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科學大會，那年的春天｜紀念《科學的春天》發表40周年

?1978年3月18日-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我國科學史上的這次空前盛會，是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親自提議召開的。

撰文 | 邸利會

責編 | 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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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6歲的郭沫若，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行動不便，生活無法自理。如此境況已不允許他參加任何會議，但這次他卻執意要去——醫生，秘書，甚至夫人於立群的勸阻都沒什麼用。

我是科學院的院長，這樣重要的會議不能不去，一定要去，他說。

這是1978年的3月17日，第二天全國科學大會就要開幕。這一天作為大會領導小組組長的方毅接到郭的秘書打來的電話：「郭老堅持要參加明天的開幕式。今天上午與醫生談判了一上午，沒有成功。醫生說，肺部炎症還沒有消失，只允許參加半小時。郭老仍堅持要坐半天。希望方毅同志做做郭老的工作，請郭老半小時後離席。」

第二天的下午，當坐著輪椅的郭沫若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時，掌聲雷動。在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峰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隆重開幕。大會堂正中懸掛的會標便是郭的題字「全國科學大會」，主席台並排懸掛著毛澤東和華國峰的彩色畫像，兩條紅色巨幅標語橫貫會場，二樓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三樓則是「樹雄心，立壯志，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華國鋒走到郭沫若身旁，提醒郭老可以退席，早點回去休息。

3月18日的開幕式上，面對參會的5586名代表，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肆意摧殘科學事業，迫害知識分子的那種情景，一去不復返了」；他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說，「總的來說，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他說，「我們的科學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致力於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做出貢獻，這就是紅的表現，就是紅與專的統一」；他說，「至少必須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業務」；他說，「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

?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大會上作重要講話。

二

當親耳聽到這樣的講話時，44歲的陳佳洱忍不住流下淚來。

大約十年前，當他結束英國牛津大學和盧瑟福高等研究所三年訪問學者生涯，返回國內，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文革爆發了。他隨即被下放到漢中去接受勞動改造——修鐵路，種地，養豬，干著與專業無關的事情。

陝西漢中，距離北京1400公里。為了貫徹黨中央，毛主席作出的加強三線建設的重大決策，1965年，高教部決定部分著名高等院校在三線地區建立分校。當年5月，時任高教部部長蔣南翔與北大副校長周培源等一行來到陝西，最終選定了漢中北部連成山下一個三面環山的地區，作為北大的漢中分校校址。此地符合當時中央提出的「山」，「散」，「洞」原則，便於隱蔽和保密。這個稱為「653」工程的建設項目，很長時間內不為外界所知。

8月份，分校破土動工。作為工程建設和規劃的主要負責人，63歲的周培源常駐漢中，據說與「年輕人同吃同住同勞動，衣服髒了自己洗，經常主動打掃衛生」。也差不多這個時候，剛從劍橋歸國，32歲的陳佳洱被要求到此地參加勞動改造，限令三日內離京。臨行前，陳佳洱賣掉了所有與加速器有關的書，覺得這輩子再也不可能搞研究了。

陳佳洱本科曾就讀於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1953年開始寫畢業論文時，教過他原子物理的朱光亞是他的論文指導老師。1955年，中央決定搞原子彈，朱光亞被調到北大；次年5月，教育部下了文件，21歲的陳佳洱也被隨之調去。

設在北大的原子核教育基地名為「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依託中科院錢三強領導的近代物理所而建，對外保密，在近物所內叫「物理六組」，對外稱「546信箱」。1963年，中國派了4位訪問學者到英國進修，陳佳洱是其中之一。他先後在牛津大學核結構實驗室和劍橋的盧瑟福實驗室研究加速器，因出色的研究工作被同事讚譽為「等時性回旋加速之王」。

從回國後即被下放的1966年算起，一晃已是十年。所幸，人生還不至於如此無望。1977年，當中央決定召開科學大會，並制定科學規劃時，陳佳洱被錢三強點名回到了北京。這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轉折。

