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再次反思探討 西漢-東漢-曹魏劉蜀孫吳-西晉東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 東亞大陸政治文化宗教民族 4

易大師的品三國，主要是出於正統的儒家觀點。易大師就是要大眾，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再信奉啥子，忠君，忠臣，忠義，這些當今虛無飄渺的東西。

我討論三國演義，是從歷史本身的邏輯演繹而看待歷史。

類似於，讓歷史的事實還原於歷史的所在的時間空間，我們站在歷史的所在的時間空間，再去看歷史事件，不帶自己的當下的價值評斷與情緒觀點，從而可以觀察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

這種思想實驗的方法，類似於心理學的催眠觀察法，是當今世界主流的歷史還原觀察法。但是歷史還原觀察法，中國學者使用的較少。

東漢末年，邊疆與少數民族又如何呢？

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總面積64萬平方千米，橫跨中國青、甘、寧、內蒙古、陝、晉、豫7省區大部或一部，主要由山西高原、陝甘晉高原、隴中高原、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組成。

歷史時期黃土高原植被覆蓋狀況變化很大，總的變化趨勢是林草植被，尤其是森林植被的不斷縮小和破壞。造成黃土高原歷史時期植被破壞的原因除了氣候變化外，主要是人為開墾土地，採伐森林和過度放牧，所以黃土高原歷史時期植被變化主要是在人類生產和建設中對植被的破壞。

夏代中國有人口1355萬，周代1371萬人，其中1/2左右分布在汾渭河谷和豫西地區，這兩地區人口密度30-40人/平方千米。即便如此，從《詩經》中仍可看到黃土高原南部野鹿成群，虎豹出沒，森林面積廣大，農耕面積有限。

春秋、戰國時期鐵器出現，犁耕農業逐漸代替鋤耕農業，關中、汾河谷地、洛陽盆地、天水盆地農業進一步發展。戰國時秦將自己的勢力向渭河上游、陝北北部推進，趙則向晉北地區擴張，在這些地區建立城邑，開墾土地，發展耕作，但直到戰國末農耕業主要集中在太原一龍門一天水以南地區，以北畜牧業仍佔優勢，整個黃土高原人口稀少，開墾指數不高。

秦統一全國後統治範圍向北推進到黃土高原北部秦長城一線。西漢時期統治範圍進一步向北、向西推進，漢武帝時向北到達陰山，向西到達河西走廊，黃土高原幾乎全部都在西漢的統治之下。

秦漢時期是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農耕文化大舉進入黃土高原，從綏德、米脂一帶出土的漢畫像石可以清楚地反映出這一點。

西漢時曾向黃土高原大量移民，再加上大批吏卒屯守邊防，黃土高原人口迅速增加。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元始二年（2年）黃土高原地區有人口880萬人，其中洛陽盆地人口密度最高為132人/平方千米，關中為30一90人/平方千米，陝北及晉西北為10一13人/跑平方千米，天水盆地為10.74人/平方千米。

人口的增加和農耕的發展使部分林草地被開墾，但開墾程度較高主要在南部的關中、洛陽盆地和天水盆地，當時農牧業界線在太原一龍門一寶雞一線。此線以北的廣大黃土丘陵地區耕地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其餘地區仍保持自然狀態。

東漢、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黃土高原戰爭頻繁，社會動亂，人口大量減少，原來的農耕區向南退縮，黃土高原的廣大地區重新成為游牧區，生態環境得以恢復。

據《續漢書·郡國志》記載，東漢永和五年（140年）黃土高原總人口為507.6萬人，比西漢減少了43%。當時陝北及晉西北人口4.94萬人，比西漢的130.55萬人減少96%，人口密度減為0.5人/平方千米以下。

西晉時黃土高原人口比東漢又有減少，據《晉書·地理志》記載，西晉太康元年（280年）黃土高原總人口204萬人，比東漢減少4%5。

《晉書》中山西河曲、偏關、保德、陝北、隴東馬連河流域為游牧民族居住區，無人日記載，人口當比東漢時更為稀疏。當時西安附近的京兆人口密度為34.88人/平方千米，關中東部的左馮詡為3.29人/平方千米，關中西部的右扶風為9.46人/平方千米，洛陽附近為55.85人/平方千米，天水附近為5.55人/平方千k/耐，比西漢時減少l2/以上。

東漢時期，在中原外圍，分布著許多大小不等、強弱各異的少數民族。東北的玄菟、樂浪（今朝鮮平壤）兩郡，就近管轄著高句麗、朝鮮、穢、貊、貉、沃沮、夫余各民族。

遼東郡統領著烏桓、鮮卑等族，並有大量的烏桓人從長城以北進入代郡、雲中、漁陽、右北平各郡生活。

北部的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等數郡與匈奴相鄰，東漢政府先是利用長城與之對抗，隨之降服其南匈奴，將之內遷，後又組織各種力量消滅了塞外的北匈奴勢力。

西部有眾多的羌人，朝廷於隴西特設護羌校尉，負責管理羌族事務，並於金城及上郡、張掖、廣漢、犍為各郡，建屬國都尉府，予以轄治。

以濮族為主體的西南夷，分布在西南柯、越、永昌各郡，接受東漢政權的統治。

活動在東部、南部和東南部的百越族，分別歸屬於吳郡、會稽、南海、合浦、九真、交趾、鬱林等各郡。

另外，東漢政權還在宏觀上控制著一個廣闊的西北部之藩屬地帶——西域，在較長的時期內，將之擴入了貢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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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匈奴乘機越過長城，進行搶掠，一方面，匈奴的勢力在中原大亂時期得到了迅猛發展：匈奴不僅恢復了對西域諸族的統治，從中勒索賦稅，且重新控制了東北烏桓，並與烏桓、鮮卑聯兵頻頻侵擾邊境。與北部勢力彭寵、盧方等軍事集團勾結一起，致「北邊無寧歲」.

彭寵，南陽郡宛縣人。王莽政權時期曾任大司空士，劉玄稱帝後任命他為漁陽太守。劉秀、王郎爭奪河北時，彭寵經過兩三考慮決定歸順劉秀，立下大功，公元25年（建武元年），劉秀即皇帝位，當初彭寵派來增援劉秀的吳漢、王梁都位列三公，而彭寵獨沒有加升，彭寵怏怏不得志。

北方各郡，因為戰爭的破壞，民生凋敝，殘破不堪。只有彭寵治理下的漁陽郡，沒有遭到大的兵燹，經濟比較富裕。漁陽郡靠近大海，礦藏富足，西漢時期就設置有鹽鐵官。彭寵鼓勵郡中諸縣煮鹽冶鐵，然後到各地去販賣。把賣來的錢有買成糧食、珍寶囤積起來，日子過得非常富裕。

公元27年（建武三年）春，彭寵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派遣使者與匈奴結好和親。匈奴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援助彭寵。彭寵自立為燕王。

盧芳，安定郡三水縣（今寧夏同心）人。王莽末年，盧芳便和三水縣的屬國羌人、胡人一同起兵。公元25年（更始三年），三水縣的豪傑共同商議，認為盧芳是劉氏的子孫，擁立盧芳為上將軍、西平王。

盧芳派遣使者前往西羌、匈奴建立和親關係。匈奴單于說：「匈奴本來與漢朝互約為兄弟。後來匈奴衰落，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漢朝因此派兵予以保護，匈奴則世世代代向漢朝稱臣。現在漢朝也敗絕，劉氏宗族前來歸附於我，也應當擁立他，讓他尊奉我。」匈奴單于迎接盧芳兄弟到匈奴。匈奴單于立盧芳為漢帝；盧芳率領胡人的騎兵回到安定。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盧芳和匈奴、烏桓的軍隊聯合，多次侵犯東漢邊境。公元42年（建武十八年）五月，盧芳從昌平返回後，內心疑慮恐懼，於是再度反叛東漢

劉秀在對匈政策上以防禦忍讓為主：在政治外交上，派遣使者出使匈奴，試圖緩和雙方關係；在軍事方面，在北部邊境加強防禦，修烽火，築亭障，駐屯田之兵；在匈奴抄掠嚴重、無力防禦之地則甚至直接省罷邊郡、內徙邊民，以避匈奴長期侵擾。

建武二十二年（46年）以後，匈奴地方連年遭災，赤地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疾，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暫時停止對邊塞的侵擾。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內部發生內訌，日逐王比南邊八部大人推舉下立為單于，請求附漢。他雖接受東漢的保護與轄治，但有相對的半獨立性，仍自稱呼韓邪單于二世。匈奴則分裂為南北兩部。

東漢政府將歸附的匈奴部族納入屬國制的政治架構之中,歸漢的單于比的勢力為南匈奴，被光武帝安置在沿邊的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境內，單于比本人居於西河郡美稷縣（今山西離石縣），督飭各分部助漢守衛邊土，不時與北匈奴作戰。

在所謂屬國之中，雖仍然「因其故俗」加以治理，保留其原有組織和生產生活方式，行政上歸中央政府委派的都尉管理，漢政府設置「使匈奴中郎將」官職派駐南匈奴單于庭的最高官員,作為南匈奴的政治、軍事監護者，統兵以擁護、監督南匈奴，參與南匈奴政務,擁有干預匈奴事務的權力。度遼營則是對於南匈奴的又一明確而嚴格軍事監護的體現，其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南北匈奴交通、抵禦北匈奴來犯及防止南匈奴人叛逃。南匈奴已成為歸屬東漢王朝境內的半獨立的政治實體。

東漢將南匈奴、鮮卑、烏桓為己所用，合擊北匈奴。在東漢王朝進行的連續軍事大攻伐下，北單于帶領其殘眾西遷，不復成為東漢的一大威脅。

在北匈奴勢力消失之後，東漢政府另立北單于新君，鮮卑趁虛入主匈奴北境故地，漢與南匈奴的親善關係受到破壞和動搖。匈奴中郎將的專斷和偏頗之政策，南匈奴的內部動亂和叛漢傾向由此滋生。

漢帝於漢安二年（公元143年），漢匈關係就已經逐漸演化為主奴的關係了，南單于不能獲得統治內部的絕對控制權，對東漢政府喪失了完全的政治獨立性,在軍事實力上，南匈奴遭到北方草原新霸主鮮卑的掠奪和侵襲。南匈奴與東漢王朝產生了齟齬，種下了南匈奴部分上層貴族不滿和叛漢的種子。

　東漢政府將匈奴內移在「邊境八郡」（相當於現在的甘肅、陝西和內蒙古地方），同時又將其它郡縣的漢民大量地遷徙到這一帶，令之與匈奴人雜居於一起。東漢政府想通過漢、匈奴混雜居，改變邊疆民族構成單一化，從而鞏固東漢對邊疆的統治。

公元187年，南匈奴發生內訌，此時正值黃巾軍起義，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各地封建割據勢力並起，漢朝無暇顧及匈奴。於是，南匈奴一部參加了農民軍的打土豪活動，主要活動區域在今河南省黃河以北、山西省南部地區。

「屠各」，亦稱「休屠各」，是西漢時期匈奴休屠王的後裔所建之部落群體。匈奴在隴西地區的右匈奴主要由兩個部落集團組成，一是屠各部，首領即為休屠王，姓氏為虛連提氏，世為匈奴屠各部的首領。二是渾邪部，首領即為昆邪王，姓氏為義渠氏，世為匈奴渾邪部的首領。渾邪部雖屬於匈奴，卻並非東胡民族，就族源而言，渾邪部的基本成員為義渠族人。秦、漢之際，義渠民族聚攏為部落集團，以渾邪部稱之，後依附於東胡民族，成為後來匈奴部落聯盟中的一個群體。

漢武帝時候，昆邪王吞併了休屠王的兵眾，投降了大漢王朝，漢武帝於二王故地設置了武威、酒泉二郡。

昆邪王、休屠王匈奴部眾，乘西漢末期中原混亂之機，再次脫離了中原王朝的統治。原休屠王的部眾後裔組建了自己的部落群體，被稱作「屠各部」或「休屠各部」，在東漢至西晉時期雜居於西部沿邊諸郡。

三國時期，中原再次分裂，鮮卑民族崛起，屠各部歸附於北魏王朝的締造者太武帝拓跋·珪，成為後世所稱的鮮卑獨孤部，成為北魏政權最初的八部貴族之一。

獨孤渾部原為鮮卑拓跋部的從屬部落之一，原游牧於雲中一帶（今內蒙古托克托）。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拓跋部大人拓跋·力微率部徙居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之後召集諸部，以武力確立了拓跋部在部落聯盟中的大酋長地位，建立了代國。在拓跋·力微病逝後，諸部離叛，獨孤渾部則是最先離叛的部落之一，曾一度依附於万俟部。

東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國經淝水之戰慘敗後，國力日弱，東晉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珪復國，鮮卑万俟部歸附拓跋·珪，獨孤渾部隨著万俟部回復到拓跋部中。拓跋·珪將獨孤渾部排位在貴族行列的最末。

在獨孤氏族人的後裔子孫中，遷都洛陽以後實施的漢化改革過程中大多改為漢字單姓劉氏，亦有省文簡化為單姓獨氏者。

東漢漢靈帝劉宏中平四年十二月，休屠各與南匈奴貴族擔心漢朝徵發匈奴軍隊的事不會停止，反叛單于侵邊，并州大亂。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一併流徙分散。

中平五年正月，休屠各寇西河，攻殺西河郡守邢紀。

中平五年三月(188年4月前後)，休屠各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號稱有十萬人，殺其單于羌渠。

