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禍」猛於「天災」：早隕的科學之星 | 科學春秋

?皮埃爾·居里 圖片來源：http://nobelprize.org

作者按：

人有天災人禍。天災固然可怕、難免，但縱觀人類歷史，人禍之危害更加巨大。幾位英年早逝的科學家的故事，是一個比較狹窄的視角，然而由此仍然可以得出重要的結論：戰爭、特殊時期極端的社會意識形態、腐朽而不健康的社會陋習，或是人禍之主要形態，或是滋生人禍的主要溫床。只要尚不能對其有可靠的抑制手段，生命以及文明就沒有根本的保障。

撰文 | 厚宇德（山西大學教授）

責編 | 程 莉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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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教授的《六十八年心路》，談到一位韓裔美籍物理學家李昭輝（Benjamin W. Lee，1935-1977）。楊教授1960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認識了這位年輕的博士後，並發現李昭輝是一位有能力的物理學家。1965年楊振寧邀請李昭輝一起去石溪分校就職，其後幾年李昭輝在石溪完成了多項重要的研究工作，1973年到費米實驗室任理論組組長。1977年6月16日42歲的李昭輝因車禍喪生。楊振寧說：「他的去世對物理學界是一個打擊，於我更加了一層個人的痛惜。」[1]楊振寧教授的這段文字像導火線，將筆者所知的英年早逝的幾位科學家，由此及彼地聯繫起來。

莫塞萊：在戰火中隕落的科學天才

亨利·莫塞萊（Henry Moseley，1887-1915 ）1887年11月23日出生於英國的韋茅斯市，1906年就讀於牛津大學三一學院，畢業後與著名物理學家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一起工作於曼徹斯特大學，成為盧瑟福那一時期最欣賞的年輕物理學家。1913年在研究元素的X射線標識譜時他發現了莫塞萊定律：

其中，R是里德伯常數，Z是原子序數， 是屏蔽因子， 為光速。

實驗結果標明元素標識X射線波長隨發射元素原子量的增大而均勻減少。因此莫塞萊找到了一種準確檢驗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可靠辦法，如果有人聲稱發現了新元素，就可以利用莫塞萊的X射線技術去檢驗是否真實。

1914年莫塞萊回到牛津大學繼續他的研究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參加了英軍的皇家工程師組織，並隨軍赴土耳其。1915年8月10日，莫塞萊在戰役中頭顱中彈，未滿28歲的科學天才如秋葉般悄無聲息飄落於異國他鄉。雖然莫塞萊因實驗物理學研究而一鳴驚人，但是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1885-1962）特別讚賞莫塞萊「理論方面深邃的理解力」，而盧瑟福也認為莫塞萊具有解決現代物理學問題所需要的淵博的理論知識。[2] C.G.達爾文（C.G.Darwin，1887-1962）在評價莫塞萊時說：「無可爭議、毫不誇張地說，他是最傑出的人。」

西格班（Karl Siegbahn，1886-1978）因繼續推進莫塞萊的研究工作而獲得了19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有人認為如果莫塞萊不於1915年去世，他會與西格班分享這次諾貝爾物理學獎。也有人認為如果莫塞萊健在，他就會更早地和另一位同為X射線領域研究者巴克拉（Charles Barkla，1877-1944）分享191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一位天才物理學家，未到而立之年即做出了諾貝爾獎水準的研究工作，卻早早喪生於戰火之中，怎能不令人惋惜！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科學家都捲入了戰爭。如德國著名數學家庫朗（Richard Courant，1888-1972）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隨部隊奔赴前線，玻恩（Max Born，1882-1970）將外祖父送給他的禮物——一副雙筒望遠鏡——送給了庫朗。一次庫朗在前線被法國炮彈的彈片擊中，幸運的是彈片打中他的背包，打碎了這望遠鏡卻保住了庫朗的性命。[3]

玻恩自己雖然在軍事技術研究部門，但是也要去前沿陣地測試分析敵方炮彈的發射數據，隨時有遭遇滅頂炮火的可能。（[3]，172頁）和玻恩一樣，那一時期弗蘭克（James Franck，1882-1964）、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1887-1961）等一眾優秀科學家無論主觀願意與否，都換上戎裝成為了戰士。他們隨時可能與莫塞萊遭遇同樣的厄運，能活下來更多靠的是好運氣。