1977年9月27日至10月31日，中科院主持召開了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會議，來自中科院各所，全國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和管理幹部1200餘人，住在西頤賓館（現為友誼賓館），經過一個月研究和討論，制定了《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綱要（草案）》。

在錢三強的領導下，陳佳洱負責制訂原子核物理和低能加速器等的發展規劃——此後的高能加速器（後發展為高能正負電子對撞機），蘭州的重離子加速器裝置，合肥的同步輻射加速器以及北大的超導加速器等都包括其中。

如今，坐在科學大會的會場內，他撫今追昔，不堪回首，浪費的十年時光何處尋。

「文革的十年，本該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時光，也應該是我創造力最旺盛的十年，但我卻被扣了五頂帽子（「黑幫分子」，「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漏網右派」，「特務嫌疑」），便成了我人生中最難熬的十年。」 陳佳洱後來回憶說。

三

不過，在那個年代，活下來也許就是幸運。

鄧小平在講話中說：「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我們的科學技術隊伍發生了青黃不接的現象……」。「青黃不接」實非虛言。全國科學大會之後的1980年，學部增選了283位新學部委員，在第二年5月份的學部會議上，當中科院副院長鬍克實彙報新學部委員的年齡結構時，鄧小平插話問，有50歲以下的沒有，結果有十幾位，鄧再問，有40歲以下的沒有？胡克實說，數學家楊樂最年輕，不過已超過41歲。

「青黃不接」一說，從全國科學大會的統計數據也可得到印證——35歲以下的青年占不到3%，而56歲以上的老年超過了三分之一。歷次運動包括「文革」對中國科研人才的摧殘顯而易見。

以中科院為例，在十年中，被抄家的達1909戶；被迫害致死的229人；經歷兩次大變動的直屬研究所到1973年只剩下13個，另外43個歸雙重領導，而1965年時科學院有106個研究所；大多數研究所的工作陷於停頓。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回憶，當時中科院在京有180多位高級科研人員，文革期間80%的人受到各種批判，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學家就有十幾人，包括中國第一個提出搞人造衛星的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以及華羅庚、楊樂的老師熊慶來。

?熊慶來先生。1969年2月3日，熊慶來在深夜中去世，享年76歲。直到文革結束以後，華羅庚才在《哭迪師》中用「惡莫惡於除根計，痛莫痛於不敢啼」的詩句，來表達當時的真實感受。

在科學大會召開前一年由方毅主持的一個座談會上，楊樂說，他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一點成績，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導師熊慶來教授的指導下，基礎打得紮實，能把握研究領域的主流，較快地走向研究前沿。

3月17日，就在科學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中科院特地為熊慶來，趙九章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楊樂說，這種破天荒的舉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2年從北大畢業後，23歲的楊樂考入了數學所，成了熊慶來的研究生。當時，華羅庚是數學所的所長，熊慶來則是函數論研究室主任。楊樂，張廣厚（熊的另外一名研究生）和華羅庚的幾位研究生本就是北大的同學，如今又同屬函數論室。當時因為熊慶來年事已高，不常來所，楊樂和張廣厚平時里也多得到華的指導。

然而，數學所的日子並不平靜。華羅庚的學生龔昇回憶，數學所的黨組織領導關肇直自認為自己代表了無產階級，而華羅庚則是資產階級，「兩個人的矛盾鬧了很久」。早在反右的1957年，華就被劃入「五君子」，幸好被周總理圈掉獲救。華的數學研究也遭人非議：「他和我講過很多心裡話，他的苦衷。他想搞多復變，有人說多復變是偽科學；發展數論，又說這個沒用；發展代數，說代數是脫離實際。那就沒事可做了嘛，而且每次運動都搞他，他就被弄得什麼事都不能做。」龔昇曾說。

數學所呆不下去，華羅庚只好在1963年離開，掛著所長的虛名，轉去了科大。但在科大的他也沒有免去被運動衝擊的命運，其手稿被盜一事，據說當時的華羅庚大為震怒，說偷錢可以，偷了手稿卻再沒精力去寫。此事雖經報告給周總理並獲批示破案，但終究也沒查出個結果。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閥」，華羅庚也被拉回數學所開批鬥大會，「打倒華羅庚」的口號此起彼伏，被斗完了還得忍著腿疾打掃走廊。

