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自然界"自視清高"？其實我們是自動化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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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前蘇聯科學家伊利亞·伊萬諾維奇·伊萬諾夫(Ilya Ivanovich Ivanov)用人工授精的方式培育出「猩猩人類」（humanzee），即人類和我們的靈長類近親黑猩猩的雜交物種。這一嘗試震驚了所有伊萬諾夫同時代的人以及現代讀者。

考慮到「猩猩人類」可能帶來的道德困境，我們非常慶幸伊萬諾夫的試驗失敗了：當前蘇聯的科學偏好改變以後，他被逮捕並遭到流放。但伊萬諾夫的努力凸顯出了一個持久的、後達爾文主義的恐懼，即讓人們對人類與其他生命的本質區別產生好奇。他們想知道，人類本身是否也是某個瘋狂科學家動物園裡的「人造物種」。

人類始終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斷地從這種令人不安的共性中拯救自己。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區別開始被提出來：思想、語言、工具、規則、文化、模仿、同情、道德、仇恨，甚至是對「民間物理」的理解。但它們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失敗了。我想提出一個新的理論，不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一趨勢在今天的政治和經濟評論員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懼和興奮。

不過，首先，我們發現人類正失去許多獨特性。我們失去了在動物王國的排他性地位，不是因為我們高估了自己，而是因為我們低估了人類的那些近親。這種對人類同胞能力的最新認識，既是一種科學發現，也是一種回歸前工業化的觀點。歷史學家尤瓦爾·諾亞·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曾在《現代人》(Sapiens，2011年出版)中稱，直到處在啟蒙人文主義的萌芽中，人類才確立了我們與動物在形而上學方面的區別，以及對動物的器質性方法，同時也使人類思維的優越性得以體現。

正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年)中所說的那樣，中世紀的宗教觀念使我們變成了一種有靈魂的動物。我們被神聖的、有生命氣息的承載者所觸動，但顯然我們依然是世俗的，由塵埃構成，依然屬於廣義的動物範疇。就像一條吃著自己尾巴的蛇一樣，它後來轉向理性主義（建立在對人類超越的信仰之上），這最終推翻了我們在情感上的優勢。

隨著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理論的出現，以及後來通過地質學、古生物學和遺傳學的證實，人類在野獸和我們自己之間苦苦掙扎，徒勞無功地建立著科學封鎖。我們相信我們是有思維的動物，並因此佔據了主導地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領域變得越來越擁擠。無論我們確定哪一種智力因素，努力讓我們顯得與其他動物不同，但最終都不可避免地發現與黑猩猩共享這些特徵。我們可能會因為同樣的原因而憎恨伊萬諾夫的實驗：他們把野獸的本性弄得與人太接近了。

黑猩猩是這場接力賽中的「首棒」，在動物行為研究中不斷重複自己的動作。科學家們為黑猩猩設計了每項智能任務，它們最終都做到了。此後，科學家們把接力棒傳給其他靈長類動物，然後是鸚鵡、烏鴉、老鼠、鴿子、章魚甚至是鴨子和蜜蜂。一次又一次，新出現的人類定義行為，卻不斷在相對聰明的物種身上出現。人類變得不那麼獨特了，而且每個發現都有更多的動物共享。

某些人建議的分水嶺（比如工具使用），如今已經屬於老生常談，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如何應對達爾文主義出現的後果。其他的，例如模仿或移情，仍然被某些現代心理學家認定為時人類特有的特徵。在《我們是否足夠聰明，知道動物有多聰明?》(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2016年)中，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創造了「人類例外論」（anthropodenial）一詞來描述後一套策略。

面對潛在的動物文化或移情例證，反對人類例外論的禁令被證明是不恰當的。有證據表明，反駁人類例外論的證據被認為是「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No true Scotsman）或訴諸純潔（appeal to purity）現象。這是一種非形式謬誤，系指在原來的普遍宣稱遇到反例時，提出一個理想、純靜的標準以為其辯護的論證方式。然而，幾乎所有這些特徵都是由類人猿進化而來的，這一過程被稱為「認知波紋」（ognitive ripple），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特殊的物種特徵，至今在其他物種中都難以找到。

工具使用是最著名、最徹底的失敗例證。它告訴我們，黑猩猩能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比如使用棍棒從土堆里取出白蟻，用鎚子和鐵砧砸開堅果。近年來，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n）烏鴉許多可愛的滑稽動作受到特別關注。它們可以在距離獎勵很遠的時候為使用多種工具排序，比如最近的工具太短，而更長的工具無法獲得。為此，它們使用短工具到達中號工具所在的位置，然後再接近長工具，無需任何嘗試，也沒有犯下任何錯誤。

