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政治和張居正

史學家談及明神宗清算張居正一事，認為張居正「威權震主」，並將該事件單純解釋為權力鬥爭。我想從人性角度設想一些相關但不相同的可能性。

在張居正主政前的人生歷程中，有以下幾件事值得留意。

1、張居正天資過人，年少時就表現出非凡的才智。《明史·張居正列傳》記載：「（張居正）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歷史上年紀輕輕便才華橫溢的人有很多，但大都江郎才盡或不見容於世，很少有能幹一番事業的。張居正卻迥異於此，這說明他肯定有不同於這類人的某些特質。

2、張居正的世界觀至少經歷了兩次轉變，一次在進入仕途之前，一次在進入仕途之後。或許正是這兩次轉變使他形成了不同於一般「天才」的特質。

《明朝那些事兒》中提到，張居正的祖父曾與地方上的皇族權貴發生過糾紛，後來他祖父蒙冤死去。年輕的張居正訴冤無門，只得接受現實。張居正沒有像個怨婦一般糾結於此事，這說明他學會了忍辱負重；亦可推測他認識到了特權的厲害，難免對實力產生了一種崇拜心理。

另一件事是張居正的短暫離職。《明史》載，張居正「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這應該是張居正入仕以來，唯一一次躲開權力紛爭。在親身體會到政治鬥爭的險惡之後，回到民間的張居正必然有個重新思考的過程，對社會問題的認識也定會更加深刻。而這些思考和認識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日後他的改革路線圖。此時的張居正很可能變得更加務實。

3、張居正精通權謀之術，在官場遊刃有餘。《明史》載：「嚴嵩為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當時，嚴嵩、徐階兩派水火不容，張居正卻能兩面逢源；而在後來，無論是徐階還是高拱擔任首輔，他們都對張居正深為倚重，由此可知其城府之深、宦術之精。官場上善於此道之人不是奸佞就是干臣。後者在慘烈的政治鬥爭中生存下來而不失其志，有很大可能幹一番大事業。

4、張居正外表英俊，史稱「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較之徐階，他更有陽剛之氣；較之高拱，他更具儒雅之風。這對於張居正有潛藏的政治意義，這一點下文中還將提及。

上文從幾個特定的視角解析了張居正其人，接下來概述下張居正的改革。這次改革是張居正留給歷史最為豐厚的一筆遺產，歷代學者對其做過深入的研究，也得出了豐碩的成果。由於本文重點不在改革內容本身，故我們只對其作一簡單的介紹。

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兩項，一是考成法，二是一條鞭法。考成法是一種官員考評方法，它要求全國各個衙門分置賬簿，記載文件收發和章程計劃，以此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依據。一條鞭法則改變賦稅制度，把條項稅役合併，按畝征銀。改革期間，張居正裁汰冗官、清理捐稅，提高了行政效率，改善了國家財政，使「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

當然，張居正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前人說過的、做過的，並無太大新意，但不同之處在於他為實現改革的藍圖最大限度地驅動了明朝的官僚機器。我認為張居正能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原因。

首先，張居正知人善任。舉例而言，作為一個文臣，張居正甚至在軍事人才的任用方面也獨具慧眼。《明史》記載：「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維允往撫即定，故世稱居正知人。」

更重要的是張居正在萬曆初年大權獨攬。正是這一點最大程度上成就了張居正，也最大程度上葬送了張居正。在對此進一步分析之前，我們須了解下張居正身後的幾個關鍵人物。

1、明神宗朱翊鈞

朱翊鈞登基時只有十歲，但他從小就很聰明，《明史》稱之謂「性岐嶷」。仁聖皇太后陳氏雖不是朱翊鈞的生母，卻非常喜歡他。他作為陳氏和生母李氏共同的感情寄託，對二人的和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想見，朱翊鈞十分聰明乖巧。但朱翊鈞終歸是個孩子。聰明的孩子往往頑皮，朱翊鈞也有貪玩的天性。他的侍從孫海、客用就常常帶他玩些別出心裁的遊戲以討他的歡心。