1965年之後，華羅庚的工作重點轉向了普及數學方法，用於工農業生產。二十年間，華身體力行——烏蒙山區，大渡河畔，白山黑水，幾乎跑遍了全中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這期間，華羅庚還給毛主席寫信，說自己在做優選法」與「統籌法」，並獲回信稱讚其可喜可賀，大有作為。華把這些回信視為珍寶。

?1974年冬華羅庚在廣西深入車間普及數學知識

華羅庚本只有初中文憑，但通過自學，20歲時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引起熊慶來（時任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注意，並隨後被調至清華讀書，改變了其一生命運。熊慶來在解放前夕本已在法國工作，1957年獲華的支持回國，培養了楊樂，張廣厚等人，直到1969年被迫害致死。楊樂回憶說，華羅庚得知熊老師被摧殘逝世的消息時，遺體已運抵火葬場，他急忙趕到那裡，翻遍蓋屍布，只為了見老師最後一面。

四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給當時的知識分子，如熊慶來，如華羅庚的稱謂；可批鬥他們的人認為，「資產階級權威和思想」並不局限在國內，也不只是活人。

1966年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以及隨後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均指明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以及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和反動觀點，其中也包括了對自然科學理論的批判。

翻檢當時的報刊雜誌，自然科學理論的批判涉及各個方面，如物理學中的相對論，量子力學，熱力學定律，大爆炸理論；化學的「共振論」；現代生物學中的「還原論」，達爾文的進化論等都在批判之列。

在環境和資源理論方面，《自然辯證法》雜誌發表的批判文章說，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從娘胎裡帶來的先天性膿瘍」，社會主義社會不會出現這種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植物學報》也刊登文章，認為「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大肆宣傳生態危機，是他們沒落的資產階級的哀鳴，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絕望的寫照」。

可是在科學大會召開的那年，就有代表指出，「環境保護目前主要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措施不落實。我國環境污染相當嚴重，蘭州上空有光化學煙霧，北戴河海面有石油污染。特別令人不安的是，首都大氣污染也很嚴重」；「每年僅排入大氣的二氧化硫，就有一千五百萬噸左右，嚴重污染環境」；「防止食品污染刻不容緩。這是關係到人民健康的大事，也是關係到我國外貿出口聲譽的大事」；「美，日等國的環境污染監測手段基本上實現了連續化，自動化……而我國的監測手段大多為手工操作，效率低，質量難以保證……我國上海，北京等地癌症發病率已不亞於紐約等城市，可是我們對環境毒理與基礎研究基本上還未開展」。

在所有的批判運動中，因為愛因斯坦被稱之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自然成為「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興起於北京，發展到上海，南京等地的長達八年的對相對論的「批判」運動，也將許多人捲入了其中，把荒謬發揮到了極致。

?當時批判相對論的宣傳畫。

五

1969年，正在北大漢中分校勞動的周培源接到了北京的電話，時任科教組副組長的遲群叫其回京參加相對論的批判。

周培源與愛因斯坦以及相對論頗有淵源。1928年6月，周培源獲得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並發表博士論文《在愛因斯坦引力論中具有旋轉對稱性物體的引力場》——周被認為是研究相對論的第一個中國人。此後，他又赴歐洲，師從海森堡和泡利研究量子力學。1936年至1937年，周培源利用清華的科研教學休假制度，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一年，參加了愛因斯坦主持的關於相對論的研討班，並完成了一篇論文。1937年5月，周培源離開之時還專門到愛因斯坦的住宅辭行並為其拍攝了一張照片。在愛因斯坦逝世當年（1955年），周培源以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的身份在《物理通報》上撰文，開篇即說：「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人類正義事業的積極支持者——阿·愛因斯坦在四月十八日和我們永別了。我們物理學工作者對這位物理學界偉大導師的逝世特別感到悲痛……」。

