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薩繆爾森：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
保羅·薩繆爾森：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
2018-04-08 保羅·薩繆爾森 經濟學原理
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
保羅·薩繆爾森
薩繆爾森的文章以中美兩國為例討論自由貿易。他運用李嘉圖、穆勒等古典經濟學家的比較優勢理論，分析了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如何把國外的技術變化轉變成兩國都獲益。但是，他的進一步分析表明，有時一國生產率的提升可能僅對該國有幫助，這降低了兩國之間的潛在貿易收益，從而持久地傷害另外一個國家。這種傷害不同於因短期成本調整、暫時的專利租金，以及知識壟斷弱化而帶來的短期傷害。不過，薩繆爾森強調，他的這些糾正和修訂並不意味著國家應該或不應該引入選擇性的保護主義措施。即使自由貿易世界中隨機演化的比較優勢會帶來真正的傷害，民主國家為自衛而想方設法採取的行動常常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相比於政治遊說產生的關稅和配額這種民主的墮落和顯而易見的無謂扭曲，自由貿易實際上可能是每個國家最好的選擇。
新興的中國和印度憑藉低水平工資、外包和神話般的出口導向式發展，致使美國流失了大量好的工作崗位，大部分非經濟學者對此心懷恐懼。這是當下的熱點話題，未來十年其熱度也不會減退。
一群才華橫溢的主流經濟學家加入了這場爭論，試圖教導和規勸那些熱衷於反對全球化的抗議者。艾倫·格林斯潘、賈格迪什·巴格瓦蒂、格里高利·曼昆、道格拉斯·歐文等經濟學家最近提出了一個論點並在學界廣泛流傳，其基本意思如下：
是的，短期內我們有可能失去好的工作崗位。但是，根據比較優勢這一經濟法則，美國總的凈國民產值長期來看會得到提高（中國也是如此）。合理的測算表明，自由貿易給贏家帶來的收益最終會超過輸家的損失。這不是什麼神秘的模糊戲法，而是因為國際貿易促成了民主國家人民所需要的全球商品和服務總量的增加。除了承認生產者在熊彼特所謂的「創造性破壞」過程中可能遭受的損失之外，切不要忘了計算消費者獲得的好處。
正確的經濟學法則承認，美國某些利益集團會受到方興未艾的國際自由貿易的傷害。在美國，贏家的所得超過輸家的損失，這證明了經濟學法則所採用的「創造性破壞」一詞的正確性。
有些諷刺的是，收益一定大於損失可能是一個大錯特錯的論斷，我的「1972年小諾貝爾演講」（Little Nobel Lecture of 1972，1972b）以及本文所引用的其他文獻（參見Johnson and Stafford，1993；Gomory and Baumol，2000）證明了這一點。本文將對那些廣為流傳且引發爭論的不實之詞予以說明。
本文的李嘉圖均衡分析假設中國和美國不存在永久性的工作崗位流失，而是關注一個關鍵問題：「發明A或發明B是降低還是提高了支撐兩國市場充分就業的新的市場出清實際工資？」
本文第Ⅰ節首先用21世紀的李嘉圖—穆勒模型來嚴謹分析如下理論場景：在自給自足無任何貿易的情形下，中國人均實際收入可以精確測算為美國的1/10。由此，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可被設定為平均是美國的1/10。大致來說，中國的勞動總人口是美國的10倍，因此自給自足條件下地區總規模差異的有偏影響可以不納入分析。此例中，只有商品1和商品2，按約翰·穆勒的方式假定中美兩國的需求偏好相同，更確切地說，消費者總是將可支配收入平均分配在商品1和商品2上。
儘管美國在絕對生產率上一開始佔據10∶1的優勢，我的例子卻假定，在商品1上，中國的生產率不及美國的1/10；在商品2上，中國的生產率不低於美國的1/10。判斷上的差異導致賽馬賭博下注方向不同。商品1和商品2的相對地理生產率差異（注意是相對！）解釋了為什麼專業化生產和貿易可帶來回報。差異萬歲！
在本文的第Ⅰ(a)節，我分析地理上的專業化和公平自由貿易如何使兩國自給自足的實際收入倍增。到這裡為止，參與爭論的經濟學家們值得讚揚。
第Ⅰ(b)節繼續解釋為何美國和中國沿著各自的方向發展，直至熊彼特所言的技術進步在中國發生，並將它在商品2上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倍，而這是中國一直在向美國出口的商品。在我假設的例子中，中國平均生產率依然遠遠落後於美國，中國實際工資水平也遠遠低於美國。
