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社會演變》讀書筆記
錢穆《中國社會演變》讀書筆記
周代封建實是當時以「軍事」和「政治」相配合,由一個中心向外擴展,由上層的政治勢力來控制各地的社會形態。西方中古時期之所謂封建,則由各地散亂的社會漸漸向心凝結,在下層的許多封建契約上,逐步建立起政治關係來。
西方封建是一個社會形態,而中國封建則是一種政治制度。
從春秋到戰國,稅收制度變了,逐漸社會上的觀念也變了,遂成為「耕者有其地」的形態,即封建制度下井田制度之破壞。相隨而來的,則是封建時代為民制產的一種均產制度也破壞了。富農出現了,漸變成變相的貴族,從前平民、貴族兩階層的基礎也連帶動搖。所以井田制度破壞,必連帶促進封建制度之崩潰。(從土地為貴族擁有的井田制度變為土地為農民所有且可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這一過程是戰爭壓迫下對於生產力追求所導致的結果,其又導致新興勢力的崛起,從而引發原有封建制度的崩潰。有人感覺和現在有點像嗎?)
自戰國一直下至秦漢,山海澤地的所有權,仍都認為是國有的,在那時則認為是王室所私有,因此秦漢兩代的稅收制度,把田稅歸入國庫,把山海澤地之稅歸入王室之私庫。
春秋封建時代上層貴族階級世襲的政治特權,到戰國時取消了;下層平民階層農工商諸業被制約的均產經濟,到戰國時也解放了。平民學者,代替貴族階級,掌握了學術文化智識上的權威地位。平民學者,有著超地域、超家族、超職業,或甚至超國家的「天下」觀念或「世界」觀念,而到處遊行活動。
自戰國以來,工商業早極發展,但中國卻亦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路,此因中國始終忘不掉古代的制約經濟與均產精神。中國絕非一純粹的農業社會,工商業早已繁榮,只沒有像近百年來西方般,發明科學的新機械;這固然是中國社會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原因,但中國傳統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也足裁抑資本主義之演進,此層絕不該忽視。
歷史研究貴於能根據客觀記載,再加上一種綜合的闡明。
戰國和西漢時期,有兩種新興勢力最值得我們注意:一是自由經濟,一是平民學術。西漢時期,平民學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較穩定的地位,來設法抑制下層的自由經濟之繼續發展;因此西漢社會比較戰國,是一段在活潑動進中又回頭轉向凝固安定的時期。
農村社會憑藉中國北方大陸之農隙餘暇,在半耕半讀的純樸生活中孕育茁長。因此在那個時期的平民學術,先天性的含有向上注意爭取政治權、向下偏於裁抑自由經濟貧富不平等發展之繼漲增高的內在傾向。因此中國歷史依然走上由政治來指導社會,不由社會來搖撼政治;由理想在控制經濟,不由經濟來規範理想的舊路子里。
東漢時期,雖無特許某個家庭以政治上世襲的特殊權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學業世襲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權益也就變相世襲了,門第勢力在東漢中葉逐漸生長,並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影響深遠。那時政府並不建築在公民的擁護上,而只依附於世家門第。
唐代沿襲北周,接收了古代井田制度「為民制產」的精神,每一農民都由政府授以耕地,使在輕徭薄賦的傳統精神下,人人有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憑藉。唐代對工商業轉采自由政策,一切免稅。漢代只注意抑制工商資本之過度發展,而沒有注意到下層農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頗注意農民生活之保護,且放任工商業之自由發展。
在確保對外的國防武力之上,應該更先注意的是,社會上文化傳統之養育與保護。
自從唐代「租庸調製」破壞,改行「兩稅制」,自由經濟又抬頭(農田兼并)。直到宋代,南方多為自耕農,而北方因唐代門第與軍閥勢力的遺毒,比較多佃農。南北經濟情況不同,因此王安石新政,在南北兩方利害不等。由中央政府制定一種統一的法令來推行全國,北宋以後,是比較困難了。
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開始走上中國的現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權之更加,第二是社會階級之更消融。宋代社會,一個中央政府高高的擺在偌大一個廣闊而平鋪的社會上面,在中國歷史上顯為最貧弱、最無力。
唐代以下的中國社會,不妨稱之為「科舉社會」。這一種社會之最大缺點,則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人類智慧尚未發現一個既屬平等,而又能有組織有力量的社會。封建貴族社會崩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始終未產生,門第社會消滅了,軍權社會也難得勢,終於走到科舉制的社會上,而停滯不前。這是中國社會在其以往演變中的一個客觀歷史的真相。
最近期的中國社會,全國最高教育託命在留學制度上,因此只在科學技術方面粗有績效,至於傳統文化與立國精神,在本國最高學府中從未正式注意到。作為全國中層階級指導社會的智識分子,長期在搞黨與革命兩條路上輾轉徘徊,非此則沒有他們轉上政治的其他門路。黨的支撐,則不在民眾而在軍隊。因此黨爭即就是革命,社會並沒有力量去影響政治。
