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篇（一）朱熹與路德：印刷術引爆的精神革命

上古乃至中古時期，書籍依靠抄寫複製，費工費力，價格高昂，極其珍貴。歐洲中世紀時期，作為文化中心的基督教修道院經過幾個世紀的積累，藏書也不過區區幾百冊。因此：

「修道院圖書的借閱條件十分嚴格，範圍很小。通常情況下，只借給本院修士，不對外開放。並且，規定只能在白天閱讀，還要將那些最常使用的書用重杠和鏈條拴在架子上，防止有的修士擅自將書帶離圖書館。」[1]

古代社會中，書籍是奢侈品，接受教育學習知識也由此成為社會中極少一部分人的特權。任何統治都不可能時刻依靠暴力，更多時候依靠精神的操控，通過壟斷知識與文化，部分群體、階層乃至家族就能夠在「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等級體系中始終保持優勢地位。書籍的稀少昂貴影響了教育的推廣普及，使得必須依靠「文法」統治國家的群體特徵呈現出極大的局限性，局限在了某些地域、某些群體甚至是某些家族，即中古國家的統治群體與依靠力量不成比例地高度集中在（一般以首都為核心的）少部分地區。美國學者譚凱指出：

「在唐代，政治中心與帝國其他地方之間存在一種類似殖民的關係。居住於京城的官僚被派往帝國所有角落，壟斷一切高層文職，並在三四年任滿後返回京城。」[2]

中古時期分派各地執政一方的官僚群體，身份背景極其單一，基本來自於一個人數稀少、內部封閉的精英群體，嚴重缺乏對國家內部民族、地域、文化等構成要素的廣泛代表性。地方官僚與治下民眾之間具有極強的「異質性」，他們不說一種語言、不屬於一個民族、不信仰同樣的宗教、沒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加之通曉文法的官僚人數稀少，派駐地方的統治力量薄弱，只能承擔賦稅汲取和治安管控的基本功能，就像油花漂在水面上一樣，遠遠不能深入當地社會。譚凱所謂「類似殖民的關係」，意味著來自遠方的異質性群體依託軍事優勢，征服當地社會，壟斷政治權力，掠奪經濟資源，卻對所在地方沒有了解、認同和投入。中心將邊緣地區僅僅視為稅源地或戰略要衝，而非本土的一部分，而且缺乏熱情和有效手段推進對邊緣地區的「中國化」過程，故而邊緣地區朝降夕叛、常有得失，國家版圖具有高度的伸縮性和模糊性。

儘管中古時期的精神世界受到嚴重的技術限制，但也已初步形成了依賴文法統治的政治模式，這與上古時期的口語世界存在截然差別：

（一）易逝與恆定。通過語言面對面交流，本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語言的交流被限制在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一旦時過境遷，無論事後回憶還是他人轉述都難以真正完整、準確體現言辭的全貌和真諦，言辭就像風一樣轉瞬即逝，努力挽留也不過抓住一些模糊的印象。而文字截然不同，它經過精心考量修改凝結而成，一旦付梓就徹底落實在字詞之上，凝固板結不會更改，再久遠的時間、再漫長的距離也不能動搖分毫。儘管文字也可能存在歧義和不同理解，但相比於轉瞬即逝的言辭，至少有了共同一致的文本作為討論的基礎。付諸筆端的精神與思想跨越了脆弱易逝的個體生命的長度，上升為層層累積的人類精神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引發關注、共鳴和迴響，其發展走向和影響力可能大大超出作者最初的預期。某種意義上，文字已經脫離了作者和讀者的掌控範圍，進入了一個永恆的歷史的範疇。「鐘錶消滅了『永恆』這個人類動態的度量和關注點，但印刷機又使『永恆』得以恢復。」[3]

（二）有限與無垠。語言的傳輸載體是人，因此它的傳播範圍與人的活動範圍高度重合，在社會流動不發達的古代，口語世界天然具有「地方性」，其內容及表達形式與人際關係網路、方言流行區域、宗教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突破不了時間、距離與社會因素所施加的種種限制，強行突破限制往往成本高昂，同時面臨加速提升的信息損耗，因此語言的傳播和影響範圍十分有限。文字則擊穿了一切限制和屏障，將更為宏遠的時間與空間巧妙地捏合在一起。君王的政令不再遭受中間階層和組織的歪曲和阻撓，原汁原味張佈於窮鄉僻壤的村民面前，使帝國名義上的治土與臣民第一次和帝國發生真切的聯繫。文字使生活的場域不再是局限的、扁平的、短暫的，而是溝通古往今來、天南海北，猶如絲線織就了一張彌天蓋地的大網，將一切與一切聯繫起來，點亮幽暗的歷史，記載遠方的風貌，總結神奇的技術，傳承深邃的思想。藉助文字的世代累積傳遞，第一次產生了歷史的意識，產生了作為同一族群或國民的整體感，口語的「地方」從此上升擴展為文字的「國家」。

