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下到國家:漢人的前世今生

好像在專欄轉載別人的文章不怎麼合適,但是架不住文章寫得好哇

轉自天涯@ 還是定風波

從天下到國家:漢人的前世今生

  那個時候,西方有一些部族,他們基本上是穴居的,他們後來的房子也多半用土壘起來,叫做「板築」。他們那些地方,地勢很高,有很多山,所以他們多半住在比較低曠的地方,住的地方,多半叫「原」。他們種植了五穀,其中一個善於種植的人叫做稷,他被認為是周人的祖先。

  那個時候,東方也有一些部族,他們多半巢居,他們後來的房子也多木結構。他們那些地方,地勢較低,有很多水,所以他們住在高處,住的地方,多半叫「丘」。他們發明了弓箭,有一個善於射箭的,叫做羿,他有一個美麗的傳說。

  前者,據說源於黃帝部落,有後來的夏人,周人。後者,據說源於炎帝部落,有一度滅了夏的羿,還有後來的殷人。

  這些部落就在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為中心的地方,東西往還,融合,吸收,發展。到西周,就漸形成了以周天子為共主,諸候各有其封國,大夫和一部分士有其采邑的,封建制度。

  那個時候是沒有「漢人」這個稱呼的,那時有一個稱呼,叫做「諸夏」。

  「夏」不是夏族的意思,就象「漢人」不是漢族一樣,古代的「諸夏」或「漢人」是用不著一張履歷表,上面標著民族一欄的。假如你來自大草原,但你精通漢文化,也能以漢人自居,那你就是漢人,假如你來自內地,但你崇拜胡人的風俗,有著他們的價值觀,那你就是一個胡人。民族觀念,現代意義的國家觀念,主權觀念,都是西學東漸的的產物。

  「夏」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東西,就象我們說的「西方人」,並不僅僅指他來自西方,而是指他是遵從西方價值觀,受西方文明所熏陶培養。其實和「西方人」更能對應的,是「中國」,古代的「中國」既是地理上的概念,也是文化上的概念,既是地理上的中心,也是文化上的中心,就象「西方人」既是地理上的西方,也是文化上最發達的所在。

  所以「諸夏」並不是「很多個夏族」。如果以「諸夏」為上聯,求下聯的話,比較準確的應該是「列強」。是的,當時的「諸夏」就意味著現在的發達國傢俱樂部。當然,發達國家,也不一定是強國,但是社會文明,經濟發達,顯然是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儘管有大國強國如楚,也是到了很久之後,才被吸納為「諸夏」的成員,因為楚一開始——至少在「諸夏」看來——不夠文明。

  歐洲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洲,它和亞洲本在一塊大陸,在板塊學上來說,要在亞歐大陸上划出一個洲,也應該是印度,而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歐洲。但是歐洲成了七大洲之一,那是因為其文化自成一體,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足以自傲於世界。如果中國能一直領先於世界,中國文化傳播日廣,那也許今日之世界,也有一個新的洲,叫做神洲或夏洲,而「諸夏」也許就真的成了「列強」。

  歐洲人論其血統,多半是蠻族後代,比如日耳曼人。雖然日耳曼人在大遷移之前就以農業為主,但西方人談及歷史,仍稱為蠻族滅了羅馬。因為的確,他們的文明程度大大低於羅馬。而西方人,儘管他們多半系蠻族後代,其談歷史時,仍「言必稱希臘」,彷彿他們是希臘羅馬的子孫似的,常為羅馬滅亡嘆息不止。常有學者稱,某某在羅馬時就已發明。又常有學者假設,羅馬如果不亡,會是什麼樣子。

  之所以如此,無他,文化上的認同甚於血統上的認同。越是文明的種族,越看重文化上的認同,而越是野蠻的民族,越看重血統上的認同。一個曆數千年演進的民族,若不能以文化自傲,而僅以血統驕人,那是很可悲哀的一件事。

  與「夏」對稱的,通常是「夷」,便如與「漢」對稱的,通常是「胡」。「夷」和「胡」後來漸成了一種通稱,並不特指一部族,但最初,卻是特指的。「夷」,「從大,從弓」,似乎是一個會射箭的部族。東方的炎帝部落聯盟,倒是和夷頗有些淵源。夷夏的區別,或胡漢的區別,並不是我們現代所謂的民族差別,而更是一種文化的高下,風俗的異同。