政治上一種脫離中央、違背統一的地方性割據,在經濟上一種階級性的不平等,確在最近期的中國社會裡,不斷興風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災禍。不幸而近代中國的革命工作,偏偏多在社會方面來打到與推翻,卻不在政治方面來建立與革新,循至社會元氣逐步喪失,更不易生長出一個中心力量來,而政治一無憑藉。
目前的中國問題,還是要在中國社會本身內部,找尋一個擔當的起中心指導的力量。
至於當前的中共革命,幾乎是針對了民族文化和社會傳統之整個命脈,針對了中國歷史之全部傳統。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繫不輟團結不散者,則只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並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今天則問題更嚴重,已非智識分子得救與否的問題,而將轉落到並無真正的中國智識分子存在的問題。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時的情況。
錢穆《中國社會演變》讀後感
《中國社會演變》一文從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闡述了中國社會的演變,其大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一個國家的重要指標在於經濟、政治和軍事,科技一方面體現在這三方面,另一方面在古代國家之間沒有出現明顯代差。經濟主要是農業和工商業,而農業作為古代的主要產業,其主要生產資料是土地,所以經濟在古代主要考量兩個問題,一個是土地所有制,另一個是工商業情況。對於政治而言,主要考量政治權利的掌握階層以及其固化情況。
下面簡要說明一下上述歷史呈現出來的一些規律。
從春秋到戰國乃至秦漢,其在戰爭的促進之下不斷解放生產力,通過經濟和政治權利上的解綁,優化整個政治經濟體(國家)的實力,在這個過程中舊有的經濟政治體系逐漸解體,從而有秦漢大一統的實現。這裡說明外部壓力導致經濟自由化以及人才選拔的開放,其會衝擊舊有的統治階層和統治結構,從而形成一個新的結構體系。
從西漢到東漢兩晉,政治權力逐漸固化,土地私有制和權力固化導致人生依附,並形成門閥和私有軍隊,於是形成對中央權力的挑戰,並終導致不能形成強有力的中央以及各種戰亂。
從唐到五代,由於重視邊功(唐中後期改為募兵制),武將逐漸掌握了地方的政治和財政權力,於是形成對中央的挑戰,同樣導致了各種戰亂。
兩者都是由於中高層權力固化所導致的,政治權力的固化以及軍事權力的固化,會使其不斷侵蝕其他權力壯大自身,並形成對中央的挑戰,並最終導致亂世。
從兩晉到隋唐,中間存在南北朝,在這個時期北方出現了均田制和府兵制,這兩項制度從經濟和軍事上加強了中央的實力,於是出現了強力中央統合門第勢力的唐朝出現。其在農業上採取均產制,保護農民;在工商業上保持開放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在政治上利用科舉制削弱門第加強中央力量;在軍事上府兵制維持中央對軍隊的控制。這說明在武力統一亂世之後,需要有新的合適的制度才能保持其自身的穩定和強大。
從五代到宋,其通過武力統一。為了維持統治宋圈養了龐大的職業兵,形成對財政的巨大壓力;政治上仍採用科舉制保持中央的權力;經濟上未能在開國之初解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百年之后土地兼并問題和龐大職業兵對北宋形成了巨大的財政包袱,而南北農業狀況的差異以及利益集團的阻礙使得財政改革難易推行。建國之初,有宋一朝在經濟和軍事制度上的問題使得其是一個弱勢的政權,加之科舉制使得社會階層消融,更加劇了其弱勢。
唐在武力統一全國之後,能夠採用較好的新制度,而宋武力統一全國之後,未能有好的制度可以沿用。其在於南北朝和五代時期文化上的差異。這說明,在確保對外的國防武力之上,應該更先注意的是,社會上文化傳統之養育與保護。
明朝的建立是在官員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被限制之後的中國社會,其建立勢力是具有知識分子指導的農民階層,這說明在士人和軍人權力受到限制,且工商業在傳統文化下受到抑制的時期,農民階層走上政治舞台。明朝建立之初,軍事上採用變相的府兵制即衛所制度,農業上統計戶籍和農田,政治上延續科舉,這樣一種制度在建國之初能夠爆發出較強的實力,然而在土地兼并和軍隊腐朽之後,整個國家就會衰弱腐朽,乃至不堪一擊。
以上規律總體來說有三條。
第一,在舊有經濟政治權力固化的體系下,放開經濟和政治會導致新階層的出現,從而形成對舊有力量的挑戰,並導致舊有統治體系的崩潰。(高層和低層合力搞掉中層)
第二,在中高層力量固化之後,會形成對中央具有挑戰的地方勢力,並導致舊有統治體系的崩潰。(中層成長並形成多極化)
第三,在武力統一之後,必須採用合適的制度才能保持統治的穩定和自身的強大。
此外,還有兩點教訓。第一,在確保對外的國防武力之上,應該更先注意的是,社會上文化傳統之養育與保護。第二,一個中央政府高高的擺在偌大一個廣闊而平鋪的社會上面,在中國歷史上顯為最貧弱、最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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