不難想像，如果批判相對論，周培源是極有分量的人選。1969年的10月23日，回到北京的周培源與竺可楨，吳有訓等著名科學家參加了由駐中國科學院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召集的座談會，專門討論《相對論批判》修改稿和另外一篇有關相對論是否被實驗證實了的稿件。

中午散會後，周培源得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準備把學習班的文章拿到《紅旗》雜誌發表。他立即找到周總理的科學院聯絡員劉西堯說，不宜把這樣的文章拿到全國性刊物上公開發表，否則會產生不良的國際影響。回到家的周培源依然余怒未消，他對女兒說，「（他們）在黨的機關刊物《紅旗》上刊登打倒相對論的文章，簡直是要鬧出歷史大笑話。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了劉西堯。不知他們聽不聽」。

周培源的明確表態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次年的4月3日，陳伯達在遲群等人的擁護下，到北大召集會議，大講要全面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群眾運動」，要把牛頓，愛因斯坦遠遠拋在後面，發出東方無產階級的聲音。他還提議要召開萬人批判大會，而身為北大副校長的周培源也再次遭受了衝擊。

周培源女兒周如玲回憶，當時周被帶到附小的一間教室里，陳伯達和30多位軍代表把他圍在中間。陳伯達操著福建口音，指著周穿了幾十年的棉襖說，「啊呀，這件棉襖的邊已經破的很厲害了，應該讓你愛人幫你縫縫，也該買件新的了。」周只回了一句，「這還能穿」。陳隨即切入正題，大講批判相對論的重要性，要從科學，哲學上將愛因斯坦徹底打倒，中小學生也要打倒相對論，隨後逼周表態。周培源並未畏懼，直言不諱地說，「狹義相對論搞不動，廣義相對論有爭議」。

幾天後的4月8日，陳伯達再次敦促劉西堯，要其抓緊批判工作，並辦一個批判相對論的專刊。之後的4月14日至16日，中科院革委會又召集了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大，原子能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等單位，開了三天的會，專門傳達陳的指示。

六

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早已超出物理學界。陳伯達打算把《相對論批判》發表在《紅旗》雜誌的事情也傳到了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那裡。

郭漢英回憶，其父在留學期間就聽過愛因斯坦在日本所做的相對論演講。郭沫若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是哲學意義上的相對主義。如果由《紅旗》雜誌發表這種文章，這樣做會在世界上引起嘩然，也會阻礙我們自己的科學技術的發展」。

郭沫若接著告訴郭漢英，「老實講，科學的批判，密切聯繫實際的批判是會推動科學發展的，我們至今還缺乏這種批判精神。但是，打棍子，扣帽子，用哲學觀點來判斷科學的是非是荒唐的；自上而下地用權勢來支持這類愚蠢的批判就更加荒唐。」

可「荒唐」也許正是那個時代的烙印，郭本人的遭遇又何嘗不是。

文革初期，眼看昔日好友吳晗，田漢，翦伯贊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郭沫若倍感壓力。有一次，他勸告弟子不要寫批判田漢，翦伯贊的文章，稱「那不是什麼學術討論」。

?1964年8月23日，郭沫若與毛澤東在北京科學討論會期間合影。

1966年1月，郭沫若給中科院黨委書記張勁夫寫信，請求辭掉一切職務（中科院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等），信中說自己「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心理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他還在信的末尾強調，「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查」。不過，辭呈未獲批准。

不意外，他的作品也隨後遭到了批判，比如有人說郭的《滿江紅·領袖頌》中為何有「雄雞一唱天下白」的詩句，明明全國人民都在唱《東方紅》。過往的作品都成了所謂的「罪證」，這讓郭沫若無奈而驚懼。他曾對一位青年說，「你還是專心去搞科研吧，何必浪費精力去搞什麼文藝？讓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燒個精光大吉！我同時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

不久後，「焚書」的想法正式公之於眾。1966年4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在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作了「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主題報告後，感受到壓力的郭沫若來了次即席發言：「在一般朋友們，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也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的時候很模糊……」。

