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倉娃為什麼成不了新青年？

革命和改革既不能無視民情和風俗，又不能不把傳統的高高在上的文化權威打倒，因此文化運動中的敵我劃分以及運動的強度、分寸都顯得極為重要。但另一個實踐難題接踵而至，在具體的鬥爭情勢當中，對敵人的否定必然是徹底的，否則便是給「復辟」留出可乘之機。

幾天前，筆者有幸拜讀了《小倉娃是個怎樣的少年》一文（以下均簡寫作《小倉娃》）。向我們詳細地介紹了豫劇《卷席筒》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倉娃本是一個很普通的少年。其母趙氏改嫁給封登縣地主曹林。為了謀取曹家的財產，貪心的趙氏趁著曹家長子曹保山進京趕考，設計毒死了曹林，並嫁禍給嫂嫂。就在這關鍵時刻，小倉娃毅然決然地替嫂嫂頂罪，並被判死刑。幸虧新到任的巡撫是倉娃進京趕考取得功名的哥哥曹保山，蒼娃獲救，一家團圓。平心而論，這是一幕感人的劇，尤其是片尾，嫂子以為倉娃已死，抱著卷他「屍首」痛哭的一幕，更是催人淚下。親情、公理匯聚到這樣一個少年頭上，在貪婪的母親的襯托下，越發顯得他的高大。毫無誇張地說，這樣的少年足以成為中國民間倫理的表率。所謂的「卷席筒」正指的是裹小倉娃「屍首」的蘆席，「蘆席是苦命、也是人們相互救助、相互承擔，並從中復生的見證」，象徵著百姓的命！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部反映了真正的民間倫理道德的感人老戲，卻在文革時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如果說劇中的英雄少年小倉娃盼來的大團圓，那麼劇外的小倉娃不能不吞下悲劇的苦果，這反過來又襯託了小倉娃的高大。對此，《小倉娃》一文評論到，這部劇「未必不包含著一種立足於建國後社會生活的、建構人民的『新文化』、『新政治』的可能」。如果說蘆席象徵著百姓的命，那麼對《卷席筒》的批判，不正象徵著文革對百姓的摧殘嗎？不正說明了文革的盲目激進是如何毀掉從傳統民間倫理孕育新社會的可能嗎？

此文的洞見是毋庸置疑的，它給予我們一個極為重要的提醒，即革命的正當性要建立在民間社會的文化認同上。正如社會學家塗爾干所言，法國大革命的失敗在於人人皆是革命者，都試圖用抽象的原則與現實決裂，卻不知道任何革命和改革都要正視民情和風俗的合理性。

然而，此文的論述似乎失於簡單，以至於給人造成文革完全排斥民間倫理的錯覺。陳思和教授在《民間的浮沉》一文中，曾對樣板戲中的民間隱形結構有過細緻的分析。事實上，文革的政治實踐並沒有排除倫理和道德，而是試圖從下至上地進行「文化革命」，改造舊道德，建立新道德。

社會人類學家雷斯菲爾德有一對影響力頗大的概念：「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和「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在傳統中國，「大傳統」（「廟堂之上」）主要指以儒教為主的官方意識形態，「小傳統」（「江湖之遠」）是指民間社會自身創造的文化，費孝通筆下的「紳士」是連接「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橋樑。有趣的是，在陳思和的文學史敘述中，存在一個相似的三角結構：國家—知識分子—民間。他認為20世紀以來，「學術文化分裂為三：國家權力支持的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西方外來文化形態和保存在中國民間社會的民間文化形態」。抗戰以來，國統區和解放區對於如何建立新的政教系統，亦即國家權力建立在何種文化之上的問題，均產生過激烈的爭論。陳思和認為，直到文革時期政治意識形態才定於一尊，實現了自身的「樣板」（正統），對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文化作出了雙重揚棄。直到 80 年代，「民間」文化才再度浮出水面。《小倉娃》一文中所提及的電影《卷席筒》恰好拍攝於1981年。問題在於，兩位論者所佔據的「民間」立場無形之中都掉入了「國家—社會」二元論，彷彿既有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踐，就是要以國家排斥知識分子和民間傳統。文革「破四舊」、「揪斗走資派」，似乎正說明了這一切。然而，我們的疑問卻是，小倉娃所承載的「民間」倫理和價值觀念到底是什麼？民間傳統不經過區分落後性和合理性就可以直接對接到新社會嗎？