公元195年，南匈奴參與了中原封建軍閥的混戰，沿黃河而下，東漢大學者蔡邕之女蔡文姬就是這一時期被擄掠去匈奴的。此時，南匈奴已經佔據黃河流域諸多郡縣。

公元202年，南匈奴首領歸附曹操。曹操為了北方的穩定，先後將南匈奴分為五部每部擇立貴族為帥，另選漢人為司馬對其進行監督。同時，曹操還把并州的中下層匈奴人編入漢族。這樣，南匈奴上下完全編入曹魏政權，中國北方完成了實際的統一。

公元216年，曹操拘留南匈奴末代單于呼廚泉單于，派右賢王劉去卑監國，將南匈奴分成五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別安置在陝西、山西、河北一帶。左部帥劉豹的兒子劉淵就是十六國之中的漢趙的創建者。

漢、魏之際，曹操將南匈奴族人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各立其貴人為部帥。以左賢王豹為首的匈奴貴族，自認為系漢家子孫、高祖後裔，遂改姓劉氏。當時，一同改姓劉氏的有左賢王左部帥劉豹、右賢王監國劉去卑、於扶羅的弟弟劉宣和其餘四部帥等一大批匈奴貴族，從此，匈奴劉氏便在東漢末年形成了。三國時期，匈奴劉氏主要居住在晉陽汾澗之濱，也就是今山西省境內。

劉去卑，東漢末期至三國初期南匈奴右賢王，，歷經三國時代。為西晉初期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十六國時期胡夏建立者劉勃勃之五世祖。在劉去卑的後裔子孫中，有獨氏。

東漢建安元年196年，劉去卑受命派軍協助漢獻帝、董承等人從長安出逃往洛陽，與李傕、郭汜交戰。東漢建安二十一年，單于呼廚泉來朝，曹公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監其五部國。

及魏建，司馬師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子猛孫以獨孤為姓。及北魏孝文帝漢化，複姓劉。

劉烏路孤，又作劉虎或劉武，十六國時期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為前任首領劉誥升爰之子，胡夏建立者劉勃勃之曾祖父。309年（西晉懷帝永嘉三年、漢趙劉淵河瑞元年），誥升爰去世，烏路孤繼立，自稱其部落為「鐵弗」，並歸降漢趙。

烏路孤繼位時，鐵弗部原居今山西一帶，310年，鐵弗為劉琨所敗後，始向西遷，進入朔方，漢趙帝劉淵此時封烏路孤為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318年，為東晉所冊封之代王拓跋鬱律所敗，逃往塞外。

341年，烏路孤再攻擊代國，復為代王拓跋什翼犍所敗，不久去世，子劉務桓繼立。後來劉勃勃稱帝後，將烏路孤追謚為景皇帝。

劉務桓，一作劉豹子，十六國時期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為前任首領劉烏路孤之子，胡夏建立者劉勃勃之祖父。341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烏路孤去世，務桓繼立。

務桓繼位後即遣使與代國求和，拓跋什翼犍將女兒嫁給他。又向後趙朝貢，後趙則任命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356年，務桓去世，其弟劉閼陋頭繼立。後來劉勃勃稱帝後，將務桓追謚為宣皇帝。

劉閼陋頭，十六國時期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為劉烏路孤之子，前任首領劉務桓之弟。356年（東晉永和十二年、前秦壽光二年），務桓去世，閼陋頭繼立。

358年，閼陋頭因領導無方，部落多叛，遂率殘部向東逃走，閼陋頭則逃亡至代，後不知所終。

劉悉勿祈，十六國時期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為劉務桓之子，前任首領劉閼陋頭之侄。359年，悉勿祈去世，其弟劉衛辰殺悉勿祈之子，繼立。

劉衛辰，十六國時期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劉務桓之子，前任首領劉悉勿祈之弟，胡夏建立者劉勃勃之父。359年（東晉陞平三年、前秦永興三年），悉勿祈去世，衛辰殺悉勿祈之子，自己繼位。

衛辰任鐵弗部首領共計33年。後來勃勃建立胡夏，追謚衛辰為桓皇帝，廟號為太祖。

赫連勃勃（381年－425年），匈奴鐵弗部人，原名劉勃勃，十六國時期胡夏國建立者。其父劉衛辰曾被前秦皇帝苻堅任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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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桓

戰國之時，漢文獻中所記之草原東部族類只有東胡、山戎，沒有烏桓和鮮卑。烏桓一名最早見於西漢史學巨著司馬遷的《史記》。烏桓在《漢書?地理志》、《三國志?魏志》、《漢紀》、《晉書?王沈傳》及《載記》中作「烏丸」。烏桓、鮮卑不是因山得名，而是以族名轉為山名，後又有烏丸川等。烏桓可能就是《竹書紀年》中的赤夷。

近代地理學家丁謙曾指出：「烏桓者，烏蘭之轉音也，蒙古語紅曰烏蘭，故《傳》中又稱為赤山。」（《後漢書烏桓鮮卑傳地理考證》）他認為烏桓山亦即赤山。中國史書所載阿跋（拔）為鐵勒（赤狄）。

游牧的Par人為中亞草原游牧化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他們在亞洲傳播著騎射技術和游牧經濟。中國史書上記載的許多專名與Par人有關。今新疆巴里坤湖（Bark?l）即古代蒲類海、蒲類澤。蒲類本大國的年代當在匈奴崛起之前。《漢書?西域傳》所見蒲類國和蒲類後國應是匈奴擊破蒲類後，蒲類大國的餘眾發展而成的。《漢書?西域傳下》顏註：「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烏孫的種族特徵和布迪諾伊人Budini相同，都具有青眼、赤須這一罕見特徵。烏孫亦蒲類也。

據《後漢書?烏桓傳》，烏桓過著「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的游牧生活。部落大人是推選產生的、不能繼承。烏桓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匈奴在烏孫和烏桓之間，烏孫和烏桓並不相連。如果把烏桓之桓解讀為鮮卑語之跋『後』，那麼烏桓意為烏後；烏後和烏孫意義相同，原本同一族群，匈奴崛起後將兩者分隔開了。

烏桓留下的墓葬有遼寧西豐西岔溝古墓群。墓葬時代相當於西漢的早期到中期。墓地所在的地理環境，是山區、平原和草原三者的交鄰地區，正是游牧地帶和農耕地帶的連結點，它的西面是今日的內蒙古自治區，自此而西，經蒙古高原、準噶爾盆地、南西伯利亞，以至高加索和烏克蘭，就是眾所周知的延綿不斷的歐亞大草原地帶。這個地帶是上古的游牧世界，本地正當游牧地帶的極東一角。它的南面是今日的遼河平原。

領有這一墓地的部族就應當在此一帶活動過。此地離四平、開原不遠，在西漢時，正當遼東郡北邊塞外，成為一個貿易地點和軍事要衝是完全可能的。由於墓葬中同出了大批漢族文物，特別是貨幣、鏡鑒和陶器，成為斷代的最主要根據。這一墓地的基本時代是相當於武帝到昭帝時期，它的上限在武帝之前，它的下限有可能到宣帝初期。

從出土的銅飾板上可以看到這個社會的主要畜產是馬、牛、羊和駱駝，特別是馬，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交通和戰陣的主要工具，出土的大批馬牙和馬頭骨也是直接的例證。

在文獻記載中，無論是匈奴或鮮卑，都沒有提到他們有農業，唯獨對於烏桓人，在談到是以游牧為主的同時，還兼營一部分農業。

戰國時的貉（讀為貊）即漢時的烏桓。到漢代「胡」「貉」都不大用了，以匈奴代替了「胡」，以東胡代替了「貉」。故史、漢所說的「東接濊貉」即指匈奴之東有東胡族和濊族。東胡這一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它和匈奴同屬於胡，為了區別起見，遂以其在匈奴的東面這一特點而名之為東胡。

冒頓所攻破的東胡可能是使用鬲的夏家店文化的主人——鬲族，隨後貊族便成為了北方的主導民族。作為貊族的一支之烏桓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東北地區的。

據考證，今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天山鎮西北140里有—座烏遼山，即烏桓人遷駐之地。烏桓人在這塊土地上逐步成長、壯大並向南遷徙，與建都於中原的封建政權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直至進入中原各地，融合於其他各族之中。

公元前3世紀末，匈奴破東胡後，遷至烏桓山。公元前119年（西漢武帝元狩四年），漢軍大破匈奴，將匈奴逐出漠南，烏桓又臣屬漢朝，南遷至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駐牧，代漢北御匈奴。相當於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中東部、赤峰市北部、河北省北部、遼寧省北部地區。

王莽代漢後，準備打擊匈奴，乃徵調烏桓等兵屯駐代郡，而質烏桓兵妻子於郡縣。烏桓兵恐久屯不休，遂自亡叛，諸郡盡殺其質，由是雙方結怨。匈奴誘使烏桓貴族與己連兵寇漢邊境。

東漢建武二十一年（45年），劉秀擊烏桓。（46年）匈奴發生內亂，烏桓乘機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劉秀下詔罷除諸邊郡亭候，以幣帛招降烏桓。建武二十五年（49年），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率眾歸附，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在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

烏桓大人郝旦率眾大規模遷居緣邊十郡。烏桓又從五郡塞外南遷至塞內的遼東、漁陽及朔方邊緣十郡，即今遼河下游、山西河北北部及內蒙古河套一帶駐牧。。其向西發展到今內蒙古河套、鄂爾多斯一帶，烏桓在兩漢時先後兩次南遷，逐漸發展壯大，但受漢護烏桓校尉管轄，分成若干部落，各自為政，一直沒形成統一的部落聯盟。

靈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為三郡烏桓元帥，搶劫青、徐、幽、冀四州。次年，漢以劉虞為幽州牧。蹋頓有武略，代立為大人，總攝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部。

袁紹與公孫瓚交戰，蹋頓等助紹破瓚，紹賜蹋頓、難樓、峭王、汗魯王單于印綬，以收其精騎。

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佔冀州後，袁尚、袁熙投奔蹋頓。蹋頓數與袁尚兄弟入塞為寇。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親率大軍往擊三郡烏桓，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得漢及烏桓等降人二十餘萬口。

曹操「血洗烏桓」，史書對這場惡戰多有記錄。數萬騎兵慘烈混戰，「死者被野」。面對游牧民族單兵能力強，曹操騎兵毫不遜色，虎豹騎「獲單于蹋頓」，陣前斬首。烏桓群龍無首，三郡主力騎兵先行崩潰，《三國志》記載：「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白狼山之戰曹操大獲全勝，曹軍乘勝追擊，直搗烏桓老巢柳城，一舉平定烏桓三郡。此役解除了「三郡烏桓」對中國北部的威脅，掃清了袁氏的殘餘勢力，徹底統一河北，收編烏桓精騎，增強了曹操的軍事實力。三郡烏桓騎兵加入曹操的軍隊，「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大大發展了曹操的騎兵部隊。從三國的最終結局看，魏軍不僅是將領中人才輩出，而且士兵也是最有戰鬥力的。尤其是騎兵，三國之中，魏軍始終獨佔鰲頭。

烏桓自被曹操擊破後，勢漸衰落。當時除遼東、遼西、右北平三郡烏桓內遷外，其它諸郡烏桓大多留居原地，並

保有一定實力。

漢末三國時，利用烏桓丁強當兵作戰者，除了曹操以外，還有袁紹父子、公孫瓚、張純、閻柔等人。劉備為平原相時，「自有兵千餘人及烏丸雜騎」。也屬利用烏桓等少數部族當兵之例。

烏桓內移之後，其貴族受到種種優厚待遇，而一般部眾卻被驅向戰場廝殺。因此，烏桓部眾為了逃避徵發不休的兵役多次對漢人統治者進行反抗，自系理所當然之事。

直至兩晉，無論在塞外或塞內，烏桓的活動尚頻見史冊。西晉初，幽州北邊障塞內外烏桓分別歸附鮮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統治，並逐漸與鮮卑融合。有一部分最後加入庫莫奚之中。

自幽州北邊而甫，直至冀州的渤海、平原二郡，烏桓騎兵營分布其間。王浚為幽州刺史兼烏桓校尉，最後以烏桓和鮮卑的兵力為後盾南面稱制。

并州烏桓張伏利度擁眾 2000壁於樂平（今山西昔陽縣西南），307年（晉永嘉元年），為石勒所並。石勒攻下幽州後，徙幽、冀二州烏桓於襄國（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4世紀中葉附前燕。

前秦苻堅滅前燕後，處烏丸雜類於馮詡、北地。而後，慕容垂又利用烏桓之助建立後燕。垂曾引丁零、烏丸之眾20餘萬為飛梯、鑿地道以攻鄴城，並以烏桓張驥為輔國將軍，劉大為安遠將軍，魯利為建威將軍，隨慕容氏南征北戰。

北魏初，拓跋珪攻信都（今河北省冀縣），張驤舉城降，後驤逃往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依慕容詳。珪拔中山，驤被擒。398年（東晉隆安二年），其子張超收集烏桓、漢民2000餘家據渤海郡之南皮（今河北省南皮縣），自稱烏丸王，後南走平原（今山東省平原縣）。次年，為魏徵虜將軍庾岳擊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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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卑