說完這話，他就「考察」巴蜀去了，卻不想，「焚書」一說卻震驚了海內外。就在此間的5月6日，象徵文革開端的《五·一六通知》出台，即席發言又被毛澤東批准後發表在《光明日報》，學界嘩然。7月4日，他不得不在北京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對「焚書」一說作出澄清：「我這番話傳播出去，出乎意料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誠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捲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它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藉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二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這是我的責任感的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是極其平常的事。 」

郭沫若的自我貶損和對毛澤東和江青的頌揚並沒有令局勢有所好轉。北京大學的專欄上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郭民英在1967年4月份被人「揭發」後自殺；次年4月，郭世英又被中國農業大學的造反派折磨致死。文革剛開始就接連失去二子，據說，此後的郭沫若經常埋頭伏案，用筆抄寫兒子的日記以寄託思念之情。

隨後展開的批林批孔運動，形勢進一步惡化。1973年8月，毛澤東寫下詩作《讀<封建論>·贈郭老》，其中說「十批不是好文章」。隨後，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郭的夫人於立群回憶，當著周恩來的面，江青指責郭沫若「對待秦始皇，對孔子的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此後，張春橋，江青又分別到郭沫若家中，「當面逼迫他寫文章，承認他在抗戰期間為揭露蔣介石反共賣國獨裁統治，冒著生命危險寫下的劇作和論著，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是反對毛主席的；要他寫文章，『罵秦始皇的那個宰相』」。這樣的指責和要求被郭沫若嚴詞拒絕。

可沒過了幾天，2月10日的下午，江青再次上門，喋喋不休地糾纏長達3個小時，當晚郭沫若便因急性肺炎，發高燒住進了醫院。

七

病重的郭沫若苦熬著日子。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先後逝世。郭沫若不顧身體，掙扎著寫悼詩，守靈，參加追悼會。直到10月4日，四人幫被拘捕的消息傳來，郭沫若的病情才稍有好轉，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事後，華國峰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張文裕，華羅庚，周培源，嚴濟慈，貝時璋等紛紛撰文慶祝這一重要轉折。

1977年5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中科院黨組負責人方毅，李昌和武衡關於如何恢復和開展科學技術工作的彙報。在聽取彙報期間，華國峰提出要開個科學大會，目的是把科學研究抓起來，人數多一點，要使全國震動，「對人民有貢獻的專家和群眾，要給予表揚，戴紅花」，要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

華國峰的指示迅速獲得傳達，全國興起了大辦科學的熱潮，各省也召開了規模驚人的動員大會（如山西省，其廣播大會有152萬人參加，並召開了441人參加的山西省科技規劃會議，推薦科技成果和個人，最終組成了138人的全國科學大會山西代表團）。按照會議的安排，各代表團必須在3月15日，16日到達北京，不許提前和拖後。如此多的人員來京，在加上3，4月份外賓較多，安排的會議也多，大會的召開一度引起北京市的住房緊張。隨後，國務院發出通知，在3月14日至4月5日期間，各部委不在北京開會，外賓如無合同的推遲來華。

3月18日至31日的大會，除了聽報告，代表們還分小組進行了交流討論。華羅庚，楊樂，張廣厚，陳景潤在同一個小組。華羅庚談了他推廣「優選法」與「統籌法」的體會，加上陳景潤的事迹被廣泛報道，這個小組成了「明星小組」，獲得了不少曝光；而陳佳洱，周培源，侯仁之則與北大的同事們在一個小組，討論著如何讓北大這個文革的重災區迅速恢復科研與教學。大會還選出了15份典型材料用於大會發言，其中就有廣為傳頌的陳景潤的報告——《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全國科協代主席周培源也發了言：《科學技術協會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貢獻》。

?全國科協代主席周培源教授（左一）和清華大學張光斗教授（左二）。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數學研究員華羅庚（左一）和青年數學研究員陳景潤（左二）、副研究員楊樂（左三）、張廣厚（左四）。