一、回到故事本身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不得不再次回到《卷席筒》這個故事本身，試圖做出更為具體的分析。

（一）小倉娃的前史

小倉娃的母親趙氏改嫁給登封縣地主曹林，為了給小倉娃佔下家產，設計毒死曹林，並嫁禍於小倉娃的嫂嫂。因此，整個故事矛盾的起點與其說是家產，毋寧說是家產背後現實的人與人的關係。韋伯認為中國社會以家產製為基礎，血緣共同體構成了最主要的經濟單位。 家庭再生產主要是通過生育和財產繼承來實現的。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繼承」和 「析產」有著不同的意味：前者意味著宗法關係的傳承，而後者只是財產權的分配。在以血緣倫理為主軸的傳統中國家庭里，「拖油瓶」是極不體面的，小倉娃作為外姓人顯然不具有宗法身份，而只能佔有財富。被土地束縛的小農經濟下，繼承家產意味著穩定的生活和不勞動的權利，因此趙氏的理性算計不只是源於個人的「惡」，而是分家機制在某種極限處境中「惡」，她的「惡」是對至親的道德。趙氏頭上凸顯的與其說是一個抽象的個人道德問題，毋寧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沒有宗法結構和土地私有制下的私人計算，怎麼會有小倉娃的困境呢？事實上，任何對「小倉娃」平反的言論，恰恰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關係。不寧惟是，一切為地主階級平反的言論，都是以某些地主個人「善」，去掩蓋舊的土地分配製度的惡；以對某些地主的人身批判，去掩蓋對舊的土地制度的批判。遺憾的是，《小倉娃》一文仍然落入了這樣的俗套。

（二）小倉娃式的倫理困境與道德意義

如果我們站在小倉娃的角度，則不難發現，他實際上面臨著這樣一種困境：一面是公理，即舊社會的「忠」；一面是親情，即「孝」。聽任母親的陰謀，縱然顧全了「孝道」卻有違「忠」。反之，保護嫂嫂，揭發母親，縱然符合公理，卻有違「孝道」，如此斷絕親親之恩，在宗法社會中是禽獸不如之舉，更何況此舉根本違背了「親親相隱」的舊法理傳統。面對這樣的倫理困境，小倉娃選擇了「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的第三條路：為嫂嫂頂罪。我們感動於小倉娃的道德時，千萬不要忘了，他之所以成為道德表率，恰恰在於他以自己的「死」實現了舊社會「忠孝兩全」的最高道德目標。「倉娃起解」一節，無數觀眾為之掬淚，《小倉娃》一文高度肯定了小倉娃「無條件的仁義與善」，認為這是超越了階級、出身和血緣的革命者般的道德。恰恰相反，小倉娃的困境正是階級、出身、血緣和家庭倫理交織的結果。 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正是以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家庭倫理為突破口，提倡新道德。將舊有的綱常倫理與革命者的道德等同，無疑是對革命者的誤解。某種程度上，從新文化運動到延安道路再到社會主義建設，都對傳統家庭做出了揚棄，將人從舊有的宗法結構中解放出來，以實現真正的民主參與。新社會以「國家主人翁」為最高道德標準，豈可與「忠孝兩全」的舊道德等而視之？

