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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崇高--杜甫草堂遊記

前兩天閑逛杜甫草堂,純屬偶然,我家其實離草堂不遠,打個來回也不過十來公里,和草堂緊鄰的浣花溪公園有時候也去晒晒太陽,走走路,但我從來都沒有起過念頭要進草堂去看看,原因也簡單,要買60元一張的門票我不幹,倒不是因為60元是多大一個數字,而是出於我對各類故居的了解,花錢進去看幾眼,絕對虧到姥姥家,錢用了倒罷了,那種吃虧上當被套路的感受,挖心挖肺的痛楚得折磨我好長時間,絕對惹不起。突然聽說門票降價了,只要30元,心裡噗的一聲動了一下,掰著指頭一算,感覺要賺30元,不是么,花30元看60元的地方,怎麼算都賺,國家羊毛遇上了不薅兩把感覺又吃虧了,於是,提上相機出門,借著這個機會,跟杜甫老先生聊聊人生。

如果有人願意做這樣一個調查,在街頭隨機攔住過往的行人,請他說出一個中國歷史文人,我相信「杜甫」這個名字一定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那幾個,這並不奇怪。從來沒有一個人,如杜甫一般把自己放在亂世中以那樣的角度去端詳眾生,把讀者的感知從模糊的群體拉低到冰涼的個體,以致於他的詩句文字中迸出的悲鳴竟被轉化為時代的符號,這對他自己而言,恐怕也是沒想到的,在他的時代,杜甫這個名字遠遠沒有今天的分量。杜甫流傳至今的詩共有一千多首,我沒有看過太多,能記住的更少,類似「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樣的詩句是流傳最廣,最為容易讓人記住的文字,我不否認閱讀這種詩句的快感,事實上這樣純粹的詩意能讓人產生極大的愉悅,然而真正能讓我震撼,從而發生一種奇異的共鳴卻是另外一首,這個我會在下文中單獨提到。

杜詩的意義除了本身的意境,更為珍貴的是跳脫出詩意韻律外的寫實,儘管杜甫混在芸芸眾生中並非是他的本意,但他的詩作實實在在的從亂世泥沼中攝取了營養。詩人當然是存在於現實的,在杜甫身上同樣存在複雜的多樣性,一方面,他看盡底層人民的疾苦、艱辛,並用筆大聲疾呼,另一方面,他又熱衷於對仕途的追逐,對位高權重的人阿諛奉承,甚至到了卑躬屈膝的程度,杜甫的作品中有大量歌功頌德,無限拔高的頌詞,毫無疑問是對現實的低頭妥協,這樣的矛盾貫穿杜甫的一生,可以理解的是,除了生活的重荷,還有他根深蒂固官宦世家的正統觀念,讀書始終是要報效朝廷,光宗耀祖的。這裡先拋開觀念問題不說,關於生活的沉重,在杜甫身上可以輕易發現無數例證,歷代文人中,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不少,古今中外皆有活生生的例子,杜甫無疑是其中窮得最為徹底的一群,他最小的兒子甚至在不滿一歲時被活活餓死,在草堂生活時,茅屋的茅草被風吹掉,被人撿了就跑,杜甫為了幾捆茅草大呼大喊(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可見生活的窘困。杜甫一生走過的地方很多,這一點和蘇東坡類似,四川、陝西、山東、湖南、河南、江蘇都有杜甫留下的痕迹,和蘇東坡不同的是,杜甫的遊歷之路大多數是在逃亡和討生活,兩相比較,顯然杜甫要苦逼得多。

