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篇（五）自我：無為有處有還無

04-17

中國的家庭、學校、國家政權、社會組織，無不以摧殘泯滅「自我」作為重要目標。受此重壓，中國人的自我意識遲遲難以萌芽覺醒。「自我」在中國，是一個看似中性實際上偏貶義的辭彙，有著耐人尋味的含義，往往和孤獨、自私、不合群、個人主義等聯繫在一起。中國文化中涉及「自我」的成語幾乎都是負面的，頂多也不過是中性的，比如孤芳自賞、離群索居、離經叛道、孑然一身、特立獨行，等等。集體主義的文化傳統下，如果評價一個人：「這個人太自我」，往往意味著他不肯被集體徹底馴服，不肯放棄自己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不肯遵從大眾化的標準行事。被打上這樣「污名」標籤的人，是被排斥在圈子之外的異類，是竊竊私語和指指點點的對象，是各種流言蜚語、穿鑿附會的主人公。非常有趣的是，當大眾在談論這些異類的時候，言語之間竟隱含一絲艷羨，因為他們竟然敢不顧世俗眼光，勇敢追尋甚至享有自己從未敢奢望的自由。議論者在言語之間曲折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和嚮往，通過議論這種「口淫」的形式，達到了「意淫」的效果。

很多中國人的成長曆程中，「青春期」是缺席的。自我的探索與伸張，個體意識的萌發，性能量的擴展，這些都被傳統文化視為洪水猛獸。人的一生深刻受到原始性衝動的影響，在力比多的驅動下，無數戰爭、詩歌、繪畫被創造出來。性衝動既是痛苦的源泉，也是快樂的根本，既是紛亂的號角，也是創造的動力，既散布著危險的氣氛，也回饋了甜蜜的狂喜。人的動物性和社會性之間的衝突矛盾，使控制性衝動成為了傳統社會規範的著眼點和本質目標。任何社會對性衝動都構建起各種控制措施，但在某些社會中，這種控制前所未有的嚴厲。人生四個階段，兒童、青少年、壯年、老年，一頭一尾是「無性」的階段，中間是性慾萌發、強盛、衰退的階段。青春期是從懵懵懂懂的兒童向春情萌動的少年轉變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控制嚴防死守的重點。

首先是兩性之間在活動空間上的隔離，特別是對兩性活動空間的限制。《禮記·內則》中講「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萬不得已女性需要出門的時候，「必擁蔽其面」，和當代某些極端主義宗教思潮對女性的服飾要求一般無二。因此在前現代的蒙昧時代，各民族的德行實際上都差不多，烏鴉落在豬身上，誰也別說誰黑，今天真正拉開差距的，不是民族之間的文化特性，而是現代化程度的高低。有些民族對限制女性活動空間還不滿足，直接開發出各種身體改造的手段，比如纏足、割禮、唇盤、紋面、頸環等等，進一步剝奪女性的活動能力。

其次是對性能量的壓抑疏導。比如用寬袍博帶來掩飾性徵，以至於固化成為一種審美傾向。在中國越是底層穿著越幹練，越適應體力勞動，越是上層穿著越繁複冗雜，既顯示了不用從事體力勞動的階級地位，更符合傳統文化中「禮」的要求。即便是今天，仍能發現這種現象的歷史遺存：現代中國普遍採用運動服作為中學校服的基本樣式，既便於運動、易洗易干、適應青少年快速變化的身材，也未始沒有掩飾青春期發育性徵的潛在考慮。再比如對性知識、性文化的全面封殺，努力造就青少年對性的「無知之幕」，一廂情願地認為封殺知識就能阻止探索。家庭是消磨和禁錮性能量的最佳場所，因此古人往往早婚，盡量縮短從性成熟到可以進行合法性生活之間的「空窗期」，甚至極端到使二者完全重合，將性儘早納入社會認可的軌道。現代社會科技日新月異，為了獲取生存必備的知識和技能，兒童和成人之間的間隔期越拉越長，結婚年齡不斷推遲，從性成熟到可以進行合法性生活之間的「空窗期」里，人們花樣百出，引得冬烘先生們常常悲嘆人心不古、世道淋漓。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對性的神秘化、污名化乃至入罪化。客觀地講，相對於原始民族而言，能夠建立起強大的社會管理系統和思想文化體系，對人類本性進行控制改造，這在古代而言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文明和進步。孟子講：「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剋制動物性對社會性的背離衝擊，做到「克己復禮」，中國人認為這是「華夏」區別於「無父無君、人面獸心」的戎蠻夷狄的文明標誌。但俗話講過猶不及，先秦儒家還算比較曉暢通達，「食色性也」，「吾未見好色如好德者也」，承認人類的衝動和本性，只不過希望用社會規範去引導教化；晚期儒家則已經走火入魔，「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各種胡話頻出，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進步性逐漸消散，變得越來越封閉、壓抑和教條。以對待性的態度為例，神秘化導致了性無知，污名化導致了性內疚，巨大的性能量像堰塞湖一樣被社會攔阻，旦夕崩潰只會一瀉千里、泥沙俱下。晚明時期的艷情小說、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出版物、文革時期的手抄本，都是可憐的人們對抗封鎖機制、探索性秘密、追求性快樂的不懈努力。當道德已經不能彈壓騷動的時候，更為強制性的手段就出場了。古有侵豬籠、今有投石刑，中有掛破鞋，外有縫紅字，不符合社會預期的性由被指指點點的過錯上升到了人人喊打的罪行。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一次眾所周知的運動中，一位王姓女子因與10多名男子發生性關係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面對判決，她說了這麼一段話：