軍事技術研究還是比在前線直接參与戰鬥安全很多，因此玻恩盡其所能把一些優秀的年輕科學人才調到他的身邊，第一個得到保護的是後來的著名物理學家朗德（Alfred Landé，1888-1975），而在哥廷根大學嶄露頭角的數學天才赫博特·海克諾（Herbert Herkner）卻非常不幸。在玻恩的幫助下，幾經周折，他終於被批准到玻恩身邊做軍事技術研究工作，但是在命令傳達給他的前一天，他戰死於一場激烈戰鬥中。玻恩斷定這是德國數學界的巨大損失，為此他撰寫了一篇訃告，由德國一家著名自然科學期刊於1918年發表。玻恩說：「一個青年學生能得到一篇通常是獻給偉大學者的文章的推崇和紀念，或許這是僅有的情況了。」（[3]，171頁）這家權威期刊能接受這篇訃告，也許同樣是出於對年輕人才的惋惜，並希望以此引起社會對這一現象的關注。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究竟有多少科學家葬身戰場，已經難以做出精確統計。這也是戰爭摧毀人類文明的重要方式之一。

「意外」致死的居里

有一個現象值得研究科學人物的學者探究，這個現象就是：歷史上的一些重要科學人物，比如法拉第，出身在社會底層，但是他的靈魂比天使還純潔，他的品格比任何貴族都高貴。皮埃爾·居里（Pierre Curie， 1859-1906）就是這類科學人物之一。

皮埃爾·居里是個志存高遠的理想主義者，20歲時他就發誓：「必須把生活變成一個夢，再把夢變為現實。」[10] 他的最大夢想就是全身心投入科學研究，並以此為人類謀取福利，他堅信：「科學與和平一定能戰勝愚昧和戰爭。」（[10]，97頁）

雖然作為一位科學家，他事業輝煌，但是其短暫的人生道路上卻充滿無奈與不如意。因為他不是畢業於法國名牌大學，儘管才華橫溢、成果卓著，他卻得不到一個好的教職，一直不曾擁有一個真正的實驗室，即使1903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這一基本工作條件仍沒有得到滿足。

居里當然知道其中的全部奧妙，他在婚前寫給瑪麗亞·居里的信中說：「最讓人難受的是，必須向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的種種偏見做出讓步。讓步的多寡則取決於你自覺強大還是弱小。如果你讓步不夠，你將被碾得粉碎；如果你過分退讓，你就是個卑鄙小人，你就會對自己感到厭惡。」（[10]，98頁）居里深諳其道，卻毫不妥協：「他深惡痛絕為達到升遷而四處奔走、求人幫忙。他素來性格獨立，光明磊落，讓他為了升遷而去活動，他是絕對做不出來的。」（[10]，91頁）因此，居里只能困於很差的學校，研究條件簡陋、收入低微，只夠勉強維持簡單的生活，但是這並未動搖他專心研究的恆心。法國學界為了挽留居里不要出國，最後給了他到巴黎大學做教授的機會。但是到巴黎大學後，除了學校名聲響亮外，別無收益，他需要完成更多更繁重的教學任務，卻仍然沒有實驗室。1903年，他的祖國終於覺得應該表彰他，要授予他勳章。對此，居里的回答是：「請代為向部長表示謝意，並請轉告部長先生，我不需要任何的獎賞，只求能給我一個我所急需的實驗室。」（[10]，130頁）

在獲得諾貝爾獎兩年後，在國際科學界居里的口碑日益飆升的形勢逼迫下，1905年居里才被法國科學院接納為院士，而此前一直被拒之門外。也許他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將會進一步得到改善，也很可能不久他將擁有自己的實驗室，可是次年他在巴黎大學開會後，於返回距離大學較遠的家的途中，不幸被馬車輾軋而死。終年47歲。

居里死於車禍，看起來完全是一場意外。但是毫無疑問，長期以來收入低微、生活窘迫，研究與教學工作繁重、實驗條件極其簡陋等等，已經嚴重摧殘了其身心。如果他有能力在學校附近獲得住房，他就不會遭遇奪命的車禍；如果47歲的他仍具有充滿活力、健康敏捷的身體，也許他就能輕易躲開疾馳的馬車。如此看來，恰恰是社會對於居里的不公，增加了他遭遇意外導致身亡的概率。