  夷人一開始是並不落後於夏人的,之所以漸漸成了「落後」的代名詞,也是時代演進使然。就象A省比B省發達許多,久而久之,A省成發達代名詞,B省成落後代名詞,並不是B省在取名的時候,就含輕視。假如,中國人不知努力,落後於世界,那麼有一天「中國人」成一種貶義的稱呼,也只能怪自己不爭氣,而不能怪別人給我們取了個輕視的稱呼「中國人」的。

  從「諸夏」到「漢人」的演進,是我華夏歷史的一大轉變。

  「諸夏」時代,頗有些歐洲列強的意思,但等到這「諸夏」一統,中國就進入了一種新的社會。這種社會,各種說法不一,有帝國時代,有地主社會,有權力社會,有皇權專制社會,或有直言資本主義的。總而言之,「諸夏」一統之後,中西之社會發展演進,從此分道揚鑣,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這時期,我們還能見到一個詞,就是「天下」。

  這個詞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常常見到。西方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中國人把全中國稱作「天下」,也許還有人以為是中國人夜郎自大。

  但是聯繫到中國的地理環境,就不奇怪了。

  中國的東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太平洋,西方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和山脈,西北是大漠,南方是無數的蠻族和原始森林,然後還是茫茫大海。北方是大草原,有無數強悍的游牧戰士。中國人大約也曾到過這些地方,但終於無所得而歸,留下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鯈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麋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蜂若壼些。五榖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之類的教訓。

  所以在中國人看來,當時的「諸夏」,實在就是文明的全部了。既然「諸夏」就是文明的全部,其他的,不過是些土著,野蠻人,那麼稱之為「天下」,還有什麼奇怪呢。「諸夏」,以及後來的「漢人」,與其說是民族,倒不是說是文化,「諸夏」,「漢人」其實就是文明人的意思。「從夷變夏」,「漢化」,其實就是文明化,和現在的西化,現代化意思相當。

  「諸夏」本來是要互相救助的,但等到那些土著,野蠻人或被同化,或被逐走,「諸夏」之間的戰爭也就越演越烈了。所以春秋時代還要「尊王攘夷」,到戰國時代只談連橫合縱。歐洲人瓜分世界完畢,自相殘殺,打起了世界大戰,如果不是海外有一個美國,很可能會讓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統一歐州。但中國終於統一於一個軍國主義大國——秦國。

  在「周人」和「漢人」之間,多了一個「秦人」。這個「秦人」更象一個國家的稱呼,因為這個國家下的許多人,並不承認自己是「秦人」,他們寧願稱呼自己是「楚人」。這是因為政治和文化的錯位,「秦人」能代表國家,代表不了文化。直到「漢人」的出現,這種錯位才得以糾正。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從秦人到漢人,也是一脈相承。秦想使用鐵血的手段一統天下文化,而漢革秦敝,文化之整合遂告完成。從這之後,「漢人」代替了「諸夏」,成了「天下」最文明的一群。

  有些人因為後來中國的兩千年ZHAUNzhi,遂慨嘆要是沒有秦的TONG一就好了。

  但是現代歐洲的和平TONG一曙光直到上世紀末才呈現出來,而誰又知道之所以有這樣的曙光不是因為二戰之後,歐洲的衰落和美國的崛起呢。

  處在兩千多年以前的中國,歷史的當口,誰又能說得清,建立一個TONG一的大DIGUO,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就是對於歐洲,到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建立一個TONG一的大DIGUO,也還被許多人夢想過。羅馬mieWANG之後,先後有查理曼DIGUO,shen聖羅馬DIGUO。只不過這些都曇花一現了罷了。

  是的,站在兩千年之後,以兩千年經驗看過去,會發現TONG一的大DIGUO帶來的許多問題。但是在當時,TONG一卻能解決許多問題,甚至看上去,還是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

  想想看,假如現在的世界各國TONG一了,除了些澳洲土著,非州食人部落外,都在一個TONG一的國家裡面。那麼首先世界就算是真的和平了。而且這樣一個TONG一的國家,能做成多少事情哪。