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20年以後人們就不會這樣看了。

時至今日，社會的進步遠沒有她想像的迅速，也許今天她不會被逮捕判刑，但這種行為仍為當今主流所不容。直到2017年，杭州仍有小學生家長不希望給自己的孩子過早開展性教育，認為這會引發助長危險思想的啟蒙。

在中國式父母的嚴防死守下，年輕人跨越了「青春期」，直接進入成年。「自我」被嚴重壓抑了，所有的家庭教育、社會環境，都不鼓勵甚至反對青少年「自我」的探索與形成，通過語言暗示與行動規制，一次次自我意識的萌發都被扼殺在搖籃里。每次起飛都被繫上重物，每次遠航都會遭遇風暴，慢慢地遠方變成了傳說，自我的火種漸漸熄滅，我們安心呆在原地，把內心封閉起來，將自己的控制權交託出去，隨喜而喜、隨悲而悲，沒有自我也就從來沒有活過。只有機緣巧合或自我意識非常強大，人們才會去探索發現自我，有時候甚至已經進入成年甚至老年才開始經歷這一過程，這在外人看來就是「老夫聊發少年狂」，「更年期」變成了「青春期」。

「自我」並非人人具備，需要有意識地去探索、塑造、培養。缺乏「自我」的人，和外部世界是渾然一體的，他也會對外界變化做出反應，但這種反應是一時一地的、零散的、近乎本能的。這些人生的過往經歷只會成為記憶片段，而不能作為原料投入塑造自我的內心「熔爐」。探索形成「自我」，需要有意識地、不斷進行反思和「內視」。向內、向更深處認識自己，讓自己慢慢下墜，沉入表層意識之下的潛意識的深暗海洋，攪動波浪以使沉渣泛起，勇敢直面那些不想面對的內心，追憶那些不想提及的回憶，從而跳脫出「我」的軀殼，「靈魂脫殼」，從更高的層次，從旁觀者的角度，排除自身痛苦、軟弱、自欺意識的干擾，重新審視自我、發現自我、塑造自我。每一次凝視星空時的顫抖，每一場直面死亡和虛無的噩夢，每一回對生命渺小和無意義的突然驚覺，每一刻徹底認清真相的痛徹心扉的悲哀，都是「自我意識」開始萌芽的起點和契機。只有想到「死」才會意識到「生」，只有痛悲「無」才會珍惜「有」，只有認清「他」才能反思「我」。生活就是一場揭穿真相的痛苦旅行，沒有苦苦追尋生命本質意義的「大痛苦」，就完成不了自我構建，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生活，充其量只是「活著」而已。

限於中國獨特的文化模式，很多中國人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人生體驗，很少系統性地去思考、探索自身的身體結構、意識組成、性格特徵、人際關係等等。他與外部世界的邊界由此也是模糊、隱晦、變動不居的，他的身體和心靈都無法進行自我組織，無法凝聚成一個完整獨立的強大內核，作為整體去與外部世界交互。正如美國學者孫隆基所指出的【1】：

中國式的「成長」是不講究斷裂和分離的，事實上，是人格外部人倫關係的堆砌勝於人格內部動態開展的過程。
從人之成長角度看，在西方，強調的是這個過程中的斷裂，從一個階段進到另一個階段，清清楚楚，也乾乾脆脆。此一傾向在新大陸被發揚至極峰，斷裂變成了一種慣性，造成脫離父母之家庭以後的人際關係，也以分離作為常態。於是，人歸根結底就必須面對自己，自己這一生之開展形態，都得由一己去負責，成長時如是，成人之後如是，面對老年與死亡時也不得不如是。
相形之下，中國人的成長，可以用父母作枕墊，成人之後用社會關係作枕墊，老年則用子女作枕墊。生命轉折之危機不能說沒有，但沒有像美國那般成為泛文化性的母題。然則，中國人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是將原本可以全面盛開的青春階段這一高峰鏟低甚至剷平，去填補老年時勢將面臨的深塹；用「別人」作自己「枕墊」的結果，亦可能導致對一己生命之主權的讓渡。

（中國人）與其他各國的人比較，總顯得是一團混沌的灰色，……對自己所愛的人與物不敢有太強烈的要求去獲得，對自己不喜之人與事也不敢斷然決裂——這樣的「生命」沒有很強烈的突出感，與「非生命」的狀態很難分判。

與西方俄狄浦斯「弒父」的文化相對應，孫隆基將中國文化稱之為「殺子」的文化，是「死亡崇拜」之下的自我壓縮，整個人的生命歷程無非是一場慢性死亡。當傳統文化成功地使中國人進入「無我」的境界，就只能將自我交託讓渡出去，整個人的自我組織、與外界的持續緊張與界限感都統統崩塌了，只能成為巴普洛夫試驗中的狗，隨著鈴鐺做出各種生理反應，沉溺於各種感官刺激（特別是食與色）之中不可自拔。今天，這些人是微信朋友圈謠言的虔信者，是電視娛樂節目和肥皂劇的忠實粉絲，是門戶網站新聞評論欄里踴躍發言的用戶。他們缺乏知識基礎，缺乏思維鍛煉，缺乏完善性格，難以理解複雜概念，也無法進行深度交流，是所有政治宣傳、商業廣告、社會謠言的理想受眾，猶如海浪隨著風向搖擺，不由自主但卻具有巨大的破壞力，成為了極權-庸眾政治的最好素材。

【1】【美】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9、226、247、4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