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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收入,請放慢腳步等一等身後的納稅人

隨著3月上旬全國兩會日漸臨近,始自1月份的地方兩會漸進尾聲,各省2016年的經濟成績單和2017年各項經濟目標陸續浮出水面。今天和朋友們聊聊和每個企業、家庭息息相關的各級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話題。社會財富總量就那麼多,政府拿多了用於行政開支和擴大投資規模,社保、民生和國民收入自然就分攤得少,反之亦然但當下基本不會發生。

先來看一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基本面數字。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全年國內生產總值74.4萬億,比上年增長6.7%。具體到地方,24個省份經濟增速跑贏全國數據,北京持平,黑龍江和山西低於6.7%。其中20個省份經濟增速達成預定目標,西藏、重慶、貴州的經濟增速超過10%領跑三甲;山西、陝西、內蒙古、廣西、河北、湖北、湖南7省份未達到預期目標,其中山西省以4.5%的增速在所有省份中排名墊底。儘管不再是唯一,但GDP對於官員考核的重要性仍舊不言而喻,月兒彎彎照九州之際,幾家歡樂幾家愁哇。

受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去產能、房地產調控、霧霾治理等政策因素影響,天津、湖北、湖南、河南、廣東、上海、浙江、廣西、山西9個省份下調了2017年度經濟增速目標。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在當前45萬億基建投資力保GDP增速的浮躁以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步履維艱的『L』型新常態下,主動下調經濟增速,意味著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等負面勢頭有所減緩。從這個角度講,這9個地方政府承受著比那些只會一根筋投資的官僚更加沉重的系列壓力,默默為他們點個贊吧。

而上述背景下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多個省份下調了2017年度財政收入預期目標。北京、浙江、四川、河南等省市,將2017年財政收入預期目標下調至與GDP增速相當;而不少中西部省份如江西、內蒙古等,則進一步下調2017年財政收入預期目標低於經濟增速。黯淡的經濟前景下,高調省份咱不敢妄加評論,低調一點或許是明智的選擇,而且客觀上成為百姓之福。

根據2016年3月份全國兩會審批通過的數據,去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目標是15.72萬億元,增長速度目標是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目標2.2%,地方收入增長目標3.6%。而根據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現約15.96萬億元,同比增長4.5%,高於預期目標3%。財政、稅務部門的官員們固然如釋重負繼而彈冠相慶,但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問一句,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而財政收入卻超出預期,這是正常的嗎?

但凡對宏觀經濟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國的財政收入由一般性財政收入和特殊財政收入兩部分構成。後者主要包括專用基金和政府債務,與普通人關係不大,升斗小民們主要來看看前者。

一般性財政收入中,除了行政罰沒收入、排污收入、教育費附加等專項收入之外,主要包括政府收費(規費和使用費)、國有資產帶來的利潤、股息、紅利、租金、資金使用費等資產性收益。仔細一看,其中除了國有資產收益,其餘無論哪個都與個人密切相關,但其中權重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仍舊非『稅收』莫屬。但不管是稅還是費,不管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該交的一樣也落不下是不?

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一定是為了國民消費,但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內需乏力卻始終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以至於歷屆政府頻頻出台刺激消費的政策。原因何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國民消費淪為了犧牲的籌碼。而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除了新增貨幣、政府舉債和似乎並不太受老百姓歡迎的買賣地皮之外,最重要的來源依舊是財政收入。

制度使然,筆者習慣於把每屆政府兩屆任期視作一個小周期,從上圖可以看出,2003-2012這個十年經濟周期內,2012年的稅收是2003年的5倍,財政收入則是2003年的5.4倍,而反觀同期的GDP,2012年只是2003年的3.8倍!儘管GDP增速有起有伏,但雷打不動的是財政和稅收增速始終高於GDP增速,更是遠遠高於人均GDP增速,而且佔GDP的比率一直在呈線性增長。

如果算上2016年度的15.96/74.4比值21.45%,經濟持續下滑的年份,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居然超過了2012年的峰值18.83%。趨勢相當明顯,隨著GDP或快或慢但一直保持正增長,政府拿走的那塊蛋糕的絕對數量是越來越大了。回到前文所問,這種趨勢是正常的嗎?當然不,而且異常危險,因為這是史無前例的,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哪個國家,能夠實現稅收增速常年持續高於GDP增速!尤其在完全市場經濟國家,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再來看與老百姓更加密切相關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自2003年起,中國的財政收入每年增長速度都在十位數以上,但同期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速度,除了2006年達到10%和2007年達到12%之外,其餘年份都是以個位數的速度增長,而2006和2007兩年的十位數增長背景是財政收入分別達到了驚人的23%和32%,是同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兩倍甚至還要多!

