。我國政治制度從建國之初確立到現在已經運行了近六十多年,在這六十多年裡,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迅速成長為工業化、信息化的大國,我國特有的政治制度發揮了巨大的制度優勢。在我國國家發展過程中,我國的政治制度展現出了兩個方面的獨特優勢。
學習兼容能力。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吸收前人思想的精華的過程,在學說形成過程中,馬克思總結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英法空想社會主義等前人的思想精華,最終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蘇俄的創建者列寧曾經以一個公式來概括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總和=社會主義。蘇聯成立之後,通過兩個五年計劃,從1928年至1937年,短短十年間,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家一舉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大國。蘇聯取得的成就與西方世界1929年發生的大蕭條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對此,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說:「(蘇聯)五年計劃(1928—1932 年)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尤其是因為同一時期西方經濟的崩潰。……因此,原先的懷疑態度轉變為真正的興趣,有時轉變為模仿。」我國在建國之初,以蘇聯為榜樣,選擇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當時落後的中國發揮了巨大的制度優勢,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通過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建成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把我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的國家,為我國以後進行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抓住機遇,突破市場經濟姓「資」還是姓「社」的思想禁錮,實施改革開放,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世界接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從最開始的「三來一補」到「世界工廠」,我國經濟加速發展。2015年,我國GDP總量達到109828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世界排名第二,人均GDP達到7990美元,世界排名第76名。同時,我國在人均壽命、城鎮化率、貧困人口比率,嬰兒死亡率、成人識字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和韓國這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也制定過國家的五年計劃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民主法制建設方面。在建國後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不僅在法律上不使用人權概念,而且在思想上將人權問題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利」而加以批判,導致在實踐中對人權的漠視和侵犯。改革開放後,我國逐步開始認識人權問題。1989年,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從思想上解決「如何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待『民主、自由、人權』問題」。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將人權稱為「偉大的名詞」,強調實現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是「中國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崇高目標」,首次正面肯定了人權。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首次將「人權」寫入黨的報告。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在報告中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確立為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2004年,我國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重要的憲法原則。我國法律從原來強調人民民主專政職能、強調懲治犯罪到強調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雙重功能的巨大轉變表現出我國法治建設的進步。 「人權入憲」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它符合當代中國的實際和世界的潮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十八大以來,針對司法機關存在的問題,我國正在進行的以審判為核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將把我國向著建設成一個文明法治國家的目標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對傳統文化持批判否定態度,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思想領域的混亂和道德滑坡,各種亂象層出不窮,隨著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不斷深入,我國有選擇的繼承和吸收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並發揚光大,通過繼承吸收世界各國包括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人民群眾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交流聯繫日益密切,各種制度之間也在進行著比較、交流,同時也在相互借鑒學習。我國的政治制度正是通過不斷的學習吸收才得以不斷發展延續,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
決策執行能力。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對於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量,一套適合的本國國情政治制度充分可以發揮制度的優勢,推動為本國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社會中脫穎而出。相比於西方國家實行三權分立模式中存在的政黨惡鬥、黨同伐異、決策遲緩、相互掣肘,甚至民粹盛行等問題,我國的政治體制可以使決策理性高效,抓住機遇,迅速執行,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近年來在各國崛起的民粹主義傾向值得警惕。民粹主義一詞的本義是「迎合大眾情感的政治主張」,主要指為了拉選票而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簡單迎合選民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短期利益的政治行為和政策主張。早在美國建國之初,美國的國父們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1787年召開費城制憲會議確定美國基本制度之時,在關於設立美國參議院的作用時,詹姆斯·麥迪遜將參議院的用途描述為「一個抗禦……反覆與激情的必要防護。」華盛頓則說:「我們將法條(來自眾議院)倒入參議院碟子里冷一冷。」這說明美國的國父們希望美國的立法機構行使權力更加審慎嚴謹,做出理性的決定。
拉美國家一直被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民粹主義的政策。民粹主義在這些國家具體表現是:不注重初次分配,強制性的全員就業來實現充分就業;強制提高工資或實行補貼政策,實施相對高標準的社會福利制度;限制外資和外國企業的發展;國有化或偏向公有企業,歧視私營企業;在通貨膨脹發生時,用控制價格的辦法干預經濟,保持名義工資水平,其政策核心是通過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來向發達國家的福利和就業保障制度看齊,以達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從這些國家國際貿易的角度看:一方面由於技術創新不足,高端產業無法與發達經濟體競爭;另一方面,隨著各類成本上升,低端產業被更具競爭力的其它經濟體所超越,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被前後夾擊,造成經濟發展停滯,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導致社會問題叢生。據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顯示,2003年占拉美人口30%的窮人僅獲得國民收入的7.5%,占人口10%的富人卻擁有國民收入的60%,基尼係數達到驚人的0.6。以阿根廷為例。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3797美元,高於法國的3485美元和德國的3648美元,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領先於日本,與義大利、奧地利和德國大致相等。然而,一個世紀以後,阿根廷的人均GDP 遠不如上述國家,是典型的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而這和多屆政府(典型如庇隆)推行民粹主義政策有很大關聯。
