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一個被知識分子污名化的詞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不太光彩的詞，伴隨著這個詞的印象大多刻板而負面，例如：坐而論道，不切實際，夸夸其談——這大概與「公共知識分子」一直以來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及表現有關。我並不反感公共知識分子積極介入公共議題——從古至今，知識分子一直把議政議事作為自己的一種權力來使用。事實上知識分子確實掌握著文化權力，但掌握權力的前提是：首先得是一名合格的知識分子。

什麼是合格的知識分子？這裡的合格不是講所謂的「政治正確」，而是講素養。如果要我舉一個「不合格」的典型例子，那就以最近看到的龍應台先生的一則故事為例好了：

龍應台先生到成都去做講座，講文化保護，「痛心疾首」，說建國以來，成都的城牆毀壞得這麼厲害，大拆特拆，文化符號消失了，多麼可惜。

但事實是，成都城牆是民國時拆的。

為什麼龍應台先生會認為，成都城牆是建國以後拆的呢？很簡單，大部分人產生「中國城牆多是建國後拆的」刻板印象，皆因中國最著名的北京城城牆是建國後拆的，所以龍先生「理所當然」地認為，成都城牆也是建國後拆的；這也可以和與十年浩劫期間文物大肆破壞及知識分子對這種行徑的一貫批判聯繫在一起。

我在這裡既不想深入探討城牆該不該拆的問題，也不想探討建國後對文物的毀壞程度，更無意批駁龍先生的主張。我想指出的是，作為一種學術現象，人文社科專業——尤其是人文專業——的學者，往往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比如說關注社會公平、文化保護、環境保護、食品安全……領域廣泛，這本是好事。但是當他們試圖為自己充滿人文關懷的主張尋找依據時，對於涉及科學事實、歷史史實、社會學理論、經濟學理論等一系列牽涉到嚴謹的學術精神的領域時，並不能做到「小心求證」，而只管「大膽想像」，把所有能和自己的主張相合的材料都搜刮來，以支持自己的觀點。這就導致很多人文學者變成了「學問家「。學問家與真正的學者/知識分子的區別在於：學問家的知識是以未經證實的現象的形式堆積在腦海中的，由於這些現象所涉及的學科範圍太廣，學問家們既無法由現象深入到本質，也無法以專業知識來驗證其真偽，導致這些作為現象的知識只能被機械地使用，無法被分解為有具體學科範疇的知識，因而也無法進入個人的知識系統。所以有些學者，看似侃侃而談，旁徵博引，但是所得出的結論總是很牽強；如果你在講座上遇到一個教授，大談社會上的種種不正之風，卻試圖用「道德滑坡」來解釋這些社會現象，那基本就是學問家無疑了。事實上，無論從倫理學還是社會學的專業角度看，「道德滑坡」都是一個相當淺顯的分析結果，甚至就深度講，還只是一種對現象的概括，算不上是深入思考的結果。如果一個自詡為知識分子的人，其思考僅僅止於這樣淺顯的、有時候還是錯誤的結論——也只能止於此，他沒有專業知識支撐更深入的思考——除了貽笑大方、被專業人士嗤之以鼻、在有較高判斷力的聽眾面前蒙羞以外，對於個人或者社會都是毫無用處的，而且這個人自封的「知識分子」名號也要接受社會的考察。同樣的情況也較多地出現在與社會現象密切聯繫的新聞工作者、作家、教師群體中。

自詡「知識分子」的人常常陷入自取其辱的窘境，以至於使「知識分子」一詞都被污名化，乃是由於缺乏對於自身地位的明確認識。現代科技——包含了作為技術的人文社會學科——學科分工細緻，形成了精確又封閉的「專家系統」。在這個系統里，個體對於自己所掌握的專業領域之外的知識知之甚少，因而任何一個陌生領域的知識對他而言都是神秘的。但是一般而言，每一個個體對於那些自己不了解的領域總是保持敬畏，並且願意相信掌握那些對他們而言相當神秘的專業知識的專業技術人員或者專家學者。「專家系統」倚賴這種信任感而服務大眾，又倚賴其自身的合理性，嚴謹地運行。但為了維持信任感，必須有一個「代理人」在「前台」進行面向大眾的闡釋性的工作，向人們展示專家系統的運行情況，維持人們對專家系統持續信任，以保證作為現代社會重要基礎之一的專家系統不會瓦解。

由於被排除在專家系統之外，一方面對專業知識充滿神秘感，一方面與專家存在知識系統上的隔閡，因此大眾對於專家系統的觀感往往是既敬畏又疑惑。神秘感與不可知到來的隔閡感，使人們很容易對專家系統失去信心。專家系統與社會的契合，需要一個「祛魅人」，知識分子與社會媒體就扮演了這種角色，各自承擔了一部分責任；二者又時常親密結合，知識分子往往把媒體作為一個發言的渠道，更有效地傳播那部分被認為是通俗易懂的專業知識，或者將艱深的專業術語做一定程度上的「翻譯」，是大眾易於接受。

一般而言，由專業學者撰寫的科普性文章或者專欄文章，即便再枯燥無味，也不會留有漏洞，不至於被指出大段的錯誤而遭人攻訐——這是長期接受專業知識熏陶，長期進行學術訓練的結果。而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缺陷正在於，他們對自己專業以外的學科的了解，也僅僅限於從媒體上獲取的「通俗易懂的專業知識」罷了；換句話說，他們除了擁有人文關懷，在學術水平上甚至和大眾幾乎沒有區別，卻過於熱情、過於頻繁地介入社會/經濟/政治/環保話題及其背後的專業領域，而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素養。

在傳統媒體的時代，由於傳統媒體有主動篩選的作用——例如，絕不會請一個中文系的教授去講轉基因的問題——所以知識分子的話語權還很大程度局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到了互聯網時代，尤其是在中國，07年以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藉助社交媒體，廣泛參與公共議題，並由此形成了專業背景複雜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由於缺乏完整的知識系統的支持，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往往從自己預設好的立場——經常地，是反對政府、要求言論自由、反對暴力機關、反對破壞傳統文化——出發，枉顧事實、信口開河，又或者被人欺騙、使用明顯是虛假的信息。表面上看，這些亂象造成了民眾對於專家/知識分子的普遍不信任；而實際上，這是在摧毀大眾對於專家系統本身的信任。無論專家系統的「後台」運行得多麼完美，如果「前台」不能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必然導致民眾走向知識分子及其代表的知識權威、知識權力的反面，也就是嚴重的反智主義。人們不再相信掌握著專業知識或技能的人，轉而相信歪門邪道、坊間流言、微信文章和心靈雞湯，這對作為現代社會基礎的專家系統而言，是一場災難。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自我標榜為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須以最低限度完善度的知識系統為限；作為知識分子也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處「專家系統」與普羅大眾的交匯口、連接溝通二者的身份。如果身處專家系統的立場，實際卻做著瓦解社會對它的信任、助長反智主義傾向的事情，那麼，反智主義所包含的對智性、對知識分子的雙重摧毀，必將危及到知識分子本身，動搖知識分子的話語權。

承認自己不精於某道，把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士去完成，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深究精研，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實現社會的運行與發展。對於知識分子而言，這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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