簡而言之，在公平貿易的新均衡點上，美國會有更好的實際國民凈產出，美國人能以更低的價格購買進口商品。在李嘉圖—穆勒模型中，中國在商品2上提高了生產率，這也增加了實際的國民凈產出，美國碰巧也是如此。此時，儘管中國的貿易條件某種程度上有所惡化，但在穆勒式的需求彈性下，中國的人均國民總產出並不會下降。
在本文的第Ⅱ節，我將痛擊經濟學家們在全球化問題上過分簡單的洋洋自得。本節轉而關注中國新的技術創新。中國在原來美國有比較優勢的商品1上取得進展（也許是靠模仿，也許是靠心靈手巧，也許是其他原因）。紐約銀行信用卡業務的電話中心設在美國南達科他州，那裡高智商的中學畢業生接線員的工資是美國最低工資的1.5倍，而這些接線員90年代之後遭解僱；孟買的服務外包中心接收了這部分市場需求。孟買的工資水平遠遠低於南達科他州，但在印度是高工資，遠遠超過他們的叔叔阿姨掙的錢。對於這種外包給美國帶來的長期影響，李嘉圖—穆勒模型能告訴我們什麼？在本文第Ⅱ節，新的李嘉圖生產率告訴我們，創新使中國在原本美國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上獲得了比較優勢，這種外國的創新可能會給美國造成長期的人均實際收入損失。這種損失甚至等於自給自足情形下的全部收益。記住這不是短期效應。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可能會造成長期損失。（「長期」指的是新發明後的技術繼續得到應用）。
在李嘉圖均衡分析中，從來不會有長期失業。因此，關鍵不在於美國的長期失業，而在於活躍的自由貿易拉低了新的勞動力市場出清工資。（本文第Ⅱ節忽略了美國如何從更低廉的進口中受益嗎？答案是沒有忽略。其實根本就沒有那樣精確的凈收益，有的只是不利的新貿易條件。）
最後，結尾部分會評論前兩節所做分析的穩健性和相關性。從定性分析的角度看，李嘉圖定理基本上還是適用的。
第Ⅰ (a) 節
相比自給自足，自由貿易如何提高兩國的人均實際收入？分析性的證據勝過圍繞經濟學法則的夸夸其談。我們從中國擁有美國平均生產率的1/10開始。為消除兩國總產出和勞動力的複雜差異，將中國的勞動力設定為美國的10倍，即美國總勞動力數量是100，中國是1000。
均衡「之前」的自給自足
在自給自足情形下，美國如果把100個勞動力中的50個投入商品1的生產，可以生產100個商品1；如果把另外50個勞動力投入商品2，能生產25個商品2。類似的計算也適用於中國：500個勞動力僅生產25個商品1；另外500個勞動力生產100個商品2。因為人們會把收入對半花在兩種商品上，競爭會假設自給自足情形下兩國必定在兩種商品上平均分配勞動投入。
在自給自足情形下，美國生產一個商品2的機會成本是4個商品1，中國是1/4個商品1。地理上的生產率相對差異和自給自足情形下的價格相對差異，構成了比較優勢導致的地理專業分工的基礎，而這將成倍放大全球勞動生產率！
我在這裡的分析超越了19世紀的李嘉圖—穆勒模型，就在於承認穆勒關於人們將收入平均花在兩種商品上的假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靠的計量工具，用它來為實際國民收入和實際全球收入設定一個指數。這一指數就是消費的幾何平均數。因此在美國，自給自足情形下實際收入可以用生產100單位商品1和生產25單位商品2的幾何平均數來衡量，即100的平方根乘以25的平方根，再除以美國勞動力人口100，得到美國實際人均收入0.5。中國在自給自足情形下的實際收入是生產25單位商品1和100單位商品2的幾何平均數，即25的平方根乘以100的平方根，得到50。再除以中國人口1000，得到實際人均收入是0.05。
同樣，中國的人均實際國民凈產出0.05也可以用公式計算如下：
上述中國和美國總產出的計算公式來自我構建的簡化例子。接下來我們從自給自足情形轉向自由貿易，推導出兩國實際人均福利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均大幅增加的結論。
均衡「之後」的自由貿易
目前，模型假定資本流動為零。在自由貿易均衡中，貿易收支差額也始終為零。沒有關稅、配額或運輸成本，自由貿易的相對價格最終會趨向一致。當然，兩國實際工資在自由貿易下提高，之後依然會保持差異。