在中國典籍中最早出現「鮮卑」一詞的是《國語》和《楚辭》。《國語?晉語》「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與鮮卑守燎，故不為盟。」三國時韋昭注云：「鮮卑，東夷國」。《大招》若為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年）所作，那麼「鮮卑」一名大概是在戰國之後進入中國的；《大招》若為秦漢間作品，那麼「鮮卑」一名可能是在秦漢之間進入中國的。

《漢書?匈奴傳》「犀毗」下顏師古注云：「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曰『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按顏師古的解釋「鮮卑」即「犀毗」、「師比」、「犀比」，指胡人的帶鉤。此帶鉤初出自東胡，戰國時傳入趙國，《戰國策》記載趙武靈王以黃金師比賜給周紹，當即此物。「師比」或「犀毗」就是帶有瑞獸的帶鉤（帶頭）。這些瑞獸是虎、犀牛、龍或格里芬之類的人類不敢輕易靠近的強有力動物，把它們用在帶鉤上有鉤住它們、或腰帶被它們牢牢咬住的寓意。師比、犀比、犀毗、胥紕、私鈚、斯比、鮮卑皆是同一器物的不同譯名。《楚辭》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中的「鮮卑」確是指一種犀毗郭落帶鉤，但歷代注釋家都認為這種帶鉤是與胡人有關的。

在古代，以部族的某種特產物或某種特徵來為部族命名比比皆是，如氂牛、白馬羌、白馬氐。《後漢書?西羌傳》說「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由於以氂牛、白馬之類的特產物來稱呼出產這些特產的部落好記而便利，漢人遂以氂牛、白馬羌來命名這些部落。鮮卑族可能是因為出產胡名叫「鮮卑」的帶鉤而被稱作「鮮卑」的。

作為民族名的鮮卑*Sarbi可和Sarmatae薩爾馬提亞

勘同。鮮卑*Sarbi和Sarmatae都是游牧民族，都是馬背上的民族，馬是其生活、出行、作戰的主要工具。

從人種上講，Sarmatae是白色人種，鮮卑亦是白色人種。《晉書》載秦人呼鮮卑為白虜。《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秦呼鮮卑為白虜。」《世說新語》第27《假譎》載王敦罵晉明帝為「黃須鮮卑奴」注引《異苑》所載王敦語作「黃頭鮮卑奴」，並解釋到「帝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五胡十六國」時期，燕為鮮卑人建立的，所謂燕國人不過是鮮卑人的另一種表達而已。《晉書》卷6《明帝紀》載王敦稱晉明帝為「黃須鮮卑奴」並稱「帝狀類外氏，須黃，敦故謂帝雲」，明確指出晉明帝黃鬍子的長相與其外祖父家相同，也就是與鮮卑人相同。

鮮卑當是黃髮碧眼的白色人種。鮮卑*Sarbi和Sarmatae具有類似的風俗習慣。希羅多德《歷史》中的Sauromatae人是古代社會中唯一擁有女戰士的族群。鮮卑婦女亦具有鋼鐵般的性格。魏書?鐵弗劉虎傳》：「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勃勃原姓鐵弗，其後改為赫連。

鮮卑婦女剛強如鐵。唐朝皇后多出自鮮卑族，可能和鮮卑婦女的堅強品質有點關係。王沈《魏書》稱鮮卑「其語言、習俗與烏丸同」，又稱烏桓「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鬥時乃自決之。」《後漢書?烏桓傳》也稱「計謀從用婦人，唯戰鬥之事乃自決之」。鮮卑當和烏桓一樣，婦女在平常的生活中擁有較高地位。鮮卑婦女還擔任巫師。鮮卑女巫們主持重大祭祀活動。《魏書?禮志》記載天賜二年（405年）在西郊祀天，築方壇一，上置木主七人，代表自神元以來的七個部長。女巫們執故立於階台的東面和西面。在宗室中選擇子弟七人代表統攝「七分國人」的七個姓氏，每人手裡執酒跟著女巫升壇助祭。女巫搖鼓，皇帝以及百官按原來排列的次序羅拜。拜畢，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和木主。如此七拜，禮畢而返。

10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馬蘇第稱：「可薩人在突厥語里稱為Sabir，而在波斯語中稱為Khazar。」這一說法也見於馬合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詞典》中。Sabir與Sarmat相當，意為Sa密（彌）；Khazar出自*Casar。*Casar意為*Ca王（sar在希伯語中意為『王』），拉丁語的凱撒Caesar一名亦出自*Casar。從鮮卑*Sarbi後裔名錫伯（席伯、西伯。口語稱為siwe，書面則為sibe）來看，鮮卑*Sarbi中的後綴-bi（pi）當即烏孫對王的稱呼『彌』。由於鮮卑*Sarbi變為西伯（Sibe），因此西伯利亞（Siberia）這個名稱確實出自鮮卑*Sarbi（即西伯Sibe）。

鮮卑和匈奴一樣，其構成成分並不是單一的。《後漢書?鮮卑》：「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居其地。匈奴余種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鮮卑遷徙北單于之地，匈奴的十餘萬落余種「皆自號鮮卑」後，鮮卑才開始興盛起來。匈奴的十餘萬落余種在人數上有可能比當時的真正鮮卑人為多。鮮卑中不僅有匈奴成分，也混雜有漢人成分。《史記?匈奴列傳》注《索隱》引東漢人應奉上桓帝書云：「秦築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為號。」

鮮卑中有「小種鮮卑」。「小種鮮卑」見《三國志?魏志?鮮卑傳》。《三國志補註》云：「據《晉書》，軻比能之後即契丹也。」軻比能，史稱「小種鮮卑」。小種可以解釋為人數少的種群或個頭小的種群。「小種鮮卑」可能是內地徒人之後，這個群體可能因個頭較小、人數較少（種眾少陋）而被稱為「小種鮮卑」。

《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三國志?魏志?鮮卑傳》注引晉代王沈《魏書》云：「鮮卑，亦東胡之餘也」；《翰苑集》注引司馬彪《後漢書》云：「鮮卑，亦東胡之支也」；《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晉代王沈《魏書》云：「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余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自與烏丸相接。」烏桓之名已見於西漢文獻，鮮卑之名至東漢乃出，是因為烏桓與漢地接壤，故西漢文獻記載歷歷可稽，而鮮卑無所聞，乃是烏桓橫亘在中國和鮮卑之間遮斷了其交通道路的緣故。

鮮卑族是東胡的一支。東胡是一個地域性概念，即位於匈奴之東的不屬於匈奴集團的胡人都是東胡。西漢時期，東胡分布於匈奴之東，即蒙古草原的東部。他們和匈奴一樣都是胡人。那時鮮卑族分布在今我國遼寧省西拉木倫河以北至額爾古納河、嫩江上游一帶以及大興安嶺南北脈內。拓跋鮮卑在北，其餘鮮卑部落（宇文氏、慕容氏、段氏）在南。公元三世紀以後，拓跋鮮卑輾轉遷至內蒙陰山和晉北之地。其餘的鮮卑部落即宇文氏、慕容氏、段氏三部，則分布在遼河東西及北老哈河流域，因它們的分布地在拓跋鮮卑地之東，所以稱作「東部鮮卑」。

拓跋鮮卑的原始居地，《魏書?禮志一》、《烏洛侯傳》和《帝紀?序紀》都說在烏洛侯國西北，其地有大鮮卑山和拓跋鮮卑的祖廟「石室」。《魏書?禮志》記載北魏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中書郎李敞去魏之先祖祖廟刻文祭祖：「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雲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北魏時的烏洛侯國，在今黑龍江省嫩江流域。拓跋鮮卑的祖廟「石室」既在烏洛侯國西北，它的原始居地當在今大興安嶺北脈內。一九八○年八月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鄂倫春族自治旗首府阿里鎮西北十公里處大興安嶺北段一個名叫嘎仙洞的石壁上，中國學者米文平發現了魏太武帝拓跋燾於太平真君四年，遣中書侍郎李敞赴該洞祭租時所刻的祝文。祝文說：「皇天之神，啟辟之初，祐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據此知此山洞即文獻所載的拓跋鮮卑的祖廟「石室」。

東部鮮卑原始分布地在今蒙古草原東南部西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以北的丘陵地帶。那裡有座鮮卑山。北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時，傳說中的鮮卑山已經有二：一個在僰城[今遼寧凌海市]之東，一在遼西[郡治陽樂，今遼寧義縣西]之西北一百里。

鮮卑山如此眾多，似與漢、魏時鮮卑人的遷徙有關。鮮卑山當因鮮卑族而得名。從里距上看，鮮卑山和大鮮卑山南北相距遙遠，不能都是鮮卑族的起源地。拓跋鮮卑和東部鮮卑雖然在史書中所出現的最初地域南北不同，雖然出現於中國漢文史傳上的年代亦有早晚之別，但並無任何文獻說他們是截然不同的兩族。

只要把拓跋鮮卑和東部鮮卑當成一族，那麼他們的原始起源地只能有一個，其原始分布地亦一定相同。不能既起源於鮮卑山又起源於大鮮卑山。如果拓跋鮮卑和東部鮮卑同為一族、具有相同祖源不謬，那麼兩者的分離一定發生在東漢之前。拓跋鮮卑和東部鮮卑的分離既可能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自然緩慢遷徙造成的，也可能是戰爭造成的。考慮到草原民族的流動性、遷徙性，《後漢書》和《魏書》中上述鮮卑起源地可能都不是鮮卑族的原始居地。

從《後漢書》的上述記載來看，鮮卑在被冒頓所破之前，似乎遠在遼寧錦州之西的某處。在冒頓破東胡之前，鮮卑可能在蒙古草原東南部的西拉木倫河流域。在冒頓破東胡之後，東部鮮卑「遠竄遼東塞外」至錦州大凌河流域，拓跋鮮卑則遠竄到大鮮卑山（即大興安嶺）。

鮮卑是在東漢光武帝（公元25年即位）初作為匈奴的同盟者寇抄中國北邊而和中國發生直接接觸。鮮卑初見於記載是在後漢建武二十一年。《後漢書?鮮卑傳》：「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

和帝永元（公元89—104年）中，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匈奴一蹶不振，鮮卑因此徙據匈奴地而進入蒙古草原。到了公元二世紀中葉，檀石槐又組成鮮卑諸部軍事大聯盟。檀石槐立庭於今山西省陽高縣西北三百里處，「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余，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於是「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右北平（今河北平泉縣）以東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懷來縣）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以上均見《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王沈《魏書》所列諸大人中，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認為東部大人槐頭為東部鮮卑宇文氏之祖宇文莫槐；《資治通鑒》胡省三注謂中部大人慕容為東部鮮卑慕容氏之祖；西部大人推寅，《通鑒》胡注及馬長壽《烏桓與鮮卑》均以為是拓跋鮮卑之酋長，表明當時拓跋鮮卑已遷入蒙古草原。

拓跋鮮卑中含有大量的匈奴成分。鮮卑祖先在弱水之北所逐之女魃或是指蒲類*Bar。拓跋（土後）和胡父鮮卑母的鐵弗（即鐵伐，意為鐵後、狄後）相對。有的學者（如馬長壽、周偉洲等）認為拓跋的含義就是鮮卑父、胡母所生的後代。拓跋在鮮卑語中意為「土後」，這表明拓跋鮮卑的父母一方為土人（土方）。拓跋可能是因為其母系出自土方（匈奴）而自稱為「土後」的。

曹魏初年，慕容廆曾祖莫護跋率領部落向東南移動，到達沿海之濱的遼西郡。境初二年（238年），從司馬懿討遼東公孫淵有功，封率義王。始居僰城（或作棘城，三國時屬昌黎郡，今遼寧義縣西北）之地。

太康五年（284年），涉歸（亦作弈洛韓）死。次年，慕容廆繼位，滅夫余。

《晉書?慕容皝載記》云：皝上書晉自稱「臣被發殊俗」同卷又記「慕容翰……乃陽狂恣酒，被發歌呼」。吐谷渾為鮮卑慕容部慕容廆的庶長兄，「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涉歸卒，廆嗣立，而二部馬斗……」，吐谷渾即率部西遷陰山。

《晉書》卷97《匈奴傳》云：「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禿童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錯雜。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禿髮鮮卑中的「禿髮」並非漢語單詞，而是一個譯音詞。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錄》云：「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既雲禿髮氏祖先「與後魏同出」，則其源當與建立北魏（後魏）的拓跋鮮卑同源。據此，知禿髮破羌投魏後，太武帝拓跋燾因禿髮氏與拓跋氏同源，賜姓源氏，名賀。

鮮卑實行土葬。1960年在呼倫池北面的札賚諾爾木圖雅那河的東岸發掘了三十一座墓葬，這些墓葬的特點：多是木棺，有蓋無底，由沒有去掉樹皮的木板製成；男女皆以馬、牛、羊殉葬；隨葬品有銅牌、鐵矛、鐵環首刀、鐵鏃和骨鏃、骨質鳴鏑、皮弓囊和木弓等。最為奇特者為婦女的髮辮，雖不甚長，但有辮有結，與匈奴男子拖發而只有一結者不同。馬長壽根據《宋書?索虜傳》：「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而把這些墓葬初步判斷為拓跋鮮卑匈奴化以前的墓葬。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九《北狄列傳?室韋》：「室韋，契丹之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丁零即古時的赤狄。《魏書》卷一○三《高車傳》稱：「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雲其先匈奴甥也。」