杜甫一直是以自己的家世為榮的,家族中兩個重要的成員反覆在他的文章中出現,一是晉代名將杜預,另一個是杜甫的爺爺杜審言,由於時間的久遠,杜預與杜甫之間至多也只是一絲血脈關聯,對於杜預的推崇,主要是因為杜預蓋世功業及其聲望。杜審言就完全不一樣了,雖然兩爺孫並未見面,但杜審言對於杜甫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杜甫也從不掩飾對於爺爺的崇拜,「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這句詩把杜審言推到「詩冠古」的高度,不過不必擔心,杜老爺子完全可以笑納這樣的頌詞,臉都不會紅一紅,作為初唐數一數二的裝逼犯,杜審言吹過的牛大概比開元年間牛的總數還多,自認為詩比屈原做得好,字比王羲之寫得棒,反過來說,杜老爺子也是有些吹牛資本的,作為「初唐四友」中文學成就最高的人,唐詩的韻律、對仗在杜審言那裡得到較大的規束,直接影響唐詩的走向,可以說為唐詩的空前繁榮打下堅實基礎。比較有意思的還是杜審言的日常裝逼,他的名字應該有審言慎行的意思,不過這位老哥是真正的名不副實,滿嘴打胡亂說,一點也不「審言」,「初唐四友」中還有一位蘇味道,跟杜審言同朝為臣,唐代官吏定期要寫述職報告,提交到吏部有專人負責批閱,杜審言時任吏部校考使,工作就是負責批閱官員的文書。恰好有一次,蘇味道的報告就由杜審言來批閱,杜審言一見蘇味道的報告,兩眼放光,刷刷刷一陣奮筆疾書,然後對左右說「蘇味道必死」,旁人奇怪的問他為什麼?杜審言說「蘇味道看了我的批註,還不得羞愧自殺啊」。偏偏蘇味道臉皮也不薄,不但沒自殺,也沒表現出羞愧,還一直好好的活到50多歲,最後在前往四川眉山上任的路途中仙逝,蘇味道最終沒有到達眉山,但他的一個兒子卻在眉山安居落戶,自此,眉山便有了蘇氏一脈並在北宋時期誕生了震撼中國文壇的蘇家父子。關鍵這還不是杜審言裝過最牛的逼,在他生命最後一段時間卧病在床時,朋友們來探病,杜審言掙扎著爬起來吹了人生中最後一個大牛逼,他對朋友們說「老天要我的命,那是沒辦法,我一直在文才上壓著你們,我要是死了,你們應該感到高興,只可惜沒人有足夠的才華能接我的班」,此後沒多久杜審言就死了,我判斷其實他是被探病的朋友錘死的,這才合理。公元708年,杜審言逝世,4年後,杜甫出世。

到了杜甫的父親杜閑這一輩,杜家實際已經衰落很長一段時間,不過杜閑還是在做官,官職不大,縣令,在一般老百姓周圍也算得上大戶,比之常人,杜甫的童年還是有相對比較好的環境。杜甫年幼時身體不好,母親在他尚不知事時就已離世,幾歲時得了一場大病,差點沒活過來,幸好有姑姑的照料,一點一點的緩過來了,跟他同時得病的姑姑的兒子卻沒能活下來,所以杜甫一直對姑姑有種複雜的感情,既覺親近又抱有愧疚,可惜長大成人後的杜甫沒能大富大貴,連生存都成了問題

