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自身關係的政治學（1）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好學生，小學時經常調皮搗蛋，中學時更是動不動就被罰站到走廊。上學階段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我的座位一直都在最後幾排。一開始，我並沒覺得這些經歷有什麼被分析的價值，直到讀了《規訓與懲罰》一書。在閱讀過程中，我與福柯最鮮明的視閾的交融發生在以下方面——即通過十八世紀基礎教育機構的科層化改革，其所揭示出的近代以來越發細緻化的規訓機制在更加精巧的監視技術的輔佐下，如何有效的塑造出「一批又一批現代人」，而一種發生在「班級」之中的主體化模式又是怎樣連續到此在所處的生活情景之中的？如此種種，讓許多曾經原本無法被有效符號化的經驗，得以被逐步的加以組織，於是便有了本文的發生。

從上小學起，我就記得，在當時的班級中有一種叫做「紀律委員」的職位存在。大部分情況下，監視、記錄誰在課堂上誰違反了「課堂紀律」便是這個職位的主要責任。當然，有的時候也有例外，老師會讓值日生負責記錄壞學生名單。而大部分情況下，被記錄的往往只限於固定的幾個名字。經常出現的情況是，記錄名字的「監察者」為了不得罪人，會對除了那幾個刺兒頭之外的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好笑現象發生了：一頁作業紙上，被重複記錄也許只是一個或者兩個名字。而那些頻繁上榜的佼佼者，往往也會破罐子破摔，故意搗蛋，好像被記錄是一種光榮，而引發整班同學的哄堂大笑則是一種功績。我還記得，有的時候老師為了給不聽話的學生以更加有效的威懾，會讓被記錄次數最多的學生坐到講台旁邊的特殊位置之上，被全班學生的觀看、監督。那個特殊的位置，是「壞學生」的專坐，就好比很多時候離講台最近的幾張課桌，是「好學生」的專用位置一樣。學校里充斥著新時代的」囚徒「，那裡塑造著每一個被放置到觀賞區的「我們」。「監督的細節被明文規定，監督進入教學關係中，由於校區學校的發展學，生人數增多再加上缺乏同時管理整班學生活動的方法，從而產生了混亂，因此急需一種監督體制。為了幫助教師，巴坦庫從優秀學生中選任了一批』幹事』——班長、觀察員、課代表、輔導員、祈禱文誦讀員、書寫員、墨水保管員、施賑員和探訪員。這裡有兩種角色，一種負責具體工作；另一種負責監督：』觀察員應記錄下誰離開座位，誰在說話，說沒帶念珠或祈禱書，誰在做彌撒時舉止不端，誰有不軌行為，誰總在閑談或在街上不守規矩』；』課代表』負責監督在學習時說話或哼曲的人，不寫作業而把時間浪費在玩耍上的人。『探訪員』拜訪缺勤和犯下嚴重錯誤的學生的家長。『班長』監督所有幹事。」當然，以上這些情景是發生在小學和初中這些基礎教育機構，而上了高中後，情況則又有所不同。

小學初中歡快的搗蛋，過分而儀式化的懲罰，在高中階段，則完全走入了另一個「極為沉默」模式之中：學生和老師之間的對立，更多的被「好學生」與「壞學生」群體之間的對立所取代。而這點我是有著較為深刻的感觸的。越是競爭激勵的體制中，競爭者內部的衝突往往會取代內與外的對立。就我自身作為「壞學生」的感覺而言，越到高年級，感受到的懲罰便更多的不是來自老師，而是來自同學和自己。

記得那是初三的那一年，我因為和化學老師產生了衝突，結果被整個班級的人圍攻。而僅僅是一年前，我還可以通過在課堂上給同學起外號、幾個人一起講笑話而引發整個班級的一起大笑。