陸家羲：催人淚下的偉大業餘數學家

陸家羲（1935-1983），生於上海，1957年考入東北師範大學物理系，1961年畢業後曾先後在內蒙古包頭鋼鐵學院、包頭市教育局教研室，以及包頭多所中學任教，去世前為包頭市9中物理教師。

1956年，在哈爾濱電機廠工作的陸家羲，一次偶然機會讀到了數學家孫澤瀛編寫的科普著作《數學方法趣引》[4]，為書中的「柯克曼女生問題」和「斯坦納系列問題」強烈吸引，產生了攻克數學難題的願望。

20世紀50年代末期，國內尚未有人對組合數學做過系統研究，因此沒有這方面的中文參考資料。陸家羲在這樣的情況下獨自闖入了組合數學領域。為此，他在大學期間自學了近世代數、初等數論、矩陣理論、有限幾何，以及正交拉丁方理論等多個數學分支。[5] 有證據表明陸家羲當年東北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對他自學攻克數學難題的行為是有所了解的。然而似乎他沒有得到讚揚、鼓勵和支持，反而被歸入思想上有問題嫌疑的學生之列。陸家羲畢業離開母校走上工作崗位時，其檔案里有這樣的評語：該同學「對紅與專還未能正確對待」。[6] 顯然這是針對他肯鑽研但不夠紅的表現而言的。陸家羲的行為，在今天以及任何常態的大學或社會，都值得表揚和稱讚，獲得這樣的評語屬於匪夷所思。但是在當年的社會大背景下，卻屬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1961年到1983年，陸家羲撰寫了20餘篇研究論文，除6篇在他去世前後在美國《組合論雜誌》發表，以及1篇稍後在國內《數學學報》發表外，其餘諸篇均曾先在國內投稿，但無一錄用。有深入研究的學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較為複雜：「有的是當時大環境造成（文革期間一些學術期刊已處於實際上停刊狀態）的；有的是稿件本身的原因（信息不靈，時間的滯誤使國外已搶在前面）；也確實有的應歸咎於審稿方面（對問題價值的不理解或判斷的失誤）的原因。最令人遺憾的是對其中兩篇的輕率處理使我們丟掉了在RB[3，1;v]和RB[4，2;v]方面的優先權。」[5]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陸家羲的處境出現轉機，但並非來自國內：「陸（家羲）把『大集定理』的研究結果寫信寄給設在美國的《組合論雜誌》編輯部後，沒多久就收到回信：『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將是一項重大的成果。』當論文陸續寄到該刊，這些國際友人肯定了這一重大成果，100頁的6篇文章於1983、1984年分兩期發表，署名單位是『中國包頭九中』。」[7] 在我國能創造如此奇蹟的中學即使不能說不會出現第二家，也一定鳳毛麟角。

牆外開花牆內香。1983年7月陸家羲應邀參加在大連召開的全國首屆組合數學會議，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會議期間，埃里克·門德爾遜（Eric Mendelsohn，1943-）教授讚揚陸家羲的工作，是「世界上20多年來組合設計方面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他和邦迪（John Adrian Bondy，1944-）教授表示將向加拿大全國科學基金會建議，以著名學者的禮遇，邀請陸家羲1984年赴加拿大講學。[8] 其後華東師範大學開始商調陸家羲去任教。然而此事想必剛剛提出即遭挫折，所以出現了下面這封來自國外的信件。

1983年9月30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校長斯特蘭格威（D.W.Strangway，1934-）致函包頭9中校長[8]：

尊敬的先生：

我從埃里克·門德爾遜教授那裡獲悉，包頭九中的陸家羲在西方被看作是組合數學理論研究方面佔領先地位的數學家。他告訴我，陸家羲調往大學工作須徵得您的許可。他讓我告訴您，陸家羲調動對發展中國數學事業是有重大意義的。希望您能同意這一請求。