,當然也沒有能力去回報姑姑,這也成為杜甫一生的遺憾。

和很多中國歷史名人一樣,杜甫在童年時即顯露出極高的文化素養,他曾在洛陽住過幾年,在這段時間裡杜甫的才華得到部分洛陽名流的欣賞,並給予極高的評價,把他比作班固、揚雄再生,這個時期,杜甫可謂春風得意、意氣風發,衣食無憂的生活,少年得志的心境,加上家學淵源,似乎一切都走向美好,年輕的杜甫不免也開始膨脹了,輕視屈原、曹植等古人,這也說得通,畢竟杜審言的種種裝逼特質多少也通過血脈遺傳給他一部分,但現實總歸的殘酷的,事實上這是杜甫一生中最得意的幾年,從此往後,他將倍嘗人世的艱辛苦澀。杜甫在30歲以前,有過兩次長期的外出遊歷,一次是在20歲左右,前往江南,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江蘇一帶,杜家有不少親友在那一帶供職為官,但沒有什麼顯赫的人物,另一次是在26歲左右,前往今天的山東一帶,因為他的父親杜閑在山東任職,這兩次遊歷,雖說也有賞山玩水,廣交天下的愜意,實際上更多的還是在為前途打算,有點類似今天的外出打工仔,出門闖天下,若能找到一條好路,就試著走一走,實在無路可走了,也當是增加閱歷、拓展人脈,回家再另做打算,24歲時杜甫已在外遊歷4年,沒撈到什麼名堂,恰逢朝廷組織考試,杜甫回到洛陽參考,想弄個公務員的職位干著,結果沒考上,這一下杜甫也沒了招,在外浪了好幾年,毛都沒撈著一根,考公務員也沒考上,眼看著年紀也不小了,前途一片茫然,感覺不大對頭啊,杜甫懵逼了,好在父親杜閑好歹也是個官,生活雖不富裕,生存是沒有問題的,杜甫的懵逼狀態持續了兩年,兩年後,他繼續出發,足跡遍布山東河北一帶,歷時4年之久,依然沒什麼結果,工作沒找到,高枝也沒攀上,其實可以想像,在這漫長的十年之內,杜甫一定也動用過家族的關係,四處求問,問題是此時的杜家聲望不大如前,又沒有說得上話的貴人,所以一切努力終歸無用,此時的杜甫一定是相當鬱悶的,感嘆前途茫茫,唯有回憶昔日的風光,以至於在後來的作品《壯遊》中這樣寫道: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此時,杜甫已然而立之年,卻鬱郁不得志,仕途沒有任何起色,文壇也說不上地位,他回到了洛陽,繼續渾渾噩噩的過日子,我不太清楚杜甫這段時間是以什麼為生,家中的資助肯定是其一,其他可能更多的是用文章向達官貴人換回的打賞,長時間的遊歷確實也給他帶來一些人脈,而杜甫本人也願意和他人結交,對於名流權貴更是主動接近。33歲的時候,杜甫結識了唐代另一個著名的裝逼犯,也是他仰慕已久的前輩李白,公正的說,和杜審言相比,李白裝逼的情節相對較輕,一是因為李白本身的歷史地位比杜審言更高,二是李白的裝逼大致還在某個範疇內,相對杜審言的拳打南山猛虎,腳踢北海蛟龍實在相形見絀,如果要用一個比喻的話,我會這樣來形容,假如裝逼算違法,並且杜審言和李白均被逮捕歸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量刑應該是這樣的,杜審言判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生,李白判有期徒刑15年,這應該是個公正的判決,你看兩人的判決之間差著好幾個等級吶。

李白的裝逼主要體現在「殺人」這件事情上,李白的詩作中多次出現「殺人」的痕迹,「白刃讎不義,殺人紅塵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而他自己也說年輕時曾「手刃數人」,事實上唐朝時期,殺人應該也是犯法的,李白所謂的殺人,找不到任何史料痕迹,殺的什麼人?為什麼殺人?殺人的後果?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找不到,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李白開了一個浪漫的玩笑,一再說給人聽,最後連自己都糊塗了,感覺自己真殺過人。好吧,關於殺人的事不再深究,我們的主角也不是李白,言歸正傳,還是說到杜甫身上來,杜甫比李白小了10餘歲,當時李白已名滿天下,而杜甫不過是個籍籍無名的後進晚輩,見面後對李白的態度可想而知,此後一年多,兩人結伴而行,中間曾有一段時間分別,高適也曾加入過這個派對,成了三人行,最後杜甫與李白在兗州分開,終生未再見面。李白繼續他的遊俠生活,詩酒天下,不過在晚年還是為年輕時裝過的逼買了單,在安史之亂中李白跟著永王李璘,莫名其妙成了逆黨,好在罪行不深,沒有砍頭,被關押流放,也沒落下什麼好。杜甫是很珍惜和李白相處的這段時間的,兩人一起出遊、一起喝酒、一起打獵,甚至還睡在一張床上,所以杜甫以後可以很驕傲的說「我睡過李白」,李白一生對尋仙問道有極大的興趣,大概是想上天的,曾帶著杜甫一起去拜訪道士華蓋君,據說是想去學長生不老術,結果到了地方,童子告訴他們,華蓋君已經死了,這情景很有點黑色幽默,不知道哥兒倆聽到這消息臉上有何表情,有沒有懷疑人生,總之,兩人鎩羽而歸,李白甚至有可能在打道回府路程中惱羞成怒又殺了幾個人什麼的。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說,杜甫對李白的崇拜更多的是因為李白張揚的性格和文壇領袖的地位,此後杜甫在十多首詩里提到過李白,雖然也有「白也詩無敵」,「敏捷詩千首」這樣的描述,但基本上沒有對李白的作品有太多的評價,也許是李白早已名滿天下,杜甫覺得無需自己來評價吧。

