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蒂克消亡史》背後的歷史密碼。

一

舊上海的興起，是起於晚清中央政權崩潰，中國進入近代進程之後。伴隨著上海開埠與太平天國對江南的戰爭摧殘，前古典時代的江浙士紳階層，紛紛聚集至更為安全的上海，在這裡與來自西方的力量實現碰撞融合，繼而在上海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帶有濃重地方自治色彩的政治經濟文化秩序，這也是舊上海的舊秩序的某種本質，也就是所謂中國紳士的時代。一直到國民党進入上海的1927年之前，上海的實際華人權力掌握者一直是這些士紳階層。

士紳階層，或與其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新型企業家，和近代上海的工商業結合起來，就構成了所謂江浙財團為代表的近代江浙資產階級，通過控制上海的經濟命脈，來進而插手整個上海的政治文化秩序。他們的核心組織就是上海總商會，在20年代早期，他們甚至想要在上海建立「商人政府」。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整個古典時代，縣以下的市鎮與鄉村，士紳階層也是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地方精英，官方政府並不在場，在近代，江南市鎮的權力也常為各類商會所掌控，但是只有上海，是作為一個龐大的城市來接受士紳階層的治理，他是江南市鎮的極限放大版。

與普通的江南市鎮不同，上海作為開埠的通商口岸，保留有外國人的租界，整個城市被切割為華界和租界。因此，士紳階層之上還有更高級的，掌控租界的洋人階層，他們包括政府、軍隊和商業勢力，其組織就是俗稱「租界政府」的法租界的公董局和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以及背後的各類駐滬使領館。洋人階層有列強的國家力量支撐，權力比士紳階層大很多。

陸先生原型杜月笙及其領導的青幫，是士紳階層以下的流民階層組成的。士紳階層在上海有產業，以前在老家或是鄉村的地主，或是城市的前朝官僚，流民階層則普遍是薄產者甚至無產者，很多人在老家沒有土地，是逃荒逃難，赤手空拳闖蕩上海灘的江浙鄉民，這些人構成了整箇舊上海的下層社會。

參加青幫的流民，一種是純做白相人做幫會那些黃賭毒的非法營生，喊打喊殺，逞強鬥狠，比如影片裡面來自蕭山農村的童子雞，就活埋虐殺了周先生，這可以形容為「全職幫徒」，另一種則是平日做合法的下等營生，比如做工人，跑黃包車，但遇到幫會事務，也得出人出力，影片里的人力車夫就有點這個意思，這種情況下，幫會身份也有點保護傘的意思，這可以稱為「兼職幫徒」。

流民階層和士紳階層是對應的，都是古典鄉土農耕社會的產物。士紳階層首先是佔有土地的人，而流民階層則是失去了土地的人。所謂「流」，就是「流離」。土地是固定的，所以有土地的人，輕易不會離鄉離土，但流民因為天然失去了土地，也就開始四處遊盪。他們一旦介入非法營生，形成幫會組織，便成了「流氓」。而由這些流民階層構成的世界，便是超脫於國家官僚和地方士紳力量以外的「江湖」。

在近代的上海，兩個階層的壁壘十分分明。上海總商會是由各路工商界頭面人物組成的，下面有行會，那就是更次要的中小工商業主以行業為單位組成各種小組織；而青幫控制的，主要是合法工廠的勞工工會，一些非法或者低等產業（比如賭場、妓院、車行）。這裡面的工種、行業界限很明晰，所以杜月笙說自己是泥鰍，這不僅是形容他出身浦東農村的家世，也是形容他乃至背後青幫所代表的階層，他們都是下等的流民階層，做的要麼是非法行當，要麼是下流營生。

但是他也想跳龍門，意思就是也要成為中國紳士。這裡所謂的成為紳士，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在政治經濟地位上躋身舊上海的上流社會，而更應該理解成從思想和觀念上，向士紳階層看齊。士紳階層所建立的舊秩序，其背後的精神與魂魄，乃是一整套古典社會的儒家傳統價值，是親親尊尊，孝悌忠信，家國一體，是一套複雜而古老的人情人倫體系。

當然，即使是流民階層，他們也是從鄉土社會中成長出來的。因此，那一整套儒家傳統價值，依然在他們身上打上烙印。這可以從幫會的制度中窺見。作為一個陌生人式的流民組織，他模仿的也是血親關係下的家族組織。家族有輩分，幫會也有。家族講父子兄弟，幫會也講師徒弟兄，師父叫「老頭子」。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徒弟也是要供養、伺候、孝敬老頭子的，要給老頭子養老，這和父子一樣，都是禮義廉恥孝悌忠信那套。

幫會的弟兄，就是影片里展現出來的，陸先生的大哥二哥；而包括像小五、小六這種名字，也可能是姊妹結拜而來的。影片中設計他們坐在一起吃飯的情節，更是一種象徵和符號。因為古典的鄉土農耕社會，以土地與糧食為基礎，吃飯是一種家人團聚團圓的象徵。這代表了幫會也如同一個大家庭，而陸先生，則是這個家庭里事實上的大家長、掌舵手（事實上，青幫的緣起便是清代的江南漕運，青幫幫徒都是船夫），他「要照顧的人太多」，自然不僅是指妹妹、兒子這些陸家的家人，也是指青幫的萬千弟兄。

