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與故鄉》——(之二)家鄉的記憶

上小學了

在我七歲時，我家已搬到城北區市埸旁的司側街9號。這棟二層的瓦房，是由市房產局將舊房維修後，作公租房整體租給報社作職工家屬的宿舍。十間房子住十戶人家。我家住在地上中間一間，稍大點，可開兩鋪床。我的第二個妹妹已出生了。她是在城市醫院出生的，因此取名叫市英。此時，我們兄妺四人，三個大的都是在農村家裡出生的，都是奶奶接的生，胞衣（胎盤）都埋在家門口的門檻的地下。我奶奶來城一到我家住下，就告訴我們兄妹這樣的事。這時，農村進城的客運汽車開通了。我奶奶是裹腳老太，她是坐汽車才進城裡的。

那時，小學新生七月底就開始報名。姨媽（她已在市裡讀中學），帶我到人民路小學報名，該校老師說我未滿七周歲，不讓報名（其實只差一個月）。過了兩個星期，到馬趾街小學才被接受報名。馬趾街小學就是後來的和平北路小學，現在己成為人民路小學的分校。發榜那天，學校將錄取新生的名單用一張紅紙抄錄，貼在辦公樓大門邊。我去找我的名字，總是找不到。我母親也找不到，她那時不識字。我當時都快急哭了。後還是等姨媽帶我去，才在紅榜頂上面找到我的名字。原來名字中有兩個字，老師寫的是同音字，我只認識「孝」字，不認識「少」字；潤月的「潤」字，寫成了「運」字。自那以後，我名字就一直按老師的寫法保留至今。而我母親也就從那以後，開始在街道辦的夜校，上「掃盲班」。每晚兩小時，專門學習認字、寫字。（常用300字到500字，500字到800字），兩期掃盲班下來，她比我這個後已讀到二年級的小學生，認的字還要多，毛筆正楷小字一直寫得比我好。）

我家祖輩三代，就我第一個上了正規學校。上學第一天，舉行了開學典禮。敲洋鼓、鳴洋號，出隊旗，唱隊歌，很是熱鬧。一年級新生排在中間幾行，兩邊是二年級隊列，再就三年級隊列，最外邊是四年級隊列。這學校是初級小學，只有初小四年級。要上高小五、六年級，就要經過升學考試，再到高級完全小學，讀高小。有些同學初小畢業，就沒機會讀髙小了。不象現在九年制義務教育，人人都可讀到初中。

啟蒙老師

在學校上的第一課是語文課，課文內容是：「一，開學 。 開學了。」 「二、同學 。 學校里同學很多。」兩篇課文一起上，本來內容很簡單，老師穿插介紹了學校，和引導同學們相互初步認識。雖是初次啟蒙，但認字和讀書，課文還不難，要學會寫這十個生字，卻是難死了大家。課文是直排的，字是繁體字。「一、二」兩個字好寫，「開、學、里」 三個繁體字（開、學、裏），難住了全班四十多位同學。語文老師是一位女老師，名叫張定昭。又是班主任老師，還是少先隊輔導員。一上午都上語文課，張老師沒在寫字上為難同學，只讓同學們將「開、學、里」 三個字反覆寫三遍，即使寫錯了，寫歪了，寫出格了，都叫停下了筆。然後，在黑板上寫出她自己名字，教大家讀三遍。再就是讓每個同學在作業本上寫好各自的名字。不會的，就到坐位邊分別教他們。最後讓同學們分別依次站起來，三次大聲唸出自己的名字。這讓同學們互相記住名字。這課上得很合口味。

與語文書豎排行不同，算術書是橫排行的。校長教我們算術課。他一上課，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上他自己的名字：丁紹伯。教同學們一字一頓唸三遍，就讓大家記住了他的名字。丁校長個子高，戴著眼鏡，外貌象一個偉岸的軍人，說話卻溫和慈祥，讓同學們有種似乎見到大伯父的感覺。他用刷子擦掉黑板上的名字後，就寫上「算術」二字，下面寫出「1、2、3、4、5、6、7、8、9、10」 十個阿拉伯數字。他說：「算術，首先要會「數」數，再就是學會算數。」 然後就反覆教我們「數」數。一會集體大聲「數」，一會讓大家小聲「數」，一會要大家在心裡默默地「數」。有時他「數」幾個數，讓大家跟著重複「數」，有時他「數」1、2、3、4、5 ，要大家「數」6、7、8、9、10；間或進行認數字，寫數字，讀數字。課堂氣氛活躍，收效很大。

