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巴西爾時期的政治精英2：地產不是關鍵——重新審視兩巴爾達斯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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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PAUL MAGDALINO主編的《BYZANTIUM IN THE YEAR 1000》第二章Political Elites in the Reign of Basil II，作者為凱瑟琳.霍姆斯

PS：雖然我永遠擁護ichigo，但我這周想當一周02黨

兩巴爾達斯之亂（976-989）

在了解了歷史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後，現在可以更直接前往了解巴西爾統治時期的政治社會和統治方式的變化和連續性。我們必須從兩巴爾達斯之亂開始討論這個話題——貫穿了巴西爾統治的前13年。976-89這一時期，因兩個原因特別重要。第一，大部分現代關於這一時期國內史的模型都受到米海爾.普塞留斯的影響：因為這些內戰，使得巴西爾摧毀那些豪門大族，並以一人統治帝國。第二，許多原始資料給予這一時期最大的關注。除了史家們著作之外，同期巴格達的白益宮廷的書信、外交報告和協議也有關於此事的；十世紀喬治亞的幾份手稿和至少兩份碑文也都提及了。貫穿整個被報道較少的巴西爾治世，如此多的相關證據足以使這個政治行為能夠被從各個角度檢查。

我們先快速回顧一下這些叛亂。976年，美索不達米亞都督巴爾達斯.斯科萊魯在帝國東部發起叛亂。969年的早春時節，禁衛軍長官巴爾達斯.福卡斯擊敗了斯科萊魯，後者第一次流亡並被監禁在白益巴格達。七年後，巴西爾大舉進攻保加爾，在Haemus山脈的要道被突襲，慘遭大敗。這場大敗使得白益放回斯科萊魯，讓他重返帝國。巴爾達斯.福卡斯被命令前往東部料理他。斯科萊魯被他關押，但隨後福卡斯自己發動了叛亂。福卡斯的叛亂持續了將近兩年，巴西爾獲得來自基輔的僱傭軍部隊後（與羅斯的弗拉基米爾大公交易的一部分是他得轉信基督教）鎮壓了叛亂。987年春季，福卡斯戰死在阿卑多斯（Abudos）。福卡斯死後，斯科萊魯被釋放，然後他又重啟叛端，不過很快就向帝國軍投降了。雖然我們能再多說說其中的細節，不過這並不是我們要討論的。我想要討論的是這些叛亂蘊含的與巴西爾治世帝國內的政治權力的性質、皇帝與其政治代理人（political agents）關係的特徵以及內戰到底是否促成了帝國統治方式的改變這些相關的。這一討論進一步就是Jean-Claude Cheynet對帝國10-11世紀叛亂時期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叛亂髮生？叛亂的物質和意識形態資源是什麼？反叛者能從叛亂中獲得什麼。

對於喬治.奧斯特洛戈爾斯基而言，答案是他們的私人財富和人力，尤其是安納托利亞中部大地產提供的那些，讓斯科萊魯和福卡斯得以成為皇帝政治權力最有力的挑戰者。然而不管是福卡斯還是斯科萊魯，亦或是他們那些在東部擁有龐大地產和私人隨從的支持者，前13年的大叛亂並不是由他們的家庭財富或人力支持起來的。叛軍最重要的依靠乃是他們在帝國軍隊內的官職。我們通過比對叛亂的不同階段就能得出這一結論。所有的史料指明976年巴爾達斯.斯科萊魯叛亂時，身為美索不達米亞都督這一角色的他是最具威脅的。這是一個負責統領著駐紮在帝國東疆機動野戰部隊（tagmata）的高級軍事官職。這一職位使得斯科萊魯擁有和東部鄰國簽訂協議，控制東部要塞以及接觸充作軍隊軍餉的財政收入的權力。但987年，他第二次叛亂時，他就沒有那麼多的財富和資源了。因為他不再擔任公共官職。即使在他從巴格達返回帝國時，白益贊助了他一些人力和金錢，但他的盟友很快作鳥獸散，只留他和他的300私人隨從。很快他就成了福卡斯的俘虜。當然，有人可以說987年斯科萊魯的威脅因為他的地產早被帝國政府沒收而遠不如之前。但，如果我們將視角從斯科萊魯轉至福卡斯，我們也會發現同樣的現象：這些家族只有在持有高級軍事官職時才是很大的威脅。971年，當巴爾達斯.福卡斯被約翰一世剝去查爾迪亞都督的身份時，他嘗試從他在小亞細亞的地產上發動叛亂。但應者寥寥，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987年，當他反叛巴西爾時，他是禁衛軍長官，控制整個東部野戰軍，能夠接觸帝國東部的財政資源。他的叛亂持續將近兩年。

