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拾零

從小喜歡探險，最愛的是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和科考隊員的筆記，在那些奇偉瑰麗的世界裡每天都有新的挑戰，新的發現。

對美國的印象很少很少，大部分來自老師要求提升英語水平而看的美劇《Fresh off the boat》，講的是一位父親希望開一家西部餐廳，攜一家來到奧蘭多創業。記得他說過一句：「This is the wild west, a lawless land for only the bravest family.」 而到了真正的美國西部，才體會到那種狂野的挑戰，對於我來說無疑是一場華麗的冒險。

對San Francisco的最初印象是西風，沒錯，在神話中帶來生命和希望的西風。SF坐落在一個奇妙的緯度上，這裡，強勁的西風把太平洋的水汽吹向陸地。每天早晨，我們都可以看到雲氣擦著丘陵，緩慢地爬向內陸。越是靠近海邊，越是砭人肌骨。而到了中午，陽光極好，讓人有身處夏威夷的錯覺。氣溫年較差不大，僅僅分乾濕兩季，怡人的氣候對我來說有大的吸引力。

接著就是地形，矽谷又稱為灣區，金門大橋阻攔著外海的波濤，而內海的石質海岸則提供了絕佳的港區和泊位。這片土地坐落在板塊交界，因此丘陵與平原交錯分布。又因為這種乾濕分明的氣候，高大的喬木並不多見，反倒是枯黃的草地和稀疏的硬葉灌木漫山遍野地瘋長，提供了絕佳的色調。

雖然灣區是美國人口極為稠密的地區，地價頗高，對於一個習慣擁擠的樓房和街道的中國人來說，還是太敞亮了。兩三層的樓房，隨隨便便地建起來，散落在郊區。即使在平地捉襟見肘的伯克利，儘管停車位少到只有諾獎大佬才能專有，校園也沒有任何逼仄之感。許多時候，視野十分開闊，如果沒有霧氣，可以一眼望見山海美景。也許是因為這種開闊的環境，才給了這裡的人們不一樣的胸襟。

教育家紐曼在一次演講中說道：

「先生們，如果讓我必須在那種由老師管著、選夠學分就能畢業的大學和那種沒有教授和考試、讓年輕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學習三四年的大學中選擇一種，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為什麼呢？我是這樣想的：當許多聰明、求知慾強、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銳的年輕人聚到一起時，即使沒有人教，他們也能互相學習。他們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鮮事物並且掌握獨到的行為判斷力。」

一開始，我只以為這不過是一句正確的廢話。可當我逐漸深入在伯克利的學習，我才漸漸領悟到這句話的絕妙。在我們的lecture上，年輕的博士向我們介紹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們了解到了世界上最聰明、最富有創造力的一群人在從事怎樣的工作，而世界的大潮又將湧向何方。而就在平日的相處中，我們互相吹牛，也交流學校的學習生活，在傾聽和詢問中，我提出了很多問題：明年的我、後年的我該做什麼？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何以這樣優秀？其內心經歷又是怎樣的？我和他們差距在何方？

對這句話的第一個註解是「異類」。平時，我們都是普普通通的，如此相似的大學生。而在伯克利，我們的差異被巧妙引出、被放大，我們來自不同的專業、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階層，如果再加上伯克利的學長，我們甚至來自不同的大學，當我們面對面討論時，很多稀鬆平常的問題也會有嶄新的收穫。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注的領域、獨特的角度，當我們交換看法時，每個人都是「異類」，每個人都是對的。這和矽谷地區的環境不謀而合，矽谷包容了許多種族的居民，這些「異類」為矽谷帶來了多元的文化，讓矽谷的產品帶有國際化的標籤；也帶來了不同的思維模式，派生出了無窮的創造力。

第二個註解是「前沿」。在伯克利，在勞倫斯國家實驗室，有著最優秀的資源、最頂尖的同行、最前沿的科技。而我們，是華科最優秀的大二、大三學生，每個人都是專業的佼佼者，有著超越常人的智商，有的人甚至作為第一作者發表了論文。必須承認，我和同學們存在很大的差距，而這種差距為我帶來了巨大的提升。我們接受的課程，也許超過了我們現有的知識，卻極大開拓了我的眼界。我了解，世界的潮流終將湧向何方，我應當隨波逐流還是力挽狂瀾，還是中流砥柱做自己。

在一群優秀的年輕人之中，我想我的成長是巨大的。很久以後，也許最終我們難以回憶起講座的內容，但我覺得我的同學們對我的影響是無法描述、無法估量的。這也許難以用筆墨形容，在某一刻對我的震動，是無與倫比的。

當然，也有不和諧音。在一個非官方群里，每天晚上我都會看到不滿、吐槽、和惡意的揣測、攻擊。我向來不擅長找到瑕疵，或者說我只是習慣於發掘閃光點。在這個群里，他們發現了許多問題，比如經費支出明細、帶隊老師的拖延症、課程反感。這本沒有什麼，問題總是存在的。但是人群在喪失理性，我看到一群人在抱著惡意揣測一個不那麼合格的老師，又在匿名的掩護下出言不遜，背叛與替罪交織，最後內訌至沉默。我才發現，負面情緒是可以傳染的，少有人能不被這些影響，我看到理智的人絕望，惡意的人煽動，無知的人站隊。這提醒著我，時刻保持著理性和獨立。