但鳳頭鸚鵡Goffins給動物們帶來了致命一擊。這些鳥在野外沒有使用任何工具，所以沒有理由聲稱這種行為是一種無意識的進化本能。然而，在被囚禁期間，維也納獸醫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名為Figaro的鸚鵡，它發明了一種方法，可以用一根長長的木頭碎片將放在圍欄外的食物取來，然後將這種行為傳授給它的同伴。

隨著工具使用被排除，許多人將文化視為人類的救贖，也許部分原因是這種說法讓人文學科的地位更加令人愉悅。它花了更長的時間，但動物最終還是趕上了。那些用石頭當鎚子和鐵砧的黑猩猩？它們一代又一代地掌握著這種能力。嬰兒出生時沒有這種行為，通過觀察母親把堅果砸開，它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模仿她的動作。它們學會了粉碎文化，並將其傳給下一代。

更重要的是，這一技能是在某些黑猩猩群體中出現的，而不是在所有群體中。在有些地方，黑猩猩使用堅果粉碎技術來維持和傳遞文化上的行為，而不缺乏石頭或堅果的其他群體則沒有出現這種能力。除了物質文化和飲食文化，我們很難稱它們為其他東西。在各種鳥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身上，科學家們也觀察到了類似的情況。即使信鴿也展示了一種有利於特定路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在鳥類之中傳播。

語言是很有趣的區別因素。德瓦爾(de Waal)相信這是人類唯一的獨特之處，他認為人類可能有理由聲稱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他把我們的物種稱為唯一的「語言動物」，我認為這並不一定是錯誤的。人類語言的靈活性是無與倫比的，它的許多部分幾乎可以無限結合和重組。我們可以談論過去，思考假設，但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動物在這樣做。

但德瓦爾所捍衛的獨特性依賴於狹義的語法語言。它不包括所有的溝通方式，甚至不包括傳送抽象信息的能力。動物們始終在交流，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如大多數鳥類)，面部信號(在許多靈長類動物中常見)需要通過描述性舞蹈來表達。此外，有些非常聰明的動物偶爾會被誘導以與我們相似的方式操縱聽覺信號。

比如非洲灰鸚鵡亞歷克斯（Alex），它是哈佛大學比較心理學家艾琳·佩伯格(Irene Pepperberg)30年實驗的主題。在亞歷克斯2007年去世之前，佩伯格教它數數、提出請求，並把單片語合成新的概念。例如，這隻鸚鵡從未學過「蘋果」這個詞，於是他發明了自己的單詞，用「香蕉」和「漿果」組合成「banerry」。

如果不能全盤否定語言的獨特性，我想嘗試一種新的人性定義。在所有這些對動物的勝利中，雖然我們的語言差異可能會讓人類與動物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同，但在一個新的領域裡，沒有其他動物表現出人類特徵。在我們的特斯拉、Uber和人工智慧時代，我認為：人類可以被稱為自動化野獸。

隨著機器學習和機器人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很容易將自動化視為人類歷史上的前沿領域。生產自動駕駛汽車或通用行政助理機器人所需的電腦也是如此。但是，儘管這種技術對勞動力和市場來說是一場巨大的變革，但這些發明的目標卻非常古老：將一個任務導出到獨立的系統或獨立工具集中，而這些系統或工具可以在不需要人工輸入的情況下完成工作。

我們的第一個工具基本上與黑猩猩用來砸堅果的石頭沒什麼區別。這些堅硬的物體能夠傳達出比我們的手更大、更鋒利的力量，這就減輕了我們砸堅果所帶來的創傷。但是早期的刀子和鎚子的特點是在使用時，人類可以直接通過四肢和大腦控制它們。隨著矛的發明，我們前進了一大步：我們造出可以投擲的工具。它現在完成了我們開始投擲它的目標，即擊中某些食草動物的心臟。

所有這些物體在其他動物身上也都有相似之處，它們知道拋出東西可以得到想要的獎勵，或者控制或被操縱某個物體來打破或取回某個物品。但是，當我們的物種開始建立能夠自主行動的工具集時，允許我們將勞動外包出去以追求各種目標，我們的物種發生了不同的轉變。一旦啟動，這些機器就可以利用它們的結構來駕馭新的力量，獨立完成任務，並且比我們使用自己的身體更高效。

