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魯迅是誰?——寫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陳丹青)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三次談論魯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點緊張。昨天特地剃了頭,換雙新皮鞋。我不會當場講演,講到魯迅的話題,尤其鄭重,總要事先寫點稿子才能自以為講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著稿子念,再作些發揮,請諸位原諒。
一
魯迅先生的紀念會,七十年來不知開過多少次了。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粗略說來,從魯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魯迅話題為民族革命問題所纏繞;從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魯迅話題則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在內地無人敢於冒犯,在台灣被長期封殺。總之,「魯迅話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
八十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祭壇,挪進學術領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對魯迅話題開始了沉默、迴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二十多年來,舉凡重要的國家話題和政府語言,不再能夠,也不再打算從魯迅那裡搜尋任何說法,魯迅話題的龐大利用價值似乎走到盡頭,由「在朝」轉向「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難者。
到了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了「還原魯迅」的願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派」還是「質疑者」,近十餘年出版的魯迅專著大幅度拋棄官方意識形態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舊史料出現新的解讀,一些新的史料則陸續被披露。其中,最可注意的聲音來自魯迅後代:先有2001年周海嬰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後有2006年海嬰先生大公子周令飛同志在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這位魯迅的長孫直截了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這一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歷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五十年「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
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後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產,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產。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產之間遊盪。
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克思……都是巨大的歷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後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他們屬於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於政權;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發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因為後人接續了他們的文脈;他們歷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歷史坐標。
魯迅身後的命運正相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頭牌,但始終抵押在政權手裡;他對現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卻淪為政治符號;他被懸置,但難以過時,因為他身後既不曾出現,也不可能出現等量齊觀的人物;因此他歷久長在,不完全由於他著作的影響,而是最高規格的孤立狀態;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係——相比被封殺、被遺忘,魯迅身後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更其悲哀。七十年來,魯迅墓前曾有無數革命者或權勢者的鮮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罷,發乎內心也好,官方與民間不再主動拜祭。魯迅清靜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這種曖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熱的「魯迅政治」一樣,都是反常與變態,是歷史的凍結。目前這份已告冷卻的魯迅遺產,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後的官方遺產。
九十多年前,魯迅的大願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三
魯迅身後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作俱在,要爭議就爭議,不願讀就不去讀,無所謂還原不還原;如果這是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還原魯迅?怎樣還原?有沒有可能還原?我想來想去,答案是:一、問題出在我們;二、魯迅很難還原;三、要還原魯迅和無數歷史人物,有待於「我們」發生根本的變化;四、不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不論與魯迅有關係還是沒關係,這種變化的過程會很長——可能需要另一個七十年——但眼下這變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以下試著扼要談論魯迅為什麼難以還原,為什麼這「難以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衛視台就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來訪,給我一組關於魯迅的質疑。有的早就聽過,有的聞所未聞。記憶所及,僅舉如下數端:
一、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人們在「文革」中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四、怎麼看待魯迅認同「無產階級專政」?五、魯迅的名句:「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是否助長了中國人的惡?在半小時訪答中,我無能展開談論,現在順著問題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見,問題在我們,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產。
其一,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極權社會才會提出的問題——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商榷」,理應「商榷」,但我不用「商榷」這個詞,那是中國式偽爭論的代用詞,吞吞吐吐,躲躲閃閃。當「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殺批評、禁止懷疑的年代。
其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批評和抗爭,那麼,這種精神不但絲毫沒有被繼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剷除了。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因為誰也繼承不了、繼承不起。最穩妥的辦法是取魯迅精神的反面:沉默、歸順、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圓玉潤。
其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別的國家、別的時代,文學家思想家怎樣罵人——我不認為這是罵人,反而在指魯迅罵人的那一面,真是一種罵。但既是誰都用這個詞,姑且從眾吧——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樓拜最近在幹什麼,他說,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向他們頭上倒糞便;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尼採的咒罵則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耶穌教」是兩千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該為溫柔敦厚的良人們編一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其他哪個國家發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這種人整人的惡習、模式、話語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內部已經發難,成為五四百家爭鳴的異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魯迅論敵罵魯迅的大部頭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書叫作《魯迅:最受污衊的人》,歷歷舉證魯迅被謾罵被圍攻的史實。這裡僅舉一例,即在新中國文藝牌坊中僅次於魯迅的郭沫若同志,曾公開宣判魯迅為「法西斯締」,是「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當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其四,怎樣看待魯迅認同「無產階級專政」?是的,我們這代人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錯:從六七十年代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通欄標題讀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書刊以及文人寫作中讀到同一句話,是兩種讀法,兩種後果,兩回事。是的,魯迅曾是左翼陣營的大將——在他的時代,世界範圍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十之七八選擇左翼立場,譬如法國文人阿拉貢、西班牙畫家畢加索不僅左傾,而且是共產黨員——當「封建餘孽」魯迅先生晚期靠攏左翼,摹寫「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不是出於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擊「無產階級」青年肝腦塗地,被槍斃。但及早道破左翼內部的虛偽、狡詐、霸道、淺薄,同樣也是魯迅。為什麼呢?