  這就是當時中國面臨的狀況,在百家爭鳴同時有無休止的戰爭,和天下太平同時失去一定的多樣性之間,中國選擇了後者。

  而TONG一後的中國也的確表現驚人,中國文明空前擴張,從羅馬DIGUOmieWANG,直到中國的宋代,中國文明幾乎一直領先。比起秦DIGUO的戰無不勝,比其「FAN我強漢者,雖遠必zhu」的大漢xiaong風,齊桓晉文們為了這個文明做的那些尊王攘YI的事,就顯得太渺小了。

  早熟的代價通常是早衰,長期TONG一的代價是,一旦大亂,就是毀mie性的,幾乎摧毀前朝文明的所有成果。TONG一的大DIGUO,帶給中國的,是從此之後的,一治一亂的循環,王朝的末期,常有學者們驚呼,啊,資本主義萌芽,而新王朝的開始,大亂之後百廢待興的國家,常常會發現,連皇帝都不得不節省著過日子了。

  不管怎麼說,儘管對於當時的中國人,雖然大多不喜歡這個秦,但對於秦的TONG一,還是多少有些期望的。秦TONG一之後,秦國百姓自己買肉慶祝,因為天下一TONG了,從此不用打仗了。

  從另一方面說,秦的TONG一,讓中國人從此不再有國家觀念,而代之一天下觀念,讓中國歷代不再有「外交部」,而代之以「理藩院」。

  「漢人」這個詞第一次被頻繁提起是五胡時期。

  因為晉室已然南渡,北方的那些保存著華夏習俗的,便被胡人稱為「漢人」。「漢人」有時是褒稱,有時是貶稱。

  因為游牧民族畢竟與農耕民族有太大的差距,他們是馬背上的民族,他們過著遷徙無定的生活,他們時時面臨著狼群的危險,以至於他們在河邊喝水時,也不會彎著腰,而是蹲下來,以防止來自於後方的攻擊。

  這就造成了其價值觀與農耕民族大異,甚至相反。在農耕民族看來,游牧民族無異於「人面獸心」,不以搶劫為恥,且以為榮,不心慕教化,不崇尚勞動。在游牧民族看來,那些定居民族擁有最溫和的天氣,最美麗的風景,最誘人的食物,最柔軟的衣服,還有數不盡的榮華富貴,但是他們卻象羊一樣怕死。他們覺得,最好的東西,應該屬於最勇敢的戰士。

  在五胡中,頗有一些很早便遷入中原的,這些人心慕漢化,飽讀經史,這些人,成了五胡時代的一抹亮點。而東北的慕容鮮卑,竟成了中原喪亂時,士民爭相歸附的地方。

  「漢人」作為文化認同而不是血統認同的態度,也在這段時期得以昭彰。有許多在血統上是胡人的,卻以漢人自居,聽別人說漢人不好的,頗為生氣。也有許多在血統上是漢人的,以胡人自居,聽別人罵胡人的,以為是在罵自己。

  這一點,也為北方民族融合,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而下開唐朝之「混合華夷」。

  等到塵埃落定,哪些是以前的漢,哪些是以前的胡,就不大分辨得清了。只知道,他們在作詩,在騎馬,在大唐的田園邊塞,留下他們的名字。比如元稹,其祖先是拓鈸氏,北魏孝文帝漢化時改為「元」,但是如果你去問元稹,他是胡人還是漢人,他肯定非常驕傲的告訴你,當然是漢人。

  陳桓在《通鑒胡注表微.夷夏篇》中評論道:「國與種之別,此條甚為明顯。經若干年,語言文字,姓氏衣服, 乃至血統,與中國混而無別,則同為中國人矣,中國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

  漢文化之生命力即在此,漢文化是不斷發展的,又有誰計較漢文化里,有多少楚的成份,又有誰計較唐的文化里,有多少高昌的東西,有多少龜茲的東西,有多少天竺的東西。以為保存文明,只是原封不動,半點不改,此文化守財奴也。

  前期的唐帝國有點象現在的美國,唐朝是開放式的,在大唐,只要有能力,不管你是哪個民族,不管你以前來自於哪個國家,都能獲得相應的位置。大唐的長安,就是當時有名的國際大都市,各個國家,各種膚色的人來往頻繁。