二

由於青幫控制了上海的下層社會，因此，在舊上海，青幫事實上是與洋人、財團一樣，構成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之所以存在並壯大的原因，本質在於上海並沒有一個整合各方的「唯一政府」來進行管理。在1927年以前的上海，華人政府總是不斷更換，且總是漂浮在上層，難以顧及下層社會；而且更高級別的租界當局、久已盤踞的江浙財團，也阻礙了政府對上層社會的進一步掌控。

這種「三分天下」的格局是微妙和曖昧的，也時時充滿緊張和矛盾，但他們在大多數時間內，往往和平相處，保持平衡，共同維護著舊上海的秩序格局。不過，青幫真正介入各方勢力，參與更多地方政治經濟事務，變得愈加上層化，卻是在1927年國民党進入上海以後。

1927年蔣介石帶領的國民黨軍隊進入上海並展開清黨，驅逐在滬的gcd勢力，成立了上海市政府，之後的10年，上海政局趨於穩定，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這是政府力量首次實現對上海的較長時期的穩定統治。但是，相對於洋人、財團和青幫，國民黨政府始終是一個外來者，因此，蔣介石是首先獲得這三方力量認可才進入上海的，而青幫也在清黨中給予了國民黨巨大支持，扮演著耳目和打手的角色。

因為青幫對政府的支持，也使其的地位開始迅速提高。此時，杜月笙開始推動青幫的上流化。他不僅設立了高級「小青幫」，也就是恆社，專門吸納政經名流（類似於金庸小說中丐幫的凈衣派），同時自己也開始躋身工商界，開工廠，辦銀行。除此之外，他本人在租界工部局、上海總商會、上海市政府等各方政治力量中都有頭銜在身。青幫開始全面向舊上海的上流社會滲透。

此時，舊上海事實上已經構成「四分天下」，政治格局變得更加複雜，但對杜月笙來說卻是更好的機會。青幫人脈廣、路子野，而杜月笙本人又善於交際，打點各方關係，這使得青幫越來越成為一個強大而不可或缺的居間人、調停人角色。在影片中，杜月笙出面和實際身份應為gcd的罷工領袖周先生談判對話，實質就是處在勞工、資本家和政府之間來解決罷工事件。對青幫來說，它可以通過非常手段，比如虐殺周來迫使罷工者屈服，也可以調動工人中的青幫幫徒來窺探情報，破壞罷工，而這是資本家和政府做不到的。

青幫所承擔的這種情報（俗稱包打聽）、打手功能，在1927年的清黨之初就發揮了巨大作用，能迅速嗅探甄別絞殺上海的gcd勢力。而這種作用，也恰好與國民黨30年代建立起的軍統（此時還為復興社，這個組織事實上也有著類似幫會的色彩）情報組織有著職能的類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軍統從事的暗殺、情報活動，往往也有青幫的參與，許多軍統特務和打手都有青幫背景。

例如，1934年的軍統刺殺《申報》主編史量才案，就有青幫身份的殺手李阿大的參與，當然，這個案件的背後，也和財團勢力介入的，為對抗政府接管上海的「上海自治運動」有密切關聯，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在影片中，青幫和軍統的關係，是通過車夫、戴老闆（軍統實際掌權人）表現出來的。陸先生和戴老闆私交很好，這體現出這兩股勢力的親密關係。車夫作為下等營生者，舊上海的流民階層，既是青幫打手，又是軍統殺手，體現出了兩股力量的合流。在北站小五和車夫刺殺青幫二哥的事件中，儘管沒有具體展現，但我們可以想見，這種刺殺絕非簡單的幫會內部清理，而是來自更高層面的政府的授意，車夫既是完成陸先生的青幫家法，也是完成戴老闆的政治任務。

青幫和軍統的合作，實質是表明了這一時期政府對下層社會控制依然很虛弱，只能通過秘密的特務統治來實現滲透監視，而在這過程中，原有下層社會的幫會團體，自然成為拉攏的對象，變為類似軍統外圍的組織。往大一點說，青幫和軍統的合作，本質其實也代表了幫會和軍統背後的領導者，國民黨一直以來的複雜關係。

國民革命本質是南方士紳階層的革命，他們的首先目的是推翻滿清異族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而在革命過程中，他們所依賴的基層力量，實質也就是流民階層為主的幫會子弟。南方士紳階層一直對幫會的活動存在介入。比如，清代廣東的天地會，最早就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而這顯然受到了明末漢族士大夫遺民的影響。革命早期推崇暗殺，刺客，如汪精衛捨身刺殺攝政王，也顯然帶有濃重的江湖俠氣色彩，這些都脫胎於流民階層。同盟會的領袖不少也是幫會中人，孫中山就是洪門的大佬，而蔣介石的革命領路人陳其美也為青幫領袖之一。

