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包容到仇恨——對波蘭第二共和國時期反猶現象的反思

本文原版首刊於《吉首大學學報》2017年S2期。

雖然我並不能確保今後的更新頻次，但是仍然對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的停更感到抱歉。

猶太人在歐洲社會不可能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即使他們應當因為某種原因而這麼做。 歐洲社會的整個傳統對他來說是陌生的，與猶太人的靈魂在無數世代所受到的熏陶完全相反。 他們心存惡意地仇視著所有歐洲人民的過去，對歐洲人民的宗教懷有仇恨，蔑視歐洲的每一個階層……因為他們以所謂的「上帝的選民」自居。

——波蘭國家民主黨領袖羅曼·德莫夫斯基語1913年對猶太人的評論

在整個歐洲，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對猶太人抱有善意。無論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還是後來的猶太人大屠殺，對猶太人的暴行可以說是罄竹難書。在過去，波蘭立陶宛聯邦共和國曾經是歐洲最為善待猶太人的國家，也因此全世界超過半數的猶太人居住在波蘭。但是在波蘭於1918年復國之後，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了。雖然要說大多數波蘭人都反猶顯然是荒謬的，但是反猶的波蘭人絕不是個例。

本文以波蘭第二共和國時期的反猶主義為視角，並且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一個初步的反思。從分類上來說，本文屬於「揭醜」的一類。但是還是應該強調的是，本文所展現出的並不是波蘭人對猶太人態度的全部。

一、第二共和國早期與「薩納奇」前期的反猶主義

1918年11月，波蘭共和國宣布獨立。此時的波蘭國民中有相當多的猶太人，根據1921年的人口普查，猶太人的數量大約為總人口數量的8%。如此之多的猶太人對波蘭的獨立大多持中立態度，但是也有相當多的猶太人積極的參與了波蘭的復國運動。然而此時的波蘭人對猶太人仍然缺乏信任，這種不信任的重要緣由是蘇波戰爭。相當多的猶太人被認為支持共產主義，並且因此遭受迫害乃至殺戮。著名的平斯克慘案發生在1919年的4月，數十名猶太平民的領導者被波蘭軍方人員當作紅軍俘虜從而未經審判就處以死刑。題圖為平斯克慘案中受害人的紀念牆。

此次事件被波蘭議會所譴責，但是波蘭軍方拒絕承認其有任何不當行為。[1]這次事件是波蘭第二共和國早期反猶主義的標誌性事件，並且在西方引發了廣泛的爭論。美國方面專門對此進行了調查，媒體也對此展開了大量的報道。根據紐約時報報道，共計有56名猶太人被殺害，另有40名猶太人被監禁。[2]如此殘酷的暴行讓波蘭在西方國家中的聲譽大大受損，波蘭官方對此的處置方式更是招致了廣泛的批評。一些媒體開始使用「大屠殺」形容波蘭的反猶主義暴行——譬如前文所提到的紐約時報。為了查明情況，美國派出了亨利·摩根索為首的調查團進行了數月調查。該調查團最終得出結論，認為「大屠殺」言過其實，同時認為主要原因是「混亂的狀態」。但是在此之後，這份報告的結論更為保守。報告指出了波蘭此時存在廣泛的反猶主義偏見，同時也描述了相當之多的波蘭針對猶太人的壓迫情形。最終，報告認為波蘭人與猶太人應該展開更進一步的合作，以促進雙方關係。但是，報告也指出了這些暴行並非波蘭官方的政策所導致，主要原因仍然是民間與軍隊中部分人的反猶主義思想[3]。

波蘇戰爭結束後，猶太人的境遇有所好轉，代表性的事件是波蘭1922年所舉行的議會選舉。在此次選舉中，由猶太政治家伊扎克·格倫鮑姆所率領的少數民族集團成為了第二大黨，獲取了超過15%的選票。共計66名該集團成員當選議員，這表明了官方對猶太人一定程度上的包容與猶太人享有政治權利的事實。[4]但是同時應該注意的是，波蘭國家民主黨與其同盟獲取了接近三成的選票，而該黨以反猶主義著稱。同年，波蘭國家民主黨宣稱剛剛當選的總統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是「猶太總統」，該黨一激進成員更是將總統刺殺。波蘭國家中部分人此時對猶太人的敵意，由此可見一斑。