  在這其中,就有後來被稱為日本人的,看上去最為謙恭好學的東瀛留學生,「東夷貌柔順」。這一點,大約也和現在美日關係有些相似。

  前期的唐帝國有時還會搞點霸權主義,向小國強制推銷華夏的先進文明。消除甚至只是潛在的國家安全隱患,比如高麗。唐帝國還第一次成為了內地和草原共同的主人,這就是天可汗制度。

  唐朝的「混合華夷」到底沒有延續下去,因為安祿山反了,於是有人質疑唐朝的「混合華夷」政策。李世民早期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到老了卻說,「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但安史之亂中,攻潼關的安祿山史思明是胡人,而守潼關的哥舒翰高仙芝也是胡人,後來平定叛亂,郭子儀是漢人,而李光弼也是胡人。

  唐朝正如今天的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很多這時的民族後來都成了漢人的一部分,沒有「混合華夷」政策,是很難做到的。李世民被草原民族推舉為「天可汗」,何嘗不是為此。但過猶不及,如果唐朝能一直繁榮,自然能一直「混合華夷」下去,及其衰落,反倒會出現反噬。正如段譽的「北冥神功」,海納百川,內力突飛猛進,但如沒有一定的內力和駕馭能力作為根本,反有反噬之禍。

  這對於中古時代的唐朝,是很難做到的一個任務,今天的美國,如果衰落,其民族大熔爐能否進行下去尚在未知之數,況乎唐朝。

  但唐朝仍然是中國人的光榮和夢想,從其經濟文化軍事的強大,到其言論自由社會開放,到其「混合華夷」的雄心。從武德到天寶,一百三四十年的時間,一直在經濟最發達,軍事最強大,文化最繁榮,社會最開放中度過,是其他朝代沒有過的事。

  從漢之後,唐人是中國人的另一個名字。

  民族主義之發展,國家觀念之形成是有一定階段的。第一階段只有貴族或「國人」觀念較強,「野人」無與焉,第二階段則擴展到受一定教育的知識分子,第三階段則擴展到普羅大眾而以市民階層為主,第四階段則為全體普羅大眾。對於漢人來說,這第三階段殆為宋朝。

  秦以前也有國家民族觀念,如詩經有「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思念祖國之心溢於言表,張良在韓亡之後,賣了家產請大力士刺殺秦王,而楚國在國亡之後,則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電影《孔子》中,孔子回到魯國後,跪在城門前大哭,喊「我的父母之邦」,這是很可能的。

  到了孔子「有教無類」,向平民開放教育之後,所謂「智識階層」形成。他們「無恆產而有恆心」,民族觀念在他們那裡開始發展,而「中國」也更多的代替了「諸夏」,中國和四夷的對舉,或漢與胡的對舉,代替了夏與夷的對舉。如《史記•匈奴列傳》:「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張騫傳》中說印度等國「頗與中國同俗」,東羅馬「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又如新疆漢墓的出土文物上書寫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唐孔穎達疏「華夏為中國也」。

  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民族觀念達到古代的頂峰,因為此時大眾文化開始繁榮,普通市民們雖然未曾讀過幾天書,但聽書看戲,什麼楊家將一門忠烈,岳鵬舉精忠報國,優伶們演的是出神入化,說書先生說的是頑石點頭,不由得不義憤填膺,天天盼著恢復中原了。後來蒙古使者到南宋談判歲幣,竟被愛國志士在路上刺死,元軍鐵騎攻破長沙,嶽麓書院數百書生以赤手空拳相抗,全數戰死,無一降者。

  與漢族民族觀念加強同時的,是為其他民族的民族觀念加強,可見民族主義有時候是被「刺激」出來的,漢的民族主義高漲,除了大眾文化興起,也因著國破家亡的「靖康恥」。而漢族的民族觀念加強了,其他民族至少這些民族中的貴族階層也逐漸意識自己為一民族,如西夏和遼金創立文字,更惶論人分四等的蒙元和「滿漢不通婚」的滿清了。此為歷史之一大分野。