這種情況到了高中，完全成為了不可能。如果有人在課堂上擾亂秩序，不需要老師，來自「好學生」們鄙視的視線就會讓你無地自容。所以，高中的幾年，作為邊緣化的「壞學生」，我所做的最多的便是睡覺和讀課外書。沒有人再敢在課堂上公開起鬨，一方面，成績優秀者本身都是「紀律」楷模，另一方面，成績上的不合格則讓差生們自然產生出一種「劣質品」的感受，從而壓根不敢進行任何關於自身的展示。甚至面對老師的提問，起身站立又在眾目睽睽之下啞口無言的醜態，會成為讓自己痛恨自身的回憶。沒錯，上高中的四年，是我最痛恨我自己的四年。

在那監獄般的環境里，正如福柯所言：「一切都納入介於好與壞兩個等級之間的領域。」為了獲得好成績，人們不能違反紀律，而無法獲得好成績的個體，則壓根沒有資格去與紀律進行對抗。「學校的』司法』源於軍隊和工廠，但學校把這項制度大大的放大了。」

當然，優秀的成績不僅僅只是顯得「好」而已，它還有著確實的功能。以我所在的高中為例，每月換一次座位，而決定作為次序的方式不再是小學和初中的老師安排，而是按照每次月考的成績，逐個進入班級，按順序自己挑選。而不論班級怎麼換，不論自己班級還是其他班級，我能看到的都是幾乎相同的座次——好學生也許不見得都在最前面，但「差生」們一定都在最後兩排。於是高中四年中，我基本一直在後兩排之間徘徊。所以，到了高中的班級中，好學生和壞學生是完全可以通過其所在的位置而被分別出來的。「通過這種獎勵與借支的量化，藉助正負點的連續計算，規訓機構排列出『好的』與『壞的』對象的等級秩序。由此，一種無休止懲罰的微觀管理就造成了一種分殊化。這種分殊化不僅僅是對行為的區分，而且是對人員本身及其種類、潛力、水準或價值的區分。通過對行為進行精確的評估，紀律就能』實事求是』地裁決每個人。它所實施的處罰也被整合進對每個人的認識循環中。」

而正是因為高中階段習慣性的坐在最後，也理所當然的接受了「邊緣」的位置，所以到了大學，在自由選座的課堂中，我也會很自然的選擇最後的座位。然而，此時的座位雖然不再是「羞恥」與「自卑」的來源，但劣等人與殘次品的標籤反而比起高中更加明晰了。高中的座位，畢竟只是暫時的、外在的，然而作為一個差生，我必然的去處只有「爛學校」。爛學校畢業生的身份，比起單純的高中時候的座位，是要跟著我一輩子，並且永遠的作為我的「所是」被記錄到檔案中的。

正如福柯所言，「規範的力量似乎貫穿在紀律之中。」傳統社會中，對於「特質」的彰顯，被對於「合格」的要求所取代。好學生如何，是無需多言的，怎麼整治壞學生，才是令每個教師頭痛的事情。

歸根到底，教育不再是一種「完善」，而是一種「矯正」。何為合格的「人」？這一問題，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古典文化中，都是一個不斷被探尋和討論的問題，而現代人似乎先天的知道這些領古今中外無數聖賢哲人都尚未能夠給出一個明確解答的問題的答案。或者說，他們根本不需要這種問題，自然也不用去費力追尋答案。

高中階段，公開搗亂的表演被邊緣化的沉默所取代，而具體的「監視」方式與警戒措施，也由紀律委員的記名和老師公開的懲罰，變成了對隨時可能在窗口出現的班主任的恐懼。教室的結構，在朝向走廊的一面，有三個窗戶，而除了中間一個普通的較大的窗子外，另外兩個則作為前後門上的瞭望口，而很難時刻注意是否有人在通過其進行窺探。經常發生的狀況就是，和前後桌聊天聊得很起勁，或者在看課外書、玩手機，一開始沒怎麼注意，結果突然發現教室已經變得安靜有一會兒了，看一眼大窗子——沒人，再一看後門，發現老班正在透過門上小窗子進行窺探，頓時嚇出一身冷汗。