儘管幫會在革命中出力很大，但自1927年南京政權建立，國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兩者之間的利益矛盾顯然不可避免。政府最終還是要將權力向下層社會滲透，防止青幫做大。這也是影片中車夫對陸家的關係，他既保護陸先生，又監視整個陸家。這就是現實中青幫和政府的關係。

但政府並不是陸先生的真正敵人。作為一個起於鄉土社會的舊式政黨，國民黨也始終遵循著古典社會的儒家傳統價值，並且是黨內的意識形態之一。30年代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40年代書寫的《中國之命運》，無不在呼喚傳統價值的回歸。今天台北在兩蔣時代留下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路名地名，也是這種意識形態的體現。

如果我們將視野再擴展一點，我們就會發現，舊上海華人世界的三股力量，政府、財團和青幫，事實上都有著相似的運行結構，都統一於那種士紳階層主導的，一整套的古典社會儒家傳統價值體系。比如，政府魁首蔣介石在黃埔學生口中，就叫「老頭子」，而杜月笙面對他的徒子徒孫，按幫內規矩也是「老頭子」；財團領袖虞洽卿俗稱「阿德哥」，一句「找阿德哥」，和「找杜老闆」一樣，都帶著點老大哥、老娘舅的意思，都像是一個大家族的大家長。

三

那麼誰是陸先生們的真正敵人呢，自然是日本人和gcd，他們分別構成著洋人和華人群體的兩大敵人。

西方列強儘管也想從舊上海攫取財富，但基本都是用經濟的、和平的手段，而日本人則不一樣，尤其是少壯派軍人，就是影片中所提到的「你們童子雞開會」的「童子雞」們，更是希望用激進的戰爭暴力手段，佔領上海，改造上海，即使破壞毀滅也在所不惜。影片中日本妹夫就是這樣的人，他對小六扭曲的愛欲和暴虐，其實也代表了日本人對舊上海的邪惡覬覦，愛的是她的風姿綽約，恨的是她居然不為自己所有。

影片中曾提到「不要去虹口」，而虹口即是日本人在上海的聚集地，這裡實質是公共租界的越界築路區，為華洋共管，後在20年代後期被日本人強勢接管並且駐紮海軍陸戰隊。因此，1932年和1937年在上海的兩次淞滬會戰，都是在這裡開端爆發的。而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結束後，上海的華界也的確遭遇毀滅成為了一片廢墟，伴隨著戰爭對生產設施和經濟秩序的破壞，以及大量本地士紳階層逃難至後方，上海結束了它在1936年抵達的全盛發展高峰，並且再也沒有恢復回來。

如果說日本人是希望用戰爭搶佔城市，建立以日本人為主導的新秩序，只是將財團、政府和青幫傀儡化、附庸化，那麼gcd則是要全面摧毀這些舊秩序，連做傀儡和附庸的機會都不給。這是因為gc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古典社會的儒家傳統價值是有著根本衝突的。gc主義將士紳階層視為反動的剝削罪惡階級，鼓吹階級對立和階級仇恨，而反動階級必須被打倒和消滅，以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與專政，這實質上連根拔起了儒家傳統的根基。

儒家傳統價值是親親尊尊，孝悌忠信，家國一體，都和家族有關。而gc主義者，首先便是要摧毀舊秩序的基石，也就是舊家庭的組織，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六親不認，父子反目。在歷史中，因為認為父親是反動階級，「兒子革老子的命」的情況也並不少見。因此，陸先生才說這些人「沒有正常人的感情」，而gcd的代表人物周先生，也會隨意以家人名義起誓，其實都是假話，這體現了作者的一種價值傾向。

值得指出的是，在影片中，無論是作為軍統人員的車夫，還是作為敵人的日本軍人妹夫，gcd周先生，都是以不公開身份的形象出現的。這也是舊上海的獨特一面。由於國內外各方政治力量匯聚，舊上海也是各方情報勢力匯聚的諜戰之都，存在大量情報機構和情報人員。如前文提到的國民黨的軍統，還有日本的特高課，蘇聯的共產國際，gcd的中共特科。在30年代的上海，許多轟動一時的案件也和情報界有關，比如前文提到的史量才被殺案，還有海棠村血案（涉及特科）、怪西人案（涉及共產國際）等。

和影片的闡述不同，杜月笙及青幫的失勢，主要是南京政權在戰後收回租界，青幫失去了租界當局的庇護；同時，政府力量空前強大，也不再允許青幫有更多作為。戰後杜月笙競選上海市市長失敗，便是標誌。但是，整個士紳階層主導的舊秩序的消亡，卻是在1949年，因為這一年，gcd的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接下來在鄉村進行的土地革命，在城市進行的工商業改造，都開始對舊時代的士紳階層進行經濟和人身清算；與此同時，基層政權的下沉也徹底剝奪了士紳階層在地方政治事務上的話語權。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