《魏書》把高車、赤狄、狄歷、勑勒、丁零視為一個民族。而且以為，這些不同的名稱，是因時代和各民族對他的稱謂不同而產生的。赤狄，是公元前三世紀以前，漢文史籍對活動在今河北、山西、陝西北部講突厥語系的紅色人種的稱呼；狄歷，是敕勒自己的「初號」（自稱）；勑勒（即敕勒），是北方民族即塞北的游牧民族對他的稱呼；高車、丁零，則是「諸夏」也就是漢族對他的稱呼。南朝漢族只稱敕勒為「丁零」，而不用「高車」之名；北朝漢族及漢化了的鮮卑等則用「高車」之名。在南朝史書如《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等書中，就未發現有「高車」之名，而且對在北朝史書中寫作「高車」族的，卻一律用「丁零」之名。

元代耶律鑄在《雙溪醉隱集》卷五《丁零詩二首》自注中考釋「丁零」的古音為「顛連」，此「顛連」應是「丁零」的另一種語音形式。敕勒之名最早見於《晉書》卷九七《北狄傳》，內記晉太康年間（280-289年）漠北有十九種部落遷入塞內居住，其中就有「赤勒」種。赤勒或即敕勒，赤、敕在現代是同聲異字但在古代並不是同聲字。又同書卷一一○《慕容儁載記》也記：三五七年（前燕光壽元年），慕容儁曾遣慕容垂等「討丁零、敕勒於塞北」（丁零與敕勒並立）後又云：「塞北七國賀蘭、涉勒（即敕勒）等皆降。」《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等史籍對敕勒均有記載。《魏書》將位於北海貝加爾湖（Baikal）的丁零（丁令）和位於中國河北、山西、陝西北部的赤狄相等同，可能是基於人種的相同。丁零（丁令）當是赤色人種，因此《魏書》稱其為「赤狄之餘種」。

狄原本專指赤狄。甲骨文有狄字，但甲骨文之狄並非族名。甲骨文之狄從大從犬，意為大犬，讀音為大（*dat）。從大從犬之狄在金文中漸訛為從火從犬，同時也逐漸轉化為族名。作為族名之狄出現在《春秋》的最早時間是公元前663年（《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狄伐邢」），在《左傳》中出現的最早時間是公元前667年（《左傳?庄公二十八年》「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在古代，翟與狄字相通，《國語?周語》中的「狄」和「狄後」，《史記》之《周本記》和《匈奴傳》皆作「翟」和「翟後」。大約狄人有以隹羽為飾的習俗，或許是狄人打扮得似五彩隹羽，因而被稱為「翟」。丁零的酋帥以翟為姓即是以狄為姓，也就是以其部落名為姓，這表明「丁零」或「狄歷」之世系出自「狄」。

丁零即古時的赤狄，作為丁零苗裔的室韋其先祖是古代的赤狄。《晉書》載秦人呼鮮卑為白虜，鮮卑應是白色人種而非赤色人種。應奉稱鮮卑「衣赭」，從鮮卑人穿紅衣服這點來講，鮮卑或亦可稱為赤狄。

《世說新語》稱鮮卑為黃須兒，《晉書》記載秦人稱鮮卑為「白虜」。藏文史籍《紅史》稱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的後代：「吐谷渾是霍爾賽（即黃霍爾）」。吐谷渾的今世後裔甘青「土族」自稱「白蒙古」。

從讀音上看，鮮卑*Sarbi中的a音轉為i、b音轉為v即是室韋*Sirvi。從地域上考察，拓跋鮮卑曾活動於今額爾古納河東南；而後來室韋的活動地區也在這額爾古納河東南一帶。《新唐書?室韋傳》說：「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輪，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室建河即今額爾古納河，俱輪池即今呼倫貝爾泊（綴加的貝爾或即漢語海的古音每）。這裡也是蒙古成吉思汗肇興之地，蒙瓦也就是蒙古的舊譯。「蒙古」一詞最早見於《舊唐書?室韋傳》，書中稱它為「蒙兀室韋」，是居於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南岸的一個部落，是室韋部落聯盟的一個成員。

成吉思汗為「孛爾只斤（藍眼睛）氏」的後裔，「孛爾只斤（藍眼睛）氏」表明這個地區存在藍眼睛人種。這個地區的藍眼睛人種當是以前的鮮卑和後來的室韋。室韋當是留在額爾古納河東南未遷走的鮮卑。《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錄》與《舊唐書》、《新唐書》的《室韋傳》都提到室韋諸部中有「黃頭室韋」或「黃頭部」。「此部落兵強，人戶亦多，東北與達姤接」「達姤，室韋種也，在那河陰，涷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米婁」則此黃頭室韋約在今嫩江與松花江合流處以西，大興安嶺以東

黃頭室韋是金髮碧眼的種族。黃頭室韋所在區域就在拓跋鮮卑的老家——大興安嶺——附近。

室韋和鮮卑不僅在語音上、地域上、人種（黃頭室韋顯然不是蒙古人種）上存在聯繫，在習俗上也有相似之處。室韋和鮮卑在婚嫁上都有男先佣女家的習俗。室韋和鮮卑的最大不同在經濟形式上。室韋定居，「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鮮卑為游牧民族，隨畜（馬牛羊）逐水草而居。

室韋既可能是未游牧化的豕韋，也可能是定居的鮮卑。

室韋的得名可能源自室韋人以豬皮為衣。《新唐書?北狄列傳?室韋》稱室韋：「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為服若席。」圍（韋）豕皮為服，因此叫豕韋（圍）。

徐中舒在《夏史初曙》中說：「夏代屬國中的韋、顧、昆吾三族：韋在《國語》、《左傳》皆作豕韋，韋即豕韋的省稱。今河南滑縣東南有廢韋城，當即古代豕韋所在之地。顧，《古今人表》作鼓，鼓即春秋時代的白狄之鼓，其地在今河北靈壽。《左傳》稱衛為昆吾之虛，其地在今河南濮陽。此三族在殷、周時代只豕韋人口眾多，逐次北遷，遠及於黑龍江與內、外興安嶺一帶，鼓及昆吾則仍留居河北、河南諸地。」

《國語?鄭語》載祝融之後八姓，其中，「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註：「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

《漢書?高帝紀》師古註：「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豕韋北遷後又稱室韋或失韋。豕、室、失皆審母三等字的聲轉。豕韋以養豬食其肉、並以豬皮為衣得名。」（徐中舒《夏史初曙》）

夏（即羯*Car）族中的一支豕韋被商滅亡後，開始了向北和向西的遷徙，一部進入遼寧，一部進入西伯利亞，另外的則經過漫長的遷徙通過中亞進入萊茵河流域。

遷到東北的豕韋被稱為濊。在中國歷史上，鮮卑由北向南遷徙，豕韋則由南向北遷徙。鮮卑和豕韋的經濟形態完全不同。可以假設遷徙到中亞和東北的豕韋人在游牧化後被稱為Sarmatae人、Sarmadana（即且末）人和鮮卑*Sarbi人，而在東北未被游牧化的豕韋人被稱為室韋*Sirvi。

突厥人6世紀中期征服了柔然和嚈噠後，大約有2萬阿瓦爾士兵攜帶家眷和輜重背叛了突厥人一路西逃。隨著西突厥的擴張，薩比爾人和生活在北高加索的其他游牧部族一起成為了西突厥的屬部。在6世紀末期，薩比爾一名消失在拜占廷史家的視野中，與此同時，可薩（Khazar）的名稱開始見於記載。薩比爾人並非消失了，而是進入了可薩部落聯盟中，成為了可薩部落聯盟中的主體。

薩比爾人是從中亞遷徙到南俄草原的。朱學淵也認為薩比爾人就是西遷的鮮卑人，他在《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中稱：「西方也有鮮卑民族的相關記載。在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的六、七百年前，一支Sabir人就長期生活在裏海西岸的北高加索地區，他們被人們稱作『高加索Hun人』。

鄂爾渾河或克魯倫河一帶地區，公認為歐亞草原的統治中心。從這個中心向西擴張，首先是西西伯利亞低地，而後是伏爾加盆地和北高加索。薩比爾（鮮卑）人從呼倫貝爾高原遷徙到西伯利亞和中亞的路徑大概是：呼倫貝爾→滿洲里→赤塔→烏蘭烏德→烏斯季奧爾登斯基→坎斯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薩比爾人為西遷的鮮卑人這一假設的弱點是沒有直接的史料記載鮮卑人向北方和西方的遷徙。

西伯利亞（Siberia）的薩比爾（Sabir）人既可比對為鮮卑*Sarbi，也可比對為Sarmatae。因為鮮卑*Sarbi當即Sarmatae。*Sarbi中的bi可解釋為烏孫之彌或藏語之mi『人』，Sarmatae中的mat可譯為密，這個密或相當於烏孫之彌或相當於漢語之民、日耳曼語之man及藏語之mi『人』。鮮卑人是東遷之Sarmatae人，是生活在中國境內的Sarmatae人。如果將Sabir比之為鮮卑*Sarbi，那麼Sabir同樣可比之為Sarmatae。如果說西伯利亞（Siberia）出自Sabir，同樣也可以說西伯利亞（Siberia）出自Sarmatae。

錫伯族被認為是古代鮮卑人的後裔。有一種說法稱沙俄曾以錫伯名稱創造北亞的地名西伯利亞。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幅員非常遼闊，它的命名當是以古代的一個遍布該地的民族來命名的。曾經遍布民族西伯利亞的民族是薩比爾（Sabir）人也就是鮮卑*Sarbi人、Sarmatae人。錫伯族史稱席伯、西伯、席北等。分布在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和遼寧瀋陽、義縣、鳳城、吉林扶余等地。錫伯sibe這個名稱與鮮卑*Sarbi的又音師比*Sibi相同，錫伯人最初的游牧地又是拓跋鮮卑的發源地——大興安嶺（即大鮮卑山），因此錫伯人被當成古代鮮卑人的後裔。

《漢書?匈奴傳》言匈奴有「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師古注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鮮卑本是匈奴的屬民；而在鮮卑強盛後，匈奴余種十萬餘落亦自號鮮卑。故匈奴的貴種呼衍氏與蘭氏後來皆為鮮卑。但匈奴貴種須卜氏卻不見於後來的鮮卑姓氏。於是楊憲益提出須卜與鮮卑同為一名的異譯，匈奴須卜氏亦即鮮卑的前身。

由於大興安嶺在古代被稱為大鮮卑山，且興安嶺一直都有鮮卑遺民生活在那裡。鮮卑山一名可能一直保存在周圍的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滿族、漢族）的語言中。興安嶺本意為鮮卑山，而將『鮮卑』音譯為『興安』的則是漢語。

從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到蒙古都是一脈相承的，《北狄與匈奴》中說：「匈奴語言上的通則與蒙古語言上的通則，不相違背。匈奴、突厥、鐵勒之俗又與蒙古同。近代學者一致承認柔然使用的語言是蒙古語，突厥語又同柔然語，柔然的部族皆高車，蒙古又是鐵勒中土拉河北的部族。這樣，從匈奴、鮮卑、丁零、鐵勒、高車、柔然、突厥到蒙古，世代相接，世系相銜，是為一脈相聯也。」

匈奴語、蒙古語、匈牙利語的對比。匈奴語和蒙古語相似度達到90%以上。同時鮮卑語詞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著，和今天蒙古語也幾乎一模一樣。

匈奴國末期被自然災害、內鬥折磨得逐漸衰敗，此時四周長期受匈奴欺辱的鮮卑、烏孫、漢朝、丁零、烏桓熱火朝天地進行反攻清算，鮮卑成為攻擊匈奴的主力。公元46年，由於鮮卑和其他部族長年地進逼，加上內亂不斷災荒不絕，曾經雄踞朔原的北匈奴被迫敗退到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和阿爾泰山地帶。其後奄奄一息的北匈奴又屢屢慘敗，最後由鮮卑在原來匈奴的地盤上建立了強大的鮮卑國，60萬北匈奴成了鮮卑國的主要居民。

匈奴是現代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共同祖先，匈奴國是蒙古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這是基本的歷史常識。 蒙古語和突厥語都是同源，底層辭彙都是相同的，兩種語言分化是西遷後的事情。而西遷前的固有辭彙，在當代蒙古語和當代土耳其語、烏茲別克語、維吾爾語是共同辭彙。

古突厥與今天的突厥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古突厥的直系就是現在的蒙古人。蒙古人屬「留守突厥」，而今天土耳其以及其他的眾多突厥人屬「西遷突厥」。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一樣，原本也是信奉薩滿教的長生天的信徒，後來才皈依了真主，長生天即「蒙哥·騰格里」，蒙古語是「Mongke Tenger」，突厥語是「Mangu Tangri」。歷史上從蒙古西遷的人幾乎全部伊斯蘭化，現在意義上的「突厥人」的含義即「來自蒙古草原伊斯蘭化的游牧人」。

東漢初,鮮卑族原從屬於匈奴,建武二十一年(45年),遼東太守祭彤大敗鮮卑人,其首領偏何率部降漢。不久,鮮卑族另一首領仇賁到洛陽朝見漢皇,劉秀封其為王,與寧城護烏桓校尉同轄鮮卑人。及至北匈奴被擊潰,鮮卑人乘機進入匈奴故地,將當地人同化為鮮卑族人。

