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事件相關）西班牙共產主義者的任務

西班牙共產主義者的任務

致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機關報《逆流而上》[1]編輯部

（1930年5月25日）

托洛茨基

親愛的同志們：

熱烈祝賀貴刊首期問世。在目前這個特別有利而又極為關鍵的時刻，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登上了歷史舞台[2]。

西班牙現在的危機事變，正以顯著的條理性繼續發展，這給無產階級先鋒隊提供了一段準備時間。但是，這段時間恐怕不會太長。

革命尚未發生，普里莫·德·里維拉[3]獨裁政權就被內耗給弄垮了。換句話說，在剛開始的時候，決定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舊社會的痼疾，而不是代表新社會的革命力量。這絕非偶然。在資產階級看來，鎮壓革命群眾的要求已不那麼迫切，獨裁體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另一方面，獨裁體制也與資產階級在經濟、財政、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矛盾重重。但是，資產階級直到最後一刻，仍在竭力逃避鬥爭。它坐等獨裁政權徹底腐朽，然後像腐臭的爛果子一樣自己摔落在地。

在此之後，各個階級的政治代表都得在群眾面前亮明自己的立場。於是荒誕戲上演了。各個資產階級保守派政黨此前都不願意認真地進行反對軍事獨裁的鬥爭，無論這種鬥爭的規模有多麼小；現在卻全都跳出來痛罵王室是獨裁政權的幕後主使，並宣稱自己才是共和派。照他們的說法，王室是獨裁政權唯一的支柱，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獨裁政權能夠存在，全靠了資產階級當中最強大的一些階層的時而消極、時而積極的支持；資產階級一直在全力阻撓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活動，並死命壓制城鄉勞動者。

結果呢？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青年知識分子，就連幾乎全部的大資產階級也紛紛自命共和派，王室卻還在照常運轉。如果說王室是獨裁政權唯一的支柱，那麼現在的西班牙上上下下都是「共和派」，王室又靠什麼生存下去？乍一看，這似乎是一個無解之謎。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資產階級以前「容忍」——實為支持——普里莫·德·里維拉，現在又用唯一可行的辦法來力挺王室，這種辦法就是自命為共和派，並迎合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從而更好地欺騙和癱瘓它。

在旁人看來，這一幕儘管飽含悲劇性，卻仍不失為一出喜劇。王室騎在「共和派」資產階級背上招搖過市，後者卻不想馬上甩掉它。資產階級背著這個寶貝，躡手躡腳地穿過激憤的群眾，面對著群眾的抗議、抱怨和咒罵，它報之以滑稽丑角的吆喝：「瞧一瞧看一看啊！咱背上是咱的死敵，它都有啥罪狀呢？聽咱一條條說給大家聽！」群眾被它的醜態逗得哈哈大笑，它趁機背著寶貝溜之大吉。如果說這就是「共和派」，那什麼才叫「保王派」？

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垮台後，國家陷入了一種不穩定的狀態：獨裁政權的垮台，似乎應該讓國家得到了解放，可是，舊制度的各種基本要素卻依然完好無損；洶湧的學生示威，表達了資產階級（主要是小資產階級）青年打破這種不穩定狀態的努力。當資產階級自覺地、頑固地拒絕解決由資產階級社會導致的各種問題，而無產階級又還沒有做好解決這些問題的準備時，學生往往就會挺身而出。在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我們曾多次目睹這種現象出現，我們完全理解它的重大象徵意義。學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積極性，表明資產階級社會正在經受深刻危機。小資產階級青年察覺到了群眾中間積聚起了爆炸性的力量，便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找出擺脫困境、推動政治發展的出路。

資產階級對學生運動半是讚賞、半是警告：小夥子們要是能好好教訓一頓衙門裡的官老爺，倒也不賴；可是千萬別搞得太過火，萬一苦力也跟著鬧騰起來，那可就麻煩了。

西班牙工人大力支持學生運動，表現出了完全正確的革命本能。當然，工人必須打出自己的旗幟，在自己的無產階級組織領導下支援學生。這個任務，要由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來落實，為此，又要具備正確的政策。正因為如此，我才會在上文指出，貴刊的問世，恰逢整個危機發展到了緊要關頭；準確來說，恰逢革命危機正在轉變為革命的時刻。