來自斯科萊魯和福卡斯叛亂的證據證明，在十世紀晚期帝國政治權力的關鍵在於公職——尤其是管理軍隊的軍職。我並不是說像斯科萊魯和福卡斯這樣重要的家族沒有隨從或私人地產。我也不是說他們沒有用公職之便來鞏固他們的私人資源。我認為強調以下這點很重要：斯科萊魯和福卡斯並不是單靠私人資源成為巴西爾的心腹大患的。事實上，更能強烈體現是公職而非私人地產支撐政治權力來自於判決投降後的待遇。讓我們先看一下普塞留斯筆下巴西爾最危險的敵人——福卡斯。如果粗略看普塞留斯所寫的，福卡斯家族和他的盟友被巴西爾全部摧毀了。但這並不完全正確。只有一些叛軍人物被處決或者關押了。在巴爾達斯.福卡斯戰死沙場後（可能是傷口導致，也可能是有人在其飲用水中下毒），他的頭被拿到帝國各地巡迴展出，警示世人。巴爾達斯的一名將領，Kalokyros Delphinas被釘死，但並不是所有的叛軍人物都受此嚴懲。巴爾達斯最年長的兒子，尼基福魯斯.福卡斯，在叛亂結束後接受了一塊地產。巴西爾統治時期末期，尼基福魯斯和他的兄弟巴爾達斯依舊持有著榮銜顯貴(patrikioi)。巴爾達斯最親密的盟友尤斯塔修斯·馬勒諾斯（Eustathios Maleinos）在叛亂結束數年後依舊掌控著他的地產，之後不久他被帶到君士坦丁堡關押，死後他的地產才被沒收。

這一證據表明並不是所有叛軍人物都受到了一樣的殘酷對待，中古的敘事材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這些叛亂者在政治上被閹割了——他們無法再擔任任何公職了。亞美尼亞曆史學家Lastivert的Aristakes描述了巴西爾統治時期福卡斯家族的失意，因為他們被剝奪了擔任官職的機會。Aristakes的比喻十分恰當：他們如同籠中獅一樣大無力咆哮。約翰.斯基里澤斯也是用類似的比如形容尤斯塔修斯.馬勒諾斯被關押在君士坦丁堡時的反應。巴西爾以優待留住馬勒諾斯「想要什麼，一應俱全，巴西爾扣留尤斯塔修斯猶如給籠中野獸餵食。」從這一強有力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如此優待是巴西爾經常拿來對付他對手的一種懲罰方式——他對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就如此。如米海爾.普塞留斯所說，君士坦丁有一小隊隨從，並好吃好喝伺候著，然而他不能擔任任何公職，他的政治力量無足輕重。

然而這一馴服政治對手的原則（剝奪公職）到了十世紀晚期遇上了嚴重的困難。雖然普塞留斯說內戰後，巴西爾將前叛軍家族全部政治閹割了，但群體傳記學研究（prosopographical research）表明一些人被恢復了公職，其中就包括斯科萊魯家最著名的人物——也是他們的主心骨。普塞留斯寫道「將軍和其他參與叛亂的人仍有保留原來榮銜…他們保留原來的財產和從斯科萊魯那接收的財產，他們什麼財產都沒有丟失。」巴爾達斯.斯科萊魯被授予了地位僅次於皇帝的kouropalates銜。接下來數十年間，那些曾與斯科萊魯並肩作戰的人也被任命了公職——包括東疆的軍職。

數名現代歷史學家都注意到了斯科萊魯被重新啟用，他們將這一現象延伸得出關於巴西爾統治時期帝國政治權力本質的結論。C.S.Sifonas認為重新啟用斯科萊魯家這一現象從根本上動搖了這一想法：巴西爾時期應該被視為皇帝和政治精英與內部治理結構關係的轉型期。Sifonas認為雖然福卡斯和他們最親近的盟友可能被清除了，但巴西爾積極培養十世紀晚期和十一世紀出於其行政體系內的貴族。他依舊依賴像斯科萊魯一樣的老家族，但同時也培養來自於國內外的新家族。在Sifonas的解釋中，巴西爾表現出一個尊規守矩——而非激進——的形象，它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強了貴族在帝國政治中的角色地位。

