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作為人文學科的門外漢，最近在通識教育講習班任軍鋒老師的老師的啟發下，囫圇吞棗讀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覺得很有必要仔細梳理，閱讀二手文獻來吃透這本書。

我對這本書產生濃厚興趣原因有三，其一，《伯》雖然名為歷史，實際上並不是單純的歷史，更多被作為一部政治哲學著作來閱讀（譯名後被改為《戰爭志》意在弱化歷史因素，實際上，因為敘述內容並沒有包羅萬象而是只涵蓋了政治經濟等方面，加之大量引用演說詞導致的主觀性太強，讓《伯》的歷史價值不如其政治哲學價值）。但它又兼具小說的特點，文字通俗易懂，情節生動有趣，人物個性鮮明，讀之饒有趣味。

其二是對於情節、人物背後的政治體制，精微人性的探討讓人回味無窮，並不是一眼望到底，有很多有深度有廣度值得深思的東西。

其三是作為人文教育的入門經典，幾乎不需要基礎就可以讀進去，開始下一步的思索，這對非研究者來說是極為關鍵的。《伯》可以作為學習古希臘歷史、戲劇、哲學、政治哲學的起點。而學習這些也是西方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

在我看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博大精深，涉及到的很多問題並不是有標準答案的，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表達看法是容易的，但作為人文教育，更為重要的是理清探討的問題，引發人們的思考。

1、《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戰爭規模是相當小的，一般的作戰只有數百人傷亡，最大規模的西西里遠征軍預計也在一萬人左右。正因如此，可見希臘城邦的規模並不是很大，公民大會可以讓幾乎所有公民參與，所以它們的政治組織條件與現代社會不同。不同的一在於人口，二在於媒體傳播形式等客觀條件。同時代的客觀條件相通但人口不相同的鮮明例子是波斯帝國，這裡可以進行橫向比較帝國的統治形式和雅典民主制。

2、關於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種縱向比較，在當今社會的形態下，我們能不能簡單套用邏輯來提出新興大國崛起一定會挑戰原有統治者秩序這一結論。需要比較的是實際條件，例如軍事裝備的毀滅力度，媒體傳播的範圍與速度，經濟體制能否共贏合作等等。

3、條件隨時間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有所改變，但不變的是人性（前基督教歷史觀，人們在後來也認為人性會螺旋形上升即進化論史觀）。雅典人不加節制的慾望和追求自由的勇氣貫穿全篇。修昔底德對人性的悲觀態度也影響了霍布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政治哲學的發展史。二者的區別在於霍布斯構建了一個體系來試著「統治」人性，避免戰爭（修昔底德寫書的目的正是探究人世間戰爭的本相），而修昔底德用一種悲劇的視角表達了無可奈何的悲哀。

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後過分抬高了自己的地位，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可以用自己的三個自信（海軍，民主制度，文化特質）統治全希臘。別的國家不臣服於雅典，稍有異心，就會被雅典人認為不知恩圖報（雅典領導了反抗波斯的戰爭）。而斯巴達人作為原有的霸主，對雅典的野心更為警惕。儘管雙方誰也不願意發動戰爭，但站在雙方的立場上，都認為對方挑起戰爭，自己不得不應戰。而戰爭機器一旦開動，就不是只靠幾個領導者的心態改變就能挽回的了。這種在後世或者局外人眼中沒有必要開啟的戰爭，在當時的狀態下，其實是很難避免的。讀史時，有時不免恨鐵不成鋼，掩卷長嘆。雅典人驕傲而嚮往自由，斯巴達人遲緩而慎重，但在共同導致的結果就是多疑而嫉妒，都害怕對方的強大威脅到自己的生存（擴張），於是爆發了影響整個希臘歷史的曠日持久的大戰。（即fear&power的矛盾）

但這場戰爭的爆發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戰爭開啟後的幾次合約簽訂有沒有可能終結戰爭，雅典遇到的幾次決策乃至運氣上的失敗如果能夠重來，雅典帝國會不會覆滅，這些問題就像讀三國時「當日若出兵子午谷、張翼德不醉酒鬧事」能否讓蜀漢統一三家這樣的問題一樣，讓人唏噓不已。

