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做好「普羅米修斯」——對「幾點意見」的回應

一、「土豪」的含義

對此我是比較吃驚的，尤其是因為遊盪者用「獨特的幽默感」、「缺乏必要的嚴肅」等辭彙來評價我對「土豪凝結核」這個概念的「再發明」。誠然，我的用法和劉阿姨不同，但是在他之前，「凝結核、大洪水、土豪、游士」等等也並非如此這般的含義，當我們使用這些辭彙的時候，為什麼要按照姨語的含義而非群眾中通行的解釋呢？

劉阿姨喜歡跨學科借用辭彙、賦予一些辭彙的新的含義，再加上劉阿姨跳大神式的寫作方式，從來不像正經學術作品那樣明確定義，更從來沒有出版過一份《漢姨對照詞典》，模糊的用詞賦予創作者對解釋權的壟斷，有利於阿姨塑造神秘感、製造封閉的教派。

所以，姨學就是語言發明學，劉仲敬的目的就是壟斷解釋權，當你對姨學進行嚴肅討論的時候，你已經著了他的道了。不正經的東西就應該用不正經的方式來消解，而姨學就是這種應該被不正經地消解的東西。

二、用唯物主義審視共運

不過，如果只是糾結「土豪」的含義，是沒必要專門寫一篇回應的。真正讓我決定寫這篇回應的，是遊盪者在《幾點意見》中討論了先鋒隊理論和動員群眾的問題。

關於先鋒隊理論，遊盪者是這樣說的：

那麼就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只能歸結於另一個梅菲斯特先生慣用的先鋒隊神話了：即革命的勝敗乃完全取決於先鋒隊。而這和鼓吹列寧與毛澤東乃是天生聖人，天降彌賽亞的毛粉們實際上並無區別。

關於動員群眾，遊盪者是這樣說的：

問題不在於僅僅指出群眾是複雜的，他們之間存在著無限多的差異，而在於通過如何一種手段把革命的群眾從消極落後的群眾中召喚出來。這才是社會主義者應該思考的根本問題。這才是社會主義者應該思考的根本問題。對此，也正如齊澤克在《視差之見》中所說：「把『油滑』的投機取巧的人民（惰性的「群氓」）轉化為清醒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的革命軀體，把經驗人的軀體轉化為歷史使命的真理之驅，是革命政黨的一項職責，甚至是根本職責。這可不容易，『解散人民，然後再選一群人』是最困難的事。」換而言之，僅僅認識到當下的困難，是不足的，而且也更不應得出面對困難退縮的結論。

換而言之，社會主義運動不僅僅是一種組織術，同時要看到，他更是一項極其必要的教育事業。

遊盪者後一段的發言已經替我回答了前一段的質疑。

列寧主義當年就講得非常直白：社會主義思想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展出來（而工人不會自發產生社會主義思想），需要先鋒隊由外而內地灌輸進工人中。

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俄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

——1902年列寧《怎麼辦》

即，列寧版本的先鋒隊不是「代表」工人階級，而是「領導」工人階級，向工人階級「灌輸」思想，正如遊盪者所說「社會主義運動......更是一項極其必要的教育事業」。這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普羅米修斯」的色彩。

現在我們回頭看遊盪者的第一個質問，我們可以想想，列寧的先鋒隊理論和天降偉人的彌賽亞思想到底區別在於哪裡呢？

從唯心主義的角度來說，「偉人」當然是「天降」的，披著神秘主義色彩。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產生社會主義思想不是偶然的，工人中無法產生社會主義思想也是合理的。教育、視野與家庭經濟基礎綁定，信息交互的平台和自己的階層綁定，思考和研究的空閑時間和你要不要每天12-14個小時做苦工有莫大關係。

「天降偉人」和「先鋒隊理論」的確都可以解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產生社會主義思想、工人中自發產生工聯主義」這一現象，但前者認為這是一個隨機事件，或者說是不可捉摸的，而後者認為這是階級分化的必然結果，有規律可循。

只要左派願意用唯物主義手電筒照照自己，用階級分析解剖共產主義運動，先鋒隊就一點也不神秘。

三、靈活動員的優良傳統

既然是先鋒隊領導工人，而非先鋒隊代表工人，那麼顯而易見，列寧版本的先鋒隊理論中，黨才是革命的主體，而工人（或者農民、小資等等）只是被動員的客體之一，所以黨可以根據情況和需要，靈活選擇動員對象和動員方式，正如齊澤克說的，黨的任務是「解散人民，然後再選一群人」。