Jean-Claude Cheynet提供了另一種解釋，這一解釋是對於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帝國國內政治史解釋模型的一部分。在這一解釋模型中，十世紀出現了兩派在安納托利亞高原擁有廣泛地產的家族，任何一個有能力的皇帝可以利用這些互不信任派系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羅曼努斯一世時期這一不信任就出現了，他是來自亞美尼亞坎軍區的權貴家族代表，在919-20年在與列奧.福卡斯的鬥爭中擊敗後者贏得了皇位。他上位後立馬將福卡斯家族踢出體制內，以跟雷卡平家族有姻親關係的同樣居於亞美尼亞坎軍區的庫庫阿斯家族取代他們。皇帝與居於更東部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斯科萊魯家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按Cheynet的說法，當君士坦丁七世在945年推翻雷卡平，他通過啟用前朝反對者來鞏固其統治。卡帕多西亞的福卡斯家族的巴爾達斯福卡斯（987年那個福卡斯的祖父）被升至禁衛軍長官，他的三個兒子分別成了安納托利亞三個軍區的鎮守使。巴西爾幼年的血腥政治讓高原貴族間越發的互相仇恨。969年，年幼的巴西爾的監護人，尼基福魯斯.福卡斯被庫庫阿斯家族的約翰（969-76）謀殺並取而代之，這導致他與福卡斯家族結下血仇，後者至少發動了兩場叛亂。Cheynet認為，巴西爾成年後，不管前十三年的叛亂到底會不會發生，他都能夠重建其權威，這是因為他能夠利用他們兩家間的仇怨。也正因如此，978-9年巴西爾會讓巴爾達斯.福卡斯率領軍隊對付斯科萊魯。而在989年福卡斯叛亂之後，巴西爾重掌政權，並通過排擠福卡斯和重新啟用斯科萊魯重申其權威。

在看過Cheynet複雜的解釋模型後，我懷疑恢復斯科萊魯家的地位並不止是出於管理安納托利亞貴族力量的需要，更多是因為990年的國際環境。當時的國際環境是怎樣的呢？很簡單：戰爭。在980s晚期和990s早期，帝國腹背受敵：來自西部的保加爾和來自東部的埃及法蒂瑪。與此同時巴西爾將帝國偏遠的東北邊疆的控制權交給了伊比利亞（喬治亞）王公和Tao的貴族以此換取他們在第一次巴爾達斯.斯科萊魯叛亂中的援助。這一危機重重的外部環境和戰略現實促使類似斯科萊魯這樣的叛軍指揮者被重新啟用。由於缺少久經戰陣的將軍，除了召回這些忠誠可疑的將軍之外巴西爾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了。斯基里澤斯就指出987年羅曼努斯毫無徵兆的離開了其父的事業後，巴西爾很希望羅曼努斯.斯科萊魯成為他的副官，因為他沒有多少有經驗的將軍，他也聽聞羅曼努斯「久經戰陣，足智多謀」。除了斯科萊魯家族外，福卡斯一派的一些成員也被恢復公職。988年阿卑多斯攻城戰的叛軍指揮官列奧.梅利森諾在叛亂結束後被拉到君士坦丁堡遊行受辱。到了994年，他從君士坦丁堡率領一支部隊重回東疆前線，協助對抗法蒂瑪。

兩巴爾達斯之亂已經很清楚的表明了，巴西爾早期的帝國政府內最重要的政治緊張局勢是來自於將軍日漸上升的軍政權力重要性而非這些領頭家族的私人權利。因為帝國在東疆的攻勢，他們的權力在整個10世紀不斷上升。從這一結論得出的一條重要線索是，只要皇帝和將軍在軍事或外交政策上有矛盾，那麼帝國的內部穩定岌岌可危這一事實被一位同時期目睹了980s早期帝國國內政治的獨立人物證實。981-2年，來自白益巴格達的Ibn Shahram達到君士坦丁堡商談有關於被關押在伊拉克的巴爾達斯.斯科萊魯的一系列事宜。在他的報告中，他指出巴西爾和他的大將們——尤其是福卡斯家族的——在處理帝國東疆的軍事和外交環境上矛盾重重，以至於巴西爾害怕被罷黜。986年，巴西爾決定進攻保加爾一事更是清楚的顯示出多大程度上在軍事和外交事務的分歧以及軍隊控制問題是帝國不穩的關鍵所在。Marc Lauxtermann在其著作中指出，一些前軍人——如約翰. Geometres批評巴西爾在他的軍事行動中不使用那些經驗豐富的老將。斯基里澤斯的書中也提及了他們的不和。他說987年福卡斯叛亂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皇帝拒絕福卡斯參加他對保加爾的遠征行動，並要求他們在他離開時時刻盯好東疆。