4、全書討論了一個重要的價值：強權即正義是否合理。在密提林的辯論中，雅典人表達了對這種強權即正義的崇敬，甚至覺得如果輸在了比自己更強大的人手下也會欣然接受。其實無論斯巴達最後的獲勝，還是蒙古、滿洲的鐵騎進軍中原，文明程度並不一定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

5、有關民主制度的爭辯，著作中提及關於民主制度的負面情況至少包括下列五處：雅典的民主制度也依賴於伯利克里這樣的第一公民。雅典推翻的僭主政治實際上是一次誤判（哈摩迪阿斯和阿里斯托齋吞的情殺）。民主的雅典最終被威權的斯巴達打敗。西西里戰爭後的雅典民主實際上已經變形，不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存在。即使是民主黨人（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也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例如彌洛斯的屠城，柯西拉的暴力革命與屠殺等。

但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認為修昔底德是個反民主的人，他只不過認為對於雅典來說，好的僭主不一定比民主制度要差。而對於一個政治制度，我們究竟注重的是面子（名義上）還是里子（實際的操作形式，例如第一公民），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我們閱讀的過程會試著去體會作者的意圖，但在《伯》中，修昔底德並沒有給我們什麼是最好的制度，什麼是最優秀的政治家這樣的標準答案，但就是因為修昔底德的模糊態度，不好定位的政治傾向，才讓《伯》更加引人深思，不斷追問，令人著迷。

6、雅典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至少有三個層面值得討論，第一是提洛同盟中的很多同盟國是被雅典所統治的，而不是處於一種有發言權的地位。即雅典對內實行民主，城邦之間則是威權的狀態。（而斯巴達則在伯羅奔尼撒同盟內更為平等些）第二是雅典的第一公民實際上就相當於一種僭主統治，而公民大會是一種直接民主，而不是現代所談的代議制民主，其對現今的借鑒意義究竟有多大值得思考。第三是雅典的民主在後期被肆意的改變，踐踏，只要符合當時的利益，就可以放棄民主，這種不是真正民主的狀態暴露的缺陷能不能作為批判民主的例子值得思考。

但也可以這樣說，正是因為修昔底德的著作傳世，才讓後來人，例如麥迪遜、漢密爾頓等美國先驅不會重蹈覆轍。

7、民眾與精英的關係在千年前就有很清晰的體現，在政敵的操縱下，亞西比得蒙冤叛逃，為敵人出謀劃策攻擊雅典，而後來他又與雅典談判，希望回來為國效力，民眾居然又夾道歡迎，認為當初只是一小撮別有用心者加害亞西比得。亞西比得的個人才華為很多人所不容，確實是他個性過於突出，招人嫉恨，但如果公民都具有理性，能夠容忍他的一些行為，或者不盲目聽信政敵的構陷，也許亞西比得可以力挽狂瀾。

尼西阿斯作為西西里前線指揮官，多次錯失良機，在明知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卻仍不願退兵的理由竟然是害怕回國後被民眾辱罵貪生怕死，被政敵攻擊。最後西西里遠征軍全軍覆沒，雖然有尼西阿斯自己的畏首畏尾，可能也得把帳記在雅典民眾身上。

蘇格拉底之死，伯利克里的郊外土地等事件也能夠體現這一主題。我們看到，這四件事暴露了民眾的愚昧與精英的無奈，而這四件事主人公的選擇更值得思考。亞西比得選擇叛逃，積累籌碼與雅典談判，最終歸國（但未能力挽狂瀾）。尼西阿斯選擇賭博，全軍覆沒，斷送雅典帝國。蘇格拉底寧可自己身死，也不願破壞法律和堅守的信念。伯利克里選擇放棄私利，向民眾解釋清楚，即使自己的土地沒有被敵人破壞，也會分給大家，以表明自己沒有私心。饒是如此，伯利克里還是受到了很多猜忌。伯利克里是既能看清楚事理，又有行動力能做成事情的政治家。蘇格拉底的堅守值得敬佩，盡了哲人的本分。尼西阿斯雖然人品好，但性格軟弱，晚節不保。亞西比得機關算盡，也算是有一定手腕，但根節上仍然是樹敵過多，張揚跋扈。