東漢桓帝時,鮮卑人在其首領檀石槐領導下,在仇水(今河北懷來)建立行政中心,自分其地為三:右北平以東為東部;右北平以西為中部;上谷以西為西部。今河北承德地區南境為烏桓之地,其中部和北部概屬鮮卑所轄。熹平六年(177年)鮮卑大舉南下,大敗東漢軍,其兵馬疾悍過於匈奴,東漢東、北、西三邊地區皆有對峙和衝突。

曹操當權時,西部鮮卑叛離,漠南自雲中以東分裂為3個集團:一是步度根集團(檀石槐後裔),擁眾數萬,據有雲中、雁門一帶;二是軻比能集團,分布於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來聯盟"東部大人"所領屬的若干小集團,散佈於遼西、右北平和漁陽塞外。其中軻比能集團勢力強,影響大。袁紹據河北時,漢人為避其苛虐刑政,多投奔鮮卑軻比能,軻比能令其族人向漢人學漢語,學漢字,學兵器製造術,勢力強大起來。

軻比能志在統一鮮卑，對剛建立的曹魏表示恭順 。220年，軻比能向魏文帝曹丕獻馬；221年，軻比能交還留居鮮卑的漢族500餘家歸漢；222年，又率部3000餘騎，驅趕牛馬7000餘口與魏國「互市」，再送歸漢人千餘家返回上谷等地 。同曹魏保持良好關係後，軻比能開始兼并其他部落 。228年，軻比能吞併東部鮮卑各部落。233年，軻比能吞併步度根部，統一漠南，對曹魏邊境形成威脅。

軻比能，漢末三國時期的鮮卑民族的傑出首領。

建安（196年—220年）年間，軻比能通過護烏丸校尉閻柔向朝廷進貢。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征關中十一路諸侯，田銀、蘇伯在河間反叛。軻比能率三千騎兵，隨閻柔平定叛亂。

軻比能率軍協助烏桓作戰，曹操任鄢陵侯曹彰為驍騎將軍，率兵北征，大敗鮮卑、烏桓聯軍。軻比能由此退出塞外。後來他恢復向中原政權貢獻。

延康元年（220年），軻比能派人向朝廷獻馬。魏王曹丕封軻比能為附義王。

黃初五年（224年），軻比能再次入侵素利。

軻比能的勢力強盛，統領十多萬人。搶掠所得財物，他都平均分配，當著眾人面處理完畢，從不私貪，所以部下願意為他效死力。其餘部落的首領都很敬畏他。但是他的勢力還是趕不上檀石槐（東漢時鮮卑部落首領）。

太和五年（231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再出祁山，北征曹魏，與軻比能串通，兵屯石城，遙相呼應。魏明帝曹叡命牽招適時進討。諸葛亮退兵後，軻比能回到漠南。

青龍元年（233年），曹叡派遣秦朗率領中軍出討軻比能和步度根，最終二人敗走，步度根部將泄歸泥再度叛降。後來軻比能殺了步度根。

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刺客韓龍將軻比能刺死，鮮卑開始「部落離散，互相征伐」，鮮卑各部進入獨立發展時期

東部鮮卑先後形成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三部，佔據遼西；拓跋部也在拓跋力微的率領下，第三次南遷來到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一帶）；禿髮部也從拓跋部中分離出來，由塞北遷居到河西；乞伏部在西晉建立以前，就已經大規模遷入雍、涼二州。

拓跋鮮卑，應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涼的河西鮮卑禿髮部等，而習慣上往往僅指北部鮮卑。原居於額爾古納河和大興安嶺北段，「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

19世紀末發現於蒙古高原鄂爾渾河與土拉河流域的魯尼（Runic）字母古突厥文碑銘，給拓跋一詞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稍晚發現的暾欲谷碑，都有一個專門的名詞（魯尼文是自右向左書寫）指代唐朝，其羅馬字母轉寫形式為t(a)bg(a)ç，或作tabγa?，也寫作tabgatch等形式，都是古突厥文的西文轉寫。這個指代唐朝的名詞，本義究竟是什麼，經歷過長久的爭論。夏德（F. Hirth）提出tabγa?是「唐家」一詞的突厥文對音轉寫（後來桑原騭藏在此基礎上提出「唐家子」一說），他還指出tabγa?與拜占庭歷史學家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提到的Taugast，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里用來稱呼漢人的「桃花石」一詞⑩，應有共同的語源（etymology）11。這就把突厥碑銘資料與傳世的文獻史料結合了起來。問題是，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講述的Taugast國內對立的兩個政權之一渡過大河實現統一的戰爭，一般認為就是隋平陳的戰爭，時間早於唐。

1980年在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西北10公里大興安嶺北段頂巔東側的嘎仙洞中，發現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燾派李敞祭祖先時刊刻於石壁之上的祝文，全文19行，201字，內容與《魏書·禮志》一所載大致相同。但在石刻祝文中則保留了「維太平真君四年癸未歲七月二十日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中書侍郎李敞、傅」、「如聞舊墟爰在彼方」、「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等文句。證實了可汗、可敦出於鮮卑，柔然稱可汗、可賀敦源於拓跋部，其後突厥、回紇、蒙古等的稱呼略同。嘎仙洞石室祝文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拓跋鮮卑的發祥地「大鮮卑山」就是在今阿里河附近的大興安嶺北段。

據《魏書·序紀》載，鮮卑之先「積六十七世」，至拓跋氏遠祖成帝毛時（約在公元前2世紀後期至1世紀前期左右，相當西漢武帝在位期間），為「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毛下傳五世而至宣帝拓跋推寅（約公元1世紀前期），正值東漢初年，北匈奴西遷，南匈奴保塞，拓跋鮮卑乘隙第一次南遷，至「大澤」，即今呼倫池（達賚湖）。

今發現的呼倫貝爾盟陳巴爾虎旗完工和新巴爾虎右旗禮賚諾爾發現的古墓群，大約就是拓跋鮮卑南遷過程中的文化遺迹，表明拓跋鮮卑確在呼倫貝爾大草原居住過。當時拓跋鮮卑還過著「畜牧遷徙，射獵為業」的游牧生活.

推寅後又經六世，至獻皇帝鄰時，一方面「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即紇骨氏、普氏、拔拔氏、達奚氏、伊婁氏、丘敦氏、俟亥氏，連同拓跋氏形成「鮮卑八國」，後鄰又命叔父之胤為乙旃氏，疏屬為車焜氏，形成帝室十姓；

因呼倫池附近荒遐，不足以建都邑，再加上隨著拓跋氏社會的發展，部落首領為掠奪財富，擴張勢力，就必然向南擴展，遂準備第二次南移。

獻皇帝鄰以位授子聖武帝詰汾。詰汾遵命率眾南遷，幾經險阻，才到達匈奴故地，即今河套北部固陽陰山一帶。這裡水草豐美，樹木繁茂，是牧獵的好場所，並接近了中原文化。拓跋鮮卑進入匈奴故地後，與留居故地的匈奴融合。

拓跋力微時，在75個異姓部落中，屬於匈奴的就有賀賴氏、須卜氏、丘林氏、破六韓氏、宿六斤氏等。匈奴部落加入拓跋鮮卑聯盟後，與之雜居共處，相互通婚，逐漸被鮮卑化。據研究，「拓跋」的含義，乃是北人謂鮮卑父、胡（匈奴）母所生後代之意。《魏書·序紀》談到力微是其父詰汾與匈奴故地之天女結合所生。

始祖神元皇帝力微時（220—277年），拓跋鮮卑開始了第三次遷徙。拓跋詰汾長子禿髮匹孤率眾從塞北遷居河西。

拓跋本支，從力微時起就游牧於上谷（治今河北省懷來縣）以西，雲中（今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東北）一帶。

由於受西部鮮卑大人蒲頭的襲擊，部眾離散，力微投依於五原郡（治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沒鹿回部大人竇賓（紇豆陵賓）之下。與賓共攻西部，賓兵敗失馬，力微以已所乘駿馬與之。賓感相助之恩，准其北居長川（今內蒙古興和具一帶）。經10餘年經營，諸舊部民漸往歸附。

248年（曹魏正始九年），力微殺竇賓子，並其眾，諸部大人悉款服，勢力增強，控弦之士達20餘萬。

258年（甘露三年），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從河套北部遷於漢定襄郡之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西北）。是年四月，舉行祭天大典，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聯盟的領導權，力微也鞏固了世襲的大酋長的地位。

拓跋鮮卑在向西南發展過程中，對中原曹魏、西晉政權採取和好政策，亦是使拓跋鮮卑得以強盛的因素之一。力微與曹魏「聘問交市，往來不絕」。曹魏贈給拓跋氏金幣繒絮，歲以萬計。

295年（晉元廉五年），力微少子祿官統部時，仿匈奴舊制，分國人為中、東、西三部。

祿官自為大酋，居上谷之北，濡源（今河北省東北部灤河上源）之西，東接字文部，為東部；

以力微長子沙漠汗之子猗迤統領一部。居代郡參合陂（今內蒙古涼縣東北）北，為中部；

以猗迤弟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為西部。

祿官繼承父業、與晉通好，社會較為安定，「財畜富貴，控弦騎士四十餘萬」，牧地有所擴展。

304年（建武元年），祿官應晉州刺史司馬騰之請，與猗迤率部破匈奴漢王劉淵於西河（今山西省汾陽縣；時為西河國）、上黨（今山西省黎城縣南）。

307年（永嘉元年）祿官病卒，侄猗盧繼位，總攝三部，成為塞北的一支強勁力量。

310年（永嘉四年），猗盧遣侄鬱律率騎2萬、助晉并州刺史劉琨大敗白部鮮卑及鐵弗匈奴。猗盧因功受封為大單于、代公，並求晉割讓陘嶺（今山西省代縣西北句注山）以北的馬邑、陰館、樓煩、繁疇、崞五縣，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乃徙10萬戶以充之，疆域擴大，勢力益熾。

312年（六年），猗盧遣長子六修等為前鋒，親統20萬眾作為後繼，擊敗匈奴漢國劉聰子粲於晉陽。

313年（建興元年），猗盧以盛樂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為南都，並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小平城），令六修鎮之，統領以晉人為多的南部。

315年（三年），猗盧受晉封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316年（四年），猗盧欲廢長立幼，以少子延明為嗣，因與長子六修有隙，召征不至，遣軍討之失利，猗盧乃微服逃匿民間，尋為六修所弒。

拓跋鬱律時（317—321年），擊敗入侵之鐵弗匈奴劉虎，以女嫁來附之虎從弟路孤。進而向北部草原發展，「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士兵精強，雄於北方。拒絕前趙劉曜、後趙石勒的請和及東晉的封爵，而有「平南夏之意」。

又數傳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為質子在後趙歷10年之久，漢化較深，學會了不少中原的典章制度。

338年（東晉咸康四年），拓跋什翼犍在繁疇（今山西省渾源縣西南）北即代王位，年號建國，分國之半與弟孤。

建國二年（339年），設置百官，分掌眾職。以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建立法制，使百姓安居樂業。東自濊貊，西至破落那，南距陰山，北達沙漠，全部歸服，人口達數十萬。建國三年（340年），遷都雲中郡盛樂宮。後和匈奴鐵弗部交戰數年，並與前燕聯姻。

建國二十八年（365年），匈奴鐵弗部左賢王劉衛辰背叛代國，歸附前秦。拓跋什翼犍率軍討伐劉衛辰，劉衛辰因懼而逃。拓跋什翼犍率軍進擊劉衛辰，劉衛辰率眾逃奔前秦。

建國三十九年（376年），苻堅派苻洛率領二十萬大軍，直逼代國南境。拓跋什翼犍患病在身，避難於陰山。拓跋什翼犍死後，秦軍發兵攻至雲中，代國部眾紛紛逃散，代國滅亡。拓跋什翼犍的孫子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後，追謚他為昭成皇帝，廟號高祖。

383年淝水之戰後，前秦政權傾覆，慕容垂稱帝於中山，建立後燕。

386年（東晉太元十一年），什翼犍嫡孫拓跋珪乘機召集舊部，在牛川（今內蒙古錫拉木林河、呼和浩特市東南）召開部落大會，並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稱魏王，建元登國。

398年（天興元年），正式定國號為魏，史稱北魏或後魏，遷都平城，改元天興，即皇帝位，是為魏道武帝。

北魏不僅面臨柔然、高車、庫莫奚以及後燕、西燕的威脅，而且還有企圖擁立其叔窟咄的守舊勢力。於是，拓跋珪首先擊敗窟咄，「悉收其眾」，翦除內患。繼而向外擴展。

387年（登國二年），拓跋珪率軍大破其南邊的獨狐部，劉庫仁之子劉顯逃奔西燕。翌年，擊敗其東邊西拉木倫河一帶的庫莫奚部，獲雜畜十餘萬頭；又破嫩江流域解如部，獲男女、雜畜10餘萬。

389年（四年），攻高車部落大破之。翌年，襲擊高車袁紇部，獲生口、馬、牛、羊20餘萬；又討紇突鄰、紇奚、豆陳、賀蘭、叱奴等部。六年，西討黜弗部，北征柔然。又破劉衛辰部，共獲名馬30餘萬匹，牛羊400餘萬頭。拓跋珪不僅獲得了大量土地、虜獲了大批戰馬和牛羊，而且還收降了不少部落，成為塞外一大強國。

395年（十年），與慕容寶會戰於參合陂，在參合陂之戰中大破後燕軍，俘獲士卒4—5萬，皆坑殺之。397年（皇始二年），乘慕容垂新死，親勒六軍40餘萬，進兵中原，先後攻取晉陽、中山、鄴等名城重鎮，擁有黃河以北之地，隔河與東晉相峙。