因為其五,魯迅「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居然「助長了中國人的惡」,且不說此話通不通,這是什麼邏輯?莫非此後至今遍中國滔滔不絕的惡人們在作惡之前,都曾請教過魯迅的著作么——惡意,分兩種,一種是自知其惡,一種竟出於所謂「善意」,若是今天還有中國人以這樣的「善意」去責難魯迅,這善意,在我看來就是十足的惡意。
不過以上的問,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筆現代中國是非觀的糊塗賬,是不值一談的常識問題。可資翔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才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與文化形態,藉以提醒我們為什麼難以還原魯迅。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而軍閥在各省據有勢力,國民政府曾分為寧漢政府,許多省份還設有蘇維埃地下政府。到了魯迅的晚期,中國粗粗統一,但仍有南京政府與延安政府;而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這些海歸派與今日的海歸派不可同日而語,各有真正的學派、主張和勢力。政治流派,則先後出現過君主立憲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在座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筆名,就是取兩位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文譯名: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他比魯迅談論「無產階級專政」還激進,居然公開頂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名,活了一百多歲—最近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一檔節目還公布了史料:雖然曇花一現,形同兒戲,但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中國的政黨出現過上百個。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共產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秋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胡適之;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教科書總是凸顯魯迅年輕朋友中的左翼人士與共產黨人,查看魯迅通信的朋友,卻有國民黨軍人如他格外溺愛的李秉中;有魯迅為之謀職,解放後被鎮壓的國民政府縣官如荊有麟;也有先左後右的青年,如選擇台灣的台靜農。魯迅與好幾位左翼小青年從親昵到絕交,但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鬧翻的記載。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人士史沫特萊與斯諾,而內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並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範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社會身份雜異、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係或彼此為敵的關係。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黨,胡風集團、二流堂圈子,均曾獲罪,關押自殺多人,株連千百。政治集團的類似案例更是不可勝數。八十年代迄今,則朋友關係大致是「權」「利」關係,或以陞官,或以發財。相對純粹的私人友誼勉強恢復常態,然而眾人的出身、職業、觀點或有差異,但我們全是國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體人格,都是一樣的。
總之,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出於一個模子的生存經驗,絕對不可能想像,不可能親歷,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當然,我們幾代人共享齊天洪福,免於三座大山的壓迫,免於亂世之苦,其代價,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歷,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至於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來。他的時代,是中國現代史國家禍亂與歷史機會最為密集的時代,也是春秋以來唯一一次短暫的「百家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於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認同他,便說明那是群雄並起的年代。他身後被高懸、孤立,使我們只能仰望他一個。近二十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說大約出齊了,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後,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後,這種認知上的先後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我們的思維模式、話語習慣、價值判斷及無數生存細節,幾乎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我們的困難不是不認識魯迅,而是不認識我們自己。要還原魯迅,恐怕先得藉助魯迅的生存經驗,做一番自我還原。
