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纖之殤
一點慾望,一點貪婪,也許就足以讓一個物種滅絕。拯救一個物種,卻需要全世界的努力。藏羚羊經歷的災難與救贖,獲得過整個星球的關注。更多物種因人類「想要」的念頭站在絕滅的懸崖邊上。它們的救贖能等到嗎?
昂貴的圍巾
20世紀90年代,在新德里、倫敦、紐約、和香港最高端的賣場里,一種叫做「沙圖什」的圍巾躺在閃閃發亮的櫥窗中等待著富庶的買家,每條價值1000美金以上。它們來自遙遠的克什米爾高原,凝聚著那裡手工藝人的獨到技藝。沙圖什雖然極其輕薄,但保暖效果極佳。印度、尼泊爾的商人稱它們為「指環圍巾」,或者「羊毛之王」。
沙圖什圍巾 圖片來自網路
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沙圖什的買家們都相信它們來自一種喜馬拉雅山脈的野山羊。每年,勤勞的當地人會手工採集那些自然脫落的羊絨,支持自家生計。一條圍巾,鏈接著後工業世界與高原村落,故事溫馨而圓滿。
但,這不是事實。
每一條沙圖什圍巾,都至少意味著三條藏羚羊的性命。羊絨不是自然脫落,而是來自藏羚羊被剝下的皮。
懷璧其罪
1988年,當喬治·夏勒博士進入阿魯盆地考察的時候,他看到了獵人特意將藏羚羊皮單獨處理。夏勒博士意識到,可能有人專為它們的皮毛獵殺這種動物。之後幾年
里,他和他的同事們多方採集信息,最終將奢侈品市場上著名的沙圖什與被剝皮的藏羚羊聯繫了起來。在高原的極端環境中,藏羚羊進化出一身緻密極細的羊毛,纖維直徑僅10-12微米(相比之下,開司米羊絨為12-21微米)。它們被獵殺後,羊絨從中國流轉到尼泊爾和印度的拉達克等地。中間商在那裡收購,然後送往查謨 -克什米爾進行紡織編製,最終它們流向發達地區的市場。
狩獵藏羚羊並非從20世紀才開始。吐蕃王朝時期(公元7-9世紀),當時藏族王庭就有圍獵高原有蹄類的傳統。對於普通游牧家庭來說,藏羚羊肉可以作為他們日常蛋白質攝入的補充來源。除此之外,牧民還會拿藏羚羊皮張與來自印度拉達克的行腳商人們交換生活物資。這種以物換物的「跨國貿易」,甚至開展了幾個世紀。彼時傳統狩獵的範圍和強度還僅基於游牧家庭的有限需求和狩獵手段,也受制於嚴酷的通貿環境,因此對藏羚羊種群的影響極其有限。
18世紀,沙圖什圍巾隨絲路貿易開始傳入歐洲。拿破崙曾將它作為來自東方最珍貴的禮物贈予他的愛人約瑟芬。英國殖民者入侵印度與巴基斯坦之後,將細羊絨披肩(pashmina)與沙圖什作為這一地區重要的貿易商品。即便如此,由於羊絨原料從西藏地區翻越喜馬拉雅進口的路徑過於艱難,沙圖什的產量依然很低。東印度公司的記錄表明當時整個克什米爾地區數千羊絨作坊里僅有兩台專用於沙圖什的紡織機。第一次普法戰爭爆發後,歐洲市場對沙圖什的需求遭到沉重打擊。此時,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富有家庭在女兒出嫁時,卻逐漸形成新娘披戴沙圖什頭巾的風俗。這裡於19世紀末一躍成為了沙圖什的最主要市場。
上述貿易連接著相對小的消費群體,尚未對藏羚羊構成威脅。當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的奢侈品商人們將目光轉向沙圖什時,噩運最終降臨藏羚羊頭上。商人們在歐美、中東、遠東乃至大洋洲的市場上瘋狂炒作,致使圍巾的價格直線攀升。一度高達上萬美元的標價,手握大把鈔票的高端顧客仍然趨之若鶩。這時,除了少數克什米爾大商人外,普通消費者、乃至紡織沙圖什的手工藝人都不清楚沙圖什采自藏羚羊屍體剝下的毛皮。
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下,針對藏羚羊的大規模、有組織獵殺活動開始出現在所有藏羚羊分布區。盜獵分子甚至蹲守在藏羚羊的遷徙路徑上,滅絕式地收割正艱難孕育下一代的雌性藏羚羊的生命。被盜獵的數量很難估算。僅憑各地執法查沒數據的不完全估計,1990年至1995年間,平均每年有近2萬頭藏羚羊因沙圖什貿易而被獵殺。當夏勒博士在1993年前後向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揭示藏羚羊盜獵與沙圖什貿易的關係之時,藏羚羊已經到了滅絕的邊緣。
沙圖什圍巾的形成。活體藏羚羊(1)被獵殺後剝皮(2),提取形成羊絨(3),最後製成高品質的沙圖什圍巾(4)。圖1拍攝者為Dr. Joel Berger, 其它圖片來自網路。可可西里的槍聲