至423年（泰常八年），拓跋珪孫、拓跋嗣子拓跋燾（北魏太武帝）繼位後，改革吏治，並加強軍隊的管制，使用北魏騎兵，四齣征伐。

427年，俘夏主赫連氏，殺之，夏國滅。（北魏攻夏統萬城之戰）至此，北魏統一北方的形式已經不可逆轉。

429年，重重挫敗了柔然，使得北魏大為緩解了北部邊境（北魏破柔然之戰）的重大威脅。

436年（太延二年），攻佔龍城（今遼寧省朝陽市），北燕馮氏滅。439年（五年），兵取涼州，俘北涼沮渠牧犍，收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城內戶口20餘萬，及倉庫珍寶無數。

442年（太平真君三年），太武帝收服西涼李嵩之孫李寶，並屢次親率騎兵，擊敗柔然、高車，獲戎馬百萬匹，部眾數10萬落；又遣將襲吐谷渾，使慕利延敗走白蘭（今青海省黃河源西北）。同時，還採取鎮撫兼施的策略，使西域諸族及東北契丹等族遣使朝貢。遂完成統一北方大業，結束了十六國割據局面。

450年（十一年），率軍10萬南下進攻劉宋，經略江淮，圍懸瓠（今河南省汝南縣），直抵瓜步（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後遭宋軍頑強抵抗，掠淮南5萬餘戶而返。

北魏轄區逐漸擴至淮河以南，形成南北朝長期對峙的局面。疆域東北起遼西，西至新疆東部，南達秦嶺、淮河，北抵蒙古草原。

拓跋鮮卑在進入中原前，以游牧業為主，各部落民在一定牧場上進行游牧；部落民對於部落大人或渠帥交納一定的畜稅及服兵役、徭役；八部和「內入諸部」的大人把一部分畜稅再交給盟主。而四方諸部渠長與盟主則保持一種「歲時朝貢」的關係。至拓跋珪建立北魏後，逐漸向封建化過渡，並有相當一部分部落民開始了農業定居生活。

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和進取中原過程中，採取一系列措施，以便適應中原地區的需要，並促進鮮卑的封建化和向農業定居過渡。

拓跋珪注意延攬人才，吸收漢族士人，制定朝廷典章制度，按照周秦以降中原王朝的規模，建立北魏朝廷。在保存漢人原來的社會制度和採用漢人原有的租稅制度的同時，拓跋氏與漢族世家豪強也逐漸相互交融結合。

拓跋珪離散諸部，分土定居，變部落民為國家編戶。拓跋珪在386年（登國元年）四月，改稱魏王后，即下令「散諸部落，始同為編民」，即解散原來參加聯盟的四方或內入諸姓部落乃至帝室十姓部落，強迫各部落大人與其部民（牧民）脫離關係，使各部牧民不再成為各部大人的私屬，而變成北魏國家的編戶，分給土地，以從事農耕或進行定居牧放，不準隨便遷徙。

天興初，第二次下令「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悉令造籍」。並實行「計口受田」的辦法，使其逐漸從事農業，轉向定居。離散的部落民，仍設大夫或別帥管轄。

457年（高宗太安三年）正月，以諸部護軍各為太守，編戶齊民才告完成。

拓跋珪卒後，拓跋嗣繼位仍沿襲封建化的方針，注意簡賢任能，勸課農桑。

北魏初期，經過「計口受田」及「離散諸部、分土定居」，農業已成為北魏的社會經濟基礎，但畜牧業仍佔有重要地位，農業歉收時，還要靠畜牧業接濟。國有牧場和私人枚場上的畜牧業都相當繁榮。除了八部牧民從事畜牧業外，還有被拓跋燾遷至漠南的高車、柔然降附之民，從事耕牧，歲致獻貢；河西國有牧苑的牧子，養馬200餘萬匹，駝駱100餘萬頭，牛羊無數。

拓跋鮮卑所建立的北魏，經過近百年，至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間（471—490），孝文帝及其祖母馮太后在代魏逐步漢化的基礎上，大力改革，促進北魏進一步封建集權化，鮮卑人日益漢化。

孝文帝不顧部分鮮卑貴族的反對，493年（太和十六年）秋，毅然定計遷都洛陽。次年，南徙洛陽。禁鮮卑人著胡服、在朝廷上說鮮卑語，孝文帝下詔定姓族，改鮮卑複姓為漢姓。改拓跋氏為元氏，以繼華夏正統自居。

爾朱榮於530年（永安三年）為魏孝武帝所殺後，高歡滅爾朱氏後，自居於晉陽，遙控洛陽政權，魏帝元脩不甘充當傀儡，與高歡矛盾激化。

534年（元熙三年），高歡調集20萬大軍，分道南下，七月，元脩放棄洛陽，率輕騎入關，投奔宇文泰。北魏12世，歷148年而亡。

534年高歡入洛陽，擁立元善見為帝（孝靜帝），遷都鄴城，史稱東魏。

534年年冬末，宇文泰毒死元脩後，擁立元寶炬為帝，是為西魏文帝，史稱西魏。

550年，高歡子高洋廢東魏，建立北齊。北齊鮮卑貴族在朝廷仍占重要地位。

西魏大權掌握在丞相字文泰手中,收編關隴豪族武裝，與原來統轄的以鮮卑為主的軍團合成二十四軍，正式建立了由八柱國分掌禁旅的府兵制度。

府兵制是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制發展而來的。初置十二軍、以諸將分別統率，成員初大多為鮮卑人，後逐漸吸收關隴漢族豪強的地方武裝，兵員日增，共組成二十四軍，由六柱國分領，下設12大將軍，24開府，48儀同，每1儀同領士兵1000人，六柱國合眾48000人。軍士由各級將領統率，另立戶籍，與民戶有別，平常牧耕，按規定自備弓刀，參加訓練或作戰，警晝巡夜。從而相對地提高士卒的身份地位，使六鎮軍人與關隴大族結合，形成關隴統治集團。從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為宇文氏取代西魏，進而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十月，宇文泰卒，第三子宇文覺繼立。次年正月，逼恭帝遜位，覺稱周天王，即帝位，史稱北周。

武帝宇文邕於560年（武成二年）即位後，廣開言路，兼聽納諫，延攬人才。以武川鎮將為核心，極力籠絡關隴、山東、河東的漢族世家，加強中央集權。

宇文邕繼續改進府兵制，罷中外府，大選諸軍將帥，改軍士為侍官，擴充府兵來源，廣募漢族子弟等充之，除其縣籍，歸於兵籍，兵民分治，由皇帝直接控制，負有更番宿衛和作戰禦侮之責，並日益與均田制結合，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向兵農合一的封建兵制轉化。府兵達20萬人左右，增加北周的軍事力量。

周武帝北與突厥和親，娶木杆可汗俟斤女為皇后，連兵伐齊。

南與陳朝通好，約中分中國，使南陳進兵淮南，以牽制北齊。

577年（六年），攻鄴，追俘北齊幼主於青州，滅北齊，統一北方，擁有黃河流域和長江上游廣大領域。

578年（宣政元年）五月，總戎北伐突厥，至雲陽宮（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甘泉山上）因病還，卒於途。

後繼者或昏庸或年幼，大權落入外戚楊堅之手，581年（大定元年），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隋唐朝以後，鮮卑作為政治和民族實體，已與漢族融合，鮮卑後裔在兩朝中均居於重要地位。隋、唐建國者楊、李二家都是鮮卑血統，其母、妻為鮮卑人，而先祖又多是北魏北周北齊的顯赫官員。

隋唐朝兩朝的文武達官顯宦，鮮卑為數不在少數，位至宰相的就有20餘人，其他如尚書、侍郎、都督、刺史更是不勝枚舉，其中有隋代築造學家宇文愷、音韻學家陸法言、唐初名相長孫無忌、中唐文學家元結、詩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學家元好問等人。

今天的漢人，就是原是漢人與鮮卑人的後代，唐人就是漢人與鮮卑人的融合。

北魏姓氏改革一覽表.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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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東漢之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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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西南夷列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據，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娏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古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嵩、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有莋都國，東北有冉娏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娏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是我國秦漢時期在西南地區由少數民族建立的一個國家。夜郎國被中原政權記述的歷史，大致起於戰國，至西漢成帝和平年間，夜郎王興同脅迫周邊22邑反叛漢王朝，被漢使陳立所殺，夜郎也隨之被滅，前後約300年。

根據彝族的史料可知，夜郎興起於夏朝時期，歷經武米夜郎、洛舉夜郎、撒罵夜郎、金竹夜郎4個朝代，於後漢時在王朝終結，歷時大概有兩千餘年。

武米歷史時期又分為夜郎、采默、多同、興和蘇阿納4個歷史階段。

夜郎時期，夜郎國只是一個較強大的奴隸制君長國。從國王采默即位開始，以夜郎為首，四周的小國建立起了聯盟，並與周朝建立了聯繫。

采默夜郎統治的聯盟有5個成員國；多同夜郎統治的聯盟有6個成員國；興夜郎統治的聯盟有10個成員國，其中有7個歸其直接統治；

蘇阿納夜郎統治的聯盟有9個成員國；

蘇阿納之後，夜郎盟長轉移到佐洛舉部落，為洛舉夜郎。洛舉夜郎曾經統治了10個方國。

但這一代夜郎王朝在首領佐洛舉死後就斷了香火，來自於武部分支的撒罵繼任盟主，建立撒罵夜郎。撒罵夜郎曾經非常強大，但頻繁的戰爭消耗了這個王朝的實力，它統治下的句町部的幕帕汝舍磨部逐漸強大起來，首領金竹於是掌握了夜郎的軍政大權，成為夜郎盟主，建立金竹夜郎。

金竹夜郎統治時期是夜郎國有史以來最強盛的時期，也可能是夜郎國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可惜的是，金竹夜郎的最後一代國王不明智地惹怒了漢王朝，引來了國破家亡的大禍。

夜郎的最高統治集團由君、臣、師和匠組成。師有些像祭司，又有些像史官，負責講解道理、規矩，記載歷史事件和君的言行，君則按照規矩發號施令，臣和匠按君的命令行事。臣主要管理行政和領兵征戰，匠則專管理經濟事務，領導生產、建設。由此可見，夜郎有一整套嚴密的經濟、文化、政治和軍事制度。

「夜郎」的本名應該是「耶朗」，「耶朗」即唱誦，是在祭祀活動中以半朗誦半詠唱的形式，宣讀氏族盟誓。因而「耶朗」是一種口頭立法。凡是參加「耶朗」的氏族都是「耶朗」大團體的成員，相當於今天的歐盟成員國。

「夜郎國」實行的這種「耶朗制」，形成了一個以經濟與文化為紐帶的龐大社會組織，整個「夜郎國」就是由大大小小的「耶朗」組成。由於翻譯的原因，漢人讓「大耶朗」變成了「大夜郎」。

古夜郎文化波及範圍甚廣，《後漢書·南蠻傳》說「永初初年，九真徼外夜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當時的夜郎甚至包括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古夜郎的核心雖在今貴州黔西南一帶，但它東至湖廣，西及黔滇，北抵川鄂，南達東南亞各國，地廣數千里，與西漢初期的版圖不相上下，可謂泱泱大國。

據考古證實，中國古代有兩條「絲綢之路」，其中的海上「絲綢之路」便是從夜郎國轉運到東南亞、印度等地，再轉往地中海沿岸各國。夜郎國與南越國並無臣屬關係，但當年兩國間的商品交易卻十分頻繁。

在《史記》的記載中，夜郎國有精兵10萬，興建起了城市。考古發掘也證實，夜郎國的主要所在地貴州，當時確有較發達的農耕文化，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在貴州威寧中水大河灣發現了碳化的稻穀堆積層。在貴州赫章縣的可樂地區，還發現了一大批戰國至西漢時期的土坑墓，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銅釜或鐵釜套在死者的頭上和腳上，或將釜置於死者的腳下，被稱為「套頭葬」。這樣的葬式此前在世界範圍內都未發現，可見是神秘、古老的夜郎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饕餮紋無胡銅戈、青銅箭鏃、一字格曲刃銅劍、銅柄鐵劍、心形紋銅鉞、蛇頭莖首銅劍、牛頭形銅帶鉤和鯢魚形銅帶鉤，也顯然都不是中原或巴蜀器物，應該是夜郎文化的遺存。

對於夜郎國的考古發掘，從發掘成果來看，夜郎國的國都好像到處都是，貴州的沅陵、廣順、茅口、安順、鎮寧、關嶺、貞豐、桐梓、貴陽、石阡、黃平、銅仁以外，還有雲南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的麻陽等地方。這些地方都發現有相關文物，而且大多數地方的民間都有關於夜郎國的傳說，證明該地曾是夜郎古都。

自從可樂地區農民因農事活動發現第一批出土文物以來，考古工作者先後在可樂地區進行了數次發掘，共發掘古墓近400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其中，戰國、西漢、東漢時代的文物都有大量出現。出土的石、陶、玉、青銅、鐵、瑪瑙等不同質地的農具、生活用品、戰鬥兵器、裝飾品及農耕畫像磚、樂工圖畫像磚等大量文物，充分反映了戰國至秦漢時期獨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漢時期的漢文化與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點。

可樂，在彝文古籍中叫做「柯洛倮姆」，是「中央大城」的意思。這很可能意味著這裡就是夜郎國的國都。「柯洛倮姆」在漢文史書中記作「柯樂」，後來就演變成了「可樂」。現在，在可樂地區居住的少數民族中，彝族人最多。當地人也說，彝族是最先進入可樂的人。如果可樂真的是夜郎國的國都，那麼彝族人很可能就是當初的夜郎國人。

貴州歷史學家王燕玉教授據記載過夜郎疆域的《史記》、《漢書》、《後漢書》、《華陽國志》、《雲南通志?夜郎考》、《安順府志》、鄭珍《遵義府志》等史書和地方志加以辨析之後，得出了夜郎國的大致疆域。

夜郎君根據其描述並酌情分析整理如下：

西線：北起雲南東北部的延津起，往南沿昭通、尋甸南下到開遠迄；

南線：西起雲南的開遠往東經富寧，再經廣西百色、河池等地至貴州荔波止；

東線：南起荔波往北經凱里、施秉、石阡到思南止；

北線：西起雲南延津往東，經四川筠連、珙縣、興文敘永、貴州桐梓、綏陽、鳳崗接思南。

從古夜郎國四至邊界來看，其幅員約佔貴州四分之三，五十四縣；雲南的三分之一，二十一縣；四川鄰貴州邊界的六個縣和廣西西北邊境的部分縣。貴州除東部部分縣以外，基本上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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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國實際的轄區以今昆明呈貢為中心，北抵東川，西到楚雄，西南連元江，南接蒙自，東含 曲靖全境，東南至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秦統一中國前後，滇國有過遷都事件，其後滇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今晉寧，

據考證，古滇國是雲南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奴隸制帝國。它勃興於滇池之濱，鼎盛於戰國至西漢時代。由於偏居西南一隅，遠離中原文化視野。古滇國曾長期湮滅於歷史塵埃之中，顯得神秘而離奇.