譬如,魯迅在中國數度遷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辦戶口或暫住證;他與好幾所大學有受聘解聘的關係,但從來沒有一份人事檔案尾隨其後;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從未受制於任何單位領導;他被特務監視,但弄堂隔壁沒有居民委員會;他的文章常被封殺禁止,但從未寫過一紙思想彙報與書面檢討;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傷,但並非出於卑怯的檢舉揭發;他被不同陣營污衊圍攻,但從未被國民政府「打倒」並發動全國性批判;他活在戰禍頻仍的時代,但從未領教過舉國民眾的武鬥;他擅逃亡,但不是為了逃避隔離審查、監督勞動或遣送下鄉;他活畫出舊文人孔乙己的凄慘末路,但絕對想不到後世的學者教授會在一夜之間淪為囚犯或賤人;他為我們留下永恆的阿Q,但哪料到阿Q們後來可能紛紛當上役使鄉民的地方長官;他私通亂黨,名列通緝,但從未被戴上一頂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麼叫作被平反的狂喜與委屈;許多人譏嘲他是位「紹興師爺」,可他從未經手一件我們時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錯案」;兄弟失和誠然是他難以釋懷的內傷,此外,要論無可申說的個人委屈和無妄之災,他身後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閱歷深厚;晚期,魯迅主動閱讀馬克思學說,但從未被命令以唯物主義檢討、修改以至公開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說,他從未申請入黨,從未聽說全國文聯與作家協會,從未被阻止或恩准閱讀「內部文件」,從未由於行政級別分到或分不到一間住房,從未接受過哪位人事處科員的威脅或奉承;他的葬禮與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禮完全不同,不是國家操辦;他被覆蓋「民族魂」大旗的殊榮不是根據政府的指令;當國母宋慶齡與國師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禮時,夥同沈鈞儒章乃器等第三勢力,而葬禮的秘密策劃與公開策動,是當時的青年亂黨如馮雪峰與大批左翼青年——這些人的政治身份與社會地位完全不同,卻堂而皇之站在魯迅的靈柩旁輪番演說,慷慨激昂,公然咒罵政府的無能與不抵抗。
對不起,還有:魯迅生前從未見過糧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飛動問「魯迅是誰」,魯迅怕也弄不清「令飛是誰」—令飛與我同歲同屆,我一見他,除了頭十秒鐘驚喜,旋即發現他是我的哪位中學同學。我在他臉上搜尋魯迅,結果讀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與生理密碼:十六歲我下鄉落戶,在贛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歲當兵,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站崗;八十年代我去了紐約,他去了東京;在台灣,我有一位爺爺,他有一位太太,當初他倆在東京向兩岸駐日機構申報婚姻,兩邊的官員均不敢作主成全這對政治鴛鴦,而他祖父周豫才和祖母許廣平當年私奔結合,不必聽候任何官家的批准……反正,令飛同志的成長與他祖父沒有任何相似之點,卻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見到令飛的爸爸。多麼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憶錄中,許廣平先生晚年經歷了所有國家高幹的悲喜劇,那是由人事處、房管所、中央領導以及歷屆運動編寫的曲折劇情。假如魯迅先生半夜敲門回家,海嬰母子必須花費無數口舌才能使魯迅聽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為魯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綱上線、弄權整人。但他絕對想不到當年左翼小圈子的爭鬥,日後竟擴大為神州大地數十年的殘酷折磨,其中,單是「氣宇軒昂」的左聯「元帥」周揚同志當了文化部部長,六十年代又遭整肅的個案,就會使他大開眼界。
這就是魯迅決定拯救的孩子們。調動他平生所有經驗,他也弄不清這些孩子玩的是什麼把戲。
七十年歷史,是我們與魯迅彼此成為異類的歷史。今天不論怎樣談論魯迅、閱讀魯迅,我們的感知系統或研究手段,其實都很難奏效。在我們的上下周圍,魯迅那樣的物種滅絕了——豈止是他,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偉大的早期共產黨人,偉大的革命者與啟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與人格類型中,消失凈盡——而在魯迅的時代,這些人不論為敵為友、為官為匪,他們的倫理道德血脈教養,個個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時,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世界主義者,第一代現代民族主義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難道時代沒有進步嗎?大大進步了。「革命前輩的鮮血豈能白流!」我相信諸位不會誤解我在誇大過去,貶低今天。事物與人物需要比較,至少,一個物質的現代化中國足使魯迅目瞪口呆——魯迅早年在北平穿著單褲過冬,無緣享受空調;魯迅坐車有感於道路顛簸,無緣馳騁高速公路;他主張拋棄毛筆,可未曾夢見電腦;他晚歲收藏《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個價值迷失的中國也足使魯迅與他的敵友啞口無言。不過他早經預先絕望過了,好像知道將要認不出未來的中國,他說過,未來是墳,墳的未來,無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後命運怎樣呢?譬如,啟蒙運動確實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標舉了新型知識精英的立場,馬克思大大顛覆了資本主義。然後,啟蒙要義、尼采學說、馬克思主義不斷被後代展開、追問,並持續超越。當列維-施特勞斯懷疑晚輩福柯或德里達的學說時,他知道審慎而準確地用詞;巴特出道之書《寫作的零度》旨在與長輩薩特辯難,而他最後著作《明室》的扉頁,題寫向薩特的《論想像》致敬……十倍百倍於魯迅耗盡心智的文化論戰,在西方從未停止,那種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豐富的建樹,遠遠超過魯迅與他的敵友。在西方,文人從未被打倒,而是被質疑;從未被神化,而是被紀念;從未被架空,而是實實在在地被試圖理解、被持續研究。我所親見的西方人談起先賢與哲人,並不大驚小怪,只是平靜而誠懇的尊敬。
