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與娼妓：性侵/「Easy Girl」之辯證法

2017年度的關鍵詞是「女性」。女性掀起波瀾，女性打破沉默。在Frances McDormand的號召下，所有獲得奧斯卡提名的女性在頒獎現場起立，接受熱烈的掌聲和讚美，似乎為這一年做出了最好的註腳。

然而，將近年底的時候，開始有暗流涌動，不一樣的聲音出現了。一開始是演員Liam Neeson（他主演過《辛德勒的名單》），批評反性侵（Metoo）運動有捕獵女巫的味道，接著就有不少演員導演附和，包括馬特達蒙和《白絲帶》導演邁克爾哈內克，法國女演員Catherine Deneuve還帶領了100位法國女作家，集體質疑Metoo運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而在我們身邊，同樣的，2017年迎來了女性發聲的高峰，性侵、家暴事件的曝光在微博和各大門戶網站應該是有史以來最高的，當然也有一些blame the victim的言論，比如受害者色誘男人這種，但大多會被對性侵者的聲討淹沒。直到17年底、18年初，質疑和負面的言論似乎有越來越大聲的趨勢。直到最近的easy girl事件，算是達到頂峰，成為反性侵運動的最大backlash。甚至本該為女性維權的女性主義組織居然變成easy girl交易的中介。這逆天反轉的劇情，真是太超現實了。

可是，這場戲的主角，其實一直都沒有變。就是那些女孩子們。你們想沒想過，那個被性侵的女孩可能和easy girl是同一人呢？很多的數據和案例告訴我們，經歷過性侵的女孩子們無法建立正當的兩性關係，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價值，失去了保護自己身體的意願和能力。這樣的女性，很容易讓自己陷入更加混亂的兩性關係中，從而受到更大的傷害，無限惡性循環下去。從最初被迫的被欺凌，到最終主動的放棄自己，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

即便有些女孩就是你們想的那樣愛慕虛榮、崇洋媚外，作為「不那麼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她們還是受害者，對嗎？無論是遭遇性侵，還是和外國渣男交往然後被欺騙，無論輿論把她們標榜為英雄，還是貶低成easy girl，付出身體、眼淚、和尊嚴的，被欺負、被拋棄、被嘲笑的，仍然是那些女孩子們。

女性一直被傷害。這大概是60年代以來我們最不願面對也不願意承認的，那就是平權運動的失敗，或者更具體的，女權運動的失敗。

我不否認平權運動的價值，它為女性在政治、經濟、和教育方面確實做出貢獻，讓我們現在有了越來越多的女科學家、女企業家、女總統。我質疑的是，女性做為一個群體，在最近這5、60年，不是受到的傷害越來越少了，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了，女性的困境並沒有像60年代的女權主義者承諾的那樣，得到緩解，女性並沒有得到解放。

其實，90年代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意識到了左翼女權運動在解釋和緩解女性困境中的有限甚至錯誤。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很多伊斯蘭國家由女性自發興起和參與的「虔敬運動」（Piety movement），年輕的女孩自願的帶上頭巾，在清真寺學習古蘭經，在生活中操練實踐敬虔。在過去，這被視為父權男權社會的壓迫，曾經的社會變革者企圖將女性從中解救出來，賦予女性新的身份認同和自由。但今天這些女孩子們說，這就是我們的身份，頭巾不是壓迫的象徵，而是我們的自由的終極象徵。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彈呢？我認為，激進或者左翼女權主義失敗的原因在於它錯誤的甚至粗暴的把男人和女人突兀的轉變成了抽象的、去性別化的「人」，把「男」和「女」的性別區分以及它們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內容和意義完全抹去了，剝奪了作為男人和女人從根本上建立不同身份屬性的可能性。這在伊斯蘭教國家和其他非西方國家尤其明顯。

在中國的語境下，人類學家對基於五四運動的婦女史觀的批評也在於，那一套要把女性從壓迫性的封建父權和夫權制度下解救出來的話語構成了「非歷史的發明」，它並不真實反映傳統社會女性的生活狀況和困境，它更多的是服務於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的話語工具。而這個解放運動的後果也並非真的為女性帶來釋放和福祉，相反的，「男女都一樣」「婦女半邊天」的去性別化運動反而在女性已有的負擔上多加上了一層要和男人一同參與革命和勞動的重擔。

再來關注今天的性侵和easy girl事件，我認為這仍然是不考慮歷史和文化情境強行複製西方女權主義，和維護國家民族解放話語體系的延伸。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下，女性喪失了其作為女人的獨特身份認同，男性亦然，亦喪失了其作為男性的獨特身份認同。

