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這是一份後現代入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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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Fiction, Chapter 1 Warning of World War Ⅱ:「After such

「一言的課堂筆記」這個計劃的構想誕生於《少女終末旅行》播出時的2017年，ACGN四個產業的興衰對比最為強烈的那一年，輕小說在Web文大行其道的影響下由盛轉衰，動畫則是開始新一輪的文藝復興，甚至有了一股產業革命的勢頭，這個欄目的主要目的是結合Garry Leonard和Deirdre Flynn兩人合著的文學評論教材《Necessary Fiction》對二戰後二十世紀的後現代文學進行基本的描述和介紹，對相似的ACGN作品進行非專業化的解讀。該欄將會大量引用《Necessary Fiction》及其提到的小說作品，並截取部分原作中的片段進行分析，勾畫基本的後現代體系藍圖。

本欄不會使用太多的術語，僅介紹一些基本的概念。

一、自由新世界？

二十世紀的我們最需要的並不是「更多的答案」，而是「更好的問題」。或者我們能夠更進一步地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將「事情為什麼是那樣的」解釋清楚，而是試圖去理解現在的世界為什麼「不夠好」，為什麼「需要去改變」。

——《Necessary Fiction》

進入二十世紀的文學和藝術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開始變得無所不包，它的手伸向了社會學（福柯），哲學（德里達），精神分析學和心理學（拉康），傳播學和符號學（波德里亞），以及政治經濟學。這種學科的滲透可能是古典時期的人們從未想像過的。然而在一戰之後，以弗里德里希·尼採的出現為契機，文學藝術的研究者們，（偉大，高尚，崇高的人們）才開始意識到，真正的危機已經降臨，這種危機的源頭並不是來源於文學藝術本身的枯竭，而是充滿敵意的外部世界——工具理性時代（ag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這個詞語是與價值理性相對的，不考慮道德標準或終極目的，而只研究一件事，就是「在當下階段，如何以最高的效率，最少的消耗來達成目的」。工具理性的強盛來源有兩個，第一個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信仰之海的退潮」或者說尼採的「上帝死了」，也就是作為最高道德準繩的那個「絕對精神」在人們的心目中越來越衰弱。貝拉·塔爾在他的收山之作《都靈之馬》中借人物之口說：

「這不是某種啟示錄式的上帝對所謂清白人類發起的突發災難，這是人類對自己的審判，自己審判自己。」

古典文學的價值判斷來源和信仰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落幕開始消退，這個信仰的源頭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因為它已經不再被人們所信仰和畏懼。在《東方project》所設定的舞台「幻想鄉」中，妖怪和眾神因為失去了外部世界的畏懼和信仰陷入了存在危機（具體的例子可參考《東方風神錄》的故事），不得不躲進一個建立古典模型的世外桃源。「人間之里」在幻想鄉中扮演著最為重要的源頭。弱小的人類的信仰是支撐這些神明和妖怪存在下去的唯一支柱。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在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開始轉變為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把「人」替換為「工具」，把「存在」替換為「功能」。《東方風神錄》中的八坂神奈子無法在外部世界獲取信仰，是因為人類發明出了投放乾冰來人造降雨的飛機，作為本原的神奈子的「功能」被可替代的飛機所取代，人們對她的信仰隨即式微。如果你的功能不是不可替代的，那麼你本身就不是不可替代的。

信仰的崩塌來源於認知，降雨飛機和神奈子都能為我們帶來一場雨，但我們不會去信仰飛機，是因為我們知道飛機的構造是有跡可尋的，並且因此也是可以量產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科學的「祛魅」。當我們了解降雨的原理時，它的神秘性就被剝除，它在某種程度上被人們「認知」了。（儘管我們並不需要降雨飛機的製造原理，我們只需要知道它有製造原理就夠了）而科學所根植在人們頭腦中的這種思維方式就是為了給你一個暗示——沒有什麼是不可認知的，沒有什麼是沒有原理的。既然如此，神存在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起初導致第一個原因（信仰崩塌）的或許是第二個原因（科學發展），但在之後這兩個原因便開始互為因果，將工具理性的地位越抬越高，催生了現代主義的同時摧毀了信仰，直到二戰爆發。納粹德國的故事則展示了「失去理性的理性會產生什麼結果」。（前者指價值理性後者指工具理性）奧斯威辛集中營有組織，有工序的工廠式種族滅絕實際上是資本家在一戰前後剝削工人剩餘價值，將人產品化，工具化的一個映射。通過「不把人當人，而是當作產品」進行處理，集中營這種高效的處決機器得以建立起來。重要的不再是「要不要殺人」而是「怎麼用最精準高效的方式殺人」。

自此，工具理性堆積的泡沫終於破裂，然而納粹德國遺留下來的問題卻被資本主義繼承下來，隱藏起來，並且最後用這種思維方式傳遞並控制了世界。核彈爆炸後的世界，我們依舊存活下來並且擺脫了神的控制，進入了「自由新世界」——當真如此么？

二、話語，秩序，能指，所指

奴役，最好是面帶微笑的奴役，實在絕對必要，但這隻能心照不宣。非要使用奴隸，而又管他們叫「自由人」，豈不甚好？第一這是維護原則，第二是讓他們保留希望，這是本應有的彌補，您說對不對？照此辦理，他們就永保笑容，咱們也永遠心安理得。否則就不能不自我反省，於是覺得悲慟欲絕，甚至謙卑膽怯起來，那可是可堪憂慮啊。