1926年5月，畢蘇斯基發動政變，波蘭進入「薩納奇」時期。薩納奇政府此時對猶太人的政策相對緩和，這主要是因為畢蘇斯基所倡導的「國家認同」政策。畢蘇斯基主張波蘭國民只需要保持對波蘭國家的忠誠，而並不需要被完全同化為波蘭人。1928年的議會選舉仍然是相對較為自由的，少數民族集團贏取了接近15%的選票，並且由此獲取了第三大黨的位置。1929年，波蘭「薩納奇」政府強勢干預了發生在利沃夫的反猶太暴亂。該暴亂的爆發是因為無端的針對猶太人的謠言，然而從該暴亂能夠爆發來看，波蘭國民中仍然有相當多的人對猶太人保持敵意。

二、「薩納奇」後期的反猶主義與餘波

1935年，畢蘇斯基去世。此時的波蘭政府雖然仍然保持著「薩納奇」式的威權統治，但是對猶太人的政策卻開始發生變化。在過去，薩納奇的政治家卡其米日·巴特爾推行了一系列對猶太人的包容政策。然而在「薩納奇」後期，政府雖然沒有十分明確的反猶太主義政策出台，卻在放任種種反猶太暴行。從1935年到1937年，零散的反猶太暴行造成了數十名猶太人死亡與500名左右的猶太人受傷。[6] 猶太人在大學中曾經佔到20%以上的學生比例，在1937年卻只剩下7.5%。這一變化是因為所謂「猶太人長凳」政策。自1935年開始，以波蘭國家黨（國家民主黨的後繼者）的青年組織為首的波蘭反猶主義者要求「猶太人在大學中的數量應該與人口比例相稱」，並且要求猶太人坐在為其專門準備的席位上，不得佔用其他座位。[7]最終，該政策在1937年被通過。這一政策招來了相當多的反對聲音，其中包括波蘭前總理卡齊米日·巴特爾。超過50名大學教授發聲反對這一政策，維爾紐斯的斯特凡·巴托里大學校長和利沃夫大學校長都採取了辭職以表示抗議。

應該注意的是，薩納奇政府在1935年對這一政策持反對意見。華沙的教育部門表示設置這種帶有歧視意味的「長凳」是違反憲法的，波蘭教育部長也承諾不會設置這種專門的長凳[8]。但是最終，薩納奇政府選擇了向國家黨讓步。雖然薩納奇政府讓步的主要目的是結束國家黨為達成目標而一次又一次發動的騷亂，然而客觀上這一政策仍然是對猶太人的歧視政策。在國際上該政策招來了普遍的批評與反對，超過三百名英國教授簽署宣言反對這種歧視政策，但是薩納奇政府並沒有進一步動作。

此時的反猶主義元兇是擁有龐大基礎的波蘭國家黨人，他們反猶主義的主張憑藉傳統的天主教信仰更加深入人心，也由此被更多人所接受。薩納奇政府此時對反猶主義已經是相當縱容，1929年的強勢干預也沒有再次出現。當然，應該指出的是波蘭政府並沒有專門性的反猶法律，也沒有官方性的迫害行動。這一點是同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等國家顯著不同的。[9]但是這並不能否認官方的默許，更不能否認反猶主義與暴行的存在。天主教傳統上將猶太人視作「叛徒」，而波蘭人絕大多數都信仰天主教。國家民主黨打出的「純凈波蘭」的旗幟也深入人心，甚至被薩納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也正因此，雖然國家黨是薩納奇政府的反對者，但是薩納奇政府仍然願意對國家黨做出讓步。

1939年，波蘭遭受了蘇德兩國的瓜分。但是國家黨龐大的民意支持與反猶主義並未消散，甚至深入了波蘭的抵抗運動之中。忠於國家黨的國家武裝部隊擁有超過七萬人的規模，他們中大多數人對猶太人充滿敵意，甚至在某些時候會對猶太抵抗力量開火。臭名昭著的耶德瓦布內慘案則是波蘭反猶主義的又一例證，數百名猶太平民在此事件中慘遭波蘭人的毒手。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暴行不止耶德瓦布內一處，在大大小小的屠殺中累計有超過一千名猶太人慘遭波蘭人的毒手。這種反猶主義的餘波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沒有消散，以凱爾采排猶事件為代表的戰後一系列排猶暴行依然造成了數十至數百猶太人的死亡。