  但對於漢人還說,也是不得不然的,自宋以後,漢人的夷夏之防從攻勢變為守勢,以前是努力將「夷變夏」,現在卻是防止「夏變夷」,「混合華夷」變成「亡天下」的擔憂,以前是想辦法輸出文明,讓野蠻人文明起來,現在卻是想辦法保存文明的果實,想辦法不被野蠻人征服,文明歸於野蠻。

  但不管怎麼說,民族意識高漲之後,民族戰爭也更為慘烈,與上古時代什麼黃帝三苗之戰,或周之翦商,大不相同。女真滅北宋,幾乎是全民族的抵抗,北方義軍以百萬計,以至於女真人不得不先後立了兩個漢人做傀儡皇帝。蒙古入侵,也幾乎是全民的抵抗,最後「蹈海而死」的數以十萬計,四川則抵抗到幾乎十室九空,並且在釣魚城打死了一個蒙古大汗。金庸先生在射鵰三部曲中描寫的宋元時期民族意識,大體準確。

  但光靠民族主義是不能讓國家強大的,官僚權貴在魚肉百姓的時候,是不會想到這些原是自己的同胞。宋人往往將中原不能恢復歸結於昏君奸相,但如果總是君昏相奸,恐怕就要在根本處找原因了。南宋朝野一片擁戰風潮,如果宋高宗趙構能唱些「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金之責任」,或者「不定中原,不復二京,決不言和」之類的高調,必定為士民擁戴之領袖,可惜趙構心裡有鬼,而岳飛又屢戰屢勝,結果士民擁戴的對象就變成了岳飛,所以岳飛是不得不死的。

  宋的滅亡,是漢人第一次感受到亡國之痛。這一次,連「衣冠南渡」的機會都沒有。這一次亡國之痛,對漢人的心理影響很大。「夷狄」入主,做了中國的皇帝,是該認可好,還是不該認可好,這是個問題。卻不知兩百年多年以後,還有另一次「朕以外國之君,主中國之事」。

  今人往往聽見「民族意識覺醒」便喜,卻不知對於漢人來說,「民族意識覺醒」卻更象一種退步,因為「民族意識覺醒」之後,「漢」是一個民族,而「民族意識覺醒」之前,「漢」卻是一個文明。在宋以前,是「胡」漸漸變成「漢」的過程,也是「由夷入夏」的過程,東方的夷,南方的蠻,西方的戎,甚至北方的狄都漸漸成了「漢」的一部分,就象羅馬讓越來越多的部族擁有羅馬公民權,成為「羅馬人」一樣,這個文明也空前強盛。

  等到漢的「民族意識覺醒」,漢人從文明的傳播者變成了文明的守護者,開始擔心會不會「亡天下」,等到「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覺醒」,漢人再從文明的守護者變成了文明的揚棄者,擔心的問題成了,我想保護文明,但文明能不能保護我。

  所以民族主義其實是一把雙刃劍,正如世界主義是另一把雙刃劍。世界主義有助於民族的和平,有助於文明的傳播,但一旦文明處於弱勢,反倒會為人所用,如元清入主之際,那些賣身求榮者持的往往便是漢文明的「天下」觀念,是的,既然禹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那再換一個「夷」來做統治者,又有何不可。民族主義不用擔心「被融合」,但民族卻難以得到擴展,如猶太人一直以「上帝的選民」自居,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卻也一直作為一個小民族四處奔波,更何況民族主義發展到狂熱還會如「七傷拳」般傷人誤已。

  但民族意識既已覺醒,便成了一個不能忽略的存在。宋高宗薨了之後,孝宗就在民族主義大潮之下,為岳飛平反,將秦氏夫婦築像跪在岳墳之前。有明一代,民族主義的壓力讓君臣哪怕在風雨飄搖之中,也沒人敢提一個「和」字。但民族意識也讓很多矛盾得以轉移,上演了很多「奸臣當道,殘害忠良」,「漢奸用事,賣國求榮」的大戲。

  在宋以前,是很少有「漢奸」這個說法的,漢朝的中行說幫助匈奴對付漢朝,並沒有人說他是「漢奸」,投降匈奴的李陵更是博得了很多人同情,甚至到北宋,張元在宋朝科場不利投奔西夏,幫李元昊大敗宋軍,也沒有被看成宋夏之爭的禍首。儘管「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者並不見少,但漢作為東亞文明的中心,原是有這個氣度的,漢人里有的是李廣,霍去病,李靖,郭子儀,區區幾個人投身異族,又何妨把胡區變成漢地。

