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教育差異背後的制度焦慮 | 來論

撰文 | 賈鶴鵬（康奈爾大學博士候選人）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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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12月10日刊登的旅美作家張立珩女士有關中美教育差距的文章讀來讓人深思。以筆者在美多年育子經歷及對國內情況的密切觀察（想不觀察都不行，與國內同齡人聚會這是第一話題）而論，張女士所言大體不假。不過，我們也要看到，中美兩國文化、資源投入和發展階段的不同可以讓相當部分差別看來也算合理，唯有深深藏在中國中產父母背後的那份因制度而生的焦慮，卻難以靠這份對多樣性的寬容來抹平。

實際上，這份焦慮不僅僅烘烤著孩子在讀中小學的中國父母，也直接影響到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教育的首長和執行者。釐清其中制度安排與人們心態的互動，才可以讓我們能以更多平常心來思考調整之道。

中美教育異與同

關注美國教育的中國家長，大都會注意到其教育環境的寬鬆、友善的教師以及對個性化教育的鼓勵。除此之外，張立珩女士也提到，中式教育的設計基本上是以培養精英為目的，但往往並不適合大多數學生。

這些生動的觀察都很準確，但造成中美兩國在這些方面不同的原因卻並不僅僅是由於教育目的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雙方的不同是經濟、社會與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來看生師比。由於我工作、學業變動頻繁，兒子在美國小學5年，一共換了四所學校。在所有這四所學校，他所在的班級從未超過20名孩子，且都配備了正副2名班主任，還有教育學碩士實習生助理。而他在國內註冊過（但沒有上）的學校在海淀區也算得中上等，40多名學生的班級只有一名班主任。

而這兩名班主任的合計任務量，比國內的一名班主任只少不多。因為美國留的作業很少甚至沒有，所以班主任完全不需要判作業。從任務中騰出手來的班主任，現在可以帶著學生們去做項目、做實驗來培養引導孩子。而國內不少名小學近40人的班級只有一位班主任。

充沛教育資源的背後，也反映了理念上的差異。中國依然是一個等級社會，對多數家長而言，教育是打開上升通道的唯一途徑，而美國文化強調人人生而機會平等，在教育上也不吝投入。2014年教育投入佔到美國GDP的7.1%。由於美國GDP基數高於中國不少，儘管教育開支佔GDP的比例連年來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中國教育投入略高於GDP的4%仍然高出許多，而與此同時，美國高中及以下在校學生人數只有不到中國同齡孩子的三分之一。

除了天生友善的民族氣質，充沛的教育資源也讓美國教師更容易寬容地對待孩子。美國強調教育首先在於塑造人的成長品性，所以養成教育就得到更多強調。相比較而言，不那麼關注孩子成績的美國教師對孩子的養成教育要比國內重視得多，也嚴格不少。這種嚴格也可能與張立珩女士提到的「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的定位差距有關。中國以學習成績論精英，對孩子的行為方面可能稍微寬容一點。

當然，作為後工業化富裕國家，美國社會心態也更容易接受孩子多樣化的職業選擇。一路學習優秀雖然對於如華裔等少數族群的孩子非常重要，但社會總體上並不以學而優則仕作為單一競爭路線，這也讓美國的教師、家長和孩子可以更為從容。此外，正如張立珩所指出的，美國孩子按照興趣選擇導致數理化生源下降，還可以通過吸引印度、中國的理工科學生來解決。

但美國教育並非不講追求精英，只是這個工作被扔給了家長。美國很多家長，尤其是華人家長，也要忙於把孩子送往各種興趣班，鋼琴、繪畫、漢語、以及各種體育訓練。大概除了奧數在美國不普及外，其他方面與國內給孩子們和家長造成了沉重負擔的各種課外學習並無不同。實際上，美國父母的負擔可能會更重些，因為孩子放學的時間更早，而且法律不允許12歲以下的孩子單獨在家，加上祖父母沒有幫忙看孩子的傳統，所以父母一方如果不辭職在家，要照顧孩子的各種興趣學習真是非常困難。

「孩奴」的制度差距

那麼，同是父母成為「孩奴」，同是孩子滿滿的日程，美國與中國的教育在才藝這方面到底有沒有差別呢？

細細觀察與思索，差別還是有的。首先是美國的各種興趣學習基本上不會與大中小學升學加分關聯在一起。大學入學，特別是名校入學，雖然重視孩子的才藝，但更多的情況下是與孩子們非常綜合的情況聯繫在一起，完全談不上用才藝成績來加分。而國內為了滿足標準化的需求，從奧數到鋼琴，甚至是古琴，全部建立起來各種等級制度，為了考一個鋼琴高等級，有的孩子整日練習幾首考試曲目，考了一個高等級卻不會實際演奏。