（三）大團圓以後怎麼辦？

幸運的是，審問小倉娃的欽差大臣恰好是他中了狀元的哥哥曹保山，全劇以大團圓結尾。整部戲中，小倉娃只是被動的承擔者和犧牲品，沒有絲毫的能動性，青天大老爺的出現解救了他。如果沒有這個「巧合」，小倉娃很有可能會白白送死，悲劇就發生了。小倉娃度過此劫後，等待他的是分得家產成為另一個地主，最多也是個善良的地主，但這實在與新青年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據說《卷席筒》有一續集，本文不遑贅論）。更重要的是，舊農村權力結構再生產，每每有賴於符號資本的作用，當上地主的小倉娃，不正以「忠孝兩全」而持有這種符號資本嗎？

二、文化領導權與批判的必然性

《小倉娃》一文設想小倉娃代表的民間倫理可以順利「對接」到新社會，這僅僅只是「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假設。正如前文所述，舊倫理和新倫理並不兼容，這意味著《卷席筒》遭到批判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某種狂熱的政治衝動。當我們試圖擺脫道德主義的視角和「反事實」的假設，站在一個盡量貼合歷史語境的整體性立場時，對當代文藝的歷史走向才會產生更為同情的理解。《小倉娃》一文訴諸的「可能性」或如「鏡中花，水中月」吧。

新社會要從潛能變為現實，就必須建立自身的道德基礎，佔領屬於自身的文化陣地。簡而言之，一切現代統治都必然是文化統治，新社會需要一整套新的文化價值觀念與之配合，也召喚著新的意識形態以真正地動員人民（包括新的作品、新的主體、新的政黨等）。這與「救亡圖存」一樣，是極為緊迫的任務。沒有人民大眾對新的意識形態的認同，新社會就不可能產生。拋開歷史語境，以今人之眼僅僅大談彼時文藝的自律性與可能性，是否意味著可以放棄破舊立新這個主要矛盾？ 事實上，以革命的方式建國，必然要奠定自身的正當性基礎。新的主體要誕生，必然要破除舊的文化權力的阻礙，對新文化的「離心」力量都不得不保持本能的警惕，否則一切革命果實都有可能「歸零」，舊社會就有可能復辟。除此之外，革命者還能想像什麼歷史可能性呢？還可能容忍《卷席筒》、《武訓傳》之類的作品繼續佔據人們的心靈么？

值得注意的是，「民間傳統」與「落後性」判然有別，否定「落後性」不代表否定「民間傳統」，儘管「民間傳統」經常被錯誤地指認為「現代」的對立面。革命文藝藉助民間倫理走進人心的過程當中，同樣需要正視「落後性」並對之做出改造，趙樹理的作品就是很好的範例。彼時的藝術作品不可能做一隻「精緻的瓮」，而是被當做一場場「行動」甚至是「運動」來理解，藝術作品要生產意義並對它的後果負責，被開放性地整合到「新世界」的創製和想像中來。

結語

文化權力是傳統政治權力的重要來源，因此 20 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隨著文化運動，否則翻身不翻心，新人不會出現。一個悖論性的難題在於，革命和改革既不能無視民情和風俗，又不能不把傳統的高高在上的文化權威打倒，因此文化運動中的敵我劃分以及運動的強度、分寸都顯得極為重要。但另一個實踐難題接踵而至，在具體的鬥爭情勢當中，對敵人的否定必然是徹底的，否則便是給「復辟」留出可乘之機。毛澤東早在 1927 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高呼「痞子運動，好得很」，就是本著「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的用意的。這給自由派和種種人道主義思想否定革命提供了口實。尤其是在個人權利得到無限伸張的今天，對建國以來歷次文藝運動的指控，使得革命的正當性和革命國家的法統遭受了一波接一波的否定。

事實上，這種否定革命正當性的做法，不惟是要張其「告別革命」之目，更是要把一個革命政權演變為純粹技術中立國家。在這裡，進一步追問革命政權有沒有可能超越技術中立國家的窠臼？恰恰是新時代平等政治要去解決的重要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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