雲南在公元前七世紀就已存在了一種獨具風格的青銅文化。當時的古滇國民族很少受中原傳統禮教的束縛，無論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都顯得更加開放和富有創造性。就以器物和種類而言，無論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樂器還是裝飾品，樣樣都用青銅製作，而中原地區的青銅器多限於兵器和禮樂器。

青銅文化，青銅器上的裝飾圖案，多為大自然中的動物、植物圖像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節，栩栩如生。以裝飾題材中動物圖像而言，古滇國青銅器經常出現的就有四十餘種，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蟲，刻畫得十分精緻逼真。

古滇青銅器與我國其他邊疆文化有著較大的差別，不僅有兵器戈、矛、叉、劍等顯然受中原商周青銅文明影響的青銅兵器，更多的是以反映滇王國社會生活為主題內容的貯貝器和銅扣飾，明顯具有滇王國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徵。。

濮人參加過周武王牧野誓師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數最多，且分布地域廣闊。因濮族長期處於分散的部落狀態，故有百濮的稱號。濮人建立的濮國原在江、漢一帶，與楚國為鄰，後遂為楚吞併。

史家言及楚國境內的其他民族時，先稱之為濮，繼稱之為越，即因濮、越同源之故。

　　滇人屬於百越系，考古工作者在以滇池為中心的周邊地區發現和挖掘了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宜良紗帽山、安寧太極山等數十個反映古滇國文化的墓地。通過對這些墓地的研究，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滇文化的主體民族是百越族群的一支，但同滇中以及滇西北的嶲人、昆明人、羌人，甚至於中亞的塞人等有較多聯繫。

「雲南古代有大量的越人分布且數量較多；從滇池地區發現的青銅文化所表現出來的滇國文化特徵來看，二者在文化特徵、髮型服裝和生活習俗都和滇國主體民族相似；以及在滇池地區發現了越文化遺物」這三點原因，可見滇池區域的青銅文化主要是由「百越」民族中的一支創造的。

越，即百越系的濮或僚族。「滇濮」指以滇池為居住中心的滇人，滇人為百濮的一支，滇人的習俗，如喜歡用銅鼓，住「干欄」等，與濮人相同。句町，也是濮人的一支，主要分布於今雲南東南部、貴州西南部及廣西西北部一帶。夜郎國的主體民族為僚人，濮、越實為同一族類。

滇人是屬於百越族系民族。「石寨山類型各遺址出土了少量印紋陶器，這是百越文化典型器物。從滇池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有肩石斧、段石錛以及飯稻耕漁的經濟生活，青銅時代遺址出土的青銅鼓、靴形斧，還有青銅器上鑄刻的反映滇人生活文化的人物活動圖像與建築風格，證以歷史文獻，無一不反映百越文化特徵。由此可見，滇國的主體居民滇人，應該是屬於百越族系的民族。」

　百濮原本居住在江漢地區的楚地，楚國為能在楚蠻之地立足曾與濮人關係十分密切。但公元前611年即楚莊王三年秋，楚國發生大饑荒，庸及百濮伺機叛楚，楚莊王設計滅庸，希望能夠威服百濮。百濮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南遷。

「濮人因為長期在楚地活動，其文化面貌受到楚文化的影響較多，比如說填塞膏泥、墊木、腰坑等葬制都被認為是典型的楚文化做法。從羊甫頭墓地出土的銅鼓、銅釜、銅鋤、蛙人紋飾兵器等器物，以及存在填塞膏泥、墊木、腰坑或封土堆等葬制來看，其很有可能是由受楚文化影響頗多的濮人帶入的。

古滇國文化與氐羌及廣義的北方草原文化存在著某種聯繫：銎內戈與橫銎啄的裝飾方法與紋飾同中原地區西周的有銎鉞十分相似；浮雕腰扣與北方草原的牌飾有相近的風格；垂腹罐、直口鼓肩小平底罐及部分罐身的彩繪有甘青地區早期文化之遺風；部分罐、瓮底部的葉脈紋常見於氐羌系文化中；而在滇文化器物中辨識出的羌人、塞人以及封牛、大狗、放牧習俗等則與氐羌及北方草原文化有關。

古滇國文化中，北方文化因素其是在戰國中期沿著青藏高原邊緣部分，也就是被稱為「民族走廊」的路線進入當時的古滇國。

「有史料記載的較大規模的南遷活動有兩條：一條是秦滅巴蜀後蜀人的南遷，其時間在公元前316年之後；另一條則是秦獻公即位後，也就是公元前385年後不久的羌人南遷，這些南遷的氐人已經到達了今天的西昌、楚雄一帶，這已經很接近滇池地區了，因此很可能他們其中的一支隊伍南遷到了滇池。」

根據云南西、北部的考古材料，至遲在新石器晚期，南下羌人的文化便佔據了主流地位，而進入青銅時代後，這種影響的範圍則變得更大、更強烈。「『畏秦之威』南遷的氐人，曾在秦地附近與狄戎等草原民族雜居，他們不僅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影響。」

了解了濮人與氐人的歷史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處於滇文化鼎盛時期的石寨山、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以及羊甫頭墓地出土的漆器、陶器會呈現出如此顯著的「四不像」特點——它們既非楚文化，也非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更非土著文化，是諸多文化相交後的變異。「這一特色鮮明的『四不像』，便成為獨一無二的燦爛滇青銅文化的最好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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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都 大石墓之謎 越巂郡 西昌

越巂郡（讀音為suǐ，），又作越嶲郡、越雋郡，古代中國的郡級行政區劃之一，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開邛都國而置，治所在邛都縣（今四川西昌東南），轄境相當今天雲南麗江及綏江兩縣間金沙江以東，以西的祥雲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區。西漢後期隸屬於益州刺史部。王莽時改越巂為集巂。梁置巂州。隋唐時兩度恢復越巂郡舊稱。唐末其地入南詔。

越巂郡地圖

邛都國地圖

巂原為西南夷的一個部落。「（卭都）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漢書地理志越巂郡條下應劭注云：「故邛都國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地圖

涼山州位於四川省西南部，南至金沙江，北抵大渡河，東臨四川盆地， 西連橫斷山脈。涼山歷史悠久，遠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中央王朝就在這裡設置郡縣，委派官吏進行管理。 唐、宋、元、明、清在涼山先後設置了郡、州、司、府以及路、衛、廳、縣等。這一地區，秦漢以前稱古邛都國或邛都部落，漢稱越嵩郡，隋唐為嵩州，南詔稱建昌府，元稱羅羅斯宣慰司，明為四川行都司，清稱寧遠府，民國稱寧屬。

漢成帝元延、綏和之際（約前8年），越巂郡領十五縣（道）：邛都縣、遂久縣、靈關道、台登縣、定莋縣（都尉治所）、會無縣、莋秦縣、大莋縣、姑復縣、三絳縣、蘇示縣、闌縣、卑水縣、灊街縣、青蛉縣。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內有61208戶，408405人。其轄地大致相當於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大部分，樂山市和雅安市的西南部，攀枝花市，雲南省麗江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一部分。

西昌地圖全圖高清版

西昌市，位於川西高原的安寧河平原（四川第二大平原）腹地，是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也是攀西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及交通中心，川滇結合處的重要城市，是四川打造的攀西城市群中的核心力量。

西昌古稱邛都。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

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漢武帝以邛都為越嶲郡，轄十五縣，屬益州，郡治邛都。晉置越嶲郡，治會無縣（今會理縣）。南朝宋還治邛都。南朝齊時為越嶲獠郡。邛都縣名歷經東漢、三國和魏晉，歷時300餘年。

大石墓分布於安寧河谷流域約7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北至涼山州冕寧縣，南至攀枝花市米易縣，主要分布在安寧河流域的德昌、西昌、冕寧、喜德等縣，已經發現的有230多座。其中以德昌縣王所、六所、阿月、五一、方家、麻栗、茨達等鄉，西昌市黃聯關、黃水、經久、佑君、月華、禮州、樟木箐、琅環、小廟等鄉鎮分布的最為龐大而集中。

大石墓的共同特點是用天然石塊砌成墓室、墓道，頂部用大石覆蓋。墓室內無棺槨葬具，只有重重疊疊的人骨和少量的陶器陪葬。據考古專家稱，這種現象暗示出每位死者是同一氏族的成員。在人死後，沿著墓頂部特意建造的入口處葬於墓室。「大石墓」外出土的文物，多為陶器、銅器。

1978年12月發掘灣丘大石墓，出土的殉葬品中有石斧、石鏃、銅劍、銅鏃、銅環、銅鐲、陶罐、陶杯、陶瓶、錢幣等300多件，據此考證得出的結論是屬於大石墓第三期（末期）墳葬。

大石墓採用巨石作基本材料，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巨石崇拜現象。這些建築材料都未經人工加工，重者達萬斤以上，輕者亦有數千斤之多。即使在今天，如果不藉助機械，也休想動它分毫。在西昌市河西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大石墓上，可以觀察到古代建築師們的智慧。這座大石墓的後部，有一條長長的用土堆積起來的「尾巴」，使整座大石墓看起來像一隻巨大的蝌蚪。這條「尾巴」前高後低，形成一個緩坡，建造者們也許正是利用這個辦法降低了搬運道的坡度，慢慢地將巨石拖上墓頂，築成墓室。據日本考古學家的研究，古埃及人建造舉世聞名的金字塔也是採用的這種方法。

大石墓延續的時間較長，可以分為早晚兩期，其開鑿時代當從春秋中期開始，到西漢末年消失，也就是說一直延續了500年之久。

墓主應為曾經見於史書，卻不知其來源和蹤跡的古邛人。現在西昌市還因此而留下了一個叫邛海的高原淡水湖。而大石墓中出土的稻穀、稻葉痕迹和銅鐮，以及在安寧河谷發現的幾處與大石墓有關的遺址上的房屋建築遺迹等，也與文獻中有關邛人「耕田，有邑聚」的記載基本吻合。所以，現在學術界均認可大石墓就是邛人的文化遺存。　　　

根據史書上記載，邛人是農耕民族，定居，梳著「綴髻」「好遊盪」，在談話中喜歡舉例子，非常重視歷史。他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特別善於水稻的種植和生產。生活區域在南方絲綢之路上，與蜀中及南亞往來密切，其邛杖運銷身毒（今印度）、大夏（今阿富汗）。歷史上還有「邛人七部」之說，在《華陽國志》上的記載叫「七部營軍」。當時他們駐守在安寧河谷，但已經放棄了用巨石構築墳墓的習俗。

安寧河谷地震帶，它北起冕寧，中經西昌、德昌、會理魚鮓（金河），南抵雲南元謀，在四川境內的長度接近300公里。這條地震帶恰與地質構造上的安寧河斷裂、雅礱江斷裂、則木河斷裂相吻合。歷史上這條地震帶上的地震級別大，但發生頻率相對較低，震源深度淺，有的僅距地表10公里左右，如1952年的冕寧石龍地震距地表9公里，1955年會理魚鮓地震，距離地表12公里。自公元800年以來，在這一帶發生的7級以上地震不完全統計有4次。

安寧河谷地震帶

1、814年西昌地震估計7級

3、1732年西昌地震估計7級

4、1850年西昌、普格地震估計7.5級

安寧河谷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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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町古國

句町是春秋戰國時代由部落聯盟發展而成的一個古老國家；漢武帝時內附，以其地置句町縣，漢昭帝時封其首領毋波為王；

該王國的轄區包括滇東南和桂西，即今文山州全部、紅河州中東部，以及玉溪市、曲靖市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的一些地區；其「國都」在廣南蓮城；文山廣南縣地圖

