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民族主義

波蘭是東歐重鎮。近代以來，波蘭可謂群星璀璨，湧現出了無數風流人物，肖邦、密茨凱維奇、居里夫人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波蘭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也是風起雲湧，1830年和1863年的兩次波蘭起義的影響力遍及歐洲，也是眾多國內外學者探討的對象。布萊安·波特（Brian

Porter）的《當民族主義開始仇恨》（When Nationalism Began to Hate）就探討了波蘭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的轉變歷程。

的確，從十九世紀初期到1863年起義的波蘭民族主義是解放性的。東布羅夫斯基、符盧勃列夫斯基、科希秋什科等人們熟知的人物都活躍在這個時期。相應地，這個時代的波蘭民族主義強調的是「普遍性」，是普遍的解放。正因為這種解放性，波蘭民族主義在這個時代鼓吹的解放並不是針對俄國這個「民族」，而是針對的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也就是說，這個時代的波蘭民族主義並不把整個俄國「民族」視為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口號是「為了我們的自由，也為了你們的自由」。因此，這個時代的波蘭民族主義強調的是社會革命，這個革命針對的不僅是沙俄統治者，還有波蘭本國的貴族等上層統治者。毫不奇怪，這個時期的波蘭貴族不僅不熱心支持波蘭民族主義，事實上這些貴族恰恰是反對波蘭獨立（和革命）的，比如奧匈帝國佔領的那部分波蘭土地上的波蘭貴族就接受了並認同奧匈帝國的統治。這些貴族要求的只是奧匈帝國統治下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自治」權利。在這個時期，保守派和波蘭民族主義者也就成了反義詞。不過，這個時期波蘭的革命者主要從哲學和文學角度談論波蘭的革命，他們探討的波蘭「民族」與其說是現實中的波蘭人或者政治實體，不如說是一個哲學上的概念，或者說，是一種「精神」。這些革命者和波蘭國內的聯繫不多，受到他們影響的波蘭群眾也為數甚少，他們的活動在多數時候是知識分子的密謀。國內一些學者對波蘭民族主義的敘事就止步於此，似乎解放性是波蘭民族主義與生俱來，並且永遠持續的特質，1863年之後波蘭民族主義也因此沿著解放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直到1918年波蘭獲得獨立，甚至延續到了波蘭獨立之後。但是，正如本書指出的，這不是事實。恰恰相反，波蘭民族主義從十九世紀初中期知識分子的密謀，向社會運動轉變的過程中，其言辭和實踐也日益傾向威權主義。那麼，我們就來具體追尋一下波蘭民族主義的變化歷程。

1863年起義失敗之後，波蘭出現了一股青年知識分子組成的、反對社會運動的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思潮。波蘭的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吸收的不是法國的孔德一系思想，而是英國的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和巴克爾（Buckle）這一系思想。眾所周知，斯賓塞的思想強調的是「生存鬥爭」和社會進化。這一點被他的波蘭追隨者全部接受了。但是和斯賓塞的主張不同，波蘭的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思潮並不強調物質層面的「生存鬥爭」——因為這必然意味著他們反對的政治行動，也不適應他們的「文明」胃口。在這個方面，奧若什科娃（Orzeskowa，《涅曼河畔》的作者）等波蘭實證主義者們對斯賓塞理論進行了改造，他們吸收了巴克爾的思想，亦即「文明」之間的競爭結果不是由力量決定，「適者生存」的最後勝利者必然是最文明的也是最自由化的那一個。他們的觀點是，因為波蘭的經濟社會比沙俄發達，「文明」程度更高，更加「歐洲」，因此根據（實證主義揭櫫的）歷史規律，波蘭必然戰勝「落後」的沙俄，獲得獨立。那麼如何達致彼岸呢？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思潮開出了「工作」這個藥方，而反對早期波蘭革命者的「行動」，換言之，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者們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代替革命性的政治行動。斯維托霍夫斯基（Swietochowski）對這一點的鼓吹尤其著力，維斯利茨基（Wislicki）甚至主張創造一個資產階級出來。大家都知道，實證主義對於抽象的哲學和「精神」不感興趣，與之相應，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的民族概念也從象牙塔里走了出來，不再以前述波蘭革命者們主張的抽象的「民族精神」，或者人類解放作為波蘭民族的標誌，而是把波蘭人構成的「共同體」設定為波蘭民族。也就是說，這股思潮已經放棄了早期波蘭民族主義者們追求的普遍性。當然，這股思潮既然強調「工作」，而且是當時波蘭的法律和規範邊界內的工作，那麼這股思潮的追隨者也就從他們的保守派對手那裡引入了等級、權威等範疇。這樣做的涵義不言而喻。一言以蔽之，波蘭的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思潮主張的是：只要波蘭人努力工作，發展資本主義，波蘭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就能超過沙俄等東歐落後的鄰居，波蘭獨立也就水到渠成了。於是，到了1878年，一位駐波蘭的沙俄官員把俄屬波蘭稱為「（沙俄）帝國內最安寧的地方」。

