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再徘徊,部分摘錄(3)

04-13

在我們國家的農時中，夏天是承前啟後的時節。除了最北方的吉林和黑龍江這兩個省，中國在長城以南的廣大地域上，農作物全部為一年兩熟，華南甚至可以收穫三季。所以到了夏天，已經可以看到收成，同時也能夠大致看出秋季作物的豐歉。1979年，北京的一位專門琢磨農村的研究人員就開始選擇夏天來評判「包產到戶」的優劣。他叫陸學藝，選擇安徽省肥西作為他的研究對象。麥子已經成熟，尚未開鐮收穫，但當地的幹部早已在心裡把每一塊土地看了個遍，很有把握地對他描述道，「包產到戶」的最棒，增產三倍；「包產到組」的增產兩倍；最不濟的是沒有「包」的生產隊，大約增產一倍。以一個專業研究人員的嚴謹和細心來衡量，陸學藝對這種預計並不放心。一個月後他再度調查，終於在自己的報告中寫道：「結果證實了原來的估計。山南區』包產到戶『的隊佔77%，今年夏糧總產1005萬公斤，比1978年增長265%，國家徵購574萬公斤，比1978年增長5。7倍。」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外人聽上去總是不會相信，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包產到戶」以後，便出現了農民視土地為己出的局面。這些貧困寒酸之家，都能找出錢來，或數十或數百，總計居然多達300萬元。這中間包括不少婚喪嫁娶之資，現在都投進土地。結果，這一年裡用掉的化肥就比過去三年里用的還要多。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土地能不能長出那麼多的糧食，而是在於，農民怎麼肯把自己娶妻嫁女的錢拿來種地。這是1979年7月的事情。一定是諸如此類的事情傳到了北京，在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中間引起震動，令人們不得不對「包產到戶」刮目相看。所以，到了這一年的9月，黨中央再一次召開全會的時候，中央委員們在最後表決通過的文件里，對「包產到戶」的敵意大大緩和，甚至將原文中「不許』包產到戶『」的限令刪去，改為一段煞費苦心的話：「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夏季轉瞬即逝，白天漸短，黑夜漸長。秋風蕭瑟，田野盡染金黃。這在鄉下是一個叫人歡快的日子，可是這一次，大家不免有些緊張。嘴上的爭論相持不下。夏季的收穫雖已部分地說明問題，可是在鄉下全部生產季節當中，夏糧一般只佔有1/3的份額，所以，反對者們就會將他們的希望轉向秋季。但是農民早就知道了他們的希望所在。「包」這個東西對於農民的鼓舞力量在當時只有他們自己才能說得清楚。鄉下怪事接連不斷：委靡不振20多年的農民，現在個個鬥志昂揚。男人在口袋裡面揣上一塊饃就能在地里干一整天。孩子們也會挖開地角埂頭，種上幾棵苗。女人只顧埋頭看著地，沒有工夫再嘰嘰喳喳。有個學者到隴西山區調查，他說他看到生產隊上午分了地，下午社員們便扶老攜幼，全家人一同下地。「男的在前邊犁地，婦女孩子在後邊撿石頭。」另外一個記者說，他在河南看到，分開了土地的農民，在施肥的時候已經不再是一把一把地扔出去，而是在每一棵苗的下面挖坑點肥，說是「穴施」；選種子的時候，不是一片一穗地選，而是一粒一粒地挑，說是「粒選」。有個女人從人民公社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下過地，現在深更半夜點一盞油燈，趴在地里用雙手摳出一棵一棵雜草，說是「累死也情願」。過去這些年裡，方地犁成了圓地。現在圓地又成了方地。這一年邊邊角角全部種得再無立錐之地。這還不算，農民又開墾出1。26萬畝荒地。僅僅是這些還不是什麼難事，因為憑力氣還能做到。最叫人難以想像的是鳳陽這個靠乞討為生的地方，農民居然能夠從自己的口袋裡面掏出202。9萬元錢來，買回1671頭牲畜、7014張犁、2791部平板車、32台拖拉機、321件農具、1。1萬噸化肥和2470噸氨水。有了這一切，集合在「包」字大旗之下的人們顯然信心十足。