好了,結論出來了就是,不論從財政收入增速還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哪方面看,拿走最大塊蛋糕的始終是政府。而這,恰恰就是現行的收入分配製度。

筆者曾不止一次痛心疾首的闡述,中國經濟結構畸形的根本原因是投資造就的產能遠超國民實際消費能力,從而對出口市場形成了過度依賴,歐美市場稍有風吹草動,在成本線上游弋、甚至依靠出口退稅生存的國內出口企業便叫苦連連,造成經濟增長缺乏健康可持續的動力。而其根本原因就是社會保障欠賬太多背景下,財富分配過度向政府傾斜,從而造成了民窮無力消費的窘境。

這幾年隨著經濟步入新常態,體制外群體越來越感覺到生活壓力沉重,大量的社會精英人才將目光鎖定到了體制內,造成體制內人員來越多,政府機構越來越臃腫,維持正常開支的行政費用日漸龐大,再加上各級政府始終不願放棄投資工具,最終陷入財政收入越來越高,反而越來越入不敷出的惡性循環。

眾所周知,雖然一部分體制內群體天天堅守工作崗位,也不可或缺,但毋庸諱言的卻始終是社會財富的分配者而非創造者,在一個社會中企業才是創造財富、拉動就業的基本單元。越是經濟不景氣的年代,越需要政府壓縮行政和投資開支,儘可能把利潤留在企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儘管都懂,但落實起來卻往往是各種巧立名目的南轅北轍行徑,究其根源在於制度造就的稅收指標。

按照常理講,和政府財政收入正相關的應該是經濟增長,反之一損俱損才是正常的。但熟悉中國財稅系統的人都知道,不論經濟形勢好壞,中國自上而下下達的稅收指標,年復一年都是清一色的增長性指標,完不成任務的單位和個人下場不必多說。而這就造就了政府財政收入指標滾雪球般基數越來越龐大,而完成的難度相應也就越來越大。

經濟學中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是,稅收多少一方面取決於稅率,另一方面就是稅源,而假定稅收維持不變,稅率和稅源之間呈現的是反比例關係。稅率高了,願意交稅的企業自然就會下降,反而可能造成稅收總收入下降。而這,也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只要經濟下行,必然實行大規模減稅措施的理論基石。理論支撐很是簡單,降低稅率擴大稅源,決策者絕不竭澤而漁,而一定是放水養魚。

變革自古以來就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業,而維持現狀不變永遠都有理由,但誰都明白只有變才是最終出路。首先壓縮政府行政開支,通過精兵簡政的制度剔除體制內冗餘人員,建立正常流通的可上可下機制,杜絕一潭死水而是充分流動起來,讓民間真正的遠見卓識之士進入體制發揮出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儘可能把投資交給企業去做,減少政府在財富分配中的優勢地位,只有政府帶頭過苦日子,主動降低體制內行政支出絕對值,才能起到標杆作用,帶領企業和國民走出一條艱苦奮鬥之路。

讓創造財富的人永遠比支配財富的人多拿一點,才能鼓勵更多的人投身創造財富的工作中去。只有這樣,才能讓企業創造出更多的新增就業崗位,才能讓絕大多數的國民有能力通過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才是應對經濟下滑,培養經濟內生性增長的不二法則。否則,馬太效應造就的所有資源單向流到頂層,光看頭臉很美,但頭重腳輕的積累效應卻在日漸加劇,結果是遲早……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國人的隱忍和寬容,是一切改革的最理想緩衝帶,哪怕社會保障極不健全,都完全不值得擔憂。任何時候意識到並馬上行動起來,都為時未晚,怕的就是那種始終自我感覺良好的諱疾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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