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思潮的上述主張當然不可能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政治結果，波蘭的安寧也沒有持續太久，到了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波蘭新一波革命浪潮的興起，前述的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思潮的地位很快動搖了。被稱為「叛逆者」（niepokorni,

the defiant ones）的新一代波蘭知識分子們聚集在《呼聲》（Glos, The Voice）和《社會主義評論》（Prezglad Spoleczny, The Socialist Review）雜誌周圍表達他們的思想和主張。這個時代的波蘭革命者並不是孤立的，他們中的不少人在沙俄上大學或者進行其它活動，他們也就通過各個渠道受到了來自俄國革命者，具體地說就是俄國民粹派的影響——這或許是某些國內學者忽視這個時期的波蘭民族主義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對於這一代波蘭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波蘭一月起義只是一個遙遠的歷史事件，而不是他們生活記憶的有機組成部分，也不是他們的切身體驗。這一代波蘭青年知識分子是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基輔等地的革命行動，以及閱讀諸如「土地和自由社」（Zemlia

i

Volya）這樣的俄國民粹派組織的小冊子成長起來的。十九世紀的俄國革命活動中，也有不少波蘭革命者投身於其中。反過來，也有很多俄國革命者支持波蘭獨立，甚至羨慕波蘭的起義傳統。相應地，「叛逆者」也在挑戰前述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者對俄國的「東方」劃分。早期「叛逆者」堅持了他們的先輩的社會解放路徑。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的畢蘇茨基則是受到俄國革命者影響較小的那一系。當然，波蘭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比同期的沙俄高得多，波蘭革命者不像俄國民粹派那樣抗拒歷史和社會的進步，波蘭也沒有沙俄那樣發達的農村公社。因此，這個時期的波蘭革命者並不像俄國民粹派那樣認為資本主義在波蘭是可以避免的。他們的民族主義傾向更多地表現在他們的波蘭「人民」概念上。

不用說，「叛逆者」不會認同前述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者對工作的強調，以及對歷史自動進步的信仰。事實上這些青年知識分子之所以被稱為「叛逆者」也正是因為他們對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者的反叛。「叛逆者」強調的是革命性的政治活動，他們要求通過革命性的政治活動實現歷史進步。十九世紀初期中期的波蘭民族主義者們把民族設定為「行動」，也就是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叛逆者」回到了這個傳統中。人們不難發現，「叛逆者」們也受到了強調直接行動的俄國民粹派的影響。不過，由於波蘭實證主義-自由主義的影響，這個時代的波蘭革命者們不再像他們的十九世紀初期前輩們那樣從哲學角度談論民族主義和人類解放，開始具體地談論他們的訴求對象，亦即波蘭「人民」的實際構成。一開始的時候，社會解放和民族獨立也像十九世紀初期和中期那樣協調，波蘭的解放不僅意味著沙俄統治被推翻，也意味著從波蘭社會上層的統治中解放。不過，十九世紀後期的波蘭社會，已經比十九世紀初期的波蘭社會複雜得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波蘭的社會階級分化也和其它國家一樣日益明顯。這就使得波蘭民族主義者追求的「民族共同體」的現實性越來越受到挑戰。這也就埋下了波蘭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分道揚鑣的伏筆。