所有的人都在證明他們看到的事實是一致的：人民公社的集體不如「包產到組」，「包產到組」不如「包產到戶」。比如天長縣有個秦楠公社，有84個生產隊不曾分開，另外29個則分組包產。結局是前者共計減產11。9萬公斤，後者共計增產20。3萬公斤。又比如來安縣有個玉明公社，春天的時候，48個生產隊「包產到組」、28個「包產到戶」、兩個隊堅決不分。現在，分到戶的增產34%，分到組的增產24%，沒有分的兩個減產18%。這份報告還詳細地列舉了「立新」和「尤崗」的故事，以增加不同制度之間的可比性質。作者說這兩個生產隊土地相連，厚薄貧富也大致相當，氣象又同為大旱。區別只在於立新「不包」而尤崗「包」。結果「不包」者減產19。8%，「包」者增產22%。報告還說，像這兩個生產隊這樣反差強烈的情況絕非少數。果然，沒過幾天，有人在蘇皖交界的地方也看到一件事情。安徽劉郢村與江蘇下胡村連接在一條街的兩端。劉郢窮而下胡富，這是歷史留下的局面。但在1979年，出現了奇異的插曲。劉郢「包產到戶」，一舉裝滿糧倉。

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已有若干史家的記敘。但它在鄉村中造成的綿綿無期的停滯，卻從來沒有留下一個確定的概念。這一事實更由於官方主持的輿論掩蓋，令無數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也未能知曉。按照這一輿論在十多年間的宣傳，我們的國家是自1966-1976年連續11年獲得了大豐收的。但是，這一切並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後的20年間，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乃呈下降趨勢。比如每個農業人口每年所生產的糧食減少了22公斤，棉花減少0。05公斤，食用油減少0。8公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陸學藝根據他的調查結果宣布說，「實行』包產到戶『以後，農民勞動的生產率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

問：黨中央為什麼允許一部分地區實行「包產到戶」？

答：是作為在困難地區聯繫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的一種必要措施。而不是到處搞「包產到戶」。

問：這些地區是指的哪些地區？

答：主要是指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在這樣的地方，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現行的生產責任制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

問：「包產到戶」的社隊應當遵守哪些規定？

答：一、保護集體財產，不可拆毀平分；二、不準買賣土地，不準僱工；三、妥善照顧烈軍屬、五保戶和困難戶；四、經濟效果好的集體生產項目要儘可能保留；五、生產隊和社員嚴格履行各自義務；六、必須保持生產隊的組織。

問：「包產到戶」的前途怎樣？

答：它可以作為一種對惡性循環的突破。當然，我們也要明確看到，「包產到戶」往往變集體統一經營為獨戶經營，自負盈虧，也是會有不良後果的。特別是搞「大包干」的形式，副作用就更為明顯。有些群眾總結「包產到戶」是「天災抗不了，人禍頂不了，幹部管不了，農機用不了，勞動累得不得了」。所以，其前途還是集體化。

問：如何對待「包產到戶」？

答：一定要正確對待，慎重處理。

--------------------------------------《遼寧日報》1980年12月10日。

這些話現在看來有一點可笑，其實它幾乎全部重複了「75號文件」的內容。編輯以為，這樣就一定非常保險，不會犯錯誤。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在報紙的編輯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包產到戶」的規模別說談不上「慎重」，甚至已經大大地超過了文件規定的比例。其中甘肅達到60%，安徽53%，河南、貴州差不多也有此數。山西、山東7%。有消息說，聞喜65%，宿松70%，平涼和臨夏有70%，定西80%，武都80%，天水81%，沈丘85%，張家川99%，總計全國，吳象說，已有20%，陸學藝則說已經超過，約為總數的25%。

現在，1980年已經結束，1981年即將開始。全年的收穫已有成算，大致上，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增產30%-50%；實行「包產到組」增產10%-20%；仍然堅守在人民公社陣營裡面的不增不減。然而鄉下仍然陷在一種極為激烈的爭吵之中。在反對者看來，既然「包產到戶」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便一定會有收起來的一天。此中邏輯可由當日流行起來的一副對聯加以表述：

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

一年增，二年平，三年就不行。

農民現在更加糊塗，不是說黨中央的文件給他們解開了繩索么，怎麼還是處處碰到麻煩呢？不是說實踐檢驗真理么，他們已有連續兩年的收成可以借鑒，又為什麼增產糧食也算犯法？這些農民當然不能懂得，他們的所有行為涉嫌徹底否定人民公社的龐大制度。人民公社的歷史到現在已有22年，在今後還將延續4年。事實上，在人民公社的意識形態和既定原則已經逐漸為物質的力量蠶食之後，這一大廈也就不可能再存在於世間了。

1981年,到了這一年秋收結束、秋種開始的時候，又有40。32萬個生產隊包產到戶，這樣就使得「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在總數中佔了40%。現在只有25。2萬個生產隊還在堅守著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了，大約是5%。另外277。2萬個生產隊正在左顧右盼，大約佔總數的55%。他們一邊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拒絕著「包產到戶」，一邊嘗試著他們認為並不違反公社原則，又能夠刺激農民勞動熱情的責任制。

