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不同——「中國市長」的個性之路

沒有人知道耿彥波到底為什麼會接受這樣一次幾乎無遮擋的拍攝，即便他自己會念起一些原因，我們也無從考證到底是哪些緣由分量更重地促成了這次跟訪。或許與他年輕時想成為一名記者、作家的夢想有關，或許他有點野心想要記錄下自己對於一座城池大張旗鼓地改建，為自己在歷史中留下一點痕迹，又可能他也出自一些策略性的考量，覺得這種大拆大建中難免有閑言碎語和揣度攻擊，那麼，一次無遮擋的跟蹤拍攝可能是自證清白的一次信心展現。

周浩憑藉此部作品獲得了眾多大獎，但真正成就這部紀錄片的其實是耿彥波。誰都知道，在中國，拍攝一市之長會是怎樣的困難。完成這樣一部時政人物紀錄片，幾乎可以算作奇蹟。更何況，鏡頭裡記錄的是一座城市建設中最敏感的事件——拆遷。周浩還原了大同的髒亂差、灰霾與塵土，更重要的是，他目擊了一座城市在當下轉型期的急劇變化中，是如何被各種現實力道，人心力量以及隱藏邏輯所左右的。主導著一座城市向某個方向發展的各種力量是化學反應式的勾兌，這其中的各種元素配比都有著不可言說的比例，也沒人知道，到底哪一個人，哪一件事是真正的催化劑。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力量都在左右著我們每個人。包括主政者本人。

耿彥波確實是典型的「中國市長」，無論他的性格，所處的環境，所處的地域，都是考察這個國家當下變化最精準的橫切面。北上廣過於特殊，而鄉村又過於凋敝，大同，這個歷史上曾經輝煌過，而如今日益邊緣化的城市，撞上了一個年輕時做過文藝夢的現任市長。這種反應，想想都覺得無比戲劇化。而耿彥波自己也並沒有辜負這種戲劇化的可能性，他用大手筆的拆和建塑造著自己鮮明的個性。

耿彥波的處事方式——至少在影像中表現出來的那部分——混雜著知識分子式的、典型中國官員的、民間智慧的各種形態。他說他的壓力都是自己驅動的，不來自上面也不來自下面。這沒有問題。是他自己選擇了一個可能激起民憤也可能收穫人心的從事方式，這可能為他留下千秋萬代名，也可能令他毀於一旦。但問題在於，他的選擇其實就夾雜在上和下之間，下面有真正窮困的老百姓，也有借拆遷機會想多佔便宜的市儈，有一些公民，有一些市民，有一些刁民，而在他之上，又有一隻無形的手和無處不在的眼睛，隨時可以改變和調度他的命運。他自己在面對市民的聽證會上經常念叨著，「你們是主人，我是客人。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他一直在向自己強化，自己被動的命運，他只不過想在被動之中尋求一點點有限的主動。但即便一次次做過心理建設，他突然被調任，他自己也仍然很驚訝。他的一紙調令讓人們看到了一絲中國官場有趣的況味，矛盾統一了秘而不宣和心照不宣的雙重意思。

他自以為自己可以在一座城市中揮斥方遒，但實際上，在另外的人的布置之下，他本人就像那些古老城牆的一塊磚，至於為什麼被決定砌在哪個地方，沒有必要做出過於明晰的解釋。這也很中國。

這部紀錄片難得的地方不僅僅在於突破了一個在中國不可想像的題材，更重要的是，他讓市長看起來像一個真實的人，在各種漩渦當中周旋，有堅持也有無力。在會議室里他是行政長官，他可以做報告也可以對下屬發脾氣；在拆遷戶面前，他得一邊解決問題一邊懂得邊界，就像他對下屬所說的，同情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在妻子和兒子那裡，他就是個工作繁忙，每天不著家的中年男人，老婆會衝到會議室質問他還回不回家，兒子會擔心地給他打電話。他也只能苦笑著敷衍。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長官通常是希望隱藏一部分私人面貌的。這個連表情都匱乏的群體，不願對外公布自己的肉身和內心的複雜紋理，但這一次，《大同》中的耿彥波帶著一身煙火氣下凡了。

很多行政體系中的工作都不具備外顯性特徵，而唯獨拆與建，不但大張旗鼓，而且牽連著眾多敏感的利益。有的人從經濟角度看待這件事，認為大拆大建是拉動地方經濟最捷徑的方式；有人從文化角度去看，就認為這種方式是恢復一座古城尊嚴的必經之路，有人則從更加灰暗的地帶揣度這種行為。很多人，都只能從感受上去對一個市長做出判斷，有些人感謝他，有些人謾罵他，有些人拉起橫幅挽留他，這些人當中真的了解他的人可能微乎其微，人們不過都是把自己的內心投射在他身上罷了。其實，至於大拆大建是否必要，或者功過是非，現在根本無從談及，不僅僅因為我們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反觀當下，更重要的是，大拆大建本身都還沒來得及真正完成，一切就都擱置了。

真正有趣的是，這紀錄片背後那些你不知道該如何言說的部分。你說耿彥波在體制內到底是怎樣的角色？他不順從嗎，但他做的每件事幾乎都是按照規矩去做的，能做到一市之長，他肯定懂得各種力道與章法，但他真的順從嗎？他又對著鏡頭用超然和批判性的視角審視自己身處的這個系統。這又絕不是一個標準形態官員該有的樣子。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所做出的一切舉動到底是步步為營的紮實，還是走一步算一步的試探，他到底是篤定還是慌張，到底是成熟還是幼稚。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才讓這個人顯得真實、複雜、毛茸茸，這是一部優秀紀錄片最合適的人選。也是探究我們當下社會生態的最合適角度。

在耿彥波看來，對大同的拆建是必須的，他心裡有一個理想當中的大同的面貌，這得到了一些人的首肯，也自然被一些人不屑。這個文化大同的夢境之中，有他知識分子氣的執拗，就像他一直念叨著的巴黎和義大利，他說那些地方你不會問GDP，都是雕塑和美術，而除了知識分子氣之外，也有著很多無奈的東西，你難說這種做法有沒有個人的野心，按照個人意志去改造一座城池，這本身足以挑動一個男人的多巴胺。

但他的命數以及大同的命數最終應和了某種戲劇化的東西，他被突然挪開，大同也突然變成了一座被改變了一半的城，城和人的命運都被懸空，這顯得有一種攪拌著黑色幽默和超現實主義的尷尬和荒誕。而這份尷尬與荒誕正是當下我們的臉上經常會閃現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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