  但到了南宋之後,「漢奸」漸漸成了一個主流辭彙,提起宋金之爭,就會想起秦檜,提起宋蒙之爭,就會想起張洪範,提起明清之爭,就會想起洪承疇,吳三桂。似乎「漢奸」成了「亡國」甚至「亡天下」的元兇。所以明末的北京市民,聽說袁崇煥「通滿」,恨不能生啖其肉,等到滿人真的進了北京,反倒成了順民。

  歐洲人隨民族意識之覺醒的,是強國觀念之萌生,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中說,「『義大利』之統一,『普魯士』之獨霸,『法蘭西』之光榮,『俄羅斯』之運命,皆此神話中之神祗也, 歐洲人不惜犧牲累世之和平安樂及無數生靈以殉之焉」。而中國卻伴隨著「高宗忍棄中原,故忍殺飛」,沒有用新興的民族主義致力於一個東方強國,卻打擊民族主義以求偷安,這個頭開的不好。等到異族入主之後,自然視民族主義為眼中釘肉中刺,屠刀,刺刀,剃頭刀,刀刀見血,哭廟獄,明史獄,文字獄,獄獄驚心。直到很多年以後,老佛爺撒潑,用了回義和團的民族主義,卻不知江湖早就不是當年的江湖,中國面臨的不再是夷夏之防,也不再是滿漢之防,而是即將被瓜分。

  韋爾斯把民族主義稱為「新神祗」,因為民族主義與宗教有某種程度的相通,它如宗教一樣,能把各種階層各種職業的人結合起來,為了某一共同前景而行動。但民族主義卻不是近代才產生的新鮮事物,而是根植於人本能的一種存在,正如道德雖為一人造辭彙,也與人的生存本能有關。

  利已和利他都是人的本能。公猴子對兩種照片最有興趣,一種是猴王的腦袋,一種是母猴的屁股,而《桃花燦爛》中的粞認為自己對兩種東西缺乏抵抗力,一種是女色,一種是功名。螞蟻遇到火災時,會抱成一團,以外層螞蟻的犧牲來換取整個種族的生存,這不是因為他們聽了聖賢的教化,或主的福音,這是基因的選擇。蜜蜂在一個種群變得過大時,就會分巢,很多時日以後,這兩個巢的蜜蜂也會為了爭奪資源進行戰鬥,這就是蜜蜂的民族戰爭。利已有利於保存我們的基因,那些不指引我們利已的基因更容易被淘汰,而利他有利於在整個家庭或種群受到滅頂之災時,以少量的犧牲換取種群共同基因的保存,利於此行動的基因得到保存反之得到淘汰。所以利已總是常見的,而利他也是綿延不絕的,「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

  但人也是觀念的產物,人是自己所認為的那個人,螞蟻蜜蜂能根據氣味區分種群,而人除了膚色,能靠得住的區分方法實在不多,剩下的只有語言,風俗,觀念。所以人的民族觀念與其說是基於血統,倒不如說是基於灌輸。一個人從小以另一民族身份長大,自認為是另一民族,那他就是那另一民族。所以喬峰就是漢人,完顏康就是女真人,甚至在喬峰變成蕭峰,完顏康變成楊康之後,他們也仍是漢人或女真人的一分子。所以蒙古入主,說是促進了民族融合是不對的,人分四等,漢人南人尚在膚色不同的色目人之下,怎麼融合,但又是對的,因為蒙古人把女真、契丹以及南方的苗瑤等族皆劃歸漢人之中,而這些民族中的很多如契丹最後真的成了漢人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融合的前提是民族界限的模糊化,一邊在不停的提醒著民族身份,強化民族區別,另一邊卻在說什麼民族融合,那是不現實的事情。