1982年第一天里發生的事情真是令人百感交集。黨的中央委員會再一次頒布關於農村的新的文件。這是人民公社歷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頁，共計5600多字，11條，內容既廣泛又現實，甚至還能列舉出若干方法解決農民賣農產品難的問題。然則在大多數人的眼裡，這個文件的關鍵所在，是承認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句話必是出自黨內一些高級農業專家之手，因為所謂「各種形式的責任制」表述得極為詳盡。它們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記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包產到組；包干到戶；包干到組。這種表述在形式上是不偏不倚地容納了當時鄉下存在的所有意見，但是，毫無疑問，其真正的觸目之處，卻是在「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此中道理再明顯不過，共產黨治國30餘年，還從來沒有在哪一個文件中承認這兩個東西是「社會主義」的。現在有了這個文件，「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地位終於上升至歷史的最高點，此起彼伏，人民公社的歷史地位一落千丈。共產黨作出這種認可是在1982年1月1日，上距浙江永嘉的第一次「包產到戶」約為26年，距安徽小崗的第一次的「包干到戶」為3年。

在中國農村的改革史上，1982年應當被視為「包干到戶」的一年。在這一年以及以後一段時間裡面，8億農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重複了小崗村18戶農民在1978年12月那個夜晚的所作所為。433。9萬個已經「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中，有404。1萬個在夏季以前轉而實行「包干到戶」的辦法，包括了至少5億農民。這個數字在農民總數當中佔有67%的比重，到了這一年的年底，又有55。44萬個生產隊和至少1億農民參加到「包干到戶」行列里來。現在在全國農業書記會議上大談「包干到戶」的好處的人，已經不僅僅是那些貧困地區，甚至也不僅僅是中部地區，也包括了一向以富庶著稱於世的江南水鄉宜興。

現在我們仍需回到人民公社的大廈當中。

人民公社締造了一個龐大的官員集團。官員的任職程序由中央權力中樞到地方政府再到鄉村社會，其數量在官方從未予以公布，人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面，只是憑直覺才意識到它的龐大和無所不在。直到80年代，在社會學者的零零星星的調查集中起來之後，人們方有可能作出大致的估計。依照當日人民公社的官制，則每個公社有幹部30人以上，生產大隊大致為10人，生產隊則為5人。這樣，在5。2781萬個人民公社、69萬個生產大隊和大約500萬個生產隊當中，大大小小的官員人數可以多至6000萬以上，大體上佔有農村全部人口的7%。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身份上仍然屬於農民，但卻具有地方行政官員的全部職能。他們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則奉為金科玉律，用以統一億萬農民的意志和行動。其具體操作則事無巨細，統攬無遺。諸如百業興廢、田間種植、勞務派遣以及收入分配，自是不在話下，就是農家之教育、醫療、生兒育女、嫁娶喪葬、家務爭端、鄰里是非、衣著飲食之類，也一概在官員的管轄之列。一件型的事實是，官員們常常率領鄉村民兵，身負刀槍棍棒闖進農宅，將政府加以限制而農家偷偷飼養的雞鴨鵝兔，一律擒獲宰殺。所以那時候鄉村中間無論老幼，人人都能描述雞飛狗跳、血濺當堂的故事。

1982年中央政府終於承認「包干到戶」為合法，其文件一經發表，鄉下無數官員便不約而同地感到人民公社大勢已去，他們為之奮鬥了20多年的理想也就隨之煙消雲散。在一個充滿了理想精神的社會中，這的確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下級官員們紛紛要求上級對這件事作出解釋。他們雖然不能再將這件事情說成是「分田單幹」和復辟資本主義，但是他們卻可以繼續採取消極的辦法以約束農民的行動。比如山西省地方政府做出決定說，「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不能超過總數的20%。接著他們就在這一年裡派遣第一個幹部工作隊進駐鄉下，按照這個比例將超過部分重新合為集體。安徽本為「包產到戶」的一面旗幟，這時候也召開省委會議，決定已經「包產到戶」的不再追究，而沒有「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亦不再繼續。當鄉村的官員們發現「包產到戶」的實際進程已如破竹之勢，難以制止，便關起門來異常悲痛地哀嘆畢生事業毀於一旦。這一年春天在他們的眼裡真是一個悲慘的春天。某一個夜晚，山東省靠近黃海的平原上，有一間茅屋裡的哭聲徹夜未息。那是一個村莊正在召開黨支部委員會，7名年老的委員為了人民公社的逝去悲痛欲絕。「難道社會主義的江山真的完啦？」這些人對著面前毛澤東的畫像問道(Of course yes!~) ，臉上無不老淚縱橫。在另外一個地方，湖南省的韶山，毛澤東的家鄉，居然也出現這一場面，不過那是一個白天。分田到戶的計劃一經公布，一位幹部便伏到公社的土地上痛哭失聲，她說這塊土地曾由毛主席親手耕種，現在竟然也要「包產到戶」。舉出這些小事就能夠證明，人民公社制度所造成的幹部與百姓之間的矛盾之深，足以令他們對同一事實抱以完全不同的愛憎。