杜甫在35歲時前往長安,並且一住就是10年,目的也很單純,找工作,想當官,他不斷的寫詩寫文章,並逐一往達官貴人門裡送,根本不計較對方是什麼人,他寫給張珀、鮮於仲通、哥舒翰等人,先把對方一通吹捧,然後再把自己的境遇寫得無比凄慘,希望這些文章能為他換取一官半職,但這也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不久,杜甫的父親去世,對杜甫來說無疑雪上加霜,最基本的生活來源斷絕了,而他自己的前途卻沒有任何起色,他何以謀生呢?所幸,當時的社會都讀書人還有些尊重,達官貴人們也願意和有名氣的文人交流,有時也會有些打賞,正是靠著這種經濟來源,杜甫才得以繼續生活下去,但生活質量是非常差的,以至於杜甫的妻兒到長安和他同住一年後,因為生活難以為繼不得不離開,留下杜甫自己繼續討生活,但杜甫又能做什麼呢?還不是只能繼續寫文章,繼續厚著臉皮往權貴的門縫裡送,不知道是不是這種方式真的起了作用,杜甫在長安住到第9年的時候,他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當上了公務員,官職是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一個管理兵器庫房的八品小官,不管怎麼說也算是一份正經工作吧,終於有了俸祿,走上了仕途,杜甫這時已經44歲,無數次的碰壁,冰冷的現實讓他對仕途已經產生絕望,現在接受這個職位,也不過是為了找口飯吃,已經說不上什麼理想抱負,杜甫在上任前去奉先探望家人,到家後才知道幼年的兒子已經被餓死,此時的唐朝已經從開元年間的盛世跌入混亂不堪的低谷,杜甫把在探親途中的所見所聞寫成了劃時代的長詩巨作《赴奉先詠懷》,洋洋五百字,把自己的遭遇、國家的破落、百姓的悲苦逐一刻畫,從此,杜甫把他的眼光從高官、皇權、理想轉投到苦難的百姓與變色的河山上,也讓他自己開始從卑微走向崇高。

就在杜甫去奉先探望妻兒的時候,安史之亂開始了,由於唐朝的軍隊基本分布在國境線上,來不及回撤支援,叛軍長驅直入聲勢極為浩大,連連攻城略池,防守潼關的唐軍將領哥舒翰帶領的20萬軍隊土崩瓦解,叛軍逼近長安,杜甫不得已也開始外逃,他的八品官也只做了一年不到,什麼好處都沒撈到,安穩日子也沒過幾天,這人生真夠悲催,逃亡就逃亡吧,關鍵是逃亡也不順利,半路被叛軍抓住,當做俘虜送回了長安,這個時候,杜甫要感謝老天了,還好他不是什麼大官,也沒什麼名氣,混在眾多百姓中間,都沒把他當回事。這就樣,杜甫再次被困在長安,時間長達一年多,在這期間杜甫做了很多詩,既有懷念親友妻兒的感傷,也有描寫老百姓生活的沉重,更多的還是對國家命運的哀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一首《春望》便是杜甫被困局長安時期的代表作,轉折出現在一年多後,安祿山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死,叛軍出現了混亂,對老百姓的管束沒有那麼嚴了,杜甫終於找到一個時機,混在人群中逃出長安,前往唐肅宗所在的鳳翔,長安離鳳翔說起來也不算太遠200公里左右,但因為是雙方的前線,這一路杜甫走得戰戰兢兢,大路不敢走,專找小路跑,看見有人影就要躲進樹林中,生怕再次被叛軍抓住,還好這次比較幸運,雖然輾轉辛苦,也算順利到達鳳翔,衣衫襤褸的跑去見皇帝報到,那時逃亡的官員很多,皇帝也見怪不怪,大概還是所有感念杜甫的忠心,賞了杜甫一個官職「左拾遺」,仍然是一個八品小官,工作職責倒是比較牛逼,負責跟皇帝溝通,提建議,提意見,差不多就是一個「諫官」,不過一個八品的諫官,地位可想而知,誰都不會理會你,皇帝也不會真拿杜甫的話當回事,杜甫也算懂事,並沒有真正的去亂開黃腔,加上他本身並不擅於政務,其實也說不上什麼建議或意見,但即便如此,杜甫這個官也沒當多長,事情是這樣的,當時的宰相房琯跟杜甫有七彎八拐有點關係,算得上認識,也是一個文人,得罪了皇帝,皇帝在動手搞他,杜甫任「左拾遺」的時候,這個事情已經鬧到相當的程度,基本上房琯算是廢了,杜甫在這個時候上書替房琯說好話,讓皇帝很是冒火,說實話,杜甫這個事做得很不漂亮,房琯並不是什麼好官,好大喜功,夸夸其談,又不務正業,很多時候班都不上,在家呼朋喚友開派對,在國家危難時期,這種宰相是肯定不能用的,往大了說,杜甫並沒有從國家利益去考慮利弊,從小處說,也沒揣摩到皇帝的心思,作為一個諫官,搞不清皇帝的意思,這工作就沒法開展了。