1994年1月18日的寒夜裡,傑桑·索南達傑在與18名盜獵分子對峙時,身中數彈,倒在了可可西里冷硬的土地上。倖存的同伴在掙脫後將他安放在車廂中,用血跡斑斑的藏羚羊皮輕輕覆蓋。
索南達傑烈士 圖片來自網路彼時,阿爾金山-可可西里一帶是盜獵藏羚羊的重災區,當地自然資源吸引了大量外來採礦者和盜獵人員。他們裝備著武器,團伙式地入侵這片本該屬於野生動物的樂園。從92年開始,索南達傑和他組建的青海玉樹治多縣西部工委(野氂牛隊)12次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起初,他們的行動目的為排查非法淘金者,在見證藏羚羊被大量屠殺後,他們開始了與武裝盜獵分子的鬥爭。
索南達傑英勇犧牲後,藏羚羊盜獵的問題逐漸得到了中國政府關注,在藏羚羊分布的保護區逐漸投入越來越多的反盜獵力量。1997年,可可西里保護區成立,這片一度成為藏羚羊盜獵者樂園的荒蕪之地迎來了大規模反盜獵執法行動。中國公眾也在英雄的感召下也開始將目光聚焦到了藏羚羊的危境上。媒體、影視作品中開始大量報道展示藏羚羊盜獵的境況,《可可西里》、《平衡》這樣的獲獎影像進一步將藏羚羊保護和中國的反盜獵努力展現在世人面前;自然之友、綠色江河等民間野保機構,也開始為支持藏羚羊保護奔走發聲,眾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投身到支持反盜獵宣傳和野保工作中來。
全鏈條的解藥
羚羊掛角,不著痕迹,以避禍害。藏羚羊要遠離非法貿易的傷害,保護的絕地反擊必須依靠向貿易鏈條上各國執法機關、保護管理部門、消費者以及普通公眾揭示這一命題的真相軌跡。
事實上,藏羚羊的保護法令早已存在。1979年,《國際瀕危物種進出口公約》(CITES)將藏羚羊列為附錄一物種,絕對禁止國際貿易,僅余瑞士對該禁令仍提出保留。1988年頒布的《中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將藏羚羊定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理應嚴格保護。只是無人意識到國際市場上盛行的奢侈品沙圖什圍巾與之的關聯,執法一直無法落於焦點。在諸多學者以及野保人士的呼籲之下,各國政府開始重視對沙圖什非法貿易的執法行動。從棲息地反盜獵、到打擊走私、再到終端市場執法,貿易鏈條上的各個環節開始收緊針對藏羚羊非法貿易的監管。
如果說「執法」是對藏羚羊非法貿易最快速有效的打擊,另一個更長期卻迫切的戰場則在消費端。為了根除沙圖什貿易背後的金錢驅動,印度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PSI)、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APS)等野保機構開始在歐美及印度展開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迫使時尚奢侈品行業和消費者直面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的消費直接「資助」了高原上藏羚羊的消亡。
消費國也開始行動起來,增強了對高端商鋪的執法檢查。1997年英國警方在倫敦大規模查處非法出售沙圖什的商鋪;1999年,在一系列案件的調查中,美國紐約市眾多名人被媒體公開訪問,不得不尷尬承認他們曾穿戴沙圖什圍巾;1999年《名利場》等高端時尚雜誌紛紛刊登專稿,揭示藏羚羊的慘劇,勸諭消費者放棄購買和使用沙圖什圍巾。
1998年,瑞士撤銷了對藏羚羊的保留條款,最後一個CITES締約國也正式全面禁止對沙圖什的合法貿易。至此,查謨-克什米爾地區是仍留存沙圖什合法貿易的地區。那裡的政府官員甚至一度堅稱,中國政府強烈譴責沙圖什非法貿易對藏羚羊的威脅是為打擊克什米爾羊絨產業的發展,以增加中國羊絨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邁入21世紀,藏羚羊的命運發生了更明顯的轉折。越來越多人了解到沙圖什的真相以及克什米爾在這一貿易鏈中扮演的樞紐角色。迫於種種壓力,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在2002年最終頒發了禁令,終止了世界上最後一個仍合法銷售沙圖什的市場。