  民族觀念既是灌輸的產物,那麼即能被強化,也能被弱化,還能被虛無化。聽書看戲,在楊家將岳飛傳里熏陶幾回,想起中原未復,國恥未平,民族感情被勾起來,這是強化。官僚權貴欺男霸女,橫徵暴斂,覺得這個國家並不是自己的國家,只是權貴官僚的國家,看到它亡了無動於衷,這是弱化。民族征服既久,骨頭硬的都被砍的差不多了,而人又是適應力很強的動物,「生活就象**,如果不能反抗,那就閉上眼睛默默的享受吧」,第一次征服以為恥,第二次以為常,第三次——如果有第三次的話——且以為榮,這是虛無化。抗日期間,河南大災,蔣氏政府封鎖消息,征斂不斷,官吏中飽私囊,三百萬人餓死,等到四四年日本人發動豫湘桂戰役,人們竟幫日本人截擊官軍。河北向為「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從唐天寶到宋三百年胡化,等到女真入主時,已是「燕趙之民少忠義,宋來從宋,遼來從遼,我來則從我」,華北在後晉時代被企圖入主中原的契丹稱「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其後「高宗忍棄中原」,一兩百年了,「遺老常南望」也沒望到「王師北定」,就成了真正的「金人」。所以統治者固然有時是民族主義的慫恿者,又何嘗不是民族主義的破壞者,你去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並不愛你,民族主義於專制統治者或官僚權貴來說,不過如紀曉嵐之於乾隆,「倡優畜之」而已,老佛爺一方面鼓動義和團攻擊各國使館,一方面已派人向東交民巷送衣送糧。

  顧炎武把政權和民族區分開是有道理的,他把政權的覆亡稱為「亡國」,而民族被征服,文明被野蠻統治則為「亡天下」。「亡國」是權貴們操心的事,而「亡天下」則「匹夫有責」。只是和政權貌和神離的民族主義究竟又有多大的力量,被統治者「治」成了一盤散沙的「匹夫」又怎能真的擔起「天下興亡」的重責。明朝滅亡之初,人們幾乎是眼看著它滅亡的,直到剃髮令下,異族征服者舉起屠刀露出猙獰面目,才紛紛反抗,「反清復明」,但為時已晚,除了唱幾句「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還能做什麼呢。

  可見民族主義者如果不能讓民族擺脫被專制者統治的命運,則出路只有兩條,或是將自己綁在統治者的戰車上,如清亡之前的義和團,或是不將自己綁在統治者的戰車上,如明亡之後的天地會。

  漢從一個文明變成一個民族,或漢人的「天下」觀念變成「GUO家」觀念,並非一夕之功,也不是一CHAO一代完成的。陳獨秀說,「到了庚子年,又聽什麼英GUO、俄GUO、法GUO、德GUO、意GUO、美GUO、奧GUO、Ri本八GUO的聯合軍,把ZHONGGUO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GUO一GUO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而明WANGQING興之後,受「天下」觀念影響的CHAO鮮人則說,「大明沒於腥膻」,「今天下ZHONGhua制度,獨存於我GUO」,「漢儀不復見,何Ri變ZHONGhua」,而另一個受漢文明影響的Ri本,在XIU《ZHONGRiXIU好條規》時,不同意QING政府自稱「ZHONGGUO」,「ZHONGGUO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QINGGUO」,文獻ZHONG經常自稱「神州」,「ZHONGhua」。

  但正如遼金的入侵完成了宋代民族意識的覺醒,西YANG的入侵也完成了東亞各GUO民族意識的復甦,「天下」觀念終被揚棄,而「GUO家」觀念終於形成。西YANG的入侵讓漢民族意識到兩件事,第一件是ZHONGGUO境內各民族實已成為一整體,「ZHONGHUA民族」概念呼之欲出,第二件則是西方文明無論物質精神,實有出於ZHONGGUO文明之上者,於是有了現代化或西化之路。