三、總結與反思

總結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反猶主義，應當注意到其中的骨幹力量——也就是波蘭國家民主黨。國家民主黨自波蘭第二共和國獨立以來就擁有相當龐大的民意支持為後盾，其反猶主義的主張更是深入人心。在整個波蘭第二共和國時期，大多數的反猶主義都由國家民主黨及其後繼者所主導並且推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一切都應該歸罪於國家民主黨，因為我們不能忘記國家民主黨背後那龐大的民意後盾。

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反猶主義並非簡單的民族原因，而是民族問題與經濟、文化、宗教和政治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猶太人主要從事手工業等工作，而波蘭人則是從事農業方面的工作為主。在文化上，只有10%左右的猶太人認可自己是波蘭人，更有接近90%的猶太人在日常生活中選擇說意地緒語或者希伯來語。這造成了波蘭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溝通困難，更引發了雙方的信任危機。在宗教上，天主教的傳統信仰讓相當多的波蘭人認為猶太人是「叛徒」。在政治上，猶太人被許多波蘭人認為是「共產主義者」，並且因為這個莫須有的身份遭受迫害。當然，我們不能忘記歐洲自古以來的反猶主義傳統。針對猶太人的謠言數不勝數，同時這也是一部分波蘭排猶暴亂的起因。這一重要因素成為了反猶主義的火種，同時也起到了助燃劑的作用。

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釀成了惡果——相當比例的波蘭人被反猶主義思想所左右，並且對無辜的猶太人做出種種暴行。薩納奇政府也從曾經的保護政策逐漸走向了縱容反猶主義暴行的道路。如果薩納奇政府能夠採取堅決的保護與寬容政策，反猶主義作為非官方的意識形態本可以被輕易地鎮壓下去——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是薩納奇政府的不作為不僅令人失望，並且成為了反猶暴行事實上的幫凶。這種反猶主義的思想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根深蒂固，更是影響到了二戰中的波蘭人-猶太人關係。

四、結語

毫無疑問，波蘭第二共和國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反猶主義問題。國家民主黨兩成以上的民意支持是絕佳的體現，一系列的反猶暴行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是這是波蘭人-猶太人關係的全部嗎？答案應當是否定的。我們不能忽視始終與反猶主義鬥爭的波蘭社會黨與後來的波蘭民主黨，也不能忘記早期和中期對猶太人較為寬容的薩納奇政府。相較於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波蘭的反猶主義有著太多的不同。文化與宗教的因素在波蘭尤為突出，反猶主義也從來都不是波蘭官方的意識形態。

歷史從來都不只有一面，單純以波蘭反猶主義的一面來說明波蘭人-猶太人的整體關係，就好比以管窺豹，然後得出結論斑點就是豹子的全部一樣可笑。我們必須以一個全面而辯證的角度來看待波蘭人-猶太人的關係，才可能得出一個相對客觀而公允的結論。

正如《東歐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雖然波蘭的反猶主義和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國際的關注，但實際上，波蘭參與大屠殺的程度要遠遠低於其他國家，諸如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立陶宛，拉托維亞，斯洛伐克和法國。就捲入到大屠殺的規模而論，東中歐、波羅的海和巴爾幹的其他幾個民族，以及法國和低地國家(指荷蘭、比利時、盧斯堡)，都比波蘭要大，波蘭的反猶太人的歷史絕對不是最糟糕的。 [10]

但是無論如何，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反猶暴行都是這段時期波蘭人-猶太人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暴行是第二共和國時期反猶主義的延續，這些反猶主義者的罪責也不可開脫。

參考文獻：

[1] Joanna B. Michlic. Polands Threatening Other: The Image of the Jew from 1880 to the Present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118.

[2] REPORTS POGROM AT PINSK: Central Zionist Office Hears 56 Jews Were Killed[N]. The New York Times, 1919-05-22.

[3] Piotr S. Wandycz. Ideology,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M].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3:74-75.

[4] D. Nohlen; P. St?ver. Elections in Europe : a data handbook[M]. Baden: Nomos Verlag, 2010:1491.

[5] 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The Poles, the Holocaust and Beyond[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60.

[6] Martin, Gilbert.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M]. London: Routledge, 2009:21.

[7]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2: 1795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310.

[8] H. Rabinowicz. The Battle of the Ghetto Benches[J].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964, 55(2): 151-159.

[9] Peter Stachura. 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M]. London: Routledge, 2004:54.

[10] [英]羅伯特·拜德勒克斯；伊恩·傑弗里斯. 東歐史[M].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13:708-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