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學史論》雜誌及其他（一）

1．魏晉時期的「階級固化」

文人學士的社會地位，也只決定於他的門第和官爵，而並不一定在於他所構詩文的優劣高下。

——《政治社會情況與文士地位》

讀到這裡，似乎也理解了，為什麼陶淵明的詩文沒有在當時獲得大量擁躉。

魏晉時期，門閥士族佔據政治經濟上的特權，並且成為文化的繼承者。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整個社會的主人，時代的「引領者」。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左思·詠史》）

這就是魏晉時期的「階級固化」狀況，生於豪門望族的人，從小接受社會最頂級的教育，與之交往的也都是公子王孫，真可謂「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生來即位於山巔。這種世家大族甚至持續到隋唐時期，不過多虧了「科舉」制度的建立，幫助人們有了打破士族統治的可能，也給寒門學子衝破階級壁壘向上流動打開了一扇窗子。如今，努力學習、考上一個好大學、找一份好工作，千百年後仍然是下層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

身為世家大族一員，子承父業，家學淵源，代代相傳，豪門高族幾乎壟斷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壇當然也被他們把持著，他們的文學審美標準定然影響一代風氣。所以，陶潛被後人所激賞的「質樸自然」的文風，在當時未必合乎眾口。

其次，魏晉時期，是一個人人自危的亂世，戰爭頻仍，政治高壓，生命譬如朝露。避世隱逸與求仙思想屢見不鮮，因此陶潛被稱為「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隱者形象」也不具備特別意義。

後世文人之所以推崇他的高潔，他的隱逸思想，大多是把這「隱逸思想」當作自己人生奮鬥追求失敗之後的一個安慰與精神鴉片，作為個人「出世」的理論依據。當然，隱逸生活中透露的人身自由，也是世人所企羨的人生境界。

2．「清談」之風

東漢末年，宦官當政，外戚橫行。太學生以「清議」，參與時政。黨錮之禍以及魏晉間殘酷的政治統治，使清議之風，逐漸由評論時事、臧否人物轉移到談玄說理；品評人物也轉移至言語、姿容和風度等抽象層面上來。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晉書·阮籍傳）

作為「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阮籍為了規避政治迫害，也不敢隨口臧否人物。如此謹慎，得以明哲保身。而同為「竹林七賢」的嵇康卻因此招來殺身之禍，以致《廣陵散》成為絕響。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因正直而亡，雖然他的死，在某些人看來很「愚蠢」，不過對於他自己來說，人有所為，有所不為。他的原則，他的人格，不容玷污，從容就義。他的死是死得其所。如果一個人沒有自己的「堅持」，又何必生而為人？

「清談」的語言追求簡約，要一語中的，片言析理，出口成章，體現一種智趣。如西方的王爾德，寫《圍城》的錢鍾書。清談需要在不經意間體現一個人的辯才與智慧。

清談既成了名士生活間主要的一部分，自然所談的理論也會影響到他們立身行為和文章詩賦的各方面。而且玄學理論是當時學術思想的主流，自然也會對文學發生影響。

——《玄學與清談》

即本人所推崇的「詩化人生」，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自由主義，把生活過成一首詩。既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

3．以「人物品評」為中心的文論

(1) 從「形人」到「形文」

以作家為對象的文論，是由東漢以來的人物評論的風氣演變下來的；只是把品藻的標準變為文辭罷了。……所以在初期文論中，不但大部分是論個別作者的文字，……而且其中對於作者的評論和當時流行的一般品藻人物的言辭，也完全相像；……中國文論中常常用形容人格或人體的字樣形容詩文，正是有著這樣的理論根源。

——《文論的發展》

魏晉時期，政治迫害時有發生，文人世子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遠離時事，不敢多談實際政事。正如清朝的「乾嘉學派」，為了規避「文字獄」，一群人鑽進故舊紙堆，研究、整理、考訂、總結中國傳統文化，在保存傳統典籍方面貢獻巨大。我認為這就是清朝最大的成就。

既然不能「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於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品評人物的「風度」，以及評論歷代及當世的文章成就。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曹丕《典論·論文》）

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曹植《文選·與楊德祖書》）

如此以「人」論文，不得不說與人物品評是有關係的。

(2) 「曹操形象」閑說

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范曄《後漢書·許劭傳》）

汝南許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聞言大喜。（羅貫中《三國演義》）

中間南朝史學家范曄還在正史《後漢書》里記載為「亂世之英雄」，而不是「奸雄」。曹操生長在「亂世」，所以沒有如果，也就沒有「治世」、「清平」的結論，那麼我們只能以他在亂世的成就來評論他。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讓縣自明本志令》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

曹操最大的功績就在此：平定群雄，一統北方。

20年代，軍閥割據，民不聊生。中原大戰後，蔣介石排除了異己，才完成了全國形式上的統一。直至37年全面抗戰爆發，這中間十幾年的內戰，消耗掉多少人力物力？以致抗戰初期節節敗退，無力抗敵。

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是很難把這群不同派系的「烏合之眾」糅合起來的，蔣介石最終敗退大陸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完成徹底統一，內部不團結。

為什麼後世「尊劉貶曹」成為定論？追根究底，其一，劉備為漢室後裔，名正言順，是正統；其二，劉備三兄弟是仁義之師，以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匡扶漢室為己任。憂國憂民，強烈地社會責任感，是儒家精神的代表。同時「程朱理學」自宋便成為統治著的治國思想。宣揚這種正能量既迎合民眾的心理，也利於鞏固統治的思想基礎。

(3) 「文氣」說

《典論論文》云：「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言「孔融體氣高妙」；「徐幹時有齊氣」；又《與吳質書》中亦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文論的發展》

本書《中古文學史論》非常完美翔實地表現了文學「史」的方面，非常有助於某些文學概念的理解，補偏重於分期型文學史之不足，揭示文學的繼承性。例如作者對「文氣」說的解釋：

「文」也正如宇宙間其他的各種物事一樣，是宇宙原理通過人底才性的表現，因此也就與他原來所稟賦的氣底多寡清濁有關。這種文氣說完全是由東漢以來對宇宙的觀念出發的；張衡《渾天儀》以為「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全後漢文》卷五十五）王充《論衡·無形》篇云：「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嵇康《明膽論》云：「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氣是人所稟賦的東西，其清濁多寡，人人自殊，但一成人形，則其稟賦已屬固定，不可改易。所以「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種稟賦之氣底表現，就是人的才性；而文即才性底表現。

(4) 「靈感」與「文人相輕」

靈感：個人人生經歷與所積知識的融合。特徵則為「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沒有憑空而來的靈感，具備造成靈感的兩大基礎：經歷與知識。才有靈感的到來。

文人相輕：以現代學科分類標準來說，假使有甲、乙、丙、丁四人，甲、乙兩人學文學，丙研究歷史，丁習哲學。

文史哲互相看不起，就叫「文人相輕」；

對於甲乙兩人來說，假使甲吸收掌握了一千本書，乙吸收掌握了一百本書。甲看不起乙，就不叫文人相輕，乙看不起甲，也不叫文人相輕，而叫「不自量力」；

假使一個人是精通文史哲等所有人文社科的「通人」，那他只要言之有物有理，任何一個他反對或看不起的人文學者，也不叫文人相輕，而叫「文非一體，眾體皆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