而在西方，左翼女性主義觸礁的後果也是一樣，包括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是隔靴搔癢，社會學者在尋找一種新的實踐在塑造女性（和男性）主體和創造意義上的可能性。但在中國，我認為我們還沒有這樣的反思和行動。我們還停留在左翼的解救女性和自由主義的物化女性的層面上並不停的左右搖擺，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女性是反性侵的英雄，明天又搖身一變成為崇洋媚外的娼妓。我們不能準確的描述女性（也包括男性）的困境，因為我們失去了那一套傳統的話語和實踐來區分男人和女人，隨之失去的是作為男人和女人獨特、不同於彼此的驕傲、尊嚴、榮譽、認同和意義，至今還沒有找到可以替代的話語和實踐來賦予彼此這些。

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你的孩子問你：「長大以後我要成為什麼樣的女人（男人）？」你要怎麼回答ta？要勇敢、善良、聰明、正直……？你發現了嗎，這一系列優質屬性的描述都是既可以適用於男人，也可以適用於女人。我們沒有一套幫助孩子了解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男人和女人的辭彙和話語。

而這套性別獨特性的話語在任何社會、文化中都是至關重要。我曾教過好幾次「跨文化中的性別」課程，發現迄今為止的所有人類社會都有非常繁瑣、重要的建立性別差異的行為儀式，包括伊斯蘭社會的敬虔實踐、各個社會的男女成年禮，當然也包括西非的女性割禮和中國過去的裹小腳。我不是說這些實踐都是好的，它們是有對女性身體的傷害，其實對男性的身體也是一樣的，很多血淋淋的成年儀式，這些實踐是應該停止的，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要有一套替換的性別實踐來賦予男人和女人獨特的意義和尊嚴。

我過去翻譯過兩本書，一本叫《培養一名當代騎士》，一本叫《淑女城》。我不是要為它們打廣告，因為它們註定成為不了暢銷書，暢銷書都是「如何培養三個孩子上哈佛」，「如何賺到第一桶金」這樣……而少有父母關注自己的孩子在將來作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應該有怎樣的尊嚴和榮耀、要如何舉止、付什麼責任、在和異性交往中的角色是什麼……

這兩本書的作者帶我們回望古代的歐洲社會，那時工業革命還沒有開始，啟蒙運動可能在萌芽中，我不讚美當時的君主制、父權社會譜系、和婦女普遍的政治經濟地位，但我覺得我們可以借鑒的，是那個時候作為男性和女性為自己汲取榜樣、靈感和尊嚴的標準是普遍存在的，男孩子aspire to be a knight，女孩子aspire to be a lady。可能今天的你我會說，這多傻多陳舊啊。可是，我們今天的世界恰恰需要這樣的aspiration，不僅僅是成為一個優秀的人的aspiration，而且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男人和女人的aspiration。女權運動的「解放」把那些aspiration都看作是壓迫的、束縛的，我認為是不對的，正是很多的「束縛」賦予了男性和女性獨特的尊嚴和力量。

而失去了那些「規範」和「束縛」的男人和女人，以一種嶄新的、「平等」的方式交往，這反而是不自然、具有壓迫性的。因為這樣的「解放」完全忽視了男人和女人的巨大差異，比如非常明顯的，男人的力量/暴力傾向、性慾、和生育機制，是和女性完全不同的，如果沒有特別的約束和規訓，男人對女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平等的人，而是一個巨大的威脅。這裡可能有人會批評我的essentialist的傾向，我承認，因為在後現代的去本質主義或非本質主義的文化觀已經遇到了困難，比如，它無法解釋為什麼在中東去性別化運動的失敗、為什麼女性自願帶上頭巾、為什麼男女差異被驟然縮小的地方女性受到的傷害越大……

我覺得，在保留女權運動為女性爭取的政治、經濟、和教育的成果的前提下，如果我們要繼續走下去，就要正視男女的差異，要建立一套男性和女性可以從中汲取靈感和榜樣的話語和實踐，acknowledge她們和他們的不同，同時celebrate這不同，不是壓迫性的，而是inspiring的。比如女孩子第一次來月經，幫她慶祝進入成年女性的行列，認識和寶貴自己的身體，而不是恥辱的、需要道歉和掩蓋的；比如男孩子進入14歲，慶祝他的成年，製作家庭徽章傳給他，教導他榮耀和尊嚴的意義，告訴他什麼是行為正直……還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也許我們可以從傳統中吸收靈感再加以改變合理利用，也許可以訴諸於宗教信仰，也許可以看看我翻譯的書找找靈感（開玩笑啦：））總之，在性侵和easy girl事件中暴露出來了女權主義在當今中國的困境，我們不是要倒回去到女性沒有權利的社會，而是可以借鑒西方、和中東國家的教訓和經驗，發展出一套適合我們當下語境的話語和實踐，賦予男孩子和女孩子們特有的尊嚴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