除了少數人被列入政府正式幹部的序列，鄉村裡面大多數具有行政職責的人，並不改變其農民的本來身份。他們的收入一律來自社員的直接供奉。這些人既然肩負著「管理」鄉民的責任，其直接投入田間勞役的多寡便完全視其主觀的賢愚。但是，所有這些人都無例外地要從農民中收取錢糧，這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中可以找到類似法律的依據。政府的行政需要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員集團，但是國庫卻沒有足夠的錢糧來支付這一筆費用，直接佔有社員勞動成果的途徑一經開闢，便成為一種解決難題的有效途徑，為歷屆政府所認可，農民從此也就需要同時繳納國庫的稅糧和當地官員的俸祿。在人民公社的成憲中，後者被歸入「集體提留」的項目之下，即便遭遇災年得免國稅，此項負擔也不能有絲毫減少。它在全部收穫當中預先扣除，然後才將剩餘部分分予農民。扣多扣少則全由幹部的數量多寡以及慾望大小來決定。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特權，其給官員們帶來的好處，可由陸學藝在定陶縣陳集公社的調查來證明。據他說，這個公社在1980年擁有27169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繳納自己收入的10。83%，作為1766名官員的補助，其中一個大隊75個幹部獲得的補助，竟能達到全部收入的19。1%。但是這肯定還不是最高的紀錄。比如在甘肅渭源，1977年糧食產量當中有30%為官員「提留」，計19535913公斤。另外還有848069公斤在賬目上計為「其他」一項，實則為官員們的吃喝所耗。

這些個案雖然不一定能夠代表全部，但卻能夠證明大約佔總人口7%的公社官員，實際佔有著大約10%-30%的收入。如此少勞多得甚至不勞而獲成為常例，也就誘使愈來愈多的人進入可獲「補助」的行列。直到一個中等規模的公社裡面，擁有幹部身份的人可以多達2000多人，已超過舊時鄉村保長保丁數量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所以在人民公社社員中間會流傳著一句尖刻的話：「過去幾個村養一個保長，現在一個村養一堆保長。」但是這仍然不是農民所要供養的全部，另有民兵幹部、婦女幹部、共青團幹部、計劃生育員、代銷員、供銷員等等。這樣，鄉下勞動力中需由農戶「補貼」的人就佔到十之三四。

到了1982年冬季，糧食再度豐收，總產增長9%，達到35450萬噸；棉花359萬噸，增產更加驚人：21%。儘管「包干到戶」已超過黨的方針所限定的比例，占農民總數的70%，但是高層領導人中已沒有人再來指斥。就個人利益而言，他們同人民公社的制度並無直接關聯。一旦意識形態的屏障予以掃除，新制度又顯示出對生產力的推動，他們也就沒有任何理由居中作祟。但是，生活在人民公社當中的那些官員可就大不一樣了。比如有一位生產隊長，表面上振振有詞地扞衛著美好的理想，說「大包干」會把毛主席的集體經濟「一腳踢光」，私下裡卻又說：「你們』包干到戶『，不讓統一，我吃啥？」武都地區黨委書記鍾永棠評論道，「他說的倒是一句實話」。大多數鄉村幹部現在發現自己成了多餘的人，只好捲起鋪蓋回家種地。河南省沈丘縣28407個社隊幹部就這樣走了23383人。他們只好像農民一樣分得一塊土地，早出晚歸，自食其力。按照會寧縣一個大隊書記程建業的說法，他「以前十幾年乾的活，也沒有這半年乾的多」。臨近這一年歲末也即1982年12月11日，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宣布，將在政府機構的整頓和改革中取得明顯的進展，務使黨的幹部的作風有一個明顯好轉。在鄉下，得意洋洋的農民眼見得幹部一個個灰溜溜地和他們一起扛著鋤頭把子下地，當然會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其中一人還在自家門框貼上一副對聯，用詞尖刻，卻顯得極為揚眉吐氣，所以很快不脛而走：

上聯：層層設防，節節敗退，幹部越搞越被動；

下聯：隊隊增產，戶戶豐收，農民越干越起勁。

橫批：大包干好。

1983年--

12702個人民公社在這一年裡宣布解體。

「包干到戶」的生產隊已有576萬個，為總數的98%。

糧食總產38728萬噸，增產9%；棉花463萬噸，增產29%。

1984年--

39838個人民公社宣布解體。

糧食總產40731萬噸，增產5%；棉花625萬噸，增產34%。

1985年--

所餘249個人民公社全部解體。

至此，在我們的國家中，人民公社和它下屬的生產隊不復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61766個鄉鎮政府和847894個村民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