「叛逆者」活動初期，他們對波蘭民族問題採取了兩種態度。利馬諾夫斯基（Limanowski）等未來的波蘭社會主義者認為，波蘭獨立之後，波蘭無產階級才是波蘭民族的真正代表；只有消滅了階級，實現了社會主義，波蘭民族才能出現在現實中。《呼聲》集團的波普瓦夫斯基（Poplawski）在這個時期的觀點也相當類似。與之相反，波蘭民族主義者則認為，波蘭民族是存在於當下的現實中的。因此，波蘭民族包括了波蘭的所有階級。波蘭人民（這個概念是從俄國民粹派那裡移植過來的）也包括了波蘭的所有被壓迫者。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呼聲》集團成了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統一戰線。

不過，這個統一戰線並未維持太久。十九世紀後期的波蘭，其經濟比沙俄本部更加發達，工業化程度也更高。這個時期波蘭相當數量的工農也接受了初步的文化教育，有能力閱讀各種文化產品。因此，這個時期波蘭的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都開始發展了。到了1905年，波蘭農民也擺脫了長期的冷漠。諸如克齊維茨基（Krzywicki），凱列斯-克勞茲（Kelles-Krauz）等波蘭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活動的。他們強調的當然是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他們也力圖把波蘭的獨立、解放和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隨著波蘭社會的發展，他們也開始更加強調社會主義。1889年，克齊維茨基對波蘭民族主義中日益增長的保守傾向做出了批判。1892年，波蘭社會黨在巴黎建立。同年，民族主義的波蘭民族聯盟（National

League）也建立了。這兩個組織之間很快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898年12月沙俄當局建造的密茨凱維奇雕像落成的時候，波蘭民族聯盟主張參與沙俄統治當局主持的雕像揭幕儀式，並通過這個儀式對波蘭工農進行民族主義教育，而波蘭社會黨主張對之進行抗議。結果，到了雕像揭幕的時候，波蘭民族聯盟的領袖們和忠於沙俄的波蘭人以及沙俄人士站在一起參加儀式，而波蘭社會主義者們在障礙的另一邊被捕。1899年，波蘭社會黨禁止其黨員同時加入波蘭民族聯盟。1905年6月波蘭羅茲工人運動期間，支持這一運動的波蘭社會黨和反對這一運動的波蘭國家民主黨組織發生了流血衝突。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波普瓦夫斯基也放棄了原先的「理想」。有趣的是，波蘭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最終分道揚鑣也有來自俄國的因素：這個時期正是俄國民粹派和馬克思主義者進行論戰並最終決裂的時期，也就是俄國的「民族道路」被馬克思主義者放棄的時期。由於前述的波蘭社會經濟和沙俄的差異，波蘭的爭論也就不圍繞著通往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而是圍繞著民族主義和社會解放之間的關係而展開。波蘭民族問題不再能夠被推到遙遠的未來。同時，這個時期歷史進步的觀念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波蘭也不例外，維茨科夫斯基（Wieckowski）甚至像索列爾（Georges

Sorel）那樣徹底否定社會進步理論，波蘭的鬥爭也因此失去了解放涵義。「人民」的定義成了雙方爭論的焦點。這個時候的「叛逆者」放棄了階級鬥爭觀念，他們的「人民」也就把波蘭社會上層包括了進來。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畢蘇茨基雖然還在波蘭社會黨內活動，但是他已經逐步放棄了社會主義，主張通過軍事手段完成波蘭民族主義事業。