政府體系下的軍隊的重要性對於我們理解巴西爾時期政治權力的觀念提供了另一條重要的線索。如果軍隊的控制權對於帝國國內穩定如此重要，那麼到底是像福卡斯和斯科萊魯一樣的悠久世家還是由新晉世家來控制它就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了。不管是誰掌管軍隊，對於皇帝而言都是威脅。從這一角度來看，989年巴西爾擊敗斯科萊魯和福卡斯只是一個短期的治本。只要軍隊依舊是帝國政治權力的中心所在，那麼巴西爾絕不會感到安全。走出這一結構性僵局的唯一辦法就是皇帝自己掌管外交事務和軍隊，而986年他入侵保加爾正是基於這一理由，不過他遭遇了迎頭一棍。這或許就是為什麼福卡斯和斯科萊魯叛亂結束後，991年他就組織對保加爾的大型攻勢。然而，只要帝國兩面接敵（保加爾與法蒂瑪），那麼皇位就存在著潛在的威脅著，因為始終有一支部隊遊離於皇帝的個人控制外。

葉海亞對990s早期帝國與法蒂瑪在北敘利亞的衝突的描述中就暗示了兩巴爾達斯之亂後，兩條戰線的存在導致國內不穩已久，威脅皇帝的地位。當巴西爾在巴爾幹作戰時，他將東疆的重要職務——安條克都督——交給了米海爾.布爾斯特。他是一名在兩巴爾達斯之亂中保持著對皇帝忠誠的老將（或許在福卡斯叛亂中沒那麼忠誠），但被委託此職後也多次表現出動搖。989年後，他跟巴西爾的關係日趨惡化。992和994年，他被法蒂瑪擊敗了兩次。他將這兩場失敗的緣由歸結為缺少兵力——儘管至少列奧.梅里森諾率領一支部隊過來援助他了。995年時，布爾斯特的行為變得無法容忍了。除了戰敗外，他還被指控因為關押法蒂瑪使者導致加劇了了與穆斯林的衝突。東疆局勢的惡化逼迫巴西爾轉移部分巴爾幹的軍隊參與入侵北敘利亞的行動中。皇帝率領大軍突然出現使得法蒂瑪撤退。布爾斯特被解職，其職位被在忠誠問題上無可非議的達米安. 達拉瑟尼斯接替。992-5年的事件已經說明兩線作戰並不是一個促進皇帝與高級將領們關係和諧的長期辦法。

因此在我看來，如果在巴西爾統治時期真的有一個關鍵轉型點，那麼一定是他和埃及法蒂瑪達成和約並停止一切東部戰事的1000-1年。如此，北敘利亞就不再需要保持一支在宿將領導有潛在忠誠問題的軍隊。現在，帝國的軍事引擎只有在巴西爾領導的對保加爾發動戰爭時才會發動，而有可能的衝突威脅使得皇帝能夠留在君士坦丁堡——帝國國內政治的核心。因為斯基里澤斯等人在巴西爾的巴爾幹戰爭上的言辭不明，我們很難知道這一戰略轉移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我們是無法斷定巴西爾選擇集中於西線作戰是由於國內政治壓力還是因為保加爾人的威脅。答案肯定是兩者皆有。不過，最後的結論才是重要的：1000-01年後的巴爾幹戰場上，巴西爾才有機會鞏固其作為軍隊首領和政府首腦的地位。不管巴西爾是沉溺於尋戰，還是簡單的跟著軍隊行動，他都能創造出出現在巴西爾聖詩集（the Basil psalter）首頁的那個軍人皇帝的形象。然而，就如Sifonas所指出，當巴西爾率軍在巴爾幹作戰時，新舊家族都能遵循傳統軍事生涯發展壯大：比如Taronites這樣的悠久家族，亦或是近來顯赫的Botaneiates、Diogenes和Areianites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