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漪：一個曾經的偶像

於漪：一個曾經的偶像

景誦 白塵

一

於漪曾經是甚或現在依然是中學語文教師，不，是整個中國教師群體心中的偶像。

２００１年教師節期間，上海舉行了慶祝於漪從教５０周年大會。方仁工、張定遠、歐陽黛娜、錢夢龍、黃玉峰、程紅兵、高萬祥……這些在語文教學界鼎鼎大名的人物紛紛從四面八方趕來道賀。一時間群賢畢至，高朋滿座，足見於漪在語文教學領域裡的聲望與影響。

上海一位友人告訴我，１９８０年代，於漪老師的公開課《海燕》在電視里直播時，大上海可以說是萬人空巷，人們紛紛守在電視機前爭睹她上課時的風采。事後，就連高教界也在談論於漪與她的《海燕》。我聽一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談及當年盛況，說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問及上海最近有什麼動靜，歷史教授說，都在看《海燕》直播呢，《海燕》還有點看頭。

我相信這是真的。只要想想當初文學界是怎樣的激動人心，《傷痕》、《班主任》等作品人們是怎樣地爭相傳閱，就不會對此有任何疑問了。

於漪曾說，她是從講台上成長起來的語文教師。她之所以在「文革」一結束便能衝出來，是與她在「文革」之前的教學成功分不開的。在這一點上，於漪及她的家人都有著這樣的感觸。現如今並不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於漪之子黃肅，談及母親的成功時非常自豪。他認為，他的母親在「文革」之前就已經非常成功了——她的課上得非常好，至少，上海是拿不出幾個像他母親這樣的優秀教師的。

於漪極富激情的講課，奠定了她作為語文教學界一代情感派大師的地位。但於漪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將自己的語文教學從實踐的層面提升到了理論的層面。我們從於漪上個世紀８０年代所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發現，她對語文學科性質的理論闡釋經歷了三次大的發展：１９８１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學語文教學探索》一書，第一次對於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來的語文教學實踐與思想進行了綜合評述，進一步確認了語言／語文是工具、語文學科具有工具性的觀點，同時強調不能把語文課簡單地歸結為工具課，而應該注意這門課程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初期，於漪又進一步強調，語言／語文不僅是交際工具，而是認知、思維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語言和思維的關係後，於漪提出語文教學應以語言和思維訓練為核心，同時繼續強調語文學科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中、後期，於漪則開始思考語言／語文的文化內涵，闡釋語文教育中綜合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思想素質、道德情操和文化素養的問題。

１９９０年代，於漪的《弘揚人文，改革弊端》和《語文教學要講求綜合效應》等論文引發並推進了一系列關於語文教學的討論：語言的工具意義、文化載體意義、語文教育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的關係、語文學科的多重屬性與多重功能以及它們的多層次多角度性……這裡我們姑且先不談於漪觀點的正誤，我以為，這些討論本身對釐清語文教學是什麼無疑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作為一個長期工作在教育教學第一線的教師，我覺得無論是世俗的聲望還是學術的成績，於漪都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身在基礎教育領域裡的於漪與羅竹風、陶本一、章熊、朱紹禹、顧黃初等身居高等學府里的語文學者相比一點也不遜色。而另一些人，如程紅兵、李鎮西、李海林、陳軍、高萬祥以及於漪所在的楊浦高級中學的譚軼斌等受惠于于漪有多少，恐怕一時也難以說清。即如筆者也曾數次親聆於老師教誨，所得可謂終身受益。於漪對當代教師的影響，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是一言難盡的。

二

對於漪這樣一位名師，從內心裡生髮出一種由衷的崇敬之情是自然的，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於漪進行某種意義上的審視。而且，我以為也只有這種審視，才足以讓我們對於漪形成一個較為全面的看法，而這種看法當然並不僅僅是針對於漪的。

我想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文與道的問題。無論是從「文道結合」的角度，還是從「文以載道」的角度，我們發現，更多的時候，於漪是以道為先的，有時甚至犧牲文，以文祭道。她的所有的激情與語文的詩意，都是建築在「道」之上的。文本的自覺意識並沒有在於漪的精神世界裡形成。她有時無法從文本的張力出發來尋求對文的教學與闡釋，轉而以道來釋文。對某些陳舊的宏大話語的過分因襲，可能是於漪的悲劇。因為這種宏大的話語方式壓制甚至犧牲了老師和學生的個性。我看過很多於漪的教案與課例，都有這樣的感覺：她對課堂的駕馭與把握更多的是從共性上去探求的。思想先行，可能是於漪甚至是那一代所有語文教師的文本認識論。道統先於語文的意識，這是於漪的缺陷，也是那一代語文教師的悲哀。我有時真的感到很困惑，我不知道在她的內心深處，到底承載的是時代的重負呢，還是在自發乃至自覺地品味著這種宏大話語的快意？所以，在面對於漪時，我們覺得將語文還給語文，可能是最重要最務實的事。這種話說起來可能過於沉重了些，但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有這份清醒。