在波蘭民族主義者方面，率先發難，試圖切斷民族主義和社會革命之間聯繫的是瓦林斯基（Warynski）與德烏斯基（Dluski）。他們組織的集團把民族視為一個有機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沒有差異，也不會發生衝突。這樣一個民族共同體也不再是歷史進步的載體。顯而易見，他們的民族概念已經是壓迫性的了。不奇怪，馬克思本人對瓦林斯基做出了尖銳批評。瓦林斯基對馬克思的回答則是：「以波蘭的名義召集起來的運動，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必須是反動的。」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特別是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波蘭又一次迎來了社會運動的高潮，這次社會運動中，波蘭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不再攜手。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德莫夫斯基（Dmowski）、巴利茨基（Balicki）等為代表的右翼民族主義逐漸浮出了水面。這也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範圍內新興右翼嶄露頭角的時期。他們建立了「國家民主黨」——波蘭重新獨立後於1919年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中，這個黨獲得了最多席位，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黨也是波蘭政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1919年6月28日，代表波蘭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正是德莫夫斯基，他也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右翼的領袖與偶像之一——1925年，德莫夫斯基和西科爾斯基（Sikorski）是波蘭右翼期望的、以義大利法西斯為模板的政變的兩名潛在領袖。目前，德莫夫斯基是波蘭「法律和公正黨」的英雄之一。波蘭國家民主黨不僅反對任何民族問題上的「多元」，而且乾脆禁止在其出版物上探討階級鬥爭——有趣的是，劇變後的波蘭也有這個禁忌，當然其結果，正如戴維·奧斯特（David

Ost）指出的，大同小異。不用說，國家民主黨對社會革命不會感興趣的，他們的「人民」當然是包括波蘭的資本家、地主在內的。這個時期波蘭日益發展的社會運動也被國家民主黨的人士們解釋為「外國煽動者」的陰謀。到了最後，連「人民」本身都成了與「整體」對立的「部分」利益，成了民族團結的絆腳石（該黨1903年的綱領）。米科夫斯基（Milkowski）甚至提出要對人民進行「啟蒙」，以使他們能夠完成「民族防禦」。這樣一種論調我們似曾相識。波蘭國家民主黨支持的「民主」，也成了寡頭政治的同義詞。不過，波蘭國家民主黨並不支持自由放任經濟。從理論上說，十九世紀末期，貢普洛維茨（Gumplowicz）試圖鍛造一種把自由主義和生存鬥爭熔於一爐的社會學。這個學說也成了從那之後的波蘭民族主義的理論支撐之一。德莫夫斯基也早早就「論證」了暴力和敵對的永恆。這樣一種民族主義和誰更接近，筆者以為不難看出。

波蘭民族主義發展到了如此程度之後，對其它民族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首當其衝的是猶太人問題。如前所述，十九世紀初期和中期的波蘭民族主義強調的是解放和社會革命，而不是波蘭的民族身份和族群特質。自然，對於這個時期的波蘭民族主義來說，猶太人的解放和波蘭的獨立是同時的、同步的。二者並不存在任何矛盾和衝突。倒是一些親沙俄的保守派，例如杰倫斯基（Jelenski）鼓吹反猶主義。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後期，這個狀況發生了逆轉。從1888年奧爾丁斯基（Ordynski）的文章起，《呼聲》集團日益滑向反猶主義。通過這樣一種反猶主義，前述貢普洛維茨鼓吹的那種永恆的、西西弗斯式的暴力「鬥爭」進入了波蘭民族主義敘事。波蘭國家民主黨的歷史敘事里，猶太人成了寄生蟲，而且還是波蘭國家民主黨的「社會主義敵人」的象徵與標誌，以及陰謀的主角。這些敘事讓我們不禁有似曾相識之感。

在波蘭國家民主黨的歷史敘事中，波蘭的獨立也不再是任何意義上的解放。如前所述，早期波蘭民族主義的解放敘事中，波蘭的解放不僅意味著自身的解放，也意味幫助沙俄人民獲得解放，或者說互相支持。這也意味著承認烏克蘭、立陶宛和羅塞尼亞等地人民的自決權利。德莫夫斯基等人則相反，他們採納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把波蘭和俄羅斯之間的衝突解釋成兩個民族之間的「生存空間」競爭——也就是斯賓塞式的「適者生存」，這樣一種競爭當然無所謂善惡，也無所謂解放和奴役。與之相應，1892年，德莫夫斯基發表文章為殖民主義辯護。在德莫夫斯基的敘事中，波蘭不再是早期波蘭革命者觀念中的受害者，他們為獨立後的波蘭要求的，也不再是波蘭人居住的地方，而包括了烏克蘭、立陶宛和羅塞尼亞（Ruthenia）。這些主張並不僅僅停留在口頭，大家都知道，波蘭剛剛在1918年重新獨立，就佔領了立陶宛的一塊地方並與立陶宛開戰；隨後波蘭入侵了烏克蘭，並和新生的蘇俄發生了戰爭。1938年，波蘭和納粹以及霍爾蒂統治的匈牙利達成協議，接著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切欣（Cieszyn）地區。