張居正是朱翊鈞的老師。在那個時代，成為帝王師是知識分子最高的追求。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張居正，不可能不由之生出一種使命感。這一點從他對朱翊鈞學業的嚴格要求上就看得出來。朱翊鈞對張居正也很尊敬，稱張居正為「先生」。在張居正奪情後「乞歸葬父」時，朱翊鈞下旨：「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更為甚者，如樊樹志教授在《張居正與萬曆皇帝》中所言，當朱翊鈞的母親和張居正意見相左時，朱翊鈞還是會聽張居正的。這種特殊關係賦予了張居正執政的合法性，是他大權獨攬的基礎。

2、李太后

李太后是朱翊鈞的生母，雖出身貧寒，卻能識大體，且個性嚴明，對朱翊鈞要求很嚴格。穆宗早死，李太后作為一個寡婦，最忌諱的就是朱翊鈞和她被外臣視為孤兒寡母而任意欺凌。當初高拱被逐，就是太過強勢，犯了忌諱。《明史·馮保列傳》載：「保譖於後妃曰：『拱斥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馮保可謂一語擊到了要害處。

野史中常說李太后和張居正之間有不正當關係，此事難以明辨，《明史》對此也諱莫如深，不過我認為有一句話倒是值得玩味。《明史·后妃列傳二》記載：「居正請太后視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宮。」按規矩，外臣不得入後宮。李太后徙居乾清宮後，至少有了更多見到張居正的機會。但我們不應該停留在野史閑話的層面。李太后和張居正的特殊關係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們知道，穆宗年僅三十六歲時就去世了。作為一位帝王，他沒有勤政的美譽，不可能像雍正般活活累死。從體質上來說，他從小錦衣玉食，也不可能身體孱弱。唯一可以拖垮他的就是自我的放縱。而穆宗恰好是好色縱慾之人。從性格上來看，史稱穆宗「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他形成這種性格是有原因的，其父世宗偏信方術之士所言「二龍不相見」而對他多嚴苛少慈愛，他為太子時就得時常擔驚受怕。這類人往往抗壓能力差。當千鈞重任交到穆宗身上時，他可能難以承受，轉而向溫柔鄉求解脫。但這不過是飲鴆止渴，身體終有一天要垮掉。如此看來，穆宗的早死也就不足為奇了。

帝王在成為天下萬民之主前首先是皇室一家之主。穆宗死後，李太后不過為一婦女身，朱翊鈞則尚屬沖齡，誰來撐起這天下第一家呢？首當其衝的便是張居正。張居正工於權術，能贏得小皇帝和李太后的充分信任，又治國有方，能捍衛大明王朝的萬世基業，加之相貌不凡，陽剛儒雅，由此推之，它不僅能扮演好穆宗的角色，事實上還比穆宗扮演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張居正與李太后的關係雖不至如野史之惡意揣度，卻也十分特殊，因為李太后心理上容易對張居正產生一種崇拜乃至依賴。正如李太后對張居正所言：「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託付，其朝夕納誨，終先帝憑几之誼。」有了和李太后的這層特殊關係，張居正的權威自然得到進一步加強。

3、馮保

馮保在隆慶年間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因高拱沒有推薦他掌印司禮監而與高拱結仇；那時張居正也想取代高拱出任內閣首輔，兩人由是一拍即合。

馮保的權力來源於李太后，出於對其盡忠之念，馮保時常代李太后嚴格管教未成年的朱翊鈞。他本人也善琴能書、頗負才氣，但由於貪財擅權，引起了許多外臣的不滿。

在張居正主政的十年間，馮保都是張居正的盟友。兩人雖偶有齟齬，但都能顧大體，在重大問題上保持一致。內廷和外朝的和諧極大地拓展了張居正的權力運作空間。

綜上所述，明神宗、李太后和馮保這三個關鍵人物對張居正強有力的支持，使他得以大權獨攬，強力推行改革。諷刺的是，張居正為改革耗盡了畢生心血，卻在死後屍骨未寒之際就遭到了清算。這個結局對他而言似乎是不公的，可實質上卻有它的必然性。