安史之亂的第2年,唐軍收復了長安,肅宗回朝,杜甫跟著皇帝一起回到長安,仍然擔任「左拾遺」,若非已是末品小官,估計還得被貶,皇帝不理會杜甫,其他人也不來跟他逼逼,工作沒什麼可干,偶爾寫點詩讚美皇帝,實在乏善可陳,杜甫這段時間生活是比較閑暇的,並在這期間結識了跟他晚年生活產生極大關聯的嚴武。即便如此,這種相對安逸的日子杜甫也沒過多久,房琯再次被貶,杜甫受到牽連被派往華州任司功參軍,管理地方上的閑雜事務,此時杜甫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職業生涯基本框架已定,不大可能出現轉機,所以也比較消沉,這段時間的創作基本都是花花草草,蟲鳥魚雞,沒有什麼值得品味的作品。在華州的工作還算順利,雖然說不上什麼政績,但也不會再有京城那些亂七八糟的官場瑣事來打擾到他,工作干到冬天,杜甫請假回洛陽探望親友,一路上都看到國家的破敗和流離失所的百姓,唐軍和叛軍正處於相持階段,誰也搞不定誰,反覆的廝殺,已經把這個國家的精壯男丁消耗得差不多了,老弱病殘也不能倖免,被抓去充軍,在這次行程中,杜甫寫成了他生涯中的最高傑作「三吏三別」共六首長詩,其中「三吏」是用旁觀者的口吻敘述當地的官差如何去抓丁,也描述了被抓者如何與家人告別的情形,「三別」則使用第一人稱口吻,分別以新婚女性、一個回家敗兵和一個充軍老人的角度去刻畫了亂世中百姓的艱辛。我在前文提到過,杜甫有一首詩讓我產生奇異的共鳴,這首詩正是「三別」中的《垂老別》,說也奇怪,我們這一代是沒有那種經歷的,想必這一生也不會有這種經歷,不知道為什麼,我在讀到其中幾句的時候,心裡壓抑得難受,「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 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老者的子孫已經全部陣亡,現在自己也被充軍,明知道此去再不能回,想悄悄的告別妻子不讓她發覺,哪知剛走出不遠,就聽到身後的哭聲。這種感覺很像我前些年讀余華的小說《活著》時的感受,主角的家人一個一個因為各種原因死去,而主角毫無辦法,那種看不到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哪怕一絲絲明亮的壓抑就像在無邊泥沼中行走,每一步都深陷,每一步都絕望。順便提一句《活著》翻拍的電影評價也很高,不過和書仍無法相提並論。