波蘭國家民主黨的人士把這種民族主義敘事上升到了理論高度，其中之一是巴利茨基提出的「民族利己主義」（national

egoism）思想，其要義就是「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們設想的「民族」有權強行貫徹同一性，創造一個種族-語言共同體。對於德莫夫斯基等人來說，波蘭並不是受害者，也不需要訴諸任何崇高的事業或者倫理標準來證明自身（而這正是十九世紀初中期波蘭民族主義的主張）。在他們鼓吹的這樣一種民族主義里，任何波蘭民族征途上的絆腳石都是他們的敵人，都必須被擊敗，而且必須被摧毀。他們敘事里的波蘭民族，也是一個把原子化、碎片化了的波蘭人連結起來的有機共同體。

大家都知道，在波蘭民族主義提出這些主張的時候，波蘭仍然被沙俄、普魯士德國和奧匈帝國瓜分。為了避免他們這些為殖民主義和征服辯解的主張反噬自身，這些人士可謂費盡心機，波普瓦夫斯基提出了一種既針對德國和俄國保持波蘭特性，又維持波蘭對立陶宛、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野心的主張。巴利茨基則提出，只要意圖良好，征服也是可以接受的。這麼一來，波蘭民族主義者們就可以既批判沙俄和德國（還有奧匈），又推行自己對東歐其它地區的野心。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是無窮無盡、永遠存在的，而不是歷史性的。這就是前述貢普洛維茨理論中的西西弗斯式衝突。不用說，這樣一種民族主義也是不擇手段的。1899年沙俄發生饑荒，一些波蘭人試圖組織援救行動，這些人受到了國家民主黨的嚴厲批評。後者也就徹底放棄了十九世紀初中期波蘭革命者的口號：「為了我們的自由，也為了你們的自由。」在這種民族主義的敘事中，波蘭之外的其它「民族」也就成了一個無分化的，因而和波蘭「民族」全面敵對的整體。這樣的民族主義敘事也不再區分諸如沙俄駐波蘭的官員、推行俄國化政策的人士與普通俄國人，更不用說俄國革命者。德莫夫斯基甚至以這個為標準對沙俄政府針對波蘭實施的「俄羅斯化」政策進行辯解，其潛台詞顯而易見。對於波蘭國家民主黨的人士來說，欣賞俄國文學藝術也成了不可接受的行為。不用說，這些人對德國也採取了同樣的排斥態

度。換言之，波蘭國家民主黨的這種民族主義排斥一切「非波蘭」的行為。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旅程，波蘭民族主義終於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波蘭國家民主黨鍛造的這種敘事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波蘭消失：劇變之後的波蘭，當階級和階級鬥爭成了禁忌之後，社會不平等與分化也被一些人視為「非波蘭」的行為。

雖然本書的討論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但是德莫夫斯基及其代表的那一種民族主義在那之後並未退居幕後，而是一如既往地活躍在波蘭政壇。因此筆者有必要多耗費點筆墨。如前所述，1918年波蘭獨立之後，德莫夫斯基仍然是波蘭政壇的重量級人物，以及右翼的領袖之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德莫夫斯基指控猶太人策划了全球經濟危機，並且從中獲利；他還公開仰慕義大利法西斯。在一戰後的歲月里，德莫夫斯基以及波蘭國家民主黨越來越傾向於天主教，他甚至認為，天主教和波蘭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整體。1939年1月，在納粹入侵波蘭之前八個月，德莫夫斯基病死於沃姆察（Lomza）附近的一個村子裡。這個時期的波蘭民族主義也在那之後不久告一段落了。不過，從2001年起，新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在劇變後的波蘭又再次進入政壇，並且登堂入室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