在我看來，有兩種方法可以讓工具獨立於人發揮作用。對於我們想要完成的任何事情，我們必須同時產生影響行動的必要物理力量，同時也要以某種程度的精神控制來指導它。有些行為（扎針）甚至需要非常細粒度的精神控制，而其他(如拖運車)需要很少的腦力勞動，但需要大量的體力。

我們的許多目標甚至完全是精神上的，比如記住某人的生日。由此可見，有兩種自動化：一種是精神獨立的，需要人類的指導，而不是人類的肌肉力量(如駕駛汽車)；另一種是無需人類精神輸入的(如自動駕駛汽車)。這兩種情況都是我們的勞動、身體或精神上的負擔，兩者都比人們最初設想的古老得多。

弓箭可能是自動化的第一個例子。在石器時代的末期，當人類將第一張弓和弦連起來的時候，這項技術就把矛頭對準了非常簡單的裝置。一旦箭被固定住，弦被拉了起來，弓就會自動發射，並且會比人類肌肉更有力，殺傷力也更大。其他動物中可能也存在類似情況，比如鳥把石頭扔到雞蛋或蝸牛上，或者用兩顆石頭作為鎚子和鐵砧。在沒有進一步輸入的情況下，掉落的石頭繼續沿著軌道到達它的目的地，鎚子和鐵砧則是一種複雜的相互作用工具，旨在完成粉碎的目標。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自動化。石頭依賴於現有的和無處不在的重力，而鳥只是利用了這種力量來獲得優勢。

鎚子和鐵砧甚至距離自動化更遠：鎚子可以保護手，鐵砧保持和支撐物體被擊碎，但每次打擊都需要受到控制，從後擺到下砸，由猩猩的活動手臂和大腦控制。相比之下，弓和箭需要建造某種機制，它的結構支持它產生新的力量，比如拉力和推力，並在動物停止輸入後的很長時間繼續完成它的任務。

弓是自動化的一個簡單例證，但它為其他許多類似技術鋪平了道路。這些早期的自動化都不是「智能」的，它們都是用來輸出人類肌肉力量的，而不是人類的大腦智慧。如果沒有人類的控制，它們都無法收集關於軌跡的信息，並相應地改變航向。但它們都表現出一種自主性，在不需要人類的情況下完成剩餘任務。

弓被改造成弓弩和長弓，而彈射器和投石器則則是其屬性進化所致，以達到類似的發射目標。在和平時期，風車和水輪可提供乾淨的綠色能源，以自動完成抽水或磨石的繁重任務。我們甚至還有由馱畜所拉的馬車和犁，這將貨物的重量從人的背上轉移走，將人從手中拿鋤頭磨出水泡的痛苦中解脫出來。

這些自動化系統與當今技術發展的不同之處在於人類大腦的參與程度。弓箭必須在適當的時候被拉開並釋放，彈射器需要裝填石頭和瞄準，水車、水輪輔助的磨機需要裝滿小麥，當被卡住時需要手動清理。認知自動化（輸出人類指導和精神參與的任務）是較新的技術，但仍然比真空管或硅晶元古老得多。正如我們是自動化體力勞動的野獸一樣，我們也試圖擺脫精神上的負擔。

我在這方面的觀點與哲學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大衛·查默斯(David Chalmers)在1998年提出的「延展心智」(extended mind)的觀點有些相似之處。他們對博物館中的兩個人進行思想實驗，其中一人患有老年痴呆症。他在筆記本上記下博物館的方向，而他的健康夥伴則按照她的記憶找到去博物館的路。克拉克和查默斯認為，兩者之間唯一的區別是記憶存儲的位置(大腦內部或外部)以及「閱讀記憶」的方法。

其他認知自動化的例子可能會以計數棒的形式出現，每個群體的成員都有這樣的能力。在輸出腦力勞動時，計數棒是如此強大，即使在沒有複雜的數字表示的情況下，它也能允許人類保持精確的記錄。例如，澳大利亞的Warlpiri族有描述一、二、許多等語言。然而，藉助計數棒或用於追蹤某些離散量的令牌幫助下，他們在會計方面的能力與說英語的人一樣精確。簡而言之，為了有效地計算，你不需要為了數字而增加單詞數量。

由於人類的記憶是零碎且容易丟失的，所以貿易需要將內存導出為物理對象。無論是棍棒、粘土片、皮革裝訂的賬簿還是數字電子表格，這些東西都能完成兩件事：一是減輕記錄員的記憶負擔，二是提供這些記錄的可信版本。如果你被許諾有一群羊作為嫁妝，並使用計數棒來談判協議，那麼確保你沒有被騙就很簡單了。