杜甫最終辭去了司功參軍這個職務,雖然辭去官職是主動,但實際上已經不得不主動了,隨著房琯垮台,杜甫受到的牽連已經讓他無法在這條路上容身,說起來夠冤,房琯得勢時,杜甫沒撈到一絲好處,房琯失勢,杜甫也被趕上絕路,這理沒處說。好了,政治生涯完結,意味著杜甫得重新開始找生活,他的家鄉河南正在打仗,回不去了,而在長安也沒法生活下去,只好選擇南下,這一路輾轉,最後在成都落了腳,由此才有了杜甫草堂。但杜甫並沒有打算到成都,他的目的地是秦州(陝西天水),並打算在此常住,他沒有生活來源,維生手段一是到處向朋友寫詩求助,二是自己上山去採藥來賣,以此艱難度日,但秦州這個地方並不安穩,杜甫在這住了不到半年,便不得不另尋生路,恰好此時同谷縣令寫信來邀請他去,杜甫當即動身前往,哪知到了同谷衣食依然無著,家裡老小隻好挖野果吃,問題是野果也不是想挖就挖得著,同谷只住了一個月就堅持不下去了,這下杜甫才開始打算前往成都,因為他還有些舊友在四川,也有個表弟在成都,相比中原地區,成都雖然也是戰禍連連,總體環境還是要好得多,在這裡杜甫度過差不多四年的時間,中間曾有有過一段時間外出避難,杜甫在成都過上了相對安逸的生活,期間也創作了不少名篇,可以明顯從他的作品中看到,詠唱的主題不再僅僅是對國家、百姓的哀嘆,更呈現出生活的多樣性,花鳥蟲魚再次回到杜甫的詩作中,又多了對文化的反思,當然也少不了對地方長官的各種頌揚,沒辦法,飯也是要吃的,各種救濟也是需要的。事實上,草堂就是依靠親戚朋友的關照才修建而成,連最基本的工錢杜甫都拿不出來,茅屋建起來了,杜甫又四處尋找樹苗,基本也是靠別人接濟,買是不可能的了,忙了幾個月,成都草堂落成,幾年的流亡生活,終於在這時暫時告一段落,更好的消息也來了,杜甫的舊識高適和嚴武分別到成都任職,高適任職時間不長就被調往別處,嚴武在成都和杜甫相處兩年,經常帶著隨從和酒來找杜甫,或論政,或談詩,杯觥交錯,好不熱鬧,杜甫對嚴武等舊識不像對其它地方長官是純粹的吹捧巴結,他找到了知己,在接受饋贈時也沒覺得受了多大恩惠,這種感覺讓他相當享受,杜甫是好酒的人,生活有了著落,酒也有人送,仗著和嚴武的關係,開始有點飄飄然,酒後話也多了,其中不免有些不合時宜的話,《新唐書》中記載,嚴武曾有一次因為杜甫酒後跑到嚴武床前無言亂語而動怒,打算殺了杜甫,幸好左右去報告了嚴母,嚴母急忙趕過來才救下了杜甫,但這個插曲在《舊唐書》中卻沒有記載,古人寫史,因為信息渠道有限,所以很多道聽途說甚至胡編亂造的事都記錄下來,很難說究竟是真是假,且當個故事聽罷,但是杜甫在這段時間的放浪卻是真真確確的。

杜甫與嚴武第一次在成都相處歷時半年多,嚴武被調離,沒想到剛離開,成都就陷入戰亂,杜甫送嚴武出川還來不及回成都,就回不去了,這樣杜甫又開始另一次流亡生活,在今天三台、射洪一帶,日子當然也沒成都那麼好過了,甚至在流亡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做離開四川的打算。此時,嚴武再次回到成都,杜甫聽說了這個消息,大喜過望,馬上取消了離川計劃,回到成都,這也可以看出,嚴武對杜甫確實是夠朋友,這次杜甫和嚴武相處了兩年左右,並且在嚴武的手下擔任過檢校工部員外郎職務,從六品,這可是杜甫擔任過的最高職位了,只是這個官銜並非朝廷所授,而是由當地地方官自封的,但這個工作杜甫也僅僅幹了半年,自己打了辭職報告,不幹了,究其原因是因為和其他人相處不好,杜甫自己在詩作寫道,整天處在**場所中謹言慎行,防這防那,實在不是自己擅長的,當然我們可以想像,除了杜甫的自述應該還有別的原因,比如政治才幹有限,未見得做得出什麼成績,還有因為和嚴武的關係不免有些自傲,引起其他人的不滿,甚至和嚴武之間的關係都有可能已經產生裂痕,當朋友是一回事,當下屬又是一回事。