——《墮落》加繆

「話語（discourse）」是我們在接下來的文章里經常要使用的一個概念，那麼它是什麼呢：

Discourse, by organizing language to shape and define both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 to subject social relations, defines the 「reality」 of the social world, thereby shaping, controlling and disciplining the formation of ideas and concepts that become 「naturalized」—that is to say, appear as 「common sense」 or 「what everyone thinks.」

話語，是通過組織語言來塑造並定義主體性以及主體和主題之間的社會關係，定義社會世界的「真實」，從而塑造，掌控，規定那些「自然」的觀念和想法的形成——即是說，表現為「常識」或者「所有人都這麼想」。

理解起來似乎有點困難。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思考和交流的單位無論何時都是「語言」。話語即是說，語言規定了我們社會上某些原本不存在，卻因為約定俗成而成為系統並且具有約束力的概念。要深刻地理解「話語」，我們需要看另一組概念，也就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

在索緒爾最初的體系裡面，「能指」是語言的聲音符號，「所指」則是語言的表意符號。當我們想要表達「樹」的想法時候，我們發出了「樹shu」的音節，但這個音節（能指）原本是不具備任何意義的，假若我們跟一位不懂中文的外國友人說這個音節，你發出的聲音跟人家村東頭狗發出的音節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樣的，都是聽不懂的無意義的音符。他不會想到你發出的這個音節，是與立在那的那個又黑又粗的東西（所指）聯繫在一起的。你的音節試圖指向的含義和你發出的音節之間，是沒有任何堅固的聯繫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任意指定的。即是說，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

現在的能指和所指則是泛化為更加抽象的含義，能指是「空洞，沒有含義，但能被直接表達的」，而所指是「實在，有含義，但無法被直接表達的」。正因如此，能指和所指只有在兩兩配對的時候才能夠幫助我們確立概念，指示物體，表達意義。而它們「配對的規律」就是我們所說的「話語」。

話語的力量是令人驚訝的——它定義了我們思考的方式，也定義了我們存在的模式。然而正因如此，一旦其被有意識，有目的地去利用，改造，淪為工具，那麼它就是最有力的武器。實際上，它一直都是權力的共謀者，權力由話語催生，而權力反過來利用話語，利用它構築二元對立的社會關係：黑人與白人，男性與女性，主人與奴隸，男女與其他性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二元對立被建立的起初，就存在「一優一劣」的差異，並且話語將這種暗示拖入潛意識（也就是所謂的內化），進而控制我們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判斷。打個比方，希特勒利用話語的方式是建立雅利安人-猶太人的二元對立，然後讓雅利安人產生自己天生優等的判斷，進而推動戰爭。通過這種建造方式，一種社會秩序得以確立。

回到一開始所說的「自由新世界」上來，資本社會利用話語的方式就延續了希特勒（或者說，是希特勒借鑒了資本社會），比如宣傳機器（商業廣告）。身處這種體系就好像在下一盤規則不平等的棋，在公平競爭的表象下面進行暗箱操作，使得「一邊總是勝利，另一邊總是失敗」（都靈之馬）。這種反覆的勝利和失敗不斷地自我加強它的權威性和真實性，「當一個謊言被重複一萬次，它就是真理」。

三、必要的虛構（Necessary Fiction）

主流話語控制下的世界越來越傾向於一種清楚，明確的結構，文學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被科學化，結構化，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的同時也就走向了一種存在危機。後現代主義文學就是在這樣的危機下誕生的。它透過拋棄所謂的中心，模糊語言的結構，不信任思考等等方式來反抗話語霸權。它同時反對定義自身（反對模因），因為任何形式的權威定義都可能讓自己變成它所反對的東西本身，也就是話語霸權。最初的輕小說模糊的定義與後現代主義對定義和結構的厭惡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近年來的輕小說開始傾向於「存在定義」，並沒有人明確給出這個定義，但在這個定義之外的小說被市場淘汰並排除了出去。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在面對「神不在的星期天」的同時對抗資本世界的話語霸權對我們的侵蝕，並且在其中尋找出路。通過理解而不是研究，認知來對待文學與藝術。「詩歌已死」是經常被人拿出來炒的一個話題，這是因為詩歌是少數幾個無法被資本世界同化並用以榨取利潤的東西，當資本世界面對他們無法利用的東西時，他們就將其排出自己的話語體系之外來確保它不會威脅這種體系。詩歌無法被容納在這個體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無法被翻譯，無法被「闡明」，詩歌存在於語句的頓挫和韻律之間，飄忽無形，這種幽靈是科學無法剖析的。

文學的另一個名字是「反科學」，也就是說，它是反對給出答案的學科，是提出問題的學科，並且是不期待答案的學科。因為給出標準答案意味著確定，意味著幻想的消融。在《東方project》中，幻想相對於外部世界是一種脆弱的力量，如果人間之里的人們一時興起開始研究妖怪的內部構造（正因如此，ZUN在設定中描述的是一個小村莊，人口數量稀少），幻想鄉的存在就會面臨危險。當虛構被認知為虛構的時候，它就不再是虛構而降級為「真實」。虛構是我們試圖解釋它時失去的東西，當我們描述它的時候，我們正一點一點地失去它。

知乎上曾經有個問題叫「文學是否是抵禦人工智慧的最後一塊陣地？」，我們現在可以換一個講法：「文學是否是抵禦科學的最後一塊陣地？」，一個相當振奮人心的問題——因為我們起碼能意識到科學已經成為了一個需要抵禦的敵人，是一個潛伏在我們身邊的威脅。如果我們必須給它一個答案的話，我可能會說，它是，但並不是最後也不是唯一一塊，真正的陣地是我們的「局限性」，我們的「不確定性」，我們的「虛構」（Fiction）。

一言

2018年3月24日

加拿大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