2005年,藏羚羊被選為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吉祥物,公眾對這一物種的保護意識更加高漲。種種跡象表明,經過全鏈條的嚴格執法及消費者的覺醒,藏羚羊種群數量在全面恢復;然而,地下交易仍存,野保戰鬥不止。2015年2月,瑞士海關再次查獲了22條沙圖什圍巾;青藏高原各個保護區的野保人員仍對藏羚羊盜獵分子「窮追猛打」。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發布的「殘酷不酷」廣告,向公眾說明沙圖什背後的血腥故事。圖片中英文為:「為了製作這條圍巾,殺死了12頭藏羚羊。」 圖片來自網路。藏羚羊的保護歷程雖然悲壯,卻是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案例。那些因為大規模商業貿易而致危的物種,如穿山甲、虎、賽加羚羊、非洲象等等,其保護管理無不面臨跟當初藏羚羊一樣的難題:從供給端到需求端都需共同出力,沒有單一的藥方。在藏羚羊保護這張考卷上,我國作為分布國,從民間到政府都做出最大的努力、交出了控制盜獵源頭的漂亮答案。但當我們坐在其他瀕危物種的貿易鏈上的消費端時,需要我們付出同樣的決心。
盜獵者、走私販、中間商、紡織藝人、奢侈品買手、高級商店和富裕的消費者,跨國商業貿易各種參與人員的「共罪」迫使藏羚羊一度幾近滅種。幸而,在保護藏羚羊的龐大戰爭里,身處貿易鏈條中的每一環、每一國都採取了積極行動,才最終將頹勢扭轉,令藏羚羊仍能奔跑在高原之上。願其他瀕危物種能夠獲得和藏羚羊一樣的機會,得到全鏈條的解藥,在還來得及的時候。
參考文獻:
Schaller,George B. 2012 Tibet wild : a naturalist』s journey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 George B.Schaller. ISLAND PRESS
ToniHuber 「Antelope Hunting in Northern Tibet, Cultural Adaptation to WildlifeEcology,」 Memorie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di ScienzeNaturali e del Museo Civico di Storia Naturale di Milano 33, no. 1 (2005): 5-17
Ryan R.J. McAllister, Desmond McNeill,Iain J. Gordon, Legalizing markets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poaching ofwildlife species: The vicu~na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Management 90 (2009) 120-130
Wright B and Kumar A, editors. Fashionedfor extinction. Thapar House, 124 Janpath, New Delhi, India, 1997; 7–8.
Talwar, R. & Chundawat, R.S. (1995).A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 in the LadakhRegion of Jammu and Kashmir.
撰稿人:
梨樹 美國蒙大拿大學學習動物學, 長期關注野生動物貿易問題,2005年起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
*文章原載於微信公眾號PlateauWild,2016-02-07,作者梨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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