其實杜甫從來沒有斷絕過回到故鄉的念頭,「此生哪歸蜀,不死會歸秦」是他的真實思想寫照,留居成都實在是形式所逼,沒有辦法,我想常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鄉土鄉音,故鄉的山山水水,誰又能沒有眷念呢?但有人不這麼看,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書中寫杜甫其實很討厭四川,並舉例杜詩中的「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還說杜甫是地主,流亡的時候妻子乘車,自己騎馬,在四川時杜甫把自己得到的糧食送給周邊的鄰居,郭沫若先生的解讀是把農民種的糧食送給農民「真是一位好主管」,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李白與杜甫》同時寫兩位唐詩大家的事迹,但是立場上揚李貶杜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幾乎把杜詩中的稍有可搖晃的字句都竭力朝陰暗方向去理解,這本書遭到不少抨擊,但為什麼郭先生會這樣寫書呢?據說是(聽說的,拒絕跨省跨朝代)*****不喜歡杜甫,而郭先生是堅定站在***船上的一名水手,這就說得通了。

杜甫辭去官職不久,嚴武去世,這下杜甫在成都又失去了依靠,不得不離開成都,這時杜甫已經54歲,進入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長期的流亡和辛勞導致他疾病纏身,身體佝僂著,耳朵聽不見,眼睛也看不清了,隨時都有可能死去,安史之亂已經結束兩年,但戰亂並未終止,唐朝政府名存實亡,各地軍閥混戰,爭搶地盤,家鄉河南仍然回不去,此後幾年,杜甫分別在四川奉節和湖北荊州度過,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然想回他的故鄉,回到他意氣風發時的洛陽,回到他出生的鞏縣,「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這是杜甫生命最後時期的詩作,他知道再也回不去了,只能把涕淚灑在湘江兩岸,。

寫這篇文章,是很不愉快的經歷,本來只打算寫三、四千字,哪知道打翻了墨水,一筆帶下來,又是一萬字。杜甫的一生很難看見陽光,他的生命基調可以說是從灰暗走向陰暗,偶爾出現一絲明亮,轉眼間就滅了,但他的作品並非如此,你能從他的詩文中找到各樣元素,浪漫、凝重、洒脫、狂妄、卑微乃至崇高,家族的榮耀和個人的理想在他身上交叉出複雜的投影,他跳脫不出時代的框架,青年時一心追求功名,並屢遭挫折,中年後開始經歷國家的動蕩,他目睹山河變色,百姓蒙難,自己也深陷其中,同時理想的崩塌,讓他的文風悄悄出現轉折,不再糾纏於過去的風花雪月,而把文字緊密關聯在時代中,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悲鳴、時而明亮。杜甫在世時,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他的作品僅在小範圍受到賞識,即便當代大文豪李白,也沒有為這位小兄弟正名,直到中唐以後,杜詩的重量逐漸讓文壇一端開始動搖,聚光燈終於打到這個佝僂的身軀上,韓愈有詩寫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把杜甫和李白放在一起,已經能證明杜詩的價值,甚至有人把李白和杜甫稱為「杜李」把杜甫放在李白之前。文人的遭遇,最能反映時代的特性,杜甫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他的一生如同一面多稜鏡,折射出那個時代紅的黑,紫的綠,以及灰的白,這個時代已經沒有純粹的顏色,每種色彩背後都混雜著塵土飛揚的紅色和乾枯的紫色,而在杜甫身上,你能看到這些混雜的顏色被一一還原,讀杜詩,讓人深切感受到生命之痛,他的很多詩幾乎是用白話寫成,通俗易懂,而在簡單的文字背後,閃爍著一個崇高的靈魂投下的長影,正是這樣的靈魂讓普通的文字有了超越時空的穿透力,直到今天,讀者仍被扎得心口隱隱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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