兩位啟蒙老師的第一堂啟蒙課，讓我終生難忘。

小同學與小朋友

小學同班同學，到六十多歲還能記住他們名字的已不多了。

我還能記住十幾個小同學的名字，這得益於語文老師。一年級時，她每天布置作業很少，但上新課前，總要叫三個同學上黑板聽寫生字。上黑板寫字的同學，首先在黑板上寫上各自的名字。然後再聽寫生字。全寫對的，老師在他名字下記「4」 分，又對又好的記「5」 分。其他得低分的同學，就讓擦去自己的名字。所以，我記住了幾個稍大幾歲、個子長得快，經常得5分、4分的同學名字。他們是：劉大得、莫尚鈞、鄒北方、史安清、歐順英、歐迪英、劉德英。再就是上學、放學一起排路隊的五個同學：劉德英、黃昭泰、余惠蘭、楊如英、楊捍旗。我們家都住在北區市埸周邊，劉德英住在司后街湘劇團院子里，離我家最近，是我們路隊長。讀二年級時，她已是學校少先隊的大隊委了，左手臂上掛隊標，是三條杠。我加入少先隊，她還是介紹人呢。有調皮同學欺負我，她就象姐姐一樣保護我。我們還曾經同桌坐過。黃昭泰和余惠蘭家，都住在司前街，兩家住隔壁，兩家的樓上，都作家庭伙鋪（旅社）。我們上學前，就在他倆家門前，集合排路隊。

在三年級時，劉德英已當上少先隊大隊長了。她組織同學在操場邊靠圍牆的地方，種了一圈向日葵。向日葵開花後，一到下課，我們就去看向日葵花盤，是向東、向南、向西。還有同學問：它為什麼不朝向北呢？向日葵成熟了，在開班會時，同學們還吃到了自己種的葵瓜子。

在司側街住時，還交上了幾個小朋友。李果青已讀高小了，他喜歡看「小人書」（連環畫），晚上就給我們講小人書上的故事。什麼《封神演義》、《三國演義》，講得繪聲繪聲。樓上住的馮岳生，也比我大一兩歲，隔壁的何培初與我同齡，還有「狗倈仉」麥友貴小我一點，加上滿妹子和姣子，經常在司法局門前球坪里玩遊戲：跳房子、滾鐵環、「老鷹抓小雞」、「官兵捉強盜」……。玩得很開心，享受少兒的樂趣，建立兒童間的友誼。

但到1957年，情況發生很大變化。我的這些小同學和小朋友，城鄉分別後，絕大多數人至今50多年，再沒見面。

遷 移

到我十歲那年，我的三妺出生了。我家加上我奶奶在內，已是八口之家，擠在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里，是算當時城裡的大戶人家了。當時全國已進行（第一次）工資改革，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幹部實行二十四級工資制。我父親定為幹部二十級，相當於五級技工工資，月薪只50多塊（一塊及壹萬圓，相當現在的人民幣一元錢）。但物價也提高了。我和大妺都已讀書，全家生活開支很大。儘管我母親已到報社印刷廠做家屬工（臨時工或搞家庭加工），能掙點錢補貼家用，但還是經濟困難重重。

在這一年，新任總編輯，推行消極的「以報養報」 的方針，對印刷業務進行大量壓縮，裁撤三分之一工人，將其與家屬一併下農村。我父親對此持不同意，認為可發展印刷廠業務，擴大經濟收入，更好地以「印刷養報」，以至在工作上受到壓制。我家也被列入家屬下放到農村之列。決議定下後，喊下放就下放，幾天之內，強行下放。大家抵觸情緒大，都不願走。報社領導就說要我家帶頭，不然連我父親也要一起下。我母親知道拖兒帶女下放到農村的難處，但為了保住我父親的工作，不得以，還是在第三天滿是怨氣地帶著我兄妹五人，回到了故鄉。對於我來說，由城裡人遷為農村人，原來的故鄉又變成了家鄉。可對我妹妹和弟弟而言，卻是將已習慣了的家鄉衡陽市，從此變成了故鄉。

下鄉後，我們兄妹成了解放後第一批「上山下鄉」人員。雖不叫做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但可稱作首批「上山下鄉」的學生和兒童。

(銀翁老人：萬少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