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因子2016

2016年最新影響因子統計結果出來了。其實我感覺影響因子在我們圈內的話題色彩就跟微信朋友圈裡瘋轉的「你一定要知道這10件事」類型的信息差不多。大家明知低俗，偏偏又瘋狂關注。每隔兩年的高潮，你沒辦法錯過。

今年屬於我參加工作第4年，算是在這方面部分認識了自己，即假如我做科研，我是哪種類型的研究者。原來我是特別矯情的那種，特別理想化，學人家「反對唯影響因子論」；但自己實力又很弱，十分需要影響因子（錢）打救的那種人。

在這次影響因子出爐前後恰好看到兩個相關的文章，我也作些評論。

首先是《諾獎得主：以期刊影響因子論英雄是「懶人做法」 |專訪》，以下我將受訪人針對不同問題的觀點分開了。

1

當然，那些所謂的頂級期刊的問題並不是它們不發表重要文章，而是作為其商業計劃的一部分，它們發表的文章往往非常具有選擇性。……

我認為那些頂級期刊只是商業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的確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建立了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品牌，以至於在很多地方，在這些期刊上發表文章被看作是衡量成就的標準，人們會以此為基礎得到晉陞或提高薪資，從而導致對知識評估的扭曲。研究人員需要極力自我推銷，才能將他們的論文發表在這些期刊上。

關於期刊影響因子的商業因素，我在之前的文章也已經提及過，這裡就不重複了。我想在此補充一個疑問：觀察現時最成功的幾個出版商最近幾年推出的新期刊，我感覺這些出版商在保持「編輯的獨立性」的同時，似乎對期刊的影響因子有很大的調控力。我懷疑，除了湯森·路透社在科學計量學方面進行研究之外，這些出版商內部一定有以湯森·路透社的研究方法為對象的研究，例如研究對於給定的一種期刊影響力統計方法，在保持編審獨立性的前提下，各種出版行為和工具對統計結果有何影響。這類研究甚至可能是長期的，早有成熟的結論。因此不僅是現在對於每兩年的影響因子這種實行了行多年的統計方式這些出版社已經駕輕就熟；就算將來因為對影響因子的批評呼聲太高而更換了一種普遍認為更加科學的統計方式，這些出版商也能夠很快趕上技術進步。出版商會一直壟斷這個地位，除非湯森·路透社反過來將出版商的商業行為作為一種因素納入其研究中，將出版商視為「假想敵」，大家互相研究對方，陷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環……其實，問題的根本還是我上一篇文章所說的：科研的極度職業化。你職業化，就極需要一種評價。很多對影響因子濫用的批評都喜歡說「影響因子最初只是為了方便圖書館選購期刊」。但當我們急需一種評價體系，又十分要求這個體系公平、科學的話，向科學計量學尋求這個工具當然是最公平、最科學的做法。

我在武夷山老師的博客里這麼評論：

您好像也說過，科學計量學不負責去規定人家如何使用這些指標。

但是也許作為外行人最原始的誤解焦點不在於「使用不當」，而是覺得這種僅憑關鍵詞和數據即可作出準確預測的技術在當今「publish or perish」的時代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卻遊離於真正得到同行確認的科學問題需求之外。似乎是說，假如你只想發表高影響論文，現在並不需要直接去思考「研究什麼」，只需去參考數據分析報告即可。

我相信，把科研活動作為一個大量群體的人類活動來研究，是出於未知的好奇。而研究自然是經驗和理性結合的，必然會想找規律、找模式。而驗證規律或模式的方法，免不了去預測。只有驗證成功了，好奇心才得到滿足。然而一但驗證成功，一個預測指標也同時形成，你又規定不了別人拿不拿去用、怎麼用。

更何況更多科學計量學者自詡的意義是更加積極入世的，就是「為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我只能怪今天這個時代不是法拉第的時代。今天推動科研是一種國家行為，科研人員是一種受僱傭關係。國家需要制定指南、政策。科研人員publish or perish。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大家都不關心科學上的興趣，只關心晉陞所需要的論文影響和檔次。此時，優異的大數據預測能力成了大家必備的參考。一個偶然的小坑可能會形成黑洞，吸引大量人員來哄抬。整個科研圈就好像微博一樣或者像娛樂圈一樣，是一個隨機系統，或者甚至是混沌。科研圈開始出現炒作團隊，專門研究熱門背後的邏輯，為熱門而熱門，名星和經理人機制形成……