分析自由貿易的第一步就是推導專業化分工的模式。生產商品1的機會成本，用商品2的貿易條件表示，在美國要更低，於是競爭會推動美國專業化生產商品1。生產商品2的機會成本，用商品1的貿易條件表示，在中國要更低，於是競爭會推動中國專業化生產商品2。確實美國「貪婪的達爾文主義競爭」會導致美國只集中生產商品1；100個美國工人在其生產率為2的水平上生產了200單位的商品1。中國的比較優勢會推動其競爭者只生產商品2；1000個中國工人在美國2/10的生產率水平上生產出了200單位的商品2。相比自給自足，基於地理上的專業化生產的自由貿易大幅提高了全球總收入。每一商品的世界產出在自給自足情形下是125單位，在自由貿易的專業化生產時期則提升了60%。
兩個國家會進口自己不生產的商品，在市場出清價格上讓國際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地理上的專業化生產讓各個區域的勞動力只生產他們相對最擅長生產的商品，然後相互之間貿易，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最終能夠消除自給自足時的價格差異。
運用穆勒關於收入會在兩國和兩種商品之間平均分配的假設，以及全球專業化生產將實現兩種商品各200單位的事實，我們可以發現，通過無摩擦的拍賣交易，兩國的自由貿易價格
是相等的，且等於200/200，或者說等於1。在這一均衡的價格結構下（這一結構是根據我的信息不對稱例子構想出來的人為事實，這是為了使消費者更容易理解），兩國會平均分享全球實際總產出，但人均產出並不相等。當兩國都消費100單位的兩種商品時，也就是全球200單位產出的一半，自由貿易的幾何平均數是自給自足時的2倍。（如果不考慮對稱的假設，與兩國自給自足時相比，貿易收益仍然是正的，但並不必然相等。）
很多現實的不對稱性會使上述例子中相等的收益比例不成立。最重要的是如下反直覺的事實：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勞動力人口減少會提高其人均實際收入，代價就是美國自由貿易收益的減少！非經濟學者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可能會推測出相反的結論，卻是徹頭徹尾的錯誤。 第Ⅰ(b)節
中國出口部門的技術進步一定會提高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會在什麼時候發生？什麼時候會反過來降低中國的實際人均收入？
在技術進步發生前後，李嘉圖式的比較優勢差異繼續推動美國只專業生產商品1，中國專業生產商品2。當全部100個美國工人都生產商品1時，他們依然只能生產總共200個單位的商品1；當全部1000個中國工人只生產商品2時，在技術進步後的更高生產率水平上，現在可以生產800個商品2。很明顯世界產出由於中國生產率的提升也得到了提高。
在穆勒式的需求下，中國也獲得了可觀的好處。但是，我們假定，實際需求要比穆勒式的需求結構更缺乏彈性。於是，中國商品2的供給增加4倍時，也會降低中國的出口貿易條件，從而使技術進步後的人均收入低於技術進步之前，這是件痛苦的事情（技術進步後，中國佔全球的凈國民產出也一路掉到1/5，不復之前的1/2水平）。在經濟學文獻中，一國的自我貧困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在這場全球化的辯論中，這種情形也確實突然出現在大家面前。
第Ⅱ節
中國在商品1上取得了外生的生產率提升，且足以降低美國在商品1上的產出時，美國將長期遭受實際人均收入損失。第Ⅰ節論證美國從中國出口部門的技術進步中獲益，與此相反，本節的分析將駁斥主流經濟學家的一些論斷——美國不會遭受自由貿易世界中的國外技術進步所帶來的長期損害。
在技術進步之前，自由貿易使美國生產的商品1增加了200單位，中國生產的商品2增加了200單位。這平衡的兩個數字使
趨向一致。這一不錯的平衡意味著兩國平均分享世界國民收入，即幾何均值
。關注美國人均福利增加意味著在技術進步之前的自由貿易情形下，人均凈國民產出是1/2(200)/100=1.0。問題在於：技術進步之後，美國自給自足的人均幾何均值仍能保持之前的水平嗎？答案是令人驚訝的「不能」。在我們假設的例子中，中國技術進步迫使美國重回自給自足的狀態，但是其技術水平不變，於是美國再次將其100個工人平均分配用來生產商品1和商品2。美國生產50·2=100單位的商品1和50·1/2=25單位的商品2，其實際人均收入可以計算為