首先要明確一點，那就是清算的對象不是張居正的改革而恰是張居正本人，清算者不是張居正的政敵而恰是張居正身後的人。

《明神宗實錄》載：「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可見，張居正的過錯不在改革而在他自己。儘管張居正的改革觸犯了很多權貴的利益，但僅憑這些人的力量，即便在張居正死後，他們也無法對其進行反攻倒算，因為皇帝至少可以邊向權貴妥協邊幫張居正蓋棺定論。站在張居正身後的三個人中，馮保作為他的盟友被放逐到南京守陵，李太后歸政後則在後宮一心事佛、無力干政，能清算張居正的僅剩也只能是一個人，那就是皇帝自己。

可皇帝與張居正名為君臣、禮成師徒、情同父子，皇帝為什麼要清算張居正呢？

歷史上對此有很多評論，如《明神宗實錄》說張居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明史》則說他「威柄之操，幾于震主」，等等。所有這些無非是說張居正權力太大，遭神宗所忌，最終被神宗清算並險遭「斬棺斷屍」。而且類似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韓信、霍光、胡惟庸、鰲拜等莫不如是，正可與張居正互為倚證。

我不否認「威權震主」的觀點，但我認為解讀此觀點時不應太過簡化。

張居正自己就曾說過：「我非相，乃攝也。」也就是說張居正不是在輔政，而是在攝政。且張居正和霍光、胡惟庸等人不同。張居正的輕慢只是針對百官同僚；對神宗，他只有長師的嚴厲而無權臣的跋扈，除此之外，他對神宗更多的是一種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和期望，因為他是帝王師。前面提到過張居正工於權謀，他不會不知道霍光、胡惟庸等人的下場，可無論在官場上還是日常生活中，他並未刻意去做到曾國藩那樣謹慎十足。假設他崇拜實力，他有使命感衍生出的自負，那麼改革和謀身之間他只會二選一，正如他在致湖廣巡撫朱璉的信中說：「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果如是，則不難解釋其「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是非功過任由他人評說。海瑞曾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其實張居正的政治使命讓他難以二者兼顧，到後來他便難免不屑於謀身了。然而，不屑不意味著忽視。我們知道，明神宗是先放逐馮保而後清算張居正的。如果張居正還在世，他會不明白馮保遭到放逐的政治隱喻嗎？反過來，如果決定在張居正在世時就攤牌，明神宗又怎麼會愚蠢到同時把馮保推向自己的對立面呢？倘若真到了「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之時，以張居正的老練和政客秉性，他不可能若無其事地常規化安排改革框架內的人事更迭而不考慮自己的身後事。

我倒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所謂的「威權震主」。萬曆年間的禮部尚書、內閣大學士于慎行在談及張居正被清算時曾說張居正「操權之弄，鉗制太過」。我認為，正是「鉗制太過」四字深刻地揭示了「威權震主」的內涵。