再進一步講，在無產階級內部分化的複雜的局面下，其實重要的並非找出誰才是真無產階級，而是對於分化了的不同狀態下的人民群眾採取不同的動員策略並把他們凝聚起來。

正如我在《階級決定論在革命中究竟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 - 知乎》中總結建國前TG的策略，面對當時農民占社會人口主體、工人內部高度分化的狀態，TG能夠較快地適應國情，對不同層次的群眾開展不同方法的動員工作。

對於文化層次較高、生活水平相對較好的工人上層，就和他們談理想，在白領和技術工人中搞讀書室、革命刊物。對於沒什麼文化、生活水平也很低的下層工人，則和他們拜把子、談交情，甚至積極介入工人中的幫會、幫派，比如陶靜軒和工廠里的五大幫口結拜，汪壽華和杜月笙聯絡。對於宗族性、封建性比較強、但又比較貪浮財的農民，一方面要發動農民政治上鬥地主（而不僅僅是經濟上分田）推翻舊的基層秩序，又利用許多黨員的地主富農身份，利用他們在家鄉、家族中的威望來開展工作。

當然，現在的社會發展、社會階級階層情況已經和當年不能同日而語，總結這些歷史不是要照搬照抄當時的策略，而是要學習他們策略的靈活性，學習他們實事求是的態度，正視歷史上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從而制定出適合當下的策略。

四、今天怎樣做一個「普羅米修斯」

那麼，現在的社會狀態是怎麼樣的？現在應該開展怎樣的策略？我們把問題拆分成兩個：

1、政治運動需要錢，但我們不是土豪，怎麼辦？

2、社會變了，動員策略要怎麼變？

（一）經費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重要的不是土豪，而是經費。各國政黨經費結構各有不同，但主要來源無非五個：黨費、捐款、黨產、政黨補助金、「金盧布」。

1993年英國工黨總預算880萬英鎊，其中470萬來自於黨費或下屬工會的會費。

捐款，特別是企業捐款，是資產階級影響和控制政黨的重要方式，英國保守黨60%的經費來自於捐款。

20世紀60年代，德國社民黨的黨產利潤，佔總收入的10%

政黨補助金一般按照得票情況來補貼，不容易受資產階級直接影響，因此是「白左」力推的政策。1965年瑞典共產黨44.9%的經費、瑞典社民黨58.7%的經費來自於國家補貼。瑞典左翼政黨的強大，和該國政黨經費結構不能說沒有關係。

其中，在黨產問題上，很多左派容易走到歧途。由於目前各路左派和前左派、泛左派勢力僅有的一點資源就是輿論人氣和粉絲群體，這就導致他們不自覺地要通過粉絲經濟學的方式來籌錢。比如崔永元的有機黑木耳，韓德強的正道農場有機食品，某土推薦的有機食品等等（怎麼都是有機食品）。而坑粉絲的錢，一方面長遠上是損害自己的政治信譽的，一方面也意味著你只能迎合粉絲，而絕對無法引領粉絲了。

比較穩妥的方式是賺錢的途徑和燒錢（宣傳工具）的途徑分開。

（二）動員問題

今天按照常住人口算城市化率是57%，但只算勞動力的話，數據會更高，因為留守農村的更多的是老人小孩，適齡勞動力已經先進城打工了。

每年生育1500多萬嬰兒，畢業的大專院校學生是700多萬，40%以上的95後要在18歲後繼續接受全日制教育。

全國14億人口，7億微信用戶，老年用戶越來越活躍。截止2016年7月，中國4G用戶總數達到6.46億戶，基本和微信用戶數是一致的。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說，原先整天讓我斷網的老媽，今年我送了她一台智能手機後，已經沉迷微信無法自拔，還天天給我轉發中華田園基督教微信號的內容，每天叮囑我的內容從少玩手機變成了多看微信（特別是她發給我的東西）。

綜上，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城市化接近完成、高等教育在年輕人中普及一半、移動互聯網普及全國一半人口的國家。網路空間及其線下延伸成為了公共生活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日漸龐大的白領/白領預備隊在思想和文化上開始和國際上的同類接軌，對政府封鎖輿論、破壞言論自由的反感度與日俱增，對不直接和經濟利益掛鉤的新社會運動（女權、性少數、反戰、環保等）開始親近起來。

今天怎樣做一個「普羅米修斯」？

結論很明確了：籌集經費，建立網路媒體，團結新形態的市民運動，高舉民主自由大旗建立較廣泛的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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