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明治維新成功的主要原因

談及近代史，國人常常發出這樣的疑惑：同樣面對外國列強的威脅和外來文化的衝擊，為何中國的變法改革屢屢失敗，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能一蹴而就？

在論述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日本從幕末到明治時代的這段歷史。江戶時代，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實行鎖國政策。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幕府未經天皇敕許而擅自簽署《日美通商條約》，引發與朝廷的衝突，再加上將軍繼嗣問題導致的內部矛盾，德川幕府的權威漸漸喪失。在薩摩和長州兩個西南強藩的引領下，全國興起了「倒幕」的熱潮，最終德川慶喜在1867年12月「大政奉還」，結束了長達兩百多年的幕府時代。1868年，新政府頒布《五條誓文》和《政體書》；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遷都東京。明治政府首先實施「奉還版籍」和「廢藩置縣」，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權；接著實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大步走上了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

「明治維新」一般是指1868年起明治政府進行的全方位現代化改革運動。因為倒幕運動為明治維新創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所以從廣義上來說，明治維新的起點是倒幕運動。故本文把倒幕運動包含在「明治維新」的涵義內進行論述。（日語維基百科中對明治維新的定義也包括了倒幕運動：「明治維新は、江戸幕府に対する倒幕運動から、明治政府による天皇親政體制の転換とそれに伴う一連の改革をいう。」）

一、政治體制

明治維新之所以一蹴而就，最核心的原因在於政治體制。

江戶幕府時代的政治體製為「幕藩體制」：最高權力者為將軍，最高權力機關為幕府；全國260多個藩由大名統治，需遵守《武家諸法度》、「參覲交代制」和「一國一城令」等而受到幕府的鉗制，其中外樣大名（關原之戰後歸順德川家的大名）尤甚。雖然如此，大名在藩內擁有行政、軍事、徵稅、司法等絕對權力，獨立性仍很強。另一方面，雖然幕府將軍掌握了實權，但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仍是天皇。可見，幕藩體制不是一個穩定的中央集權體制，是倒幕成功的關鍵政治基礎。

首先，倒幕的先鋒——薩摩藩和長州藩都由外樣大名統治，原本就對德川幕府的統治抱有不滿；再加上政治權力等受到不公平限制，自然比其他藩有更強的倒幕動機。是故兩藩於1866年結成了「薩長同盟」，吹響了倒幕運動的號角。

其次，因為和幕府關係疏遠，外樣大名的藩地一般離江戶很遠，容易擺脫幕府管控，壯大自身實力。薩摩藩和長州藩都位於偏僻的西南沿海，這在全日本閉關鎖國的情形下反倒成了優勢。違逆幕府的「鎖國令」，薩摩長期和琉球進行貿易，長州則是和朝鮮、中國。它們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積極擴大對外貿易，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經改革發展成為西南強藩——不僅擁有全日本最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而且培養出了明治維新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以薩摩為例，諾曼這樣說道：「距離幕府的權力中心既遠，四面又為對德川抱同樣敵意的諸藩所環繞，復擁有封建日本的最大財源之一和以鄉黨心強、戰鬥力大聞名的士兵，這個藩是毫不諱言對德川的怨憤的。在使用和製造現代武器上，薩摩是一個先驅者，而且它不顧對外貿易的禁令，以琉球群島為根據地，維持和中國的通商關係。由於貿易資金的累積，由於以軍事用途為主的西方工業的初步輸入，並由於對幕府的憎惡，這個藩之所以在長州、土佐和肥前三個西南藩的支持下成為進攻德川政治霸權的先鋒，在歷史上絕不是偶然。」

最後，天皇雖被奪走了政治實權，但在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作用下仍具有強大的精神影響力，幕末盛行的「尊王」思想便是一例。將軍實際上靠家族實力掌控實權，但名義上這份權力是由天皇賦予的。那麼天皇也可以收回這份合法性，轉而賦予倒幕維新派，這便成為倒幕和維新有力的政治工具和精神力量。

倒幕成功後，明治政府成立了。1869年的「版籍奉還」政策將各藩的土地和戶籍收歸於政府手中，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藩的控制。1871年的「廢藩置縣」政策則正式廢除全國各藩，統一為三府七十二縣，結束了長期以來的封建割據局面，加強了中央集權，令之後一系列改革措施得以順利進行，同時避免重蹈幕府的覆轍。

綜上所述，不穩定的幕藩體制是推翻舊政權的關鍵政治基礎，而新政權通過廢除幕藩體制，得以依靠牢固的中央集權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二、社會結構

一場社會變革的成敗，與它的領導者和支持者有著必然的聯繫。明治維新是被什麼樣的社會力量促成的？通過分析幕末日本的社會結構，便能明白這個答案。

江戶幕府實行嚴格的「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武士的義務是為國家效忠，享受幕府的俸祿，不得從事生產；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為國家繳納年貢；工匠和商人也被合稱為「町人」，為武士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務。

武士階層處於社會頂端，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1615年德川幕府頒布的《武家諸法度》奠定了武士擔任政治統治者和行政管理者的基礎，並規定「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焉」，為武士階層成為明治維新的核心力量埋下了伏筆。