更有意思的是，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生在某一種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個文化是什麼，像水中的魚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麼水。」魚不能離開水，我也不能離開社會，跳到空氣中去。幸運的是，我可以換一個魚缸，雖然是暫時的。

華科的魚缸，就是傳統中國大學的代表，在大一選定專業後，就循規蹈矩地按照既定的軌道聽課做作業前往畢業的終點站。如果足夠優秀，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資源，去實驗室打工。在宣傳者的口中，華科是培養大師的地方，而不是技工，但是善於自黑的同學們都戲稱華科為「關山口男子職業技術學院」。足見這種理念的不現實和不成功。

在伯克利，允許自由地轉換方向，也允許自由的選課，只要在某一領域修足夠的學分即可畢業。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利的作業大多以project為主，這種任務驅動的學習模式給了學生們極大的發展空間，也讓學生們（至少我）對學習充滿了興趣。

再對比哈佛耶魯，以培養社會精英為理念的學校，又是另一種景象，課業刻意地不設置困難，看中的是與社會接觸、改變社會、引導社會進步的學生。所以哈佛的學生畢業後並不像大多數想像的那樣有一份安穩的工作，他們服務於社會的各個角落，不在乎薪酬，只在乎自己的理想。

再看看我的家教，我為什麼會喜歡藍翔？為什麼想修自行車？為什麼在華科的價值觀看來如此的沒有志向？我的父母，言傳身教的是另一套不同的想法，他們希望我有穩定的工作，不在乎熱門還是就業壓力。顯然，這種想法限制了我的思維，讓我天真地以為能修好所有的機械就可以生活。

不能說這些觀念孰優孰劣，它們適合不同層次、不同特點的人。我，驚奇於如此不同的想法，overwhelmed，不知所措，就像牛頓站在真理的沙灘上。當然，我不會簡單到認為有什麼絕對正確的東西。在美國一圈，我越來越堅信，生活很少有「必須」，更多時候是「習慣」和「喜歡」還有「適合」。

最讓我產生共鳴的，是一位學長介紹自己的學習心得時說，他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渴望了解周圍的世界，所以選擇了物理方向。當我反觀自身時，我發現我也擁有相似的好奇心，對於人和世界都有相當的了解慾望，我把它叫做探險者人格。我想這將成為我的動力之源，但我不能過分地引導它去迎合這個世界，探險者絕不是一個喜歡被束縛被誤導的人。我的好奇心有限，僅僅是像探險家一樣的不安於現狀、尋找刺激、探索新事物，而不能內化為精神動力。這個人格解釋了不少問題，比如我一直試圖弄清我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也許有一定幼年審美培養的因素，但是並沒有很宏觀的規律。最終我讀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托馬斯不停地更換不同類型的女伴，因為他習慣於尋找做愛時女人不同點。我比他要「高尚」那麼一點，我親近一位女士只是因為對她充滿好奇，渴望了解何以成其人，就像我和同性交流一樣，和探索世界一樣，他們為我帶來的只是不同的知識和刺激。自此來講，「我從來也沒有真正愛過什麼人，愛字是很難說。我可以說一個也不愛，我是誰也不愛了。」《未央歌》里這句話完美地描述了這種現象，只是藺燕梅說的是稚氣，我說的是性格使然的無奈。

第二個人格被稱為苦行僧，來源於對磨難和宗教的感悟。我的性格中存在著一種自我礪煉、自我剖析的傾向。苦行者有著堅定的信仰，對一切苦難默默承受，而在懺悔時毫不掩飾自己的無論齷齪還是高尚的想法。這個人格解釋了我為什麼會去反思、去懺悔、還寫出這些文字，也解釋了我是如何對待自己的疾病。如果說探險者是解剖別人，那麼苦行者就是切開自己的內心，不偏不倚地審查自己，就像宗教儀式一樣。苦行僧教會了我忍受孤獨，用信仰敦促自己前進。當然，這個人格還指導著我直面苦難，只是第三個人格影響更大。

第三個人格是士，來源於所受的教育和書籍。這個性格集合了所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臭脾氣，假清高、憤世嫉俗、直言不諱、敏感多愁、沉溺幻想……就像《野葫蘆引》里借孟弗之連襟之口所說：「這些教授讀進去的書比大炮還硬。」諷刺的是，而孟弗之也自嘲為亂世之飯桶。在觀察這些優秀的學者碰壁、妥協、突圍的一生後，我也有樣學樣地模仿他們的行事。儘管他們不夠圓滑、不夠狡猾，卻活出了我喜歡的人生。用Naeem教授的話說，就是misfit。這一個人格，掌管了我的大部分行為規範和行事準則，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文化烙印。

我不知道這一次旅行是改變了我，還是認識了我。我更傾向於後者，我總喜歡不帶偏見地觀察自己和他人，而如何擺脫偏見，是我常常要思考的，這次旅行帶給我一些跳出圈子的機會。

此外，我必須記住我的組長和組員們。和他們在一起，我收穫了快樂和友情，這才最值得我珍惜的記憶。

起稿於北京時間8月14日 舊金山-上海航班上

定稿於8月24日 墟溝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