與此聯繫在一起的，則是孩子們在選擇多元化上的區別。我相信不論中外，大多數父母讓孩子們學習各種才藝，目的不是讓孩子們走上職業藝術家這條獨木橋。但在國內，很多情況下父母和孩子們為了考級、加分、評優別無選擇，只好一條道走到「黑」。而在美國，因為學習更多是為了興趣和培養孩子們的修養，所以孩子們在學習內容上可選擇的餘地大得多，中途「改行」屢見不鮮，而孩子們如果將才藝當成專業，也有很多靈活操作的空間。

看來，中美在這方面區別的不是讓不讓孩子們學習才藝，也不是「孩奴」們付出的多少，而主要在於才藝學習是否被量化成了孩子們進階的工具。國內的各種才藝成就被量化成了均一的加分標準，恰恰在於目前的教育制度不能保證才藝自身的成就（通常是非標準化的）能夠公正地幫助孩子們獲得更多教育資源（例如考入名校），所以不得不用標準化的數目字管理來解決問題，儘管這一手段在平息人們對不公正的指責的同時，也剝奪了很多孩子真正的藝術興趣。

但標準化真的解決了公正問題么？恰恰相反，事事標準化的解決手段，反而讓人們對有權力制定標準的人更加不放心。在孩子的教育上，普通家長既然沒有能力制定和改變標準，那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增加自己的砝碼，哪怕這樣的砝碼對於孩子和自己而言都是一枚苦果。

焦慮的制度與心理淵源

與才藝學習不需要量化為加分選項一樣，美國學區制度對於中產階級來講，也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進行公開和公正的資源調配，這讓很多學齡兒童的中產階級父母也能免除子女教育焦慮綜合征。好學區的房價比差的學區要貴不少，但比起帝都和魔都來，美國的房價不過是個零頭。雖然對於低收入者住在好學區仍然遙不可及（所以美國教育絕對不是公平的），但普通中產階級如果願意犧牲其他一些開支，還是可以支付。

此外，好學區每年的物業稅（我所在的紐約州大致相當於房屋政府評估價的2-3%）要多得多。物業稅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但地方政府主要將其用於教育和安全事務。學區好的地方，房價往往高，物業稅也高，相應地教育得到的投入就更多。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租房者與房主可以享有同樣學區福利，當然好學區房主一定會將高額的物業稅分攤到房租中。

相比美國教育制度安排的井井有條，我發現，不是中國家長對孩子的期望更高（至少與美國華人家長差不多），而是更多制度層面的不合理安排和難以預期更容易讓人焦慮。除了優秀教育資源稀缺、戶籍的艱難以及優質學校的學籍（南方稱為學位）一票難求外，政策的不穩定性和招生入學辦法及標準等信息的不公開透明，這兩點尤其讓家長感到缺乏安全感和焦慮。

如果說優秀教育資源稀缺、學生基數大（這導致差異化教學很難實現）以及戶籍制度還主要是由於中國特定國情造成的制度缺憾，政策多變和信息不透明這兩點則為通過各種人脈關係尋租造就了沃土。普通家長在無計可施之際，只能讓孩子多技傍身，以孩子的人體競爭力來對抗制度的挑戰。於是，大多數沒有門路，又不是錢多到隨時換房的普通中產，唯有寄希望於孩子學習拔尖、才藝奧數卓絕，在所屬學籍或學位學位不能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時，就靠艱苦的選優競爭進入好初中。但是為了保障升學率，好的初中還要想辦法分班，分出三六九等，好讓僥倖過關的孩子和家長們再重新廝殺一輪，加倍增加了家長們的焦慮。

因此，把造成焦慮原因的罪過歸結為家長們的心態實在有失公允。從高考指揮棒到中考到小升初選優、重點小學學位這一道道對學生的「摧殘」和對家長的煎熬，說到底，是由於在缺乏市場化選擇、誠信法制建設又不足的情況下，表面上的教育公平成了壓倒一切的最主要訴求。

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體制已經不能用除了考試這種有統一量化標準之外的其他手段篩選學生。這樣的教育體制，既與以流水線模式培養大多數學生導致後者缺乏多樣性的教育傳統互為表裡，又不斷將新的培育手段——不論是才藝學習還是奧數——不斷標準化為流水線模式。在誠信缺失和政策多變的「制度洗禮」下，家長們能做的，一方面是鞭策孩子，讓他們把能看到的東西儘可能拿到；另一方面則是督促政府制定公平性最容易衡量的評估手段，來確保孩子的努力不會輸於各種貓膩。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總結，固然中美兩國教育的目標、方法和風格會因為教育資源、文化與發展而不同，但兩國家長在焦慮程度上的差別，則實實在在、壓倒性地源自於教育制度及對這種制度的預期。教育目標、方法和資源投入上的差距，經過制度的洗禮，最終被放大成催生和擴容焦慮的神器。在這種情況下，當全球化把教育也納入到全球性市場中時，不少家長只好選擇用腳投票，一走了之。只是，走掉的人畢竟少數，尚難以成為推動中國教育變革的真正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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