同樣，金錢的起源也常常被當作一種方便的交換媒介，來緩解物物交換的問題。然而，當你在互惠、債務和信任的基礎上參與經濟時，你所承受的巨大的精神負擔可能會成為你需要導出的東西。假設你收到了88隻羊的嫁妝，那意味著大量的羊毛和羊奶，而不是非常多的雞蛋和啤酒。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某些商品和服務的直接交易，而沒有交換媒介。然而，這種直接的易貨可能並不經常發生，尤其是因為在你能把它們全部吃掉之前，相當於一只羊價值的雞蛋可能會變質。

相反,早期社會可能依賴於互相扶持：我宰掉一隻羊，與我所在社區的人們分享羊肉，這可以理解成我與鄰居的互贈：他上周給了我12枚雞蛋，將來也能讓我可以品嘗到啤酒和麵包的美味，這些是我遲早需要的服務。即使在一個小社區內，你也需要維持各種各樣的關係。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一個成熟的心理自動化系統，而且與金錢有關。

與數字記錄和金錢相比，寫作涉及到一個更加複雜和多樣化心理輸出過程。但是基本的想法是一樣的，涉及到模塊符號，可以幾乎無限地重新組合來描述某些事物，只是精確程度不同。公元前4世紀，最早的蘇美爾人手稿使用象形文字，這些文字通常只對所傳達的意思有個大致的印象，它們依賴於作者和讀者對正在討論的術語有共同的見解。現在，我們已經將更多的工作轉移到語言本身的精確性上，創造了一個共享的解釋性語境。

1804年，提花織機的發明者將認知和物理自動化結合起來。用一串穿孔卡片或膠帶，織布機可以織成任何圖案。這些織布機，連同閱讀它們的機頭，可輸出大腦工作(記憶)和肌肉工作(編織動作)。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人類又後退了一步，放棄了對一台機器的控制，把它交給了我們的預先設定的書面記憶(指令)。

但我們並沒有突然發明人類行為的新概念，我們只是將兩種根深蒂固的人類傾向結合起來，它們的起源可追溯至有記載的歷史之前。我們的肌肉和精神自動化已經合二為一，儘管在第一個例子中，這種融合是服務於為織物充當圖案的微小目標，但它是個非常強大的組合。

提花織機的基本原理（書面指令、可以讀取和執行它們的機器）可能承載了人類對現代數字設備自動化的夢想。雖然電源、存儲容量和可執行任務的數量增加了，但總體的成就是相同的。它們都有近似的目標，比如生成一個圖形，載入相關數據，然後是計算機，使用它的程序指令，轉換這些數據，就像織布機一樣。像照片編輯、遊戲或瀏覽網頁這樣的任務更複雜，但最終都是人類指令的層面，它們致力於外部記憶，由能夠讀取它的機器執行。

至關重要的是，人類仍然提供近似的目標，即「調整白平衡」、「攻擊敵人據點」、「檢查Facebook」。然而，所有這些目標都是為了實現終極目標，即「讓這張圖片變得更美麗」、「贏得這場比賽」以及「讓我變得更可愛」。我們現在所認為的「自動化」，即特斯拉、Uber和谷歌所追求的智能自動化，其目標是讓我們再次後退一步，並將我們的近似目標放在自動通知演算法的手中。

當我們站在人工智慧革命的懸崖上時，許多人正準備迎接我們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的巨大變革，因為這種新的自動化形式重新定義了工作的意義。給出高級命令（簡單如讓咖啡機器人泡杯Cortado，複雜如指導投資演算法來最大化利潤，同時剝離化石燃料），智能演算法可以收集數據，並計算出實現指令所需要的近似目標。我們有理由期待這將顯著改變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運作方式。寫作、金錢、工業革命都是如此。

人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科技使每一代人都變得比過去更懶惰。然而，這種詆毀是被誤導的，因為它忽略了人類導出努力工作的深刻驅動力。人們可以想像，當寫作被引入時，這種新奇的塗鴉可能會被傳統的說書人詆毀，他們認為這是對口頭傳播的蒼白模仿，缺乏對良好而誠實記憶的解讀。

自動化和導出勞動的目標不是不作為，而是更為複雜。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建造了城市，發展出文化，制定了法律，探索科學的發展，並試圖探索這些恆星。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大腦本身具有獨特的優勢，它與其他智能物種的進化和功能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是因為我們的獨特之處在於可以獲得外部援助，並對我們的身體和大腦進行補充。無論是從深度、廣度和持久性來看，我們的精神和身體能力都是其他動物無法比擬的。人類是獨特的，因為我們是複雜的，這也讓我們成了自動化的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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