陸家羲調動工作為什麼需要國際友人做說客？最大的可能是陸家羲向門德爾遜教授述說了其中的苦衷。

1983年10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國數學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破例邀請陸家羲作報告，這標誌著中國數學界對於他研究工作的完全認可。海內外學界的高度認可使陸家羲的學術道路貌似一片美好。他個人積鬱多年，也因獲得認可而欣喜，在生命最後時刻還在勾畫學術研究的更高目標：「10月30日晚，他從武漢返回包頭家中，興奮地向妻子滔滔不絕講述他這幾個月來內心的感受：研究成果受到的重視，國內外學術界給他的讚譽，自己進一步攻關的打算……他妻子說，這是她第一次見到老陸笑得這樣爽朗，這樣歡快！」（[5]，11頁）然而悲劇降臨：「但這卻是積勞成疾的他的最後的笑聲。次日凌晨，他帶著成功的喜悅和未竟事業的遺憾溘然長逝……」（[5]，11頁）

48歲英年早逝，陸家羲被譽為「中國最偉大的業餘數學家」。

1984年1月9日，美國數學學會主辦的《數學評論》雜誌因不知道陸家羲去世的消息，邀請陸家羲擔任該刊特約評論員。[8] 1987年，已經去世4年的陸家羲獲得我國第三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在艱難逆境中憑一己之力攻克世界數學難題，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由此獲得國內外高度認可，並被普遍看好、前途不可限量的中青年數學家，就這樣悄悄地走了。誰是奪走他寶貴生命的兇手？是疾病。生活窘迫、工作繁重、為研究廢寢忘食、他人的誤解，以及還要遭受的挖苦、批評和改造，是這一切促使他心力交瘁、多種病魔纏身、生命力嚴重透支。然而他在隱約預感自己可能不久於人世時，卻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科研攻堅之中。

應該得到的鼓勵，缺失了；應該給予的讚揚，該出現時沒出現；應該得到的認可，如此姍姍來遲；應該給予的關愛和照顧，總是在最需要時與他無緣；應該醫治的疾病，沒有及時治療……無法設想，如果一個研究項目能取得陸家羲當年所收穫的成就，今天會獲得國家多少科研經費的資助、將會獲得多少國家的獎勵。看一看歷年來國家在數學學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其他方面的資助力度，就可以對此有個大致的判斷。但這是當年的陸家羲所無法想像的。他有時需要借錢維持生計或購買藥品，而他所做的研究，沒有花費國家一分錢。

陸家羲一家四口擠住在一間10餘平方的小屋內，既是卧室，又是廚房和書房。他從事研究之艱難也是難以想像的：「陸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從事研究，他幾乎得不到經費，而查找、購買和複印參考文獻又費時、費力、費錢。他在假期來到北京，住進小店，到圖書館讀新版組合數學、圖論的外文專著和期刊，錢不夠用了，晚上就住在車站廣場，同南來北往的農民們一樣，和衣而眠。」[7]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拚命工作、科研的陸家羲，還要受到歧視和批判：「在極左思潮泛濫和文革災難時期，他時常受到一些人的譏笑，說他是『傻子』，有『精神病』；他還被指責為追求名利、不務正業；甚至有一段時間被扣上『不問政治、走白專道路』的帽子，送到幹校去勞動改造、接受批判，……研究成果的不被承認、生活上的窘困、政治上的受壓抑，統統壓倒了他那高度近視的、一足微跛的、飽經滄桑的身體上。」（[5]，10-11頁）

而且，陸家羲是在本職工作已超負荷的情況下，犧牲必要的休息時間來完成高深的數學研究工作的：「他是物理教師，周課時多而任務重，只有到了晚上，才能靜下心來做研究，往往熬到夜裡一兩點鐘才睡覺。……過度的勞累使其心臟受到損害，當他因心肌猝死而逝世後，人們回憶起他曾說過的一句話：『我的時間不多了。』」[7]

讓我們再看幾句研究者摘錄的陸家羲日記里反映他工作與生活狀態的話語[9]：

「1978年4月15日 過度疲勞，（很）晚休息。」

「1978年5月3日 夜整理稿子，搞到一點鐘，……精神恍惚……」

「5月30日 ……頭腦極為疲勞，似乎是白天工作（備課、答疑）過度緊張的緣故。」

「5月31日 頭腦疲乏感。」

「12月15日……昨夜又犯抑鬱症…… 」

「1980年3月4日 ……時間不夠，精神疲乏，心情不快。」

「1980年3月9日 自徐xx處借得50元。服冠心平。」

…… ，……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處境？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什麼叫做蠟炬成灰淚始干？那個時代，虧欠了陸家羲太多。