他這樣回復：

不當後果是難免的，整個科學事業都是這樣。

我只想說，擺脫科學計量學（不管是好是壞）是不可能了。有人覺得，同行評議好得很，但這些同行在參加評審之前，很可能已經看過一些科學計量學指標，從而受到了影響。如果排除掉這些同行，就好比凡是看過報紙電視的都不讓進陪審團，結果，只有無知者才能進陪審團。

這也是很有高度的回應，說明簡單地去反對影響因子至少是不夠深思熟慮的。

2

當我有機會開始創建新期刊eLife之後，我們決定賦予其全新的面貌：我們不需要影響因子。……

審稿人會在網上聊天室進行溝通，決定一篇文章結論是否合理，或是還需要進一步修改。……

例如，我的實驗室有一對來自上海的年輕夫妻搭檔，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科學家，現在已經發表了3篇eLife文章。我確定他們的成果絕對可以在CNS上發表，但是我不允許。我這名同事告訴我，如果這樣他將很難在中國找到好工作，因為他在爭取資助方面沒有競爭優勢，中國的評價系統青睞CNS文章作者。我認為他有實力當選「青年千人」，而且一個人的知識不應該以此來評判；但他在上海的導師卻說如果他沒有在上述期刊上發表文章，就會很難入選。

我們希望給青年人才提供新的平台，也為此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們會給文章的第一作者寫求職或獎學金申請推薦信。我認為與《自然》等雜誌的主編相比，他們會更願意請我寫這封推薦信。所以，我們在非常努力地得到科研人員的認可。可以說，我們在逐步走向成功，儘管速度有些慢。

很明顯，這位受訪者打算通過建立一個期刊的方法來對抗影響因子。除了自己建立一個期刊，另一個有力的工具就是他本人作為諾貝爾獎得主的影響力。他讓自己的學生在一個沒有影響因子的期刊上發表文章，然後靠寫推薦信來保證其學生在這個講究影響因子的世界中獲得應有的肯定和報酬——這是反抗影響因子嗎？這反而是承認甚至加強了影響因子的地位。

3

研究人員為了評職稱或升級進行考評時，應該設置一個委員會對個人進行評估，委員會可以聚焦閱讀數量有限的申請者的高質量論文。……

如果學術職位或是獎學金申請人很多，委員會不可能閱讀他們的全部論文。那麼，每個人在其職業初期都應該有一段描述個人成績的話，我們將其稱作「影響力陳述」。這段應該寫得非常仔細、慎重、有特點，能概括個人最重要的發現。這樣無論你在任何時候申請什麼，它都能發揮作用。委員會也可以在讀完這些簡要的段落後，挑選出最適宜某個職位的候選人名單，然後再詳細閱讀短名單中的論文內容。

如果說到我們對科研成果的評價方式，那就涉及一個更加龐大的問題了。首先，很顯然任何一個圈內人都人認為上述這種做法是不可行的——因為大家都沒有這麼多時間如此認真對待手頭上的每一個candidates。在這個至今仍然堅持同行評議傳統的圈子，任何一個地位不需要太高的圈內人都會面對各種評審任務，包括論文、基金項目和人才引進。這些同行評議工作量之大使得即使是一個對影響因子濫用深惡痛絕的人也不得不藉助它來快速完成篩選淘汰任務。但同時，沒有一個圈內人會認為上述這種做法有什麼錯。於是便要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大量的評審任務？我認為，這是因為當前做研究的人太多了！根本不需要這麼多人來做研究。但這個問題甚至比影響因子濫用問題更微妙，更不便於提出，因為它「政治不正確」。只能眼看各國科研投入比例越來越大，做研究的人員越來越多，每年提出的基金項目也越來越多。真正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就是那幾個，但就是因為這麼多人的飯碗要顧及，同時也確實有這麼多資金等待發放，大量自說自話的研究也得於資助。於是這麼多人都走上了這條職業道路，就要發表這麼多論文來博得升遷機會。所以各大出版商連年設立新期刊，期刊數量越來越多反而每個期刊都不缺少優秀稿源，所有新期刊的影響因子創新高，表示還有設立更多新期刊的空間。只要將現時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和機構砍剩十分之一（也即是我這種庸才也被砍去），整個世界便清靜了。可是，你怎麼砍？你是否又要藉助某種「公平的」評價工具？或者就是「最後用一次」它，以換來長久的清靜？

另一篇相關的文章是《誘惑與困惑：「影響因子遊戲」該如何繼續？》。這篇文章用很大的篇幅介紹了關於影響因子的背影信息，最後介紹了「舊金山宣言」。反對濫用影響因子的現象，只算是一種「破」。有破也要有立。「舊金山宣言」就是一種立。經過前文的討論，我對這一堆「宣言」的評價是：太理想，也太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