  漢人可能是土爾扈特蒙古人之後最早意識到ZHONGGUO各民族已成為一利益共同體的,這同認識到僅僅保存HUA夏文明不足以戰勝西YANG一樣,都FAN在MANQINGTongzhi者之前。晚QING時候,似乎有一種奇怪的現象,MAN人似乎成了漢文明的守護者,漢人FAN成了漢文明的揚棄者,天天喊著要「YANG務」,「變fa」,「以Ri為師」,而MAN人則天天喊著「祖宗之法」,「天CHAO上GUO」。其實這也並不奇怪,漢文明本來就是一路繼承和揚棄ZHONG發展的,漢CHAO的「漢人」已不同於先秦的「諸夏」,而唐宋的「ZHONGGUO」也不同於漢CHAO的「漢人」。西方人喜歡舊酒新瓶,一天一個「主YI」,實在想不出名詞了,還有什麼「新古典主YI」,「新浪漫主YI」,ZHONGGUO人則喜歡舊瓶新酒,大玩其XIU正,雖然同為儒家,漢之經學已不同於先秦之孔孟,而宋之理學又不同於漢之經學,明之心學又不同於宋之理學,再加上魏晉玄學,隋唐佛學,QING代樸學,一個瓶里也不知裝了多少次酒了。不斷揚棄本就是漢文明的生命力之所在,歷史ZHONG有多少固步自封的民族滅WANG,而此民族獨存,何嘗不是因為其不停的揚棄呢。

  有年到某地旅遊,那個少數民族導遊說她們現在都被漢化了,但觀其穿著習慣,更象是被「西化」。很多民族都把「西化」說成「漢化」,也是因為漢族實際上是最早開始「西化」的,是「西化」的領跑者,也是西化最徹底的民族,其他民族在「西化」的時候感覺跟漢族越來越象,自然以為是「漢化」了。

  所以某些人以為「復興」了漢文明,就可以恢復祖上的榮光了,實為無謂。因為漢文明本來就不是一個靜止的東西,一直是在揚棄ZHONG發展的,到底是恢復明QING的,還是唐宋的,還是秦漢的,還是先秦的。MANQING為了保存其「MAN文明」,不惜以上千萬的頭顱種下一根辮子,但二百年後,連他們自己都要放棄這根辮子,民GUO初年旗人境地之慘讓人淚下,不僅保不住辮子,連姓氏也保不住,但「早知今Ri,何必當初」呢。所以認為能靠著把文明恢復到古時的某個狀態就能恢復祖上的榮光,實在與愛新覺羅氏以為靠著「MAN洲騎射」能江山永固無異,倒大違漢人祖先的精神了。

  自YANG務運動之後,ZHONGGUO的主流是西化,而民族化,從來只是支流。因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ZHONGGUO文明實際上早已停止於ZHONG古時代,哪怕你跑到了近代化的前夜,也只是ZHONG古時代,西方文明卻早已RI新月異,充分現代化了。當年Ri本為什麼要照搬唐CHAO,而不是埋頭髮展自己的文明,因為比起唐CHAO的ZHONG古化來說,Ri本本土文明還在上古,差得太遠,這樣大的差距,與其埋頭上千年,不如學習一百年。實際上也別無選擇,ZHONGGUO周邊的定居民族基本上被漢化,也是如此。羅馬滅於蠻族之後,歐洲無間斷地發展了一千年,但一千年後,歐洲人還是覺得自己的文明遠不及希臘羅馬的,於是學拉丁文,搞文藝復興。曆數千年演進的文明成果,不是埋頭苦幹就能幹得出來的。建GUO之後ZHONGGUO也鎖GUO了三十年,埋頭建設,等打開GUO門,發現差得太遠。所以,一個停留在ZHONG古時代的古代漢文明,不管多麼優秀,在已經RI新月異,並且還在繼續RI新月異的現代化甚至未來化的西方文明大背景下,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實在是不容樂觀。

  總之,在這種大背景下,漢民族的任務早已不是保存住漢文明不致於「由夏變夷」,而是先保存住自己,不再是保護文明的果實不被野蠻人踐踏,而是保護社會的財富不至於被少數人揮霍或拱手送人。如果古代的漢文明沒有能夠抵抗住蒙YUANMANQING的征服,「復興」之後的漢文明又何嘗能抵擋住更為先進更為強大的西方文明。「崖山之後無ZHONGGUO」其實是不確的,崖山之後的ZHONGGUO又何嘗不是ZHONGGUO,即使沒有「崖山」,六七百年後,ZHONGGUO又怎麼還會是宋CHAO的ZHONGGUO,即使有了「崖山」,六七百年後也可以有新的ZHONGGUO。孫ZHONG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WANG」,首先要掌握這「潮流」,知道這「潮流」是什麼,才談得上弄潮,「君子見機,達人知命」,總得先在「世界潮流」ZHONG活下來,才談得上「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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