。可以肯定這個數字低於最早自由貿易情形下的人均國民收入1.0。這一自由貿易的新風也會吹到中國。但是，在我過於戲劇化的例子中，自由貿易的新風把美國先前享受的自由貿易所得吹得一乾二淨。（「測驗題」：未來是否會有某種技術進步的模式又一次減少美國從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中獲得的絕對人均收益？正確答案是：會。但是不太可能以這種戲劇化的方式發生。）
有時，還會出現「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情形，在這類情形中，自由貿易自生自發地扼殺了全部貿易，美國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
第Ⅱ節所描述的情況在經濟史上屢見不鮮，一開始悄然發生，後來呈不可阻擋之勢：美國農業兩個世紀前開始從東海岸轉移到西海岸；上世界早期紡織業、製鞋業和製造業從新英格蘭地區轉移到低工資的南部；1850年之後製造業霸主的地位從英國向美國轉移等。甚至領先者繼續保持絕對增長，其速度也往往因低工資的競爭對手和技術模仿者所掀起的逆風而變慢。 尾聲本文第Ⅰ節和第Ⅱ節解釋了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如何把來自國外的技術變化轉變成兩國都獲益；但有時一國生產率的提升僅對該國有幫助，但同時降低了兩國之間的潛在貿易收益，從而持久地傷害另外一個國家。所有這些都構成了長期的熊彼特效應，這不同於因短期成本調整或暫時的專利租金以及知識壟斷弱化而帶來的短期傷害。
我的這些糾正和修訂並不意味著國家應該或不應該引入選擇性的保護主義措施。即使自由貿易世界中隨機演化的比較優勢會帶來真正的傷害，民主國家為自衛而想方設法採取的行動常常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有關全球化，我有如下實用而科學的正確解讀：
如果過去或未來出現了A、B兩類發明，A發明損害了你的國家，B發明有利於你的國家，而兩類發明都增加了世界的實際凈國民產出，那麼相比政治說客遊說產生的關稅和配額——這是民主的墮落和顯而易見的無謂損失，自由貿易實際上可能是對每個國家最好的選擇。20世紀頭10年，自由貿易者們宣稱「關稅是托拉斯之母」。千禧年來臨之際，更富有意義的一個事實恐怕是「關稅是經濟動脈硬化的誘因」。
在評判我的李嘉圖—穆勒簡化模型對複雜現實的解釋力時，應當考慮如下幾點：
1.在現有基礎上即便增加非貿易品或國際貿易的現實障礙，分析推導也無法推翻我的基本發現。
2.即使在只包含勞動力的李嘉圖模型中加入20世紀30年代之後由赫克歇爾、俄林、維納、哈伯勒、勒納、斯托爾珀—薩繆爾森、麥肯齊、瓊斯和其他經濟學家構建的多要素貿易模型，以及早期的馬歇爾和埃奇沃思模型，我的定性結論也依然成立。多恩布希、費希爾和薩繆爾森（Dornbusch-Fischer-Samuelson，1980）的多要素模型很好地一般化了他們在1977年構建的只包含勞動力的李嘉圖模型，因此我們會發現本文第Ⅰ節和第Ⅱ節的定性分析結果能很好地適用於多要素和勞動力單一要素的情形。
3.按照經典貿易理論，本文對所有自由貿易均衡的分析都以零凈資本流動為假設。在這個美國凈外債長期積累的時代，如此簡單的李嘉圖—穆勒模型有點像「不憂鬱的哈姆雷特」。非經濟學者喜歡沃倫·巴菲特——世界上最富有和成功的投資者。在2003年11月的《財富》雜誌上，他將美國長期國際收支赤字歸罪於自由貿易，隨後建議出台拍賣稅（auction taxes），以迫使美國實現借貸平衡。本文的分析可以推導出可測度的自我損害，奉行巴菲特哲學將禍及美國。至於美國單方面的國際收支赤字，需要另寫一篇文章來客觀地論述。
4.兩個國家、兩種商品或三種商品模型中成立的精髓，在N個國家M種商品的李嘉圖—穆勒模型中也可以成立。
5.亞當·斯密、阿林·揚、俄林和克魯格曼的貿易模型全都建立在與技術的規模報酬遞增緊密相關的不完全競爭假設之上，這在經典李嘉圖競爭理論那裡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分析。然而，戈莫里和鮑莫爾（Gomory and Baumol，2000）針對規模報酬遞增的情形，給出了和我相似的結論。我應該補充一點：全球化擴大了市場規模，賦予這一競爭模型比1890—1950時代的競爭模型更多的政策含義。
