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說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兩百年前，英國駐中國首任特使馬戛爾尼說：「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兩百年後的今天，一位台灣人憤怒的寫道：「（大陸）摒棄傳統的四維八德，培養出了不知廉恥的一代。」這就是「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化」？這就是「堅強挺拔的漢族脊樑」？

　　普及英語，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禮，我們瘋狂地為自己的傳統挖掘墳墓，全然不知歷史的幽暗處，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竊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橫掃北元的那份榮耀，卻相信「農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國產紅夷令倭寇聞風喪膽的那份自豪，卻相信「古中國無科學」。

　　忘了「為官應直諫，為史應直書」的那份尊嚴，卻相信「漢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滿人用他們骯髒的爪牙姦汙了我們的傳統，現在又在用卑鄙的謊言，把早已消逝的漢文化作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滿清明君輩出，疆域遼闊，政策開明，國泰民安」時，為什麼不活動一下生滿鐵鏽的大腦，戳穿這面紙糊的窗戶？

　　康乾「盛世」中人均***P最高的時期，卻被明末遺民視作「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的貧困末世。

　　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章太炎《哀焚書》第五十八）。當代學者顧關元先生據海寧陳乃乾的記載，則認為所銷毀的書籍是《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倍。

　　因此才有了吳晗「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的疾呼。

　　所謂「盛世」，實則一個屍橫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嚴全無的時代。

　　此時的西方學者可以慶幸地說：「中國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時的倭人可以幸災樂禍地宣稱：「華變於夷之態也」。「***」一詞應運而生。

　　此時的高麗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

　　面對持續滿清全朝的漢族暴動和起義，面對三百年經久不衰的「反清復明」的口號，面對高麗王國對「大明國崇禎帝」持續百年的秘密祭祀，責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為什麼就沒有人敢於將其撕去？

　　聽說「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專制最落後的朝代」時，為什麼我們不能耐心翻翻歷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來訪的西班牙人這樣描述這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文明：

　　「他們首先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

　　「在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裡都有一個大地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應。」

　　「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對外國人很有禮貌。」

　　「在中國的其他省份，還有製作奇特和優良的炮……他們的炮特別好，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我看過一些架在船上的這種炮，它製造的比我們的好，更加堅實。」

　　「總之他們不留下一尺未種植的土地，你在全國看不到任何荒地或無收穫的地方……

　　「我們驚奇的看到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覆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

　　四百年後的今天，西方學者這樣評價這個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

　　「如果按照人們通常採用的標準，中國在17世紀可以說有過它自己的科學革命。」

　　「此時的中國有獨特的教育體系。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於文明和教養。」

　　「這些（商業活動）都早於歐洲商業擴張時代，而且足以與之媲美。」

　　「明代社會有無窮活力，這一點是必須記住的。」

　　漢人主導下的明代學術氛圍，繼承了以前所有由漢人主導時一樣的嚴謹和開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黃宗羲等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載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數」的科學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啟等人「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開放言論。

　　也許再給這個文明一百年的時間，它將再次令世界為之驕傲。然而，迎接它的卻是一場百年的文化閹割。

　　三百年前，貪婪的蠻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顫慄著看到了這一切。

　　此時的這個文明正擁有著佔全球七成的貿易額，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積、軍工產值和船隻總噸位。科學的種子正在種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漸覺醒。文明的光輝刺得他們眼花繚亂。

　　野蠻人驚恐地發現，他們的鎧甲在橫飛的子彈面前不堪一擊，連努爾哈赤本人也喪身於炮火。但最令他們驚恐的是那由兩千年的儒、道、釋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樑。

　　試問，有哪個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國時羞愧自縊，寫下「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的沉重語句？

　　試問，有哪個民族的軍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後，留下「城亡與亡，我意已絕，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既屬於爾，當示寬大，萬不可殺」的感人迴音？

　　沒有。當然，也沒有哪個民族皇帝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還說著「量中華之力，結與國歡心」的無恥字句。也沒有哪個民族的軍人可以懦弱腐敗到使名詞「八旗」成為一個徹底的形容詞。

　　漢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習竟然從此被「兼收並蓄」，難道不值得懷疑？

　　看罷歷史，只能感嘆，是來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賓奪主，用醜陋的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貴典雅的漢服，用奴性的冷漠和無恥替代了中華傳統美德的一切。

　　而這種遺毒仍在繼續流淌。

　　可以試想，百年後的中國人，為了紀念日軍侵華歡的「豐功偉績」，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國》。

　　不可能？我不敢說。

　　辮子戲的迷你翻版而已。侵華日軍的罪行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贛州之屠、江陰之屠、崑山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濟南之屠、金華之屠、廈門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涇縣之屠、大同之屠……場場慘絕人寰，死者無不以數十百萬記。明成祖時期全國人口為6659萬人，到清世祖時期，全國人口只剩下1448萬人。人口從明末的7000萬銳減了近80%，約有5500萬漢人慘遭屠殺。

