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校讎史略與學術脈絡

按：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校讎篇曾作「漢代校書七次」[1]，今徵引史源，詳而說之，以補其闕。以校讎史略，發覆整漢一代之學術脈絡。

1.漢高祖：詩書間出

《史記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按：太史公雖無目錄書行世，但是根據《史記》所引所述，可窺見太史公時代的書籍概貌。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可參考。

2.漢武帝：立五經博士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漢書·武帝紀第六》「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

按：漢代第二次書籍整理運用，伴隨的是武帝136BC，中央立五經博士。當時需要專門的官員「抄寫」書籍，整合了漢初淮南王、河間獻王兩地學術中心所收古書。今文經學於官學斯盛。

3.漢宣帝：石渠閣

《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第五十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按：施讎。

《漢書·卷七十三韋賢傳第四十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

按：玄成，韋賢幼子。

《漢書·卷七十一雋疏於薛平彭傳第四十一》「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

《漢書·宣帝紀第八》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第六》「會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按：漢宣帝甘露三年（51BC），詔蕭望之、劉向（本名劉更生）、韋玄成、薛廣德、施讎、梁丘臨、林尊、周堪、張山拊等儒生，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講論「五經」異同。由漢宣帝親自裁定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石渠論》所輯奏議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斷。

新立今文經四家，博士員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春秋》增立「穀梁」。實現今文經學內部協調。宣帝年間再立京房《易》。再後來光武帝建武年間，增設大小戴禮和嚴彭祖、顏安樂的《公羊春秋》。（見後文引文）

4.漢成帝：《別錄》《七略》

（1）《別錄》《七略》之前的文獻搜集

自經秦火一炬，先秦奠基被大量焚毀，西漢建國廣開獻書之路，大概有如下兩輪潮流：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按：其一乃淮南王劉安召集門客編纂《淮南鴻烈》，闡明神仙黃白學說。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按：其二乃河間獻王得先秦古舊書，立是古文經博士。由此北方的河間獻王與南方的淮南王形成了漢初兩大學術中心，再輔以秦代遺留的經師口頭傳授（或壁藏），如伏生傳今文尚書，構成了西漢一代的文獻流傳格局。

（2）《別錄》《七略》編纂

《漢書·成帝紀第十》「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第六》「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

按：成帝年間，劉向以總負責人身份奉旨整理中秘藏書，具體工作分為書籍形式和書籍內容兩部分。[2]

書籍形式上分為兩步：

第一步是「校讎」，即「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劉向《別錄》）

按：古文獻學版本校勘目錄是一體的，在編寫目錄之前必須親自校勘書籍。

姚明達「校讎在目錄之先，目錄為校讎之果。」[3]

王叔岷《斠讎學》將其稱為「訂正古書字句之學。」（《說文》有校無挍，校本義木囚，故挍才是校讎之本字。）

第二步是預先製作好殺青竹簡，按照簡書格式，繕寫清本。

書籍內容，即撰寫敘錄和分類編目。前者相當於每一種書的內容提要，後者相當於編目錄。撰成《別錄》。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別錄》20卷，劉向卒後子承父業，劉歆繼續校理書寫，在此基礎上編成《七略》7卷。然而二書如今均亡佚，後世有章太炎《七錄別略佚文征》。

（3）《別錄》《七略》學術史意義

①自主建構先秦至西漢的學術源流格局[4]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一）六藝略：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類

（二）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

（三）詩賦略：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孫卿賦之屬、雜賦、歌詩五類

（四）兵書略：兵權謀、兵形勢、陰陽、兵技巧四類

（五）術數略：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

（六）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

按：除了以上六略之外還有《輯略》記錄校書的宗旨、原則和過程。[5]形成了科學的文獻分類意識呈現在目錄書的編輯上。發展了《論六家要旨》的諸子學分類（陰陽、儒、墨、名、法、道）；補充五經之學；以詩賦為文學源流；兵書、數術、方技保留了古代學術的「小傳統」。

②校定先秦文獻，先秦文本流傳的樞紐。

如今先秦傳世文獻大多經過劉向、歆父子的「加工」（有意無意），在他們整理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失真現象，因此研究何種意義上的「先秦」都需要「現象學的還原」。

以《荀子》一書為例。

《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按：經王伯厚《漢書藝文志考證》實32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可見今本《荀子》實乃經過劉向的校定，這個校定有何生動體現呢？

《荀子·正名第二十二》「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按：夏含夷在《重寫中國古代文獻》一書中指出：前後偽字所指明顯有兩義，為何字形相同？在一連串概念的排比下，兩個「偽」字顯然有不同含義。夏含夷引用了龐朴提出的很有說服力的假設：龐朴引用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身欲靜而毋?（yin4），慮欲淵而毋??。」（港中大郭店釋文系統「身谷（欲）寈（靜）而毋，慮谷（欲）囦（淵）而毋??」；李零釋文「身欲靜而毋羨，慮欲淵而毋偽。」按：雖然李零承認圖版上寫作從爲從心。）

