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筆記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04-12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寫了六個歷史人物，從黃帝萬曆到首輔張居正、申時行，從文臣海瑞、武將戚繼光，再到思想家李贄，無一人能逃脫僵化的官僚體制。此種體制只求維穩，忌憚革新；人人自保，不圖強國。能維持巨大帝國的統一而不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是此種體制之利；而不能像歐洲那樣催生新技術、新思想，進化到工業社會，則是此種體制之弊。讀史知今，雖有前車可鑒，卻又有無可奈何之感。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將明朝以來中國的失敗歸因於小農經濟下分散而低效的財政、軍事體制；這種小農經濟基礎更不可能催生全國統一的法律，而只能以各地習俗治之；這種習俗來源於四書五經中的儒家道德，於是催生出一個只講道德、不講法律的文官統治集團；這種機制下政府僵化無能，雖有治世良才，而失敗終究不可避免。然而黃仁宇只看到了明朝農村經濟的落後而忽略了明朝城市經濟的發達。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指出，明朝市民文藝發達，小說版畫盛行。這說明市民在衣食住行滿足以外，又有精神文化的需求，這是經濟繁榮的表現。可比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荷蘭等地。然而資本主義最終沒有在中國發展起來，李澤厚認為是李自成的失敗而導致滿族人入關，落後民族實行的重農抑商的保守統治政策所致。據此看來，中國近代落後的轉折點不在明朝，明朝尚存一線希望；而在清朝，清朝把那希望徹底熄滅了。

關於這個歷史轉折點的問題和朋友討論，我讚賞李澤厚能夠發現明朝的積極因素；朋友則傾向傳統觀點，認為明朝已是積重難返，局部的積極因素無法扭轉大局。這就涉及到了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問題。近代的歷史觀以科學思想主導，注重客觀、邏輯。然而歷史研究的是人而不是機器，人性之複雜如何能用數理分析？歷史中不合邏輯之事也比比皆是。因此只重必然性而輕視偶然性，不妥。當然這又是史學界爭論無解的問題。我只希望史學能超越科學範疇，達到人學境界。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分析明朝官吏的腐敗，起因在於開國皇帝朱元璋厲行節儉，把官員的薪俸定得很低，而到了兩百多年後的萬曆年間，隨著經濟發展，物價與開國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而官員的薪俸還維持不變，致使很多官員無法養家，地方官只能剋扣賦稅，中央官更無力負擔京城物價，只能收受地方官的賄賂了。明朝的解決之道是用儒家道德約束官員，自然只能是失敗。而提高薪俸能否解決腐敗？以人性之貪婪，高薪除了撐大官員胃口，別無它用。所以解決之道還是制約權力，使其不能腐；另外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渠道，使社會精英不至於只有做官一條路可走。

讀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知道明朝的皇帝只是一個「牌位」，並無多少實權。後讀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才知道早在漢朝，皇帝就不等於政府，皇帝是國家的象徵，而政府的實權掌握在宰相手中。皇帝的「秘書處」為「六尚」，主要管理皇帝的飲食起居；而宰相的「秘書處」為「十三曹」，相當於如今的十三個部委，把國家的官吏任免、司法、財稅、軍事、祭祀等大權總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