不過如今臧否人物都是事後諸葛亮，有些時候個人的奮鬥改變不了歷史的大勢。修昔底德的另一個重要主題便是個人意志與時代命運（choice&chance）。

事實上，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用民眾的愚昧斷送了幾位英雄人物來概括，縱向看雅典的制度演變，從僭主統治到民主制度，民眾的力量越來越強大，除非有如庇西特拉圖、伯利克里這樣的強勢領導人存在，民眾會導致帝國失控——內部黨爭無法被壓制，黨爭的重要形式就是煽動民眾。

有時候，出兵外國也是緩解國內壓力的重要手段，即所謂的雅典帝國路線。國內壓力包括草根階層與貴族階層的衝突（克里昂和尼西阿斯），也包括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係(亞西比得)。

8、修昔底德在全書開始，就明確表示要寫一本「永世瑰寶」，討論的是人類永恆的真理。實際上這本書的現實價值也非常高。修昔底德陷阱對於如今的中美關係；民主政治的探討對於所謂的第三、四波民主化浪潮；強權即正義是否符合如今國際關係的價值；民眾與精英的關係與如今民粹主義泛濫的聯繫。隨手列舉的這些都是本書帶給我們的思考起點，思考這些問題所帶來的樂趣也正是人文教育的魅力所在。

附1：在寫完這篇文章後，向一位學識遠超於我的朋友請教，他除了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可以作為學習古希臘文化的開端，也啟發了我藉此學習馬其頓、波斯、羅馬等等一系列知識的興趣。馬其頓綜合了斯巴達和雅典的優勢，而波斯又是比希臘體量大很多的帝國——只不過沒有大量文字形式的資料流傳——甚至比雅典更深刻地影響了一些現代國家的建構制度。

另外這位朋友隨口說了幾點可以展開的地方：

波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期對戰爭的煽動（提薩費尼斯）；

對雅典民主制的階級分析；

從宗教角度分析民主國家擴張；

為什麼西方文明雖然尊古希臘為源頭，卻效仿的是羅馬（美國被稱為「新羅馬」）；

為什麼在古希臘、古羅馬衰落之後沒有能夠再起，而土耳其，法蘭西，中國就可以不斷復興；

古希臘文化對今日希臘人的影響為何；

古代文明對今日當地人民的影響為何；

我們對所謂傳統文化的的繼承應當持怎樣的態度，尤其是中華文明的獨特性；

恕我筆力不逮，學識尚淺，這些問題需要時日才能消化。

不過最近學習西方文明史的過程中，逐漸有這樣的想法浮現：我對所謂「西方那一套」逐漸產生質疑，需要從幾個角度去切入，古希臘古羅馬號稱西方文明的源頭，研究清楚其民主制度（政治體制）有助於破除「民主的歷史源遠流長」的思想。而啟蒙運動、新教倫理又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地方，也許可以消解「民主自由一定普世」這一論調。最終回到我們的中國，去挖掘中華文化的核心是什麼，找到能夠說服我的，適合於這片土地的，有考古證據、歷史研究、文化傳承、精神力量的一套理論體系。

所以我暫時放下對修昔底德文本的細扣（也是有點讀不動了），轉向一些宏觀的歷史線索、政治哲學史等的學習。

附2：施特勞斯學派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看法

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就是施特勞斯學派是如何看待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由於《政治哲學史》原文晦澀難懂，在此簡要總結如下：

按照我們的常識，民主國家是不應該主動侵略外國、挑起戰爭的，但雅典其實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事實上的發動者。（關於這一點的論證，施特勞斯學派並沒有給出令我信服的理由，但說雅典在戰爭中確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一點是可以被承認的）

按照施特勞斯學派的說法，正是雅典積極對外擴張的帝國路線與公平正義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它的覆滅，而且最後的戰爭失敗就是雅典人咎由自取罪有應得（雖然他們的失敗建立在斯巴達人的非正義上——斯巴達人也有屠城一類不正義的事，這也正是修昔底德強調的悲劇主題，悲劇還包括人性層面，一旦個人利益受到威脅，公平正義全部失效，例如雅典在瘟疫中的狀態）。他們論述的邏輯如下：