?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和陳景潤握手。

為了鼓勵文革期間堅持科研的單位和個人，大會獎勵了826個先進集體，1192個先進個人，7657項科技成果，當時參與全國科學大會評選小組工作的唐新民說，「當時申報項目很多，不授獎的項目占不到10%」。

八

科學大會閉幕後沒幾天，1978年4月4日，楊樂和張廣厚赴瑞士參加學術會議，這是「文革」以來中國學者首次以個人身份出國參加學術交流。此前，中科院國際合作局向中央打報告，方毅作了一段長指示，每一位政治局委員都畫了圈。這一年，由高等教育部和中科院在北京大學聯合建立的中國第一個原子能教育基地——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也經鄧小平批准從漢中搬回到了北京。陳佳洱後來說，這個消息傳到正在漢中接受再教育勞動的系裡，整個系都沸騰了。

然而，遺憾的是，在科學大會過後的兩個多月，久病的郭沫若離開了人世，按照遺囑，骨灰撒到了山西大寨大隊的虎頭山上。

?《人民日報》 1978年4月1日 第3版

郭老走了，科學大會閉幕式上播音員播送的那篇《科學的春天》也成了他的絕唱——那富有詩意，飽含期待的呼喚留給了我們存在的這個世界——

「我的這個發言，與其說是一個老科學工作者的心聲，無寧說是對一部巨著的期望。這部偉大的歷史巨著，正待我們全體科學工作者和全國各族人民來共同努力，繼續創造。它不是寫在有限的紙上，而是寫在無限的宇宙之間。

春分剛剛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致謝：本文的寫作得到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王揚宗教授的指點，特此致謝。

主要參考文獻

1、周培源教授與北京大學漢中分校，馮明放，易宏軍，《各界導報》，2008年6月20日第007版

2、「文革」期間中國對於自然科學的批判，胡化凱，《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年8月1日

3、春天的回眸，黃健，《沿海企業與科技》，1998年第4期

4、科學求真知人文盡善美，葉娟，《中國核工業》，2013年1月31日

5、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鄧小平，《人民日報》，1978年3月22日

6、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當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袁振東，《科學文化評論》，第5卷，第2期（2008）：37-57

7、緬懷華老，楊樂，《光明日報》，2011年1月24日，第005版

8、難忘的回憶，華羅庚，《瞭望周刊》，1984年7月5日

9、我的老師華羅庚，王元，《中國科學院院刊》，創刊號，1986年

10、華羅庚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紀實，《數學通報》，2011年第50卷，第3期

11、華羅庚與中國科大，《科學文化評論》，第7卷，第1期（2010）：55-73

12、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劫難，穆欣，《炎黃春秋》，1998年7月15日

13、周培源和相對論在中國，周如玲，《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5年第4期

14、「四人幫」破壞基礎理論研究用心何在，周培源，《人民日報》，1977年1月13日

15、Chinese scientists warmly hail great historicvictory, SCIENTIA SINICA, Vol. XX No.1, 1977

16、阿·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的偉大成就，周培源，《物理通報》，5月號

17父親，周如玲，《紀念周培源文集》，第510-577頁

18、關於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察，屈儆誠，許良英，《自然辯證法通訊》，1984年12月26日

19、郭老晚年二，三事，王朝柱，郭漢英，《炎黃春秋》，1993年5月1日

20、「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闞民，《黨史博覽》，2000年第10期

21、不當專家當農民，王揚宗，《科學文化評論》，第6卷，第1期（2009）：33-67

22、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人民日報》，1977年9月23日

23、1978，我在現場，胡衛娜，胡恩燕，《中國科技獎勵》，2009年10月15日

24、全國科學大會山西代表團始末，趙德昌，《山西科技報》，2007年6月28日，第002版

25、大家都來關心保護環境——訪全國科學大會的一些代表，《環境保護》，1978年4月1日

26、走進科學的春天——科學大會記事，郭曰方，《民主和科學》，2008年2月15日

27、科學的盛會 歷史的豐碑，陳佳洱，《中國科學基金》，2008年第3期

28、憶全國科學大會前前後後——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一席談，孫偉林，孟瑋，《民主與科學》，2008年2月15日

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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