明治維新的領袖多為薩、長等藩的中上層武士。他們與藩主聯繫較為緊密，又了解下層武士的動向，並在藩內長期的政治鍛煉中成長為出色的政治家、策略家、實幹家。第一代明治領袖集團包含三類人：舊政權里有才能的高級官員、領導薩長等藩倒幕的武士、政治上「中立」之藩的武士。其中來自薩長土肥「倒幕四強藩」（尤其是薩摩和長州）的武士執了牛耳，幾乎壟斷了明治政府的關鍵職位——這自然與其對倒幕的卓越貢獻有關，而且事實證明他們的確擁有這個資格。明治初期制定的對日本未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政策，如廢藩置縣、田制改革、教育改革、實行徵兵制等等，都是四強藩的精英們激烈商討的成果。

幕末的下級武士除了在政治上失意，經濟上也逐漸破產，便從事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經濟活動，在經濟利益上與資產階級趨向一致。再加上武士階層本擁有強大的武力，自然成為了推翻幕府、推進維新的中堅力量。

商人階層處於社會底層，擁有提高社會地位的強烈需求。幕末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商人將經營商品的利潤投資於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莊和土地的豪商兼地主，得以在物質上為維新派提供重要支持。例如，對倒幕運動有重要推動作用的「櫻田門外之變」，就得到了水戶藩蒻粉製造主櫻崗的經濟支持；鳥羽伏見之戰的軍餉、後來明治政府的財政的主要支柱也是三井、島田、小野等大商業資本的借貸。

農民階層的地位略高於町人階層，因長期受賦稅剝削積累了對幕府的不滿，同樣積極投身於倒幕的熱潮。例如，長州的「農兵隊」在戊辰戰爭中發揮了作用；新發田藩新興地主富農組織了「草莽隊」，同維新軍隊並肩作戰；而長州藩最出名的「奇兵隊」，便是由武士、農民、町人各階層混合構成。

綜上所述，當幕末的商品經濟衝擊促進了生產關係和社會階級的變化，在以西南強藩為後台的中上層優秀武士領導下，不滿於幕府統治現狀的中下層武士、町人、農民等各階層團結一致，凝聚成強大的社會革新力量，推動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明治維新。

三、文化思想

最後，一國文化影響之下的社會思想，對於國家變革也有重要作用。

明治維新的三大政策中，「富國強兵」意為效仿英法建立近代常備軍、教授西方軍事技術、製造新式武器裝備等等；「殖產興業」意為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等等；「文明開化」意為發展近代資產階級性質義務教育、傳播西方社會文化和生活習慣等等。所以，明治維新實質上是以「脫亞入歐」為核心的全方位改革，而謙遜好學的國民性促進了日本對西方國家的全面學習。我們不妨以近代中國為比較對象。

魏源於1842年寫成的《海國圖志》可謂東方封閉國家「睜眼看世界」的最佳平台。此書在國內出版後幾無反響，印數不過千冊，甚至被建議列為禁書。而1851年日本海關檢查中國入境商船時發現此書，如獲至寶，連印十五版，幾年間書價竟上漲到三倍。1862年日本維新派人士來到上海，發現此暢銷書在中國早已絕版。對待外來文化，中國人之頑固守舊，日本人之謙遜好學，立見分曉。而這與兩國文化的形成方式有很大關係。

作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中華文明一直作為輻射源，影響著周邊東亞國家。這造就了國人傳統意識中的文化優越感，形成了沉重的文化包袱。因此，當長期處於文化優勢地位的中國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便習慣性地將其視為蠻夷文化，讓一次次文化交融變成慣性抵觸，也就一次次失去變革的時機。

關於日本文化有一種「洋蔥文化說」：每一層洋蔥皮象徵隨歷史變遷而沉澱的外來文化，當把所有皮剝光，會發現它沒有內核。且不討論內核問題，日本文化的確是在吸收各種外來文化的基礎上逐漸成型的。正因為日本文化的獨立性較弱，文化包袱較輕，才能以謙遜之心對外來文化作出及時而正確的抉擇。

縱觀歷史，日本一直善於審時度勢，追隨強者：當白江之戰確立了唐朝在東亞的霸主地位，日本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面學習唐朝；當唐朝日漸衰落，日本便終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同樣地，面對外國列強的威脅，日本果斷接受更為先進的西方文化，在「脫亞入歐」的變革中一路崛起。

本文從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文化思想三方面對明治維新成功的主要原因作了簡要分析，總結如下：幕藩體制是推翻幕府的政治基礎，而明治政府加強了中央集權，得以自上而下推行改革；武士階層由於其特殊性成為革新的核心力量，和其他社會階層在一致的利益下共同推動了倒幕和維新；獨立性弱的日本文化孕育而成的謙遜好學的國民性，促進了「脫亞入歐」的改革措施在全社會順利推行。

至此，文章開頭提出的疑問也有了答案，雖然中國和日本曾面臨極為相似的外部形勢，但兩國的內部情況（如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文化思想）則截然不同，那麼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