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熱衷於送禮？

在中國，送禮是一種經濟現象，其背後隱含的一堆GNP、GDP、CPI……足夠經濟學家們折騰好幾個輩子；送禮同時又是一種文化現象，是在傳統文化影響下中國人所形成的情感表達方式。

古代人們送什麼？

中國自古就被稱為「禮儀之邦」，人與人的交往注重「來而必往」，其愛送禮的表現也因此被認為是儒家「重禮文化」的延續。但最原始的「禮」，更多的是指向無法以金錢衡量的」禮」，而不是以金錢衡量的「物」，最多也就計較一下禮物的象徵意義。

在許多國外人眼中，儒教形同於中國的宗教

先秦時期的士階層常用「雉」（野雞）作為見面禮，因為雉一旦被包圍，會迅速自殺，送野雞是想用「守節死義」的精神相互勉勵。而周制婚禮規定，男方提親時需要用大雁作為禮物，因為大雁即使失去配偶，也不會另尋新歡，象徵著愛情的忠貞。

古人在參加婚禮時也要交份子錢，但畫風跟現在完全不一樣，份子錢有嚴格的規矩。家家都有本禮簿，每逢接到婚嫁帖子，便按照賬中所列之數出份子，而且份子數目通常都很小。光緒年間，最小的份子是一錢（約合一百文），更大的是兩吊、四吊，至八吊就是最大的份子了。

加藤鐮三郎所著《北京風俗問答》一書，記錄了清末民初人力車夫的收入：「孤身一人，每天拉個五六吊錢……」因此，人情份子並不會給當時的人們造成生活壓力。

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沒有將「送禮」物化，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熟人之間存在複雜微妙的契約關係，基於親緣和地緣紐帶，相互之間來往頻繁，有大量的勞務和經濟互助，因此送禮無需貴重，也極少使用貨幣——貨幣體現的是直接的買賣關係，而人情的維繫需盡量避免物化痕迹。

建國後，人們送什麼？

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重禮節而輕禮價的人情往來漸漸發生了改變。

1956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我國確立。國民被納入與國家計劃體制匹配的組織當中，傳統熟人社會終結。在計劃體制內，個人幸福很大程度上與額外獲得的資源多寡成正比，而額外資源的獲取決於能否與掌管資源分配的幹部搞好關係。在缺少天然的情感紐帶的情況下，只能用高頻次、高價值的送禮來建立並鞏固可靠的關係。

改革開放以後，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幾乎所有物品都能用錢買到。一旦錢變成為了衡量標尺，禮品價值的物化就更容易了。這時候，誰送的禮價值更高誰就更有面子。

「面子」是中國人的典型社會心理現象。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曾說，「面子」是統治中國人的三位女神（即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個，它是「中國人社會交往中最細膩的標準」。

該書首先在美國出版發行，其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向西方宣傳了中國和中國文化

美國的艾克遜（Erik Erikson）和台灣的許煥光等學者都認為，「面子」源於中國的恥感文化。在恥感取向下，中國人特別注重「面子」。

「面子」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人格特徵、社會文化的恥感取向共同作用的綜合體。大多數中國人，都講究要臉要面，並將爭臉、給面子和「禮上往來」列入基本行為規範。

既然是為了臉面，那麼送禮自然就要重視禮品本身的價值。在經濟能力範圍內越貴越好，或乾脆送現金；也不必拘泥於特定的時間，送禮就是送便宜，誰還問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愛送禮

除了面子觀念，中國還是一個複雜的關係社會。可以說，「關係」是中國人頂禮膜拜的圖騰。

人類學家閻雲翔將禮物交換情形分為四種類型：橫向表達性禮物交換、縱向表達性禮物交換、橫向工具性禮物交換和縱向工具性禮物交換。送禮者與收禮者之間基於情感關係產生的禮物交換是表達性的禮物交換，而工具性禮物反映的是互動雙方的功利關係。

橫向表達性的禮物交換最典型的就是朋友、同事間的隨禮現象，禮物的流動以互惠為原則。送禮者與收禮者社會地位相當，對收到的禮物一定要等值回報，以此維繫和發展已有的人際關係網路。

在縱向表達性禮物交換中，送禮者與收禮者則有著社會地位或資源掌握的差異，送禮者往往存在被動送禮的心理。典型例子就是老百姓給幹部送禮、下屬給上司送禮。即使是主動的，也帶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例如為今後可能有求於人埋下伏筆。

「六度分割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蘭姆提出的一個概念，他認為人與人結識通過 6 個人即可。送禮者的心態中也隱含著收禮者日後能為我所用的心理。

而工具性禮物交換更多的體現了「實利內容」和「等級關係」。這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去醫院動手術，給主刀醫生塞個紅包；去駕校學車，要先給教練遞一條香煙；樓下停車場老伯也需常常打點香煙，否則找不到停車位的人永遠是你。

梁漱溟把中國人這種凡事以關係為依託的文化特徵叫做「關係本位」。關係、人情和面子是中國式人倫構建的三個主軸，而「禮」是其中的核心。

送禮，生活不能承受之重

在重面子、重關係的背景下，對大多數人來說，「送禮」就變成了沉重的人情負擔。

西南財經大學2012 年發布的全國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家庭人情支出方面，全國平均水平為6051元，佔總收入比的22.1%。城市平均為7837元，佔總收入比的25.5%。

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則顯示，人情往來已成為我國家庭消費的第三大支出。

同屬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其2014年工薪階層平均人情支出約 33萬韓元（約人民幣1870元），僅佔總收入的1%。與中國人相比，這份人情壓力實在很小。

在西方國家，聖誕節可算得上是最重大的送禮節慶了。據比利時消費者協會統計，聖誕到新年的一周時間是比利時人購買、贈送禮物的旺季，戶均禮物開支達200歐元，幾乎佔全年禮物開支的一半。儘管如此，禮物開支也只相當於比利時平均家庭稅前收入的百分之一。對於禮物本身的價值，他們也並不太care。比如德國人最喜歡送的禮物是書，廉價酒、巧克力也是比較常見的禮物。

國外購物網站常見的禮物籃子，由食物組成，注重禮物本身的實用性且價格不高

西方工業革命後，鄉村居民大量融入城市，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個開放的契約關係，契約精神主導著資源的分配、矛盾的解決。從傳統悠久的宗教救助組織到二戰後西歐普遍的福利國家制度，國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夠保障。個人在生活遇到困難時，更傾向於求助政府和社會組織，而不是親友救助。

因此，西方國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簡單純粹，「送禮」更多的表達了一種善意，更接近「禮」的本質。

不知道中國人什麼時候才能回歸禮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