6.從現實主義和政策角度來看，我最重要的遺漏是，將每個地區的所有人都視作同質的李嘉圖模型中的勞動者。這阻礙了我們理解真實的案例，其中，一部分美國人（資本家及有技能的計算機專家）可能受益於一些因素，這些因素恰恰導致自由貿易時的半熟練工人或藍領工人的實際工資大幅下降。幸運的是，我的幾何平均值方法可以用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異質性不但沒有沖淡本文的主題，反而放大了其重要性。想像這樣一個場景：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使未來美國人口中的相當一部分受損，但提高了另一個群體的福利，這證明贏家可以轉移一部分收益，使美國不會在自由貿易之後出現體量龐大的受損群體。如果沒有證據表明補償性的財政轉移支付得到實施或將要得到實施，非經濟學人士應該接受這一強有力的反駁嗎？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說：「讓人們吃蛋糕好了」。但是，歷史記錄表明，根本沒有食糖和麵粉轉移給王后的農夫子民。即使智者格林斯潘，有時候說話聽上去也挺像這位王后。在有關效率與公平的道德辯論中，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們的文獻，如希克斯、勒納、卡爾多、西托夫斯基等人，更別說之前的穆勒、埃奇沃思、帕累托和維納的著作，都產生了某種誤導。
一邊是政策，另一邊是道德判斷，主流的貿易經濟學家沒能充分注意到，美國的人均收入和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和其他任何社會一樣，大約1/3的美國人沒有接受很好的教育，也沒有足夠的精力去勝任技能性的專業工作。如果允許有類似能力的移民大量進入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就必然會預測美國國內此類工人的工資會大幅下降，而新移民的工資卻大大高於其在母國的實際工資。
1948—1949年，我復興並完善了1919—1933年赫克歇爾和俄林關於商品貿易使要素價格准均等化的論點，我們在「二戰」結束後也見證了要素價格均等化。歷史上，美國工人曾經壟斷性地擁有美國豐富的資本和專有技術（科學、工程和管理方面的）。美國人可以說是含著銀湯匙長大的，這也解釋了歷史上為什麼清潔工、管家、小企業主等工作在美國的市場出清實際工資如此之高。但是「二戰」之後，美國的這些專業知識和資金開始向全球流動。這意味著外國受過良好教育的大批勞動力，首先是西歐，接著是太平洋沿岸國家，能夠也的確給美國中產和低產階層的工資收入水平施加了類似的競爭壓力。
2000年之後出現的外包潮本應該在1950年就被預測到。根據基本的經濟學法則，這一潮流只會在2004—2050年盛行。其他作者可以在本文第Ⅰ節、第Ⅱ節的基礎上增加更多的內容，來解釋為何美國在全球總產出中的比例會從1945年「二戰」結束時的幾近50%（彼時歐洲和日本正處於暫時性的混亂）跌到40%，之後是30%，根據經購買力調整後的人均收入的佩恩世界表，現在可能低至1/5到1/4的水平。儘管這些趨勢不意味著美國影響力的絕對衰落，但也大致反映了一股逆風的存在，使得20世紀後半葉後凱恩斯時期的實際增長速度放緩。
無須驚訝，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甚至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都在20世紀末縮短了與領頭羊美國在實際人均收入上的差距。1950—1980年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西歐。有人會問這個蜿蜒前行的自行車隊中的一個或更多選手，能否完全追趕上美國的自行車甚至超越美國。佩恩世界表和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做了相似的估計，認為這種情況似乎還不太可能發生。這是否意味著隨著美國的原創創新在世界各地傳播，它們已經成為解釋美國的領導地位日益下降的重要因素？
雖然我們還不能貿然斷言，但實際上，有一些啟發性的證據顯示法國或者德國在每小時的生產率上確實超過了美國。只要法國和德國在周平均或月平均工作小時數與美國相當，它們就有可能領跑美國。在解釋當代的全球和本地經濟的動態變化模式時，主觀偏好顯然可以改變李嘉圖式的技術參數。
即便我的假說有所誇大，它們似乎也都是李嘉圖—穆勒模型和其他更多李嘉圖模型所給出的結論。 本文來源：《比較》91輯（2017年第4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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