第二個問題就是於漪「與時俱進」的高速度。當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之前，語文教育界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時候，她的教育思想恰逢其時；當１９８０年代語文教育界提倡「發展智能」時，她也修繕自己的觀點予以響應；而當１９８０年代後期強調「重視語言能力訓練」，她以及她的擁戴者們，也能夠從她的體系中，梳理出重視語言訓練的觀點；而當１９９０年代語文教育界強調「人文」時，於漪又儼然成了語文教育界「人文」的旗手；當近幾年「宣傳新課標」時，於漪同樣激情四溢，積極之狀不亞於任何一位年輕教師……於漪的語文教育思想簡直給人一種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感覺。客觀地說，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形成自己的學術觀點，誰的思想都難免打上些微時勢的印痕，但於漪轉換的速度畢竟太快了，讓我這個後生小輩即使在後面拚命地追都有一種「趕不上趟」的感覺。

仔細閱讀於漪關於人文的許多著述，我覺得對「人文」的真切涵義，於漪自己恐怕也並不十分瞭然。往深層揣摸，我恍然發現，於漪孜孜追求的所謂「人文」，仍然是幾十年未根本更易的在語文教育中進行的思想、道德、情感教育。在於漪那裡，變的也就是一種提法而已，而內在的原核好象一直都是根深蒂固。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中，於漪與其說是一位語文老師，不如說是一位挺立在語文教育風口浪尖上的「弄潮兒」。

於漪經常講的一句話是：「我上了一輩子課，教了一輩子語文，但是上了一輩子深感遺憾的課。」這固然是一種永不滿足的精神，張志公曾對此感嘆地說：「於漪教書簡直教得著魔了！」對這種心態下的於漪，我從不懷疑她的「遺憾說」的真誠，但我還想說一句：真正的遺憾其實不應該僅僅停留於對語文教學本身的叩問，而應該是對一種教育文化的叩問。

我忽然對於漪的價值產生了一種探究的慾望：於漪的價值是不是僅僅只存在於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語文教師身上？偉人之所以是偉人，那是因為他們經得住時間的推敲，有著非同凡響的穿越時空的力道。我這樣說，可能是想表達這樣的意思：於漪只能產生於那樣一個特定的文化極端匱乏的時代，而在現在這樣一個信息資源日漸豐富的時代，可能也不再需要於漪這樣的名師了，因為於漪們是無法以他們的精神力量來引導這一代人的成長的。

三

由於漪我還想到了另一個話題：我們時代的大師。

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師太多了，特別是語文大師。改革開放以來，像雨後春筍一般，冷不丁就會冒出一個來。可是，在我的感覺里，大師總得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砥礪才能錘鍊出智慧與哲思的光芒。在中學語文界，至少在教學技術和語言修養、文學修養、理論修養（這裡的理論修養要求更高一點，包含文學理論、語言學理論、社會科學理論、教育學理論等）甚至人類文化視野等方面都要臻至很高的境界才可謂之大師。說白了，這樣的大師集天地鍾靈、人文毓秀於一身，百年之中，大浪淘沙，也就數人而已。而如果精英輩出，則肯定是一種假象。現在的一些語文教師年紀輕輕就躋身特級之列，靠著應試得來的一點榮耀，在那裡自詡為大師，有的甚至就是靠語文的手段以自肥。我不知道這是語文的悲哀還是語文教師自身的悲哀。

而更令我浩嘆的是緊跟其後的一些青年語文教師，他們非但沒能掙脫於漪時代就形成的對語文的桎梏，反而以一個高考戰士甚至鬥士的形象苦苦掙扎於應試的泥潭裡。我不禁想問一句，我們這樣一代代地沉湎在高考的題海叢林里，中學語文教育到底還有沒有希望呢？

就在那天的報告會上，我耐心地聽完了於漪的一個私淑弟子上的一節研究性課程。我覺得，她的課完全遊離於文本之外，更別說什麼文本的內在精神了。我不知道這樣的課好在哪裡，示範的必要性又在哪裡。坐在台下，我靜靜地看著她在台上一招一式地演出，心頭無盡的感傷涌動，幾欲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