到底是什麼讓人成為人，我成為了我？我所從福柯那裡看到的回答是：「特定場景的重複」。全景敞視的監獄從十八世紀的歐洲，到當今中國，作為一種場景依舊在重複。同時代軍營所開啟的「紀律」，醫院中醫生與病人區分，基督教學校中創立出的學生與老師、學生與學生之間以所謂「教育」為中介的科層化監視管理系統，在此時此刻我的腦海里，依舊在「重複」。是什麼讓相同者永恆輪迴？答案只能是權力意志。特定場景因何可以在當下的主體化發生中得以建構，實是因為當下的此在本身便是他者的目光中特定權力結構的連續。

正如監獄打著以規避犯罪的名義不斷的將「過失犯」加以再生產。當代教育機構同樣打著教書育人的幌子，讓「差生們」甘心成為社會底層的磚瓦。小學時隔多年見面，快遞小哥對於白領精英比自己優厚的多的待遇，不會有任何抵觸，原因主要是這種層級劃分在當年的班級中早已成為定型。然而，白領精英面對很多當年學習不如自己的傢伙們的成就，就不是那麼容易接受了。但其實，對比兩種關係，前者所佔的比例，要比後者大得多，而且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比例和其所形成的穩固效應，就越牢固。因為，學習不如你但也許因為家境和人脈而可以獲得更優越的人們，壓根就不會和你在同一所學校。

學校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提高人的素質，而是要對素質或者說可以衡量的規範化程度作出具體的區分。一旦讓人們產生「如果我當初如何如何，則現代我就不會或者會怎樣怎樣」這種思維模式，則人們對於現狀的接受程度，就會極大程度上被擴展。因為同樣的命題似乎可以推論出「只要我現在如何如何，將來我便可能會怎樣怎樣」，其實這種建立在實質蘊含與不可驗證的結論之上的推論，是最低層次的迷幻劑。然而，監獄和教育最恐怖的地方不是給了人一種可以為當下的狀態自己去承擔責任的幻覺。而是，即便你突破了這一層幻覺，其實也還遠遠達不到真實。

「如果我好好學習，我現在也許就喝我的某個同學一樣年薪百萬」，這個推論當然是真的。但一旦人們止步於這個推論，或者更進一步，用另外的辨准試圖否定這個推論——「我明明比某某某更聰明，他只不過是死用功和運氣好而已，所以雖然他比我學習好，但我應當比他更厲害。」不論你是哪一種人，在進行這種對比之時，那個壓根就不跟你在同一個平台上進行對比的人，早就溢出了你的視閾之外。

當察舉制度或科舉制度提供了貧民的上升渠道，並讓人們認為如果沒上升是我自身品質或學力的問題之時，門閥世家們便可以最大程度上享受沒有人真的有精力去質疑的社會權力。

由此我發現，內化在我自身之中，作為此在當下主體化發生背景的「權力結構」，絕不僅僅來自那1840年1月22日梅特來農場被正式使用的日子。現代化所構築出的獨特情景，也許是讓自我作為連續性結構能夠被加以鏈接的大部分情景的提供者。但除此之外，隱藏在更深刻更本質性的隱微之處的，還有那循環在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上萬年不曾斷絕的「場景」。

來自老師的責怪、同學們的鄙夷、異性們的不屑，通通作為他者看向我的目光凝結在我的身體之內；警察叔叔的職責、戰爭中軍人們的熱血故事、新聞里罪犯一次又一次的被繩之於法，通通作為我投向他者的目光讓被凝結出的我，進一步成為凝結他者的力量。也許，正是這些讓生活在現時代的我成為我，讓主體化的發生得以被定位在此時此地的某一個位置。但更進一步，家裡父母的失望和關懷，朋友和長輩們一同在酒桌上的審查與觀望，工作關係中領導的權威與指責，這些被記錄在文獻中，令這片土地上，相同的血脈中，名為中國人的骨子裡，早已逝去不再的無數文人志士們的主體化得以發生的同樣的「他者的目光」，雖時隔千年，卻依舊在不斷的輪迴。

