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這四個「隱性稅負」，比「死亡稅率」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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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赴美辦廠引發的「死亡稅率」之爭刷遍朋友圈。

「減稅」聲音佔上風。但隨即迎來官方的反駁。

國稅總局先發文，稱「『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中國稅率對比大多數國家低，也非經濟承壓的主要因素。

今天，新華網再發文：「福耀玻璃國內稅負只比美國高10%」，中國稅負率總體偏低。

其實關於稅負的高低、結構、分配，一兩句話說不清楚。稅負之爭引發的全民情緒是對當下企業、個體生存壓力的發泄，外加廣大群眾集體無意識的跟風吐槽。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國的稅負，不患高而患亂攤。

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名義稅負不高但百姓卻為稅負所苦，包括稅外之稅的攤派以及財政損耗在各環節的私人腰包。（參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明朝的稅其實不高。）

相比名義稅率，中國經濟的四個隱性稅負，才是掏空經濟動能的致命毒瘡。

公平和流向，比稅負高低重要得多。

█ 釐清稅負率的概念：一切基於增加值

一般講的宏觀稅負比率，是稅收/GDP的比值。

GDP是當年經濟的增加值而不是總產值。

投射在企業身上，GDP相當於所有企業的增加值，也就是毛利（簡單說就是銷售收入減去進貨成本）。

企業增加值有三個去向：企業利潤、政府收入、員工薪資。這就是一個國家GDP的構成和流向。

按國稅總局文章，「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佔GDP比重，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18.5%左右，並逐年下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

從名義稅負來看，沒錯；從群眾感受來看，顯然有問題。

█ 格力、華為、福耀玻璃的稅負率：25%-40%

悅濤挑幾個大家熟悉的企業2015年的稅負情況。

1、格力電器

收入：1006億元

毛利：約362億元

納稅：148億元

稅負率：41%

2、華為

收入：3950億元

毛利：1647億元

納稅：460億元

稅負率：28%

3、福耀玻璃

收入：136億元

毛利：57億元

納稅：14億元

稅負率：25%

稅負率大都在25%-40%之間。格力的稅負率恐怕是國內企業之最。曹德旺的福耀玻璃，稅負還不是最高的行列。

這裡要顛覆大家一個認知：國企稅負率一般遠高於民企。因為左手右手都是政府，且管理層沒有偷漏稅動力。

民企雖然比國企稅負低，但活得好像更艱難？因為民企在准入、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的獲取上遠遜於國企。一句話：不平等。

總體來說企業稅負不低，但還談不上是「死亡稅率」。

█ 美國：蘋果稅負率19%

經合組織數據，美國在發達國家稅收的確偏低

蘋果公司為例（數據來自2013財年，FactSet Research Systems提供）

營收：1,740億美元

凈利潤：370億美元

預提所得稅：132億美元

按納稅/毛利的演算法，蘋果的毛利率約40%，毛利約700億美元。稅負率約19%。

如曹德旺所說：「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這個35%的所得稅在企業所得利潤之後扣繳的比例。也就是企業的盈利部分，政府提走35%。

不過這是針對製造業。美國的宏觀稅負，的確不比中國低。

美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約33%。所以國稅總局文章說中國稅負低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名義上是真的。

但是問題在於……

█ 向資產階層收稅還是勞動階層收稅

（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

注意，蘋果是美國最賺錢的企業，所以稅負率應該算是偏高的。如果企業沒有盈利，幾乎不用納稅。也就是優先保障企業收益用於員工和經營。

但在中國，不管企業盈虧，只要出貨價高於進貨價，都需要繳納17%的增值稅。所以曹德旺說：「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其中問題主要就出在增值稅上。」

香港學者盧麒元的分析，2000年之後，食利階層出現，資本利得遠超勞動收入。與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相關的稅費和徵收力度，遠遜於對勞動環節的課稅。

德國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課稅和對勞動的課稅大體上是一半一半。英國對資本課稅也至少佔整體稅賦的三成以上。即便美國，財產稅也是地方主要稅種。

而我們的稅負，主要承壓的還是勞動階層，資產課稅近乎沒有。

導致的副作用，是收入越高資產越多繳稅相對越少，他們就越把錢投向資產炒作而不是實業經營。因為後者成本高、風險大、周期長，遠不如囤在資產里躺著舒服。

也就是：造不如炒、炒不如囤。

█ 四個隱性稅負挖空經濟動能

國稅總局那篇文章說的就對么？ 當然不。

稅的高低本身，不是關鍵問題。問題在於是否公平以及消耗在了哪裡。

另外，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大量環節，存在著難以估量的隱性稅負。

1、屋檐稅

屋檐稅的徵收方式：吃拿卡要搶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這是前兩天一位政府執法人員對一位小商販說的。