（三）具體與抽象。聽覺和視覺分別刺激人腦的不同區域。語言更訴諸於感性的認識，受制於一時一地的具體情境，言辭的組織更散漫自由、更海闊天空，如同藤蔓，向著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向延展，思維不斷跳躍，主題時刻遷移，常常停留在淺表的層面，浮光掠影，卻難得靜影沉璧。當書寫一篇文字時，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它不是和一個或幾個人在對話，而是要面對了無數想像中的讀者，此時受制於對話個體反應的「互動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主體性」，他得以擺脫言談主題的撕扯和牽引，專註於一個確定不移的目標，字斟句酌、謹言慎思，逐步構建富含條理和邏輯的文字大廈。如果說言談像是在空中自由飛翔，姿態優美卻了無痕迹，而寫作則是在泥地中艱難跋涉，一步接著一步，深深在地面上走出一條路來。在運用文字的過程中，人類鍛煉了抽象思維和分析能力，概念產生累積、思想碰撞融合，一個純粹精神的世界被構建出來，它並非單純是物質世界的映射，更是超脫物質之外、擁有自身基礎和運行邏輯的新的王國。

書籍的短缺、知識分子的稀少，使中古時期的文字世界呈現出「點」和「線」的面貌，還有大片大片的地域停留在「地方性」的口語世界之中，還沒有被文字的世界侵襲穿透，帝國仍未連綴成篇，國家的同一性晦暗不明，前景飄搖。唐宋以降的印刷術革命徹底改變了這一狀況，如果說語言只能形成小範圍、碎片化的「方國」，文字造就了煊赫一時的「王國」，那印刷技術的進步則為文字世界提供了澎湃不竭的動力，使之爆炸性地擴充了千百萬倍，開始在歐亞大陸造就一個又一個的「帝國」。

發源於初唐的雕版印刷術，在北宋慶曆年間被進一步改進為活字印刷[4]，印刷技術的進步使書籍等印刷品的價格大幅降低。

「就晚唐時期相近之抄本與印本書籍價值的比較，和宋明兩代關於該二者之概括的文獻，可知印刷術的發明，令書籍的價值一般地減低十分之九左右。這自然使書籍的傳布相對地普及化，使比較清寒的知識分子也能享用，間接地影響到社會階級的消融，其在人類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5]

價格便宜、方便可得的印刷品與教育的擴展、科舉制的改革互為表裡，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造就了一個日益壯大的知識分子階層。

「尤其在宋代，考生人數大增，在政府中具有進士身份的官員為唐代的兩倍，宋季進士的數目為宋初的四倍，兩宋的進士凡四萬餘人。在十二世紀，舉人的數目即有二十萬人，在十三世紀更增達40萬人。加上各高等學府、地方學校和私人書院中在學的學生，宋代知識分子的人數是十分可觀的。」[6]

十二世紀的印刷工匠畢昇和理學大師朱熹，十五世紀的金匠約翰內斯·古騰堡和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呈現出如此奇妙的對稱關係。印刷技術的革命打破了以往少數人的知識壟斷，將越來越多的平民納入知識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過程之中，知識分子階層人數劇增，知識積累與思想創造呈幾何級數爆發，一個遍布全國、互通聲氣的精神場域逐步形成，士林評議第一次造就了近代意義上的「公眾輿論」。印刷術推動了以知識分子階層為代表的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當被知識、思想、智慧點亮頭腦、開闊眼界的知識分子，開始環顧周遭混沌黑暗、仍被非理性所支配的舊秩序時，一場著眼於政治社會改革的思想浪潮必將如影隨形、接踵而至。無論是中國的理學，還是德國的路德宗，都標誌著其所在社會到達了同樣的發展境地：精神世界的擴展和突破已經大到對舊有的統治意識形態提出質疑和改革需求，但還沒大到足以徹底推翻舊有思想，從頭建立全新的秩序，因此必然呈現出改革而非革命的形態。

但中歐雙方的共同點也就到此為止了。中世界歐洲以拉丁文為基礎的基督教世界被印刷術浪潮衝擊得四分五裂，表音字母決定了歐洲各種地域性語言或方言在書寫形式上開始分道揚鑣，語言塑造民族，民族成立國家，精神世界的覺醒使語言-民族意識開始佔據政治生活的主流，以往跨地域、跨宗教、跨民族的封建王朝紛紛尋找、編造和強化自身的民族屬性，甚至為日益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推波助瀾[7]。印刷術分裂了歐洲，但卻整合了中國。得益於秦始皇的「書同文」和表意文字，中國始終保持一個統一的、整體性的精神世界，同時藉助科舉制的政治參與整合功能，遍布中國各地的知識分子階層對一個虛擬的華夏共同體開始產生強烈的政治文化認同，無形中將各個地域緊緊拉進帝國內部，同時也將帝國的統一意識形態播撒深植到各地。通過宋元明清直至民國、共和國的如此往複運動，本就具有了近代性的中華晚期帝國才能比較順暢成功地轉型為民族國家。誰能料想，今日中國成功的密碼竟要追溯到千年之前一塊塊小小的印版之上。

[1] 【美】格萊夫斯：《中世紀教育史》，第93頁。轉引自何宇虹：《中世紀早期修道院圖書館狀況考察》，[學位論文]碩士2015。

[2] 【美】譚凱：《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胡耀飛、謝宇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95頁。

[3] 【美】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吳燕莛譯，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版，第31頁。

[4] 沈括：《夢溪筆談》。

[5] 翁同文：印刷術使書籍成本降低十分之九[C]//宋史座談會編輯。宋史研究集：第八輯.台北：國立編譯館印行，1976.

[6] 【美】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文獻》1991年第1期，第154頁。

[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