要知道，神宗朱翊鈞不只是皇帝，更是個孩子。在張居正等人的嚴格管教下，他被迫壓抑自己貪玩的天性，去學做一個威儀凜然的皇帝。可是孩子的天性是不會被磨滅的，朱翊鈞有儘可能擺脫張居正等人管束行為，例如，時常偷偷叫他的貼身太監孫海和客用帶他玩些新鮮的遊戲。在成長過程中面對如此嚴厲的管教，朱翊鈞雖然知道是為了自己好，但也或多或少會產生一種逆反心理，可是由於對張居正等人的敬畏，他最多只是消極抵制而未將這種心理表現出來。朱翊鈞幾次因貪玩而犯下大錯，氣憤至極的李太后甚至威脅要廢除他的帝位，張居正則代他起草了罪己詔。不可低估整個過程中朱翊鈞受驚嚇的程度。一方面，他已經享受到了身為九五至尊的好處，而現在他發現離開了張居正、李太后和馮保，他就做不成皇帝；另一方面，他犯下錯誤後已是羞愧難當，卻還要頒布罪己詔向舉國上下檢討，這極大地傷害了他的虛榮心。因之對張居正等人滋生出一種夾雜著畏懼和仇恨的情緒也不足為怪。從朱翊鈞親政後的作為來看，他骨子裡有一種很強的惰性且內心十分自我，這從後來他和整個言官集團圍繞立儲問題產生的爭執就可以看出來。朱翊鈞先是施壓，施壓不成便冷戰，到最後乾脆撒手不管。他任由言官集團鬧騰，自己則躲在後宮不上朝，避開風口浪尖的鬥爭，但內心絕不接受任何妥協。這種個性和他成長的經歷不無關係。朱翊鈞幼年即位，聰明任性，一生富有四海卻處處受掣，甚至終其一生都未曾離開過北京。他不會愚蠢到放棄手中的權力，但他極其渴望這種權力能毫無限制，能給自己帶來無上的自由。可是他做不到，於是他仇恨，仇恨那些妨礙他追求自我的人；如果仇恨無果，他便心生厭惡並極度冷漠，譬如不再理會整個文官集團。對張居正，他恰好是可以仇恨的，原因很簡單：張居正突然病故了。於是他找到了發泄恨意的渠道，褫奪了張居正的官位和謚號，抄了張居正的家，同時放逐了馮保。

整個過程迅速、突兀、不合常理，根本無法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理解。這個事件中的朱翊鈞是反常的、變態的、失去理智的，以至認為自己的老師「斬棺斷屍尚有餘罪」，而這一切又被他身邊不滿馮保的宦官和張居正生前的政敵利用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因素不容忽視。朱翊鈞必然感知的到張居正在扮演何種角色，他知道張居正強過自己的父親，可他內心未必敢於直接認同這一點。他的父親雖然平庸但畢竟是帝王，張居正不過是一位臣子，在二者間必須認同其一的時候，朱翊鈞肯定會選擇他的親生父親。朱翊鈞或許也察覺到了他母親對張居正特殊的情感，為了捍衛他父親的尊嚴，他只有對此極其痛恨，可是從心理上來說，他無法過多地埋怨自己的母親，於是他只能將責任完全歸在張居正身上，將張居正視為發泄的對象。

由此可見，張居正錯誤卻宿命般地擔當起了君父的職責，希望培養出一個聖明的君主，而他培養的那個人只不過是個貪玩的孩子。兩人都在嚴峻的政治環境和森嚴的封建道統中太過投入以至於幾乎失去了自我。直到有一天，張居正死去，而那個不想成為聖主的孩子卻突然明白過來自己才是手中握有無上權力的皇帝，於是他一道旨令清算了張居正，偏執地發泄自己心中潛藏已久的不滿，以一種變態的心理調節方式完成了無張居正的新環境下自我與帝王角色的統一。以往史家只孤立地強調帝王政治，卻忽略了君臣名分下其實還有人性本身的存在。因而我認為，「威權震主」中的「威權」不應簡單地理解為政治權力，而應理解為雖夾雜著政治權力但仍處於人際情感之中的一種類似於封建父權的強權。強權的施加者發生了角色錯位，強權作用的對象則恰好是本身應為強權且不容其它強權與之並存的帝王。

蓄之既久，其發必烈。于慎行「鉗制太過」四字何其深邃地道出了朱翊鈞心理爆發的動因，而張居正的末路也就成了必然。

政治是什麼？每個人無論置身事中還是超然事外都會對其有獨特的見解。但無論如何，政治絕不僅僅是利益糾葛，絕不單單是路線分歧，也絕不僅限於權力鬥爭；在某種程度上，政治是赤裸而又複雜的人性。政治何以為政治或許就在於人何以為人。

張文忠公的這場改革已離我們遠去，留給後人的卻是無盡的思考。他雖然死後落得個被抄家的下場，但終歸還是得到了朱家子孫的認同。只是斯人已逝，獨殘留一聯於江陵老宅，任風雨消磨。正是：恩怨盡時方定論，封疆危日見才難。

嗚呼！何必再嘆世間已無張居正？又怎能不嘆世間已無張居正？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