　　馮玉祥說：「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

　　然而，我們愉快地將其忘記，舉行「清軍入關360周年紀念活動」，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髮易服、圈地運動，份份「禁書令」、「禁海令」，場場動輒萬人「誅九族」的文字獄，殺盡了最後一位有智慧有骨氣的漢人，抄盡了最後一本閃著星點思想火花的書籍。海瑞大膽直言的陣陣清風，顧憲成東林講學的縷縷迴音，徐光啟渾天儀前躑躅的片片背影，都已從歷史的長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禍患百年的愚昧與奴性。

　　《大清律例》也說：「造賣印刷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買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來，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興嘆，始皇的「焚書坑儒」也要自慚形穢。

　　然而，我們乖巧地穿上了所謂的「唐裝」和旗袍，萬馬齊喑著「文化輸血」。

　　應該澄清的是，魯迅批判「吃人的歷史」實乃批判滿清遺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辮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漢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

　　只有別有用心者正在篡改著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們的傳統。

　　我們乖巧地繼承著只有兩百年歷史的流氓文化，卻以「龍的傳人」自詡，不覺得羞恥？

　　當然，既然繼承著無賴氣質，又怎麼會覺得羞恥。

　　APEC本可以成為讓漢服重新綻放異彩的第一步，卻成了*滿*族*的民族服裝秀，把只有兩百年歷史的粗俗「唐裝」詮釋為「漢族傳統服飾」。中韓禮儀風采大賽本可以成為「青」之與「藍」的偉大角逐，最後卻成了滿洲旗裝和現代透明裝在漢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體獻醜。

　　中國人不弄清文化閹割與文化融合的區別，硬是要說那是「學習」、「借鑒」、「融合」過來的，正如不知道熱情握手與互扇耳光的區別，不明了見義勇為與流竄****的區別，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一旦有人覺醒，想穿上仍然飄逸華美的漢服，想重現真實的歷史，重新找回那份久違的尊嚴與自豪時，一些人便小丑似地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漢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國家安定團結局面的破壞者」，口誅筆伐。

　　於是，「中國人在背叛偉大的先輩」便出自一個韓國女大學生之口。

　　「辮子戲」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寶氣的皇上、貝勒、阿哥、們，面對著滿堂太監和奴才的翹臀，得意地接受著觀眾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某某王朝》、《某某風雲》和各種「戲說」乃至「正史」，流水線生產般新鮮出爐，重複著散發著腐臭的謊言。

　　本該澄清這一切的文化精英們，卻又一次選擇了背叛，爭先恐後地湊到鏡頭前，絞盡腦汁令這些遺毒圓滿：

　　「滿清的生產力發展達到了中國封建史的巔峰。」

　　「滿清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滿清為我國遼闊的疆域奠定了基礎。」

　　「滿清為我國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闖關東」不再是人類飽受摧殘顛沛流離的血淚史，而是「清政府為人口結構調整做出的突出貢獻」。《四庫全書》不再是史實的篡改者、抹殺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

　　「辮子戲」仍在上演。

　　《狼圖騰》熱銷全國，為游牧民族的掠奪文化歌功頌德。

　　伴隨著陣陣「翻案風」，岳飛乃「不識時務」，袁崇煥更是死有餘辜。高挺的脊樑被斥為「愚忠」。

　　血腥殘忍的破壞與屠殺被從教科書中輕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饋餉」的慘烈抗戰也於「正史」上一筆勾銷。

　　一批批紀念館拔地而起，供奉著洪承疇，尚可喜和吳三桂。

　　一群群意氣風發的專家學者歌舞昇平，為漢奸人格、屠夫氣質、奴才原則樹碑立傳。

　　「辮子戲」的泛濫不再僅僅意味著審美的缺陷，而開始預示著文化的斷層，脊樑的夭折。所以說不準哪天，媒體便會爆出「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皇軍入關，日本人移民東北，加強了中日民族大融合。」

　　「日語教育乃文化輸血，提高了國人的整體素質，給腐朽沉悶的中國文化了一針強心劑。」

　　「細菌部隊的研究成果乃中日兩國勞動人民共同的科學成就。」

　　以及「大屠殺及三光政策為我國人口密度的調整，經濟結構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鮮花與掌聲中，「汪精衛紀念館」、「溥儀神社」正式對外開放。「皇軍入關百年紀念」正式舉行。

　　不可能？我不敢說。

　　我們除了身體里流淌的血液，已經無所繼承了。但這也足以激勵我們。

　　只願有朝一日，能與眾人一道，剪辮束髮，身著漢服，向謊言挑戰，追尋古老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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