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第一,政府宏觀調控應尊重市場規律。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必須要尊重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拉美國家忽視市場機制,政府主導資源分配,使用行政控制的做法,扭曲了市場,嚴重阻礙了工業化進程和經濟增長。當分配目標與增長脫節,不利於就業創造和初次分配的同時,再分配目標不但難以實現,反而更加惡化了。拉美貧富差距至今仍居高不下就是例證。第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應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是民生髮展的需要,但要不能超越發展階段。一方面,拉美國家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過快,會增加勞動力成本,進而削弱國際競爭力,不利於經濟長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停滯形勢下,財政收入減少也很嚴重。因此,提高社保水平,要儘力而為,量力而行,同時還要防止過度保障而帶來負面激勵和道德風險問題。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我黨對如何發揮市場「無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存在著一個不斷深化過程。從黨的十五大提出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體現出我黨對將如何發揮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之間關係認識不斷的深化。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諸如地區差距、行業差距、社會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等問題。針對這些的問題,一方面,黨和政府積極開展扶貧攻堅行動解決存在的貧困問題,實現全面小康。通過不斷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縮小東西部地區差異,不斷健全和提高社會保障體系和水平來解決地區差異、階層差異的問題,千方百計增加就業,不斷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方面,黨和政府充分利用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集中力量,不斷推動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提高國際競爭力。最典型、最突出例子的莫過於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我國在大飛機項目上取得了突破,標誌著我國產業升級的突破。2017年5月5日,我國C919幹線飛機首飛。C919的首飛標誌著我國在國際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向高端的不斷上升,我國對外貿易中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結構在逐步改變。2015年3月首次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通過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方式不斷推動我國製造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最終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中國共產黨不管是處在革命黨的位置還是處在執政黨的時期,都保持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其中即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作風就是從實際出發,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腳踏實地,解決存在問題的作風既是黨能夠在個革命年代取得成功的法寶,也是黨能夠執政興國的重要原因。
重視調查研究。中國共產黨各級、各部門都對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極為重視,通過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發現問題,調整政策,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毛澤東同志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是一篇經典的調查研究報告。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深入調查研究,寫出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陳雲同志曾經說過:「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後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調查研究作為我黨的傳家寶,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深入了解中國國情,紮根中國實際,做出正確的決策,不斷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
重視持續學習。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學習,把加強學習作為一項關係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的戰略任務來倡導和堅持,根據形勢和任務的發展變化向全黨提出學習的任務。黨中央一再強調,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堅持黨的優良傳統,重視學習、勤於學習、善於學習。1938年11月,中央專門成立幹部教育部,負責抓幹部的教育學習。1940年1月,中央書記處專門發出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建立在職幹部平均每天學習兩個小時的制度。十六大以來形成的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制度是一個重要的創新。十六屆和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共分別開展了44次、33次集體學習,十八屆中央政治局截止今年4月,已開展40次集體學習,學習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建、軍隊國防外交等各方面。此外,從中央到縣級設有各級黨校,黨員幹部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在黨校接受培訓,對從國家重要政策到世界局勢等各種問題進行集中學習和討論。學習已經成為我黨不斷自我更新的發動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全黨通過持續不斷的學習,不斷提高治國理政的能力,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保持黨的集中統一。中國共產黨與西方國家政黨的主要區別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紀律化的政黨,具有很強的執行力和動員能力。黨的章程、準則、條例等黨內法規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通過一系列的法規,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紀律化的政黨,從而在面對各種問題和挑戰時具有很強的執行力和動員能力。保持黨的集中統一可以迅速在全黨達成共識,克服了西方國家常見的政黨惡鬥、黨同伐異、決策遲緩、相互掣肘等問題,快速有效應對問題和挑戰。
我國自古以來就像一個可以融合各種不同文化的巨大熔爐。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吸收接納了一切文明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2005年4月,俄共主席久加諾夫訪華後說,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充滿活力和蓬勃發展的集體,因為他們「願意並正在向所有人學習」,「吸收現代文明中一切好的東西」。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學習吸取了前人的經驗和教訓,依託我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快速理性決策,從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當今世界交流和聯繫日益緊密的情況下,我國的政治制度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獨特的優勢。歷史告訴我們,我國的政治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從貧窮弱小走向強大和富裕,現實告訴我們,我國的政治制度不僅能夠解決好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還能夠應對各種挑戰。事實告訴我們,我國的政治制度是歷史的選擇,更是現實的選擇,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情況的。道路自信不是海市蜃樓,也不是鏡花水月,是歷史、現實經過反覆比較、對比、實踐的最終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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