我們只有一位魯迅。當我們這代人被縱容閱讀魯迅及不準閱讀胡適,乃出於同一的緣由和性質。而魯迅死後,他的價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繼續傳遞、提升、展開。他的大半命題在今日中國遠未過時,卻被迫停在過去時。同時,那份政治化的魯迅遺產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輸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跡象——在中國,魯迅和馬克思各有分工:魯迅專門負責詛咒萬惡的舊中國,馬克思專門負責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而今「與時俱進」的國情又將魯迅和馬克思的臉塗得又紅又白,他們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國現代史上空,既當聖人,又做惡人:不是嗎?今日千千萬萬中學生大學生對馬克思或魯迅敬而遠之,又不得不與之周旋:他們年年必須背誦馬克思教條(俗稱「馬概」)以便通過政治考試,又年年被迫閱讀魯迅並書寫讀後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魯迅有哪些價值?孩子們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的知識譜系中,馬克思與魯迅被信賴被尊崇的程度是半世紀以來的最低點,除了屈就而厭煩,年輕人對他們沒有尊敬,沒有愛。
這也是為什麼維護或質疑魯迅的種種絮叨,均難發生真的影響和說服力。我們既難消除魯迅,也難以挽救他,他在我們夠不著的某處,他甚至不屬於自己的血親:當周令飛問道「魯迅是誰?」我猜想,他願意強調的身份並非僅僅因為他是魯迅的孫兒。他與父親在家裡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稱之為「爸爸」、「爺爺」,而是直呼「魯迅」,正像七十年前周作人指著自己媽媽說:「這是魯迅的母親。」
說來不僅是令飛的祖父,五四前後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廢了: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馬寅初……這份名單頂多進入學術研究,不再發生溫熱,投射光芒。他們的命運模式是這樣的:先是失敗的歷史英雄,接著,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歷史性失敗。
「魯迅話題」不能只談魯迅。只談魯迅,將會加深他的孤立,使這孤立更精緻,更難以把握。「魯迅研究」本該是文化研究,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文化在哪裡,拿什麼去研究魯迅?——當海涅對歌德微妙地不敬、龐德改動艾略特的詩章、巴特評析紀德的文體、紀德發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爾赫斯偏愛叔本華的哲學、昆德拉分析貝多芬的樂譜,他們不必顧慮種族與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當然地屬於同一的、有效的歐洲人文大統,不曾迷失於歷史謊言,更不會在歷史斷層的深隙中坐井觀天;當以賽亞?伯林大範圍質疑啟蒙遺產,並居然從康德的線索中清理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挽救並豐富前輩的學說,而他縱橫檢視古希臘迄今的思想遺產,乃基於對西方文化大統擁有足夠的資格與確信。
我們有這樣牢靠的資格與確信嗎?
10月以來,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為媒體與社會一組相對自發的話題,看過去顯然不是官方紀念的老花樣。可喜的是,當今中國莫可名狀的文化形態,其表層,稍微有一丁點接近魯迅時代的意思了:知識景觀逐漸鋪展,言論空間有限豁裂,開放的國策不容逆轉,舊有意識形態在年青一代相對失效。總之,這都是好消息——不是對魯迅的好消息,而是對於我們。
最近我收到幾家媒體關於魯迅的問題,重複道:我們為什麼還要閱讀魯迅?我的回答是:第一,不必勉強。當年《吶喊》《彷徨》再版時,魯迅就不願意,說不要用他陰暗的念頭影響小孩子。第二,七十年來的歷史劇情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因為他的光焰需要我們的世代作有效的映襯。換句話說,第三,魯迅早將自己燒毀了,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應該是我們——我們願意被照亮嗎?
回到這篇講稿的題目:「魯迅是誰?」我願去掉「魯迅」兩個字,改成「我們」。
陳丹青,1953年生於上海,著名油畫家、作家,是目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批評者之一。
2000年回國,任職清華大學美術學院,2007年卸去教職。其間,因辭職事件及公開批評教育現狀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成為輿論一時焦點,更被媒體推崇為影響中國的五十位知識分子之一。除了教育,他對城市、影像、傳媒等文化領域的諸多現象亦有獨到見解和批評。
著有《紐約瑣記》《多餘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續編》《荒廢集》《外國音樂在外國》等。
本書收錄作者近年來關於魯迅的七次演講文稿。雖不過數萬言,卻在浩瀚的魯迅研究的邊上,辟出新的境界。論者或稱它「還原」了魯迅,或稱它「喚回」了魯迅;而對於作者,這樣的公開談論大先生,或許更類似於一種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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