紅河州地圖

百色市地圖.jpg

句町是由九個原始部落、部族或聯盟所組成的國家，句町國的轄區區域和各部落、部族或聯盟的區域是一致的，其轄區範圍應是今雲南東南部、貴州西南部，廣西西部即右江上游、交趾（今越南）北部較為廣大的地區。

其主體民族為壯傣民族先民；；由於能夠大量製造和廣泛使用青銅工具和武器，因而農業經濟發達、軍事力量強大、社會文化繁榮，在歷史上與郡縣並存了583年 。

著名歷史學家方國瑜先生說：「漢初設治之句町、進桑，在春秋戰國時已有部族組織」。 《辭海》說「句」讀作鉤（gou）是正確的，「町」則與當代漢語讀法一致；「句町」一詞源自壯語，用廣南壯語解釋比較恰當，「句（鉤）」的含義有二：一為九，為最大數；二為坡。「町」的含義亦有二：一為紅，為血親，為聯盟；二為頂，為最高處。「句町」之名，始見於《漢書·地理志》和《王莽列傳》，《昭帝紀》則寫作「鉤町」，後來的古籍中也有寫作「鉤町」的。《華陽國志·南中志》載：「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國以什數」，又載「句町國……漢時受封迄今」。

西漢時期，句町國東有南越國，北有夜郎國，西有滇王國，這三個大方國常懷「吞併旁小邑」的野心，句町國經常處於強敵環伺的境況。毋波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王，受漢武帝威德的影響，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後「乘勝平西南夷為牂牁郡」，毋波審時度勢於元鼎6年（公元111年）率部歸附了漢朝，

公元前86年，漢武帝病逝，漢昭帝繼位，在西南夷方國間推行郡縣制，並派漢官到這些郡縣任職，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西南地區各部不服，趁機造反，益州郡廉頭、姑繒（今雲南大理州一帶）民反，殺害長吏，續而牂牁郡淡指（今貴州興義、貞豐一帶）、同並（今雲南彌勒、石林一帶）等24邑3萬多人紛紛參與叛亂。

為平定反叛，西漢朝廷派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率部出征，漢昭帝聽從老臣們「以夷制夷」的計策，派密使帶著重禮找到毋波，希望句町候毋波的軍隊配合中央軍作戰，毋波欣然答應。

句町國軍隊裝備精良，不僅擁有刀、矛、盾、斧、鉞等常規武器，有騎兵衝鋒陷陣，還有一支用強弓毒弩武裝的精良部隊，

毋波不僅由候晉陞為王，句町國遂揚名九州大地而載入史冊，同時得到大量奴隸、牲口、封地，疆域。在朝廷的支持下，句町軍隊又長期留守滇池地區，此後，句町國勢力迅速發展成為橫跨桂、滇、黔和越南結合部的強大方國，不僅疆域寬廣、而且擁有眾多的人口、強大的武裝力量和雄厚的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史》中說：「益州『大破』之後，滇國的實力下降，滇王的地位亦不復存在了，時距益州郡的設置僅二十七年（公元前109-82年），代之而起者是鉤（句）町侯亡（毋）波」，「句町人」在滇的統治持續了54年之久，距毋波附漢的元鼎6年已達83年。他還說：「由於句町在益州駐留，與夜郎的矛盾尚未激化，但其回歸後，二王的對立正式構成」。歷史事實的確如此，句町本屬牂牁郡，自從毋波由侯晉級為王之後，牂牁郡內即同時存在夜郎（駐今貴州黃平縣）和句町兩個國王。為互相兼并，兩個王國之間經常發生戰爭。

公元9年，王莽篡奪漢位，實行改制。他認為四夷稱王是「謬於一統」，於是下令貶句町王邯為侯，邯不從，牂牁大尹(太守)周欽（歆）便施奸計誘殺了邯。此事激起了民族矛盾，導致「三邊蠻夷愁擾盡反」.

據《晉書·地理志》載：晉朝初年，句町國仍與興古郡並立，其句町縣沿襲於三國時期蜀漢。

句町國到常琚寫《華陽國志》之時（略當公元345－361年東晉穆帝時期）都依然保留句町王的封號。另據《宋書·州郡志》和《南齊書·州郡志》記載，公元420年，南朝劉宋政權取代東晉；公元479年，劉宋又為蕭齊取代，兩朝的興古郡中皆有句町，但到梁朝已沒有了句町的記載，說明此時句町國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蕭齊被梁朝取代是在公元502年）。

從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詔封毋波為王開始，句町王國一直延續到蕭齊被梁朝取代之時（公元502年），歷時達583年。若從毋波附漢封侯時的公元前111年算起，則有613年。

廣南是古句町國的發祥地，也是雲南壯族人口最多的縣份，廣南縣牡宜漢墓中出土的各種珍貴文物、早期的各種銅鼓以及壯族傳統節日和民間至今仍在傳承的骨刻歷算器、雞卜卦書、摩教經典等，均是句町歷史文明的見證。其九龍山則是中國壯族保持最完好的神「竜」之一，山下壯族村寨的干欄民居群落及其純樸的壯語環境、濃郁的民族風情等等，均可作為壯族原生文化的典型進行展示。

廣南的儂氏土司府還是中國壯族土司府中建築規模最宏大、存在時間最長的土司府，因為有儂智高的關係，其歷史地位和國際影響也最為深遠；與儂府並列的，還有蓮湖、昊天閣、太陽廟、文廟、皇姑墳等宏偉的古建築群，這些都是廣南獨有的文化旅遊資源。

青銅時代是人類步入文明社會的標誌，在句町故地出土的青銅文物很多，其中有出土於雲南文山德厚的春秋以前的銅鋤、銅斧、銅矛等工具和武器；有出土於雲南廣南沙果村的兩面春秋鼓(即公元前5-6世紀使用的萬家壩型素麵銅鼓)，有出土於雲南丘北草皮的戰國銅鼓；有廣南安美窩村小尖山的戰國青銅墓群（出土銅柄鐵刃劍、銅針、箭鏃、銅駑機），有出土於馬關山車清水河的春秋戰國至漢代的銅鉞、銅矛、銅箭簇，有出土於廣南阿章的西漢競渡銅鼓和文山的開化鼓，還有出土於廣西西林普馱的西漢鎏金銅棺和石寨山式銅鼓等。

2007年9月，因連續下雨數月，致使廣南縣黑支果鄉牡宜村牡宜壩子中一座叫「白龍坡」山頂的圓型土丘下沉，陷出一個黑洞，四壁由10餘噸古木鑲嵌。經考證，該土丘為春秋到漢代典型的墓葬型制—木槨墓。其墓室長5.1米，寬4.2米,高1.95米，其規模與古滇王墓相當，此墓從上至下，由古木構築三層。第一層木槨夾層中發現漆木耳杯，第二層發現「頭箱」、竹簡、銅燈等，第三層發現木雕車馬模型、漆木耳杯、三足鼎和黃釉陶罐，共出土珍貴文物40餘件，說明此墓為王公貴族使用。黃釉陶罐在當時極其稀有，很可能是拾骨重葬使用的「金罎」。

牡宜漢墓中出土的漆耳杯。

牡宜漢墓中出土的漆木耳杯底文字。

　　漢墓出土簡牘，經破譯後內含與王莽削藩的動議一致；在漆木耳杯上發現「王成（承）」字樣，與《漢書》記載因王莽削藩被殺句町王邯，有一個叫作「承」的弟弟，「成」與「承」乃系同音異寫，從而知道此墓為句町王邯弟「王成（承）」之墓。其後，據《資治通鑒》「句町王印」在中原出現，從而得知王莽削藩成功，《漢書》記載屬實，並有句町王「成（承）」墓出土的簡牘為證。此墓極可能就是句町王承的墓，該墓距1919年在黑支果阿章花果村白岩腳出土的「阿章銅鼓」（現珍藏在雲南省博物館內，為鎮館之寶）相隔不到1000米，那裡還出土了銅鼎、銅斧等諸多精美的青銅器，並有多座待發掘的古墓封土堆，這一切都說明廣南是句町王世代居住的地方。花果，壯族稱作「宏谷」，意即老國王的住所。據此許多專家學者又說：「此處才是句町國國王的墓地，句町國的都城應當是廣南。牡宜村白龍坡木槨墓搶救性發掘，出土了帶有「王承」字樣的竹簡，揭開了句町古國考古探索的序幕。2011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領隊，州文管所、縣文管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牡宜壩子南部的幾座土堆進行了發掘。開挖墓地就在原句町王「成（承）」的墓地周圍。幾個墓分別約長9米、寬7米，墓坑比晉寧滇王墓葬規範、講究，不見棺槨、屍骨，但可見到五花土的痕迹。在方圓四五畝的開闊地上，可觀察到四周建有屯兵護城的營盤跡象，環視可見其地具備了建立都城的地理條件。城廓四周，發現有氐羌人的火葬遺迹，基本判斷是句町軍隊在戰爭中掠奪作為奴隸的遺迹。據說當地修建水庫時，開挖約5米以後，可以看到一條古驛道的石板路面，顯見這裡曾是一條重要通道。可以直達富寧縣的普陽，經過田蓬或麻栗坡，即可到達古交趾郡，也就是現在的越南。

　　通過發掘，共清理封土堆墓5座，另有兩座小型墓葬。其隨葬品之豐富，以銅器、鎏金銅器、漆木器為主，有鐵器、金器、玉器等；種類包括了炊器、食器、酒器、禮器、樂器、儀仗器、生活用具、兵器等170餘件，既有中原地區常見的器形，也有獨具地方特色的器形與紋飾。發掘的同時，對牡宜、阿章等地區進行了全面調查，發現了多處遺址，包括營盤、軍事哨牆、古驛道、古窯址、古礦洞等。認為該地區出露地表的封土堆墓葬的規格、級別均較高，墓葬形制延續了《禮記》所記載的周人的墓葬形式，即周人「牆置翣」，這也表明這支民族可能來自於中原地區，是從楚地受到排擠後遷移至西南地區的百濮民族，受周文化影響較大。已開挖的兩座墓葬，其中一座已經出土石寨山型銅鼓一個。1919年，此地曾出土銅鼓一對。鼓徑82厘米，面飾太陽紋，分14芒，其外分5暈，飾多種幾何圖案；鼓胸飾船紋，共有4組，每船上表現人物4~5人，人物頭上帶羽冠；鼓腰飾椎牛紋、鳥紋、舞人紋等，紋飾生動、自然；鼓胸與鼓腰之間飾4耳。該鼓造型端莊，鑄造精細，紋飾華美，光澤閃亮，無鏽蝕且規整、圓滑，代表了石寨山型銅鼓的最高成就。92年之後，此地墓葬又出銅鼓，直徑86厘米，比1919年出土的更大，是目前已知石寨山型銅鼓最大的一面。從隨葬品來看，各墓中鎏金器非常普遍，這些墓葬應屬於句町的貴族級墓葬，有的可能是王族墓葬，如出土的金腰扣，到目前為止雲南僅發現兩件。金腰扣的龍虎搭配圖案，含蓄地反映了皇權與王權的關係，應為西漢王權賜予地方諸侯的象徵身份的信物。牡宜地區應為句町治所，牡宜壩子的封土堆墓應為句町貴族甚至王族的墓葬。

牡宜出土世界上最大的石寨山型銅鼓。

牡宜出土的金腰扣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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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

傣泰民族源於中國的雲貴高原，曾多次在雲貴高原建立政權，後因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擠壓，逐步向中南半島及南亞次大陸遷徙，分布在泰國、寮國、緬甸、越南、柬埔寨、印度、中國等多個國家，總人口約6800萬左右，中國境內有126萬左右。

傣泰民族先後被中國史籍稱為「哀牢」（或「撣」）、「烏蠻」（或「白蠻」）、「僰人」（或「白人」）、「僰夷」（或「白夷」）、「百夷」、「擺夷」等名稱；國際社會開始把分布於各國的傣泰民族統稱為「泰族（Thai）」；

傣泰民族源於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的古族群。

至少在三千多年前，傣泰先民已經在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形成一些部落小國，其中以「勐掌」（「勐」意為「地方、城邦、國家」，「掌」意為「象、大象」，「勐掌」即「象之邦」、「大象之邦」；「勐掌」包括瀾滄江沿岸的保山盆地與彬陽盆地，即保山市隆陽區東部、大理州永平縣西部）最為出名。漢朝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史記》中將「勐掌」記述為「乘象國」。

公元前五世紀，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的傣泰先民以「勐掌」為中心形成聯盟國家「勐達光」（傣語意為「中央之國」，「達光」意為「目光焦聚的地方」，延伸為「中央、中心」），「勐掌」首領成為「勐達光」所屬各「勐」（邦、國）的共主，各「勐」百姓稱其為「詔隆」（即大王）、各「勐」首領稱其為「哀隆」（即大哥）。《華陽國志》、《後漢書》等中國古籍將「勐達光」記述為「哀牢國」（「哀牢」即傣泰語「哀隆」的變音）。

公元前二世紀末，漢朝征服「勐達光」（哀牢國）東面的雟、昆明、滇等部族和國家，在地廣人稀的「勐達光」領土上設置移民點（縣）向傣泰先民輸入漢朝文化。之後，嶲、昆明、滇等族接連反漢，大量人口流入「勐達光」及其屬地，傣泰先民吸收了大量嶲、昆明、滇等族人口，形成勢力龐大的民族集團，初步形成當今傣泰民族之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