全景敞視與規訓化的審查雖然是源自十八世紀，從而根本上改變了每個人對於自己的「觀看方式」。但這種改變僅僅是新的地質層的產生，它只能覆蓋而不可能消除任何已然存在過的痕迹。很簡單的例子，同樣是生活在「現代社會」，同樣面對考試、司法、媒體的「監察」，何以福柯能夠認識到「監視與懲罰」對作為主體化發生的的權力結構的影響，而原本的「我」就做不到呢？這當然是因為在我的視閾中所能看到的「他者」作為「他者的目光」的來源，很大程度上與「福柯的他者」使不同的。最根本一點，福柯的視角本身對我同樣是「他者的目光」，然而對於「福柯」自身而言，福柯的視角卻不能夠作為一個完全的他者被把握。

在他者對我的審查中，我開始審查我自己，並在審查自己之時，發現了審查著自己的他人。這便是所謂的意識的發生。一如他者的審查是特定時代背景中與社會制度相共生的事象，意識的發生本身和政治的結構具有同構性。馬克思之所以可以用一種最為透徹的眼光審視政治與經濟和哲學的關係，就是因為其實他深刻的把握住了，雖然被黑格爾最完整的表達出來，但卻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的「主奴」的辨正法。意識在黑格爾那裡已經被明確的規定為自身與自身的關係，但任何一個自身都只是對於「他者」的揚棄，而這他者不論你管他叫什麼，最根本性「自身化」條件不是將經驗和現象加以概念和理論化，而是原本只是社會整體的生活情境作為「個人歷史」的再現。而很大程度上，社會整體的生活情境，都是作為「政治事件」被記錄的。當然，就西方而言，政治事件與宗教事件往往具備同構性。

所以，意識最根本的發生，特別是對中國人來說，便是政治結構在自身內部的再現。由此，福柯的政治解剖，解剖的便不止是他者，更是自我，甚至是這種「解剖」本身。將生命加以政治化解讀的時代過去了，就我而言，和平的氛圍中演化論作為他者的教導帶給我的影響，已然超越了戰爭帶給人生命之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感悟。所以，在我的視閾中，便只能以一種「不甘和平」的心，將政治賦予生命化的表達。當然，這也可以看作是不同符號場域與知識背景中，同一種權力意志的再現。福柯不滿於被政治化了的生命，我甚至不滿於作為存在者的生命本身，就連我的快感、我的體驗、我的生命本身我也想對之加以否定。

作為自身關係的政治學，不只是通過分析他者從而確立自身，更是要通過分析這種確立，進一步對自身加以揚棄。來自他者的監察，福柯已經分析的很好了。我想說的，是來自我們自己自古以來對自己的監察。

沒錯，我是個差生，但差生一旦當了官，曾經再優秀的學生在我面前也不值一提了。這是個很可笑的設定，因為說白了，好學生原本就不適合去做官，因為現代化教育體制中所塑造出來的產品，是「技術工人、企業家與發明者」，他們也許可以成為很好的管理者，但獨獨絕對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父母官」。

中國的官本位文化，表面上不如現代化教育對人的影響更大，但正如特定教育模式隱藏了「是否有資格接受同一種教育」這樣一種關於教育本身的權力層級，教育本身作為更高層級的權力自身的隱藏策略，也負責讓絕大多數人忽視，「即便所有人都有資格獲得同樣的教育又如何」這樣一個問題。財富可以平均，權力呢？

前幾日和父母聊天，聊到工資的話題。我母親是教師，父親是公務員，結果聊完才知道，教師和所有職稱的薪酬待遇，都是參照公務員、以公務員工資為本位來設定和發放的。官本位文化的遺存，科層化機制的重現，深入社會之深，不知有多少人可以對之有所感觸。

