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落日】（2）魏源與郭嵩燾。

（一）、魏源可能是第一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第一次鴉片戰爭，大清帝國戰敗，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硝煙尚未散去之時，魏源即編成了《海國圖志》。

這本書可不僅僅是在講軍事裝備與地理常識。它的內涵相當豐富，在這本書中體現了魏源對如何解決中國當時的問題的看法和措施，構成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改革開放方案。

——晚清大變局第四章P80

改革之初要破除思想上的障礙。即華夷之辨。魏源倡導破華夷之辨，立各國平等相處的觀念。

先來說說華夷之辨。以下是百度百科對它的解釋。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於區辨華夏與蠻夷。古代華夏族群居於中原，為文明中心，因此逐漸產生了以華夏禮義為標準進行族群分辨的觀念，區分人群以禮儀，而不以種族，合於華夏禮俗者並與諸夏親昵者為華夏、中國人，不合者為蠻夷、化外之民。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經歷了三個演變階段：血緣衡量標準階段，地緣衡量標準階段，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階段。後理學以君臣大義取代華夷之辨。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文化禮義作標準。

太繞了，簡而言之，到了清朝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認為，尊奉孔孟之道的即為華，不尊奉即為夷。華夷之辨上升為天朝上國。中國開始狂妄自大。

這種思想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是政治正確。而魏源卻認為：

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

誠知夫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務情，貫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稱之曰夷狄乎！

思想的藩籬被撤除後，才是我們所熟知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難得的是他一直堅持著通過改革來達到反侵略的目標「以內修為外攘」，並提出人才與內政是清王朝失敗的原因：

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才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才，不憂不逞志於四境。——《聖武記》敘，原書P86

於是他的「師夷長技」就是

一、引進外國的人才和技術。並主張在廣東設置特區：

廣東虎門外沙角、大角置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籌海篇》原書P86

二、在這過程中，嚴格限制官員參與經濟活動，實行以民用、民營為主的方針。P87

三、主張從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中去求得本國經濟的發展。

這些標準在日後的洋務運動中都有所體現，為中國提供了思想基礎，然而，中國錯過了世界經濟跑馬圈地的二十年，這二十年是資本主義經濟飛速發展的二十年。以中國的體量，經濟的騰飛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可是，遵循著祖宗之法和華夷之辨的中國上層卻一直在踟躕不前。

（二）、如果說魏源是思想的先行者，郭嵩燾則是踏出了向外求取第一步的官員。

在袁先生的第二章詳細鋪陳了林則徐與郭嵩燾之間不同的人生境遇。

林享受了國內極高的聲望。而郭卻被朝野罵做賣國賊，國家視他的方案如洪水猛獸，他本人最終也只能鬱鬱而終。而他與林卻都是中國傳統愛國主義的不同表達。

郭活躍的時代是二鴉結束前後，他的方案比魏源更加具有實用性。

郭嵩燾同樣認為掃清認識的壁障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主張從情、勢、理三個方面去分析。

情即指：考求夷情，認識到西方列強的首要目的是市場。

勢即指：認識到當前的中國道、器均為劣勢，以和為主。

理即指：遵循人家的規則進行遊戲。

總的來說，郭價值觀的核心同樣也是摒棄腐朽的華夷之辨，學習列強的遊戲規則參與遊戲。

方法論上，從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發展私營工商業為富強之基。

其次，以講實學為富強之源。

最後，以「急通官商之情」為富強之根本。

這些都是洋務運動的主要實施手段。

在這本書中，袁先生將林則徐的愛國之道與郭嵩燾的愛國之道進行了對比，言：

林則徐選擇了在原有軌道上去除積弊的道路。無論是水利、漕務、鹽政、吏治、軍制還是課賦、救災、禁煙，凡關心民瘼、講求實際的歷代官員所能辦的，他都儘力去辦，有的還辦得相當出色，不愧為清廉能幹的地方大吏。可是，他的努力無補大局。中國必須擺脫手工勞動、自然經濟為基礎的龍鍾老態，向以機器和市場為標記的近代經濟蛻變。這是國家富強的基礎，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救國的唯一道路。

以郭嵩燾為代表的一批經世致用派知識分子並不能夠認可林則徐的主張，除郭嵩燾外，王韜、鄭觀應、黃遵憲、薛福成等人都曾為挽救國家危難而嘔心瀝血。與林不同的是，他們致力於除舊布新，改造原有的社會運行機制，從困境中挽救國家。由於這類愛國主義言行是對傳統的挑戰，且必然觸犯某一社會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動機的訾議。

以筆者的觀感來說，與其說是魏源、郭嵩燾二人的主張沒有被清政府所接受，不如說，傳統的中華帝國在遲鈍的農業社會中難以轉身。在農業社會的秩序下，中華帝國掌控著世界經濟的命脈，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產品行銷世界各地。那種萬國來朝的景象與中國古典思想中的華夷之辨相得益彰。這種思維模式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根深蒂固。

就在這時，西方完成了彎道超車，以工業的形式取代了農業生產。重新制定了遊戲規則，然而，早已根深蒂固的舊時代的烙印，想在一次並不疼痛的戰敗後取得反彈是不可能的，一鴉的戰敗對於整個中華帝國而言根本不能算作是傷痛。那時的中華帝國是聽不進去任何聲音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唯一的作用是啟迪了日本，日本後來的崛起與之不無關係。

而郭嵩燾的時代也是中國經歷了創巨痛深的二鴉之後，決定要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時代。然而，以郭為代表的洋務派或擴大一點稱經世致用派，在一心求諸於古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些無疑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況且，按袁先生的觀點來看，即使是經世致用派的學說，也是沒有辦法走出當時的歷史困境。不過，這多少有些過於苛求了。還是要以當時的背景衡量當時人的思想，而魏郭二人無疑都稱得上是當時最傑出的思想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