結語：「人禍」猛於「天災」

如果沒有戰爭，莫塞萊們就不會過早失去生命；如果社會不失去常態下的是非標準、不歧視從事某些正常的基本活動（如科學研究），陸家羲們的許多磨難就不會降臨；如果整個社會或科學行業內不存在佔主導地位的陋習，居里這樣做出傑出科學貢獻的科學家們就不會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所有的「如果」對已逝的人物毫無意義，但如果人類真的能夠吸取歷史教訓、以史為鑒，就能夠較好避免重演這愚昧的、封建的、非理性的、非文明的一幕幕事件。

吳文俊（1919-2017）院士在寫給陸家羲研究者的信中說：「您先後寄來了有關陸家羲同志的信件、材料，讀後，對陸的生平遭遇、學術成就、品質為人都深有感觸。雖然最近社會上對陸的巨大貢獻已終於認識並給以確認，但損失已無法彌補。值得深思的是：這件事要通過國外學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視（他們是真正的國際友人），否則陸可能還是依然貧病交加、埋沒以終。怎麼避免陸這類事件的一再出現，是應該深長考慮的。」（[7]，104頁）吳院士說得好，每個人都該追問：「怎麼才能避免這類事件一再出現？」

下面一段居里夫人無法抑制憤慨和激動的話語，則是對法國社會與文化曾經陋習泛濫的現實的血淚控訴：「一個二十歲便嶄露才華的法國一流科學家卻連一個可供實驗研究的好實驗室都沒有，聽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當然，如果他能多活幾年，他遲早會擁有自己滿意的工作條件的，但是，他英年早逝，到了47歲時，卻仍然未能如願，這難道不讓人痛心疾首嗎？一個為了偉大的事業而無私奉獻的科學家，因為條件所限而不能實現自己的科學夢，豈不令他抱憾終生嗎？國家的巨大財富——它的優秀的孩子的才華、毅力和勇氣——就這麼無可挽回地浪費掉了，讓人回想起來好不痛心！」（[10]，129-130頁）

古人將人類的大災難分成兩類，統而稱之為「天災人禍」。地震、颱風、海嘯等等天災固然有時非常可怕，但是縱觀人類文明史，人類自己釀造的災難——人禍，對於人類的傷害，遠非天災所能企及。戰爭、特殊時期極端的社會意識形態、腐朽而不健康的社會陋習，是人禍以及滋生人禍的主要溫床。它們對於一個時期人類社會的危害，體現在一個個具體的人身上；通過對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故事的回顧，更能讓人看透其反文明的實質和強大的暴力性破壞力量。

在科學史上得出的結論，同樣可以在哲學史、藝術史、文學史上得出。具有理性和智慧的人類，如果不能在人類整體的意義上去合理運用理性和智慧的力量，人禍就無法避免。幾位科學人物的命運足以說明這一道理。過去的歷史教訓是慘痛的，21世紀對於人類理性與智慧的考驗仍然是相當嚴峻的。

參考文獻

[1] 楊振寧. 六十八年心路[M].楊建鄴、楊建軍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174.

[2] John L.Helbron.The Work of H.G.Moseley[J]. Isis，Vol.57，No.3(Autumn，1966，336-364.

[3] Max Born， My Lif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 1978， 160.

[4] 孫澤瀛.數學方法趣引[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

[5] 康慶德.陸家羲與組合設計大集[J].高等數學研究，Vol.11，NO.1(2008):10.

[6] 蘇晨. 獻身科學和教育的優秀代表——記陸家羲[J].內蒙古教育，1984（7）:9.

[7] 羅見今.陸家羲對組合設計的貢獻[J].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Vol.39，No.1(2010年)：103.

[8] 朱安遠、朱婧妹.中國最偉大的業餘數學家：陸家羲[J].中國市場，2015（23）:196.

[9] 吳金、韓國忠、曾憲東.一顆數學之星的升起和隕落[J].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1）：1-8.

[10] 瑪麗·居里. 居里夫人自傳[M].陳筱卿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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