當然，有沒有人有同樣的感觸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我自己。在「我的內部」差生的標籤對過去的束縛，似乎遠不如想要成就事功支配他人的慾望來的強烈。而同樣，曾經困擾我很久的問題終於也有了暫時的答案，何以我明明反感一切規則、漠視所有的道德、認為好人和蠢蛋是同一種東西，但在具體的社交場合與為人處事中，卻有如此的規規矩矩、戰戰兢兢、去試圖合情合理。

歸根到底，這是因為我雖然完全無法理解建立在奴隸與賤民的怨恨意識之上，因為弱者們沒有能力也不敢充分展示自身才得以被認可的道德，但卻不得不重視「人品」。很多人分不清楚人品和道德之間的差異，人品作為舊的地質層，已然被道德這個從西邊刮來的土壤掩埋了起來。簡單的挖掘一下就會發現，在早期作為中國社會管理模式的官制體制中，人品決定了一個人的官品。道德僅僅是被他者監視管理中的「表現」，而人品則是一種深刻而牢固的「自身對於自我的治理」。如果要尋求一種同構性的對照，古希臘城邦中所提倡的「美德」，才是更為類似的東西。但因德性的充分而實現社會管理職能的掌握，這在西方一直就是個「理想」、是個夢。夢嘛，久而久之，忘了就好。但在中國社會不然，因「人品」而位列三公九卿的場景，是切實發生過的。夢，忘了就好，回憶卻不能。所以，即便到了今天，官員似乎僅僅只是管家職能部門中的一類專門化的職位。然而，人們依舊對「官員」的人品，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堅持。

當人品決定了官品，官品反過來也就和人品合而為一。然而，德性從來沒有獲得權力，所以歐洲社會才能在近代把個人道德從社會權力中劃分出來。也可以這麼說，在中國文化中，或者說中國文化之所以可以被設想為一種「具備連續性的整體」，其根本特質便是「個體」對於自身治理從來沒有從特定社會結構中整體化的治理方式中脫離出來。這點，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我真實的感受過。感受過他人的目光所帶來的極度的刺痛，讓我想要否認一切。於是我能夠感受到，如果存在一個絕對他者的上帝，那麼他對於我來講將是多麼偉大的救贖。但是，事實是，不可能。因為比起「上帝的目光」，「聖人的目光」已然決定了我的位置。聖人和上帝，有什麼不同。不同就是，吾人不僅知道吾人活在聖人的目光里，吾人更可以確定吾人可以看得到聖人。上帝則不然，人絕對不能看到上帝，當上帝化作肉身被看到之時，上帝之死便已然註定。全景敞視的監獄中，監察手段的徹底性，正是在監視者的不可見中才能得以實現。一旦犯人可以明確的看到是否有人在監視自己，全景敝視的場域規則便不復存在了。規訓社會，需要一種不可見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目光」作為支撐，其根本是商人本性中對於社會中無秩序場景反覆發生的恐懼。所以，經濟學中最根本的設定，就是可以被觀測被確立的「人性」，不論是人選擇偏好的可傳遞，還是對於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說白了，都不可能是一個可以在具體的時空中被測量的明確的「對象」，而只能是「無偏觀測者」這種上帝的目光才能把握的「理想型」。

如果在我的視線之外，光依舊存在。存在在哪裡？只能存在在上帝那一聲「要有光」的言中。

反之，汝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寂。這方是聖人的目光。而不論你看與不看，聖人實則就在那裡。

中國歷代官吏制度之所以可以形成與保持，歸根到底，只是因為其作為聖人目光中的場景，得以不斷的發生與重現。正是有了聖人的目光，才有了正史與野史的區分。正是在聖人的目光之內與之外，官場和江湖才可以相互轉化與並存。

秩序從來沒有先天的保證，秩序永遠只存在於追求秩序的心續之中。

歷史存在嗎？我問聖人。

存在也不存在。聖人回答。

那麼，我應該如何讓歷史存在呢？我繼續追問。

去看吧，你所痴迷的一切，你無法從中擺脫的言說，你自覺又不自覺的起心動念行為舉止，我都曾經看到過。聖人說罷，轉身離去，那身影是如此的熟悉，我似乎在水中不止一次的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