龐朴認為前者很有可能被劉向（或其他漢代整理者）改動了，因為在漢隸發展到兩漢之交，從為從心的「??」已然消失，因此在校定的過程中他們也自然的作了隸定的改動。不只是《荀子》，劉向刪訂圖書還有《晏子》（30→8）《列子》（20→8）等。

因此，我們目前所讀的「先秦」文本有相當大一部分（除卻純粹的出土文獻）都是經過漢人的省改加工，那麼當我們只拿著這些材料就開始做語言、思想分析的時候，真的是在做「先秦」嗎？

5.蘭台校書與「漢志」

《七略》之後，東漢官員（班固、傅毅、賈逵）就東觀與仁壽闥藏書編出新的目錄《東觀新記》與《仁壽闥新記》。

《後漢書·卷八十上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

按：傅毅。

《後漢書·卷三十六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帝敕蘭台給筆札，使用《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

按：敕省賓語賈逵。

然而只是簡單的登記性目錄而已。而後班固父子踵繼寫《漢書》，方才編成《漢書·藝文志》。

按：班斿曾從劉向校書，其子班嗣善老莊。班彪班固父子致力史學，完成《漢書》。

班固編纂《漢書》獨創《藝文志》（簡稱「漢志」）一例，以反映歷代文獻典籍變遷，日後正史的編纂多設《藝文志》《經籍志》一門，便是自此而始的。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輯。」

按：如班固所言，他乃是根據劉歆《七略》刪要篇輯。而根據王重民的比較漢志與劉歆《七略》體例大體相同：

1.基本保留六略三十八種的分類體系，凡刪改移動補充均自注說明；

2.把《輯略》內容附散到六略三十八類後（王錦民反對）；

3.《七略》中圖書提要，必要時截取作為班固自注，截取時會作出修補；

4.內容新增劉向、揚雄、杜林三家著作（也有可能劉歆校《七略》時已經加上）；

5.凡是《七略》中，班固認為重複、分類不妥的地方都作出合併或轉移，會註明「出」「省」「入」；

6.省卻兵書十家，注入劉向三家，共減少十家。與《七略》總卷數相較增多五十卷。[6]

按：「漢志」今存最早全本的目錄書。而班固等人常年校書的東觀成為了東漢學術與治學中心，通過東觀，古文經師傳播學問與太學博士所傳的今文經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闕疑：班固在肅宗章帝即位之前已經於任蘭台校書，未詳其「漢志」寫作在白虎觀前或後，姑且以漢志在前，白虎觀在後。因為「漢志」並沒有著錄《白虎通義》。待鄙人詳考，回來填坑。

6.漢章帝：白虎觀

《後漢書·卷三 肅宗孝章帝紀第三》「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後漢書·卷二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

按：指魯恭。

《後漢書·卷三十七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製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

按：丁鴻。

《後漢書·卷四十八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終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系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按：終，楊終。曾刪《太史公書》。

《後漢書·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後漢書·卷七十九下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按：魏應，李育。後者曾與賈逵就《公羊》互難。

總按：漢章帝建初四年（79AD）。由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陳述見解，「講議五經異同」。漢章帝親自裁決其經義奏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義》一書，簡稱《白虎通》。《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但是章帝沒有允許在中央立古文學官。第一次嘗試統一今古文之爭，實際上是漢朝統治者進行有意識的意識形態建構。

7.漢安帝：東觀校讎

《後漢書 卷十上 皇后紀第十上》「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後漢書 卷七十八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永初）四年（110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按：長樂太僕蔡倫，管理此事。

《後漢書 卷八十上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按：馬融乃古文經師，故東觀是乃古文經師授業之根據地。今古文之利益之爭，便是在東觀與太學的逐鹿中產生。而東觀乃一國藏書之所在，古文經能傳諸後世，實本於此。

8.漢順帝

《後漢書·卷二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永和元年（136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採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按：無忌，伏湛之子，其九世祖乃漢初傳《今文尚書》之伏勝。有二子：伏隆、伏翕。伏翕→伏光→伏晨→伏無忌→伏質→伏完→伏皇后（為曹操所殺）。

9.漢靈帝：正定石經

《後漢書·卷六十下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建寧三年（170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後漢書 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按：熹平四年，175AD。熹平石經今有殘塊，惜不見其全貌。熹平石經為今文經，也是今文經學的餘緒。三體石經（《正始石經》）乃241AD刻成，立於洛陽。內容為《尚書》《春秋》及部分《左傳》，乃古文經。《後漢書》與實際石經殘本不合，當是南朝訛混二者。

《蔡邕列傳》「六經」有誤，樂經無文字。

參考文獻

[1]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4月第1版,第127-128頁。按：本人統計至少九次，包括石渠、白虎兩次論定。

[2]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月第1版

[3]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4月第1版，第127頁

[4]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月第1版，第43頁

[5]參考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月第1版，第40頁。按：王錦民根據《七略》佚文反對《輯略》是全書總錄以及各略各類的小序等。

[6]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2月第1版，第43-44頁

PS：中通展示的部分內容擴充而成的整理文字，副產品罷了。

感謝評論區師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