雅典帝國的擴張，在雅典人看來是具有很強的合理性的，他們篤信強權即正義（海軍強大）而且他們的制度與文化優越（民主和品德），所以擴張而後統治希臘（相當於在城邦內輸出民主，在城邦間由雅典統治）是既符合正義，又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但事實上雅典人很容易把強權即正義直接與帝國路線聯繫起來，比如在彌洛斯的辯論和屠殺中，雅典使節幾乎不加掩飾地認為強大的帝國入侵別的國家就是正義的。

我們普遍意義上認為，遵守公平正義會給大多數人帶來利益，即共同利益包含個人利益——維持社會穩定，在自己落難時可以得到援助，彌洛斯人也是這樣論證的。但雅典人認為，在很多情況下，共同利益不一定會帶來個人利益，而侵略彌洛斯恰恰符合雅典現階段的個人利益（帝國路線），是這樣一套邏輯解釋了雅典的行為。

雅典為什麼要實行帝國路線呢？他們的優越感從何而來呢？首先來自於他們在希波戰爭中的貢獻，這種貢獻被無限放大，讓雅典人覺得他們的勇敢和領導力足以統治希臘。其次，正如伯利克里所說，雅典人的文化、民主制度是全希臘的學校，確實比斯巴達的奴隸制等看起來更先進，這個層面也包括雅典公民自由平等的狀態和願意放棄私利為城邦獻身的精神（堅忍不拔的精神與追求高尚的品質）。最後是雅典海軍的強大。這而共同決定了雅典的優越感，他們認為不但自己「能夠」統治，也「應該」統治希臘。

雖然他們的優越感是很真誠的，但在現實利益面前，雅典人的高尚就不夠純粹了。例如亞西比得一開始力主出征西西里，這與雅典的帝國路線相符，民眾很支持他，但後來赫爾墨斯神像被毀，民眾又開始懷疑他，最後迫使他出逃。再比如尼西阿斯在西西里的孤注一擲就是害怕自己在回國後會被雅典民眾認為是貽誤戰機而被審判。這是雅典民眾的不高尚與尼西阿斯本人的不夠無私。

雅典人的高尚與醜陋的內在衝突在於，他們認為自己的帝國路線是高尚的，但面對譴責的時候，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另外，雅典人認為，為高尚的事業付出犧牲是一種榮譽。這又與他們是自私的相矛盾（不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在關於密提林的辯論中，狄奧多托斯不得不和雅典人爭執利益而不是正義來讓密提林人免受屠城的厄運，他為什麼不直接說利益恰恰也是正義呢？（即屠殺不是民主的輸出，是不正義的）這又是一個很弔詭的地方，施特勞斯學派認為，狄奧多托斯這個時候又害怕觸怒雅典人，害怕這種冷靜的思辨導致自己的猜疑。雖然他在內心中堅守了正義，但並沒有在操作中遵循這種正義。

也就是說，個人動機會被考慮，即對人不對事，即使這個人的建議有道理，看在他想要炫耀自己的份上，也不能採納。所以發言者必須克服城邦對他個人的懷疑，也就是需要把個人利益放在最上層。

概括一下，雅典人認為強權即正義，並且自己擁有強權，因此開啟帝國路線，他們雖然自認為高尚，但又因為客觀原因（比如狂熱的民眾）而不得不看重個人利益，這種個人利益會導致戰爭的失敗（尼西阿斯、亞西比得）。

雅典的領導者認為他們的帝國路線是可以被高尚的人們所付出的犧牲所完成的，甚至犧牲是一種榮譽（伯利克里）但實際上，雅典人的意識里和現實中，人們仍舊都是自私的，是優先考慮個人利益的。在這樣的矛盾下，帝國路線必然失敗。

此外，施特勞斯學派解讀雅典人對民主自由的珍視時，認為雅典人在對外擴張時並沒有很強調輸出民主（不同於當今的美國），而是以強權即正義進行擴張。在這種對正義的要求和現實中對利益的屈服又構成了一種矛盾在，至於雅典領導者和民眾有沒有分別認識到這種高尚與正義的虛幻，就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