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極度不滿，整個制度深陷尖銳危機，使罷工運動與工人反抗「產業重組」和失業的鬥爭，具備了完全不同的、無比深刻的重要意義。全國性的危機，引發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應當把工人鬥爭同這些問題密切結合起來。工人與學生共同參加示威遊行的事實，僅僅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取得革命領導權的第一步，不過，這一步還嫌太小、太不堅決。

要想取得革命的領導權，共產主義者就必須堅決、果敢而積極地為落實各種民主口號而鬥爭。不懂得這一點，就會犯下最嚴重的宗派主義錯誤。在革命的現階段，無產階級與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左派」團體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不會拒絕民主口號（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才會這麼做），而是堅決地、公開地為落實民主口號而鬥爭，同時無情地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猶豫不決。

無產階級在高舉民主口號的同時，絕不能大談「西班牙即將面臨資產階級革命」。只有那些囫圇吞吃現成公式的無聊學究才會這麼看問題。西班牙這趟列車早就駛過了「資產階級革命」這一站。

如果目前的革命危機能轉變為革命，它一定會突破資產階級的極限，一旦革命獲勝，政權將落入無產階級手中。在革命時期，無產階級應當成為革命的領袖——換句話說，無產階級要把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和被壓迫者團結到自己身邊，並成為他們的領袖，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個前提：無產階級現在必須落實自己的階級要求，同時全力落實一切民主要求。

這些口號對於農民具有特別關鍵的意義。農民不會憑空信任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如果只是一個口頭承諾，他們是不會接受的。作為一個人數眾多、深受壓迫的階級，農民在一定階段，肯定會從民主口號中發現被壓迫者推翻壓迫者的機遇。農民肯定會把政治民主的口號，同徹底重分土地的口號聯繫起來。無產階級要公開支持這兩個要求。共產主義者將在合適的時機，向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做出解釋：用什麼樣的方法，才能落實這些要求，並為未來的蘇維埃制度打下基礎。

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也要堅決地落實民主口號，它應該鄭重宣布：它隨時準備用革命的手段，來支持各民族的自決權——包括分離權在內。

但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能否提出「擁護加泰羅尼亞獨立」的口號？假如大多數加泰羅尼亞人選擇了獨立，那就應該維護他們的權利；不過，加泰羅尼亞人如何表達這一意願？當然是通過自由的公決、由加泰羅尼亞代表組成的代表大會、由得到加泰羅尼亞群眾擁護的政黨發表的宣言，甚至是加泰羅尼亞民族起義。順帶一提，民族問題再次表明，無產階級如果拒絕民主口號，就會顯得多麼反動而迂腐。只要少數民族沒有明確表示獨立的意願，無產階級就不應採納分離口號，只應事先承諾：假如分離口號如實反映了加泰羅尼亞人的意願，無產階級就會徹底地、真誠地支持這個口號。

無需多言，在這個問題上，加泰羅尼亞工人擁有最後決定權。如果他們認定，目前的危機已經給全國無產階級開闢了大好良機，此時不宜分散力量，他們就會開展宣傳，使加泰羅尼亞以某種形式留在西班牙。我相信加泰羅尼亞工人的政治判斷力，會使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不難看出，革命一旦勝利，加泰羅尼亞和其它地區的自決權利落實起來就會更加容易，所以，哪怕是最狂熱的分離主義者，也會暫時接受加泰羅尼亞工人的決定。

共產主義先鋒一面要支持人民群眾的一切真實的民主運動與革命運動，一面要不妥協地打擊所謂的資產階級「共和派」，揭露他們的口是心非、背信棄義和反動本質，粉碎他們誘騙、操縱勞動群眾的企圖。

在任何情況下，共產主義者都不能放棄政治行動的自由。千萬不能忘記，在革命時期，會有種種美妙的誘惑：中國革命的悲劇歷史，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共產主義者既要保持組織和宣傳的完全獨立，又要利用革命提供的廣闊空間，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左翼反對派正在爭取與正式的共產黨[4]建立統一戰線。官僚企圖製造左翼反對派敵視追隨正式黨的工人的假象，千萬不能讓他們得逞。相反，我們要讓這些工人明白，我們願意和他們一起參加無產階級的一切革命行動。如果官僚拒絕同左翼反對派共同行動，他們就要在全體工人階級面前對此承擔責任。