12月24日，湖北電視台新聞：黃岡市一名食品藥品監督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以「樣品調查」為由，從一家小商店一次性拿走了36瓶食用油。

由於執法人員沒有提供產品質量存在問題的確實依據，商店老闆情急之下說:「你這是搶劫!」面對商戶質疑，執法人員語出驚人:「我就是搶劫，我是依法搶劫!」

已入百度百科

最後對商店老闆攤牌：「你要明白一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中國企業在名義稅負之外要付出的額外成本，就是在欠缺監督約束的審批制之下的「吃拿卡要」環節。

這種稅負，溫柔的表現是「尋租經濟」，野蠻的表現就是「依法搶劫」。

中國的屋檐太多了，企業難得直起腰來。

2、通脹稅

2005年末M2：30萬億

2015年末M2：140萬億

不少人從貨幣發行機制角度論證中國貨幣沒有超發。基礎貨幣沒人能超發，超發都在貸款、派生貨幣環節。也就是依託大量沒有產出、沒有償付能力的資產放出大量貸款，創造巨量貨幣。

殭屍企業、過剩產能，就是這麼來的。

說白了就是次級貸款培育了大量次級資產或泡沫資產，但同期沒有產生出那麼多的有效資產、商品和交易。

於是通脹。

最後貶值的不只是錢，還有勞動、知識和技術。

醫生為什麼收回扣？因為靠技術和勞動賺不到體面的收入。

房地產是最顯性的通脹，因為傳導到企業運行和居民生活成本上。而且由於買房成為獲得城市公共資源准入尤其是教育資源的必須門檻，成為實際上的課稅。

中國經濟生態的「造不如炒、炒不如囤」，主要是通脹稅帶來的。

3、窮人稅

中國經濟危機的部分原因稅收結構造成的貧富分化，窮人稅多，富人稅少。並且稅收和經濟增長毫無關係。

前面的中美企業稅收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對勞動階層重稅，對資產階層輕稅。

我們的個人所得稅，更是越來越成為勞動力人頭稅。

美國將近50%的工薪階層只承擔了聯邦所得稅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個人所得稅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多，從而形成了比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稅收負擔結構。

在我國的稅制下，佔有社會財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繳的個人所得稅卻不到個稅總收入的10%，60%的個稅是由苦逼的工薪階層貢獻的，從而形成了以窮人為主要納稅主體的奇葩稅收結構。

曹德旺為什麼對增值稅不滿？因為製造業賺不賺錢都要交稅。但金融資本流通和獲利，成本低、風險小、槓桿高。

這也導致貨幣洪水滔天之後的通脹，沒有財政上的對沖約束。炒作和囤貨的成本極低，但勞動和創造的成本越來越高。

4、失衡的分配

稅負的延伸命題，是收的錢花在了哪？

還是跟美國比，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欠賬明顯。實際上中國的財政收入通過轉移支付、二次分配，主要投向了行政運作和建設領域。

【2012年中美中央（聯邦）財務預算】中國中央醫療衛生投入僅為0.4%，而美國是10%；美國社保投入佔20.6%，我們是3.1%。社保之外，美國還有低收入保障、老年人醫保等多項支出超10%。

中國在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偏低，在行政、建設領域偏高

在財政上，我們的一次分配，就向勞動者課以重稅；二次分配上，還是沒有給勞動者足夠的社會保障。

中國的消費不足，主要原因不是沒錢，而是保障不足，自我儲蓄替代保障功能。

█ 雍正的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仍然適用

以上四大隱性稅負，導致的最大問題是：不公平和高損耗。

也就是本應用於社會福利的稅收，在徵收時損耗了一部分在「屋檐稅」的尋租環節，因為通脹將利益分配在了資產階層而不是勞動創造上；徵收之後的再分配，傾向於行政和建設環節時，又會損耗在大量灰色收入，而不是高效地用於居民福利。

這種環境，不是多勞多得，而是多勞多稅。勞而不值，則投機盛行，全社會追求一夜暴富，而不是價值創造。

貨幣放水的相當一部分沒有流入實體創造和社會福利上，而是流入資產泡沫和尋租食利環節。

怎麼辦？問三百年前的四爺雍正帝。

這位爺登基之後，在財政上搞了兩件事：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

攤丁入畝，就是把人頭稅轉換成資產稅。誰的資產多、資本獲利多，誰交稅多，而不是誰幹活多誰交稅多。順手解決貧富懸殊導致的消費需求不足。

火耗歸公，就是打擊「屋檐稅」，也就是地方的亂攤派和私人腰包的損耗。

這也是我們當前稅制上真正致命的問題：隱性稅負導致了貧富不均和損公肥私，進而創造乏力、消費不振、投機盛行。

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是要趕快把能幹活的調動起來。

這需要一個正向激勵的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