西班牙危機的持續，意味著千百萬勞動群眾的革命覺醒。不能指望他們會馬上追隨共產主義的紅旗。相反，他們很有可能會首先投奔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政黨（主要是社會黨），加強其左翼的力量，在1918—1919年德國革命期間，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身上就出現過這種現象。這種趨勢，體現了真實而廣泛的群眾激進化，而不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只有在革命被擊敗、曾對革命寄予厚望的群眾由於遭到叛賣而灰心喪氣的情況下，法西斯主義才有可能再次獲勝；這一次，法西斯主義將通過「社會」手段為主、「軍事」手段為輔的方式來奪取勝利，就像墨索里尼的「社會法西斯主義」一樣。然而，除非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層犯下致命大錯，目前正在紮實前進的革命事變才有可能失敗。

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嘴上唱著激進高調；背地裡搞宗派主義；對各階級力量的機會主義分析；朝三暮四的政策；官僚化的領導層）極大地鞏固了社會民主黨的立場，而德國革命和義大利革命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

必須向群眾揭露社會民主黨，使它徹底喪失政治威信。但是，靠辱罵是揭露不了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只相信親身經歷的集體體驗。在革命的準備階段，必須給群眾機會，讓他們在行動中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政策與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進行比較。

爭取群眾的鬥爭，一定會有助於共產主義者在群眾中間開展自下而上地同社會民主黨建立統一戰線的鼓動。李卜克內西曾在許多方面同獨立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其左翼）達成協議。布爾什維克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建立直接聯盟。在十月起義前夕，我們曾與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5]達成了一系列具體協議，我們還曾數十次提議成立統一戰線。這種政策並沒有給我們造成損失。當然，這種統一戰線不是英俄委員會那樣的「統一戰線」——在英國發生革命總罷工的時候，英俄委員會成了當權官僚同工賊的統一戰線。這種統一戰線也不是國民黨式的「統一戰線」——在中國大革命期間，當權官僚打著「工農聯盟」的幌子，幫助資產階級鞏固了對工農的專政。

在我這個外人看來，這就是革命的前景和任務。我很清楚，上述探討仍然不夠具體。我可能——甚至大有可能——遺漏了一些極其重要的情況。我遺漏了哪些情況，得由你們自己來發現。你們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列寧主義的革命方法來武裝自己，就能自己找出前進的道路。你們要學會把握工人階級的思想與情緒，並賦予其鮮明的政治表達。我這封信的目的，只是要對革命戰略的原則做個大致的勾勒，而這些原則已經得到了三次俄國革命的證實。

致以最熱烈的問候並謹祝旗開得勝

你們的

列·托洛茨基

原文發表於1930年6月13日的《真理報》（La Vérité，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機關報），由康絲坦絲·維斯曼（Constance Weissman）從法語譯為英語。本文即根據維斯曼翻譯的英譯文轉譯，並參考了李星同志的譯文。

—————————————————————————————

[1] 《逆流而上》（Contra la Corriente）是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第一份機關報，由流亡比利時的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創辦。——中譯者注

[2] 1930年2月28日，以昂利·拉克魯瓦（Henri Lacroix，1901—1939）為首的一批西班牙共產主義流亡者在比利時列日建立了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派別組織——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ola，OCE），並成為了國際左翼反對派的西班牙支部。1932年3月，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改名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a，ICE）。1934年9月，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因拒不執行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他們打入社會黨的指示，而與國際左翼反對派正式斷絕關係。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與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合併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中譯者注

[3] 米蓋爾·普里莫·德·里維拉·奧爾瓦內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於西班牙大貴族家庭，曾參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賓等地的殖民戰爭。1911年晉陞為準將。1923年9月13日，在阿爾方索十三世和軍方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成為軍事獨裁者，被阿爾方索十三世任命為首相。1930年1月，迫於群眾運動的壓力而辭職，隨即流亡巴黎。——中譯者注

[4] 由於共產國際各國支部的領導權幾乎都被斯大林派所篡奪，各國左翼反對派只能成為「非法」的派別組織，所以，本書中用「正式黨」（official party）來指代被斯大林派所把持的黨組織。——中譯者注

[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孟什維克內部形成了一個以馬爾托夫為首的派別，這個派別自稱「國際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又不願與黨內的社會沙文主義派徹底決裂。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曾與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進行過合作，十月革命，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的一些人支持蘇維埃政權，並參加了蘇維埃機關，但也有一些人公開反對蘇維埃政權。——中譯者注

感謝 龔義哲翻譯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