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會場的幾個疑問與愚見

寫在前面：這是對於歷史委的幾個不太成熟的看法。寫在這裡，真誠地願與各位前輩和後起一同切磋，更希望諸位同道提出批評意見（包括鞭屍QWQ）。

原文是我寫給匯文2018寒假會1938會場代表，和他們一同探討歷史會場意義的。

一、我是否有資格來解釋自己的會場？

在這一部分的論述開始之前，筆者首先想探究一個問題，即作為設計者和運行者，是否有資格來解釋這一會場？這一問題看似十分無聊，但其實牽涉到了歷史會場其可以成為歷史會場的最根本的點——在對歷史的「擬真」和對現世的觀照之間求取平衡的難題。

廣義的模擬聯合國活動的本質是對於現實世界中以利益博弈與置換為核心的事務展開的客觀模擬，歷史會場同樣難以逸出這一界限。這一點，和文學的屬性類似。為了更加能夠說明這一問題，我想借用美國文藝家艾布拉姆斯針對文學活動而提出的「四要素」進行解釋：世界、作品、作者、讀者。出於文學活動與模聯活動某種意義上的相似性，我們可以將「作品-會場」、「作者-設計者」、「讀者-代表」近似地對應，於是就形成了模聯活動的四個要素：世界、會場、設計者/組織者、代表。同時，由「世界」和「會場」還能引出兩條世界軸，即現實時間軸（包括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歷史、會前準備的時間、組織者預想的時間和會議的時間）和會場內容中進行的虛擬時間軸。這兩條時間軸相互纏繞，與四要素一道，構成了歷史會場的基本框架。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文學理論研究領域，文學研究的視點開始由「作者-文本」向「讀者」轉向。其代表人物如姚斯和伊瑟爾提出了「一篇作品如果沒有經過讀者的閱讀，即不能成為作品」的口號，將作者和文本的地位下降到了與讀者一樣的位置。那麼回到本文一開始我提出的問題，平行相視，筆者作為四要素中的一方，是否也無法全面地解釋出自自己之手的會場的形式與內容？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因而，本文僅談筆者作為「作者」所了解的事。至於「讀者」端的批評，還需要代表來進行。二者合一，方是本來面目。

二、歷史會場存不存在一種普適性結構？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會場存不存在一客觀普適性的結構或範式？如果存在，那麼這一結構的運行規律、基本組成是如何的？如果我們單純的以經驗去解讀，那麼就會墮入過於主觀的臆測之中，因為通常而言經驗可以提供建議，但是存在不可靠性。因此筆者在此並不想以先前的經驗來探究這一問題，而希望從分析歷史會場客觀存在的形式與內容來入手。

作為歷史會場，其形式雖然千變萬化（包擴常規委員會、特殊委員會、聯動系統、獨立委員會、雙/多邊談判委員會等等），但是其本質依舊是基於一種「秩序」的會議，即有兩個組織要素：秩序與委員會。其中，「秩序」包括議事規則、投票機制、文件的遞交、正式/非正式的磋商等等，其中的很多能夠包含大量的會議內容；而委員會則指的是該會議依託的委員會，包括常規意義上的委員會、會發生變動的委員會、國家內閣、利益集團體和可變動的委員會。

而在內容，歷史會場的內容即為「歷史」。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裡的「歷史」並非一種客觀的歷史，而是經過了設計者和代表理解過了的主觀的「歷史」，其雖然遵照歷史發展的規律、主體遵照真實歷史，但依舊與真實的歷史存在著許多的差異。這二者之間的「統一性」與「差異性」，需要各位深入理解。

各種不同的歷史會場的呈現，實際上是上述的形式與內容的相互嵌合——這種嵌合關係也可以視作是在不同因素的影響下形式與內容之間不同的相互適應的關係。以及根據會場的形式、內容和嵌合方式的不同，其外在的體現也不盡相同。要理解一個歷史會場，就必須重點考察這三者，因為這三者構成了會場的普適性結構。

三、歷史會場是開放的嗎？

在前些年，當筆者論述其形式與內容的問題時，常會以「瓮中盛酒」作喻，即形式為「瓮」，而內容為「酒」。但之後這一比喻被捨棄了，因為這一隱喻是單向性的——它不僅否認會議內容對於會議形式存在反作用，也暗示了「瓮」中的「酒」只有流出與加入兩個選項。而事實上，歷史會場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應該是多向度、多可能的、多元的。

在真實的歷史之中，我們常說「歷史不容假設」，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次機會，歷史不能被「再創造」。所有歷史的發展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請不要忽視，在前文筆者已經提到，作為模聯內容的「歷史」，並不能夠同真實的歷史划上等號；相應地，我們的身份也是模聯活動的參與者，任務是在還原和體驗之間求取平衡，以獲得更大的教育意義和樂趣；而並非是歷史學家單純的「還原」的任務。故而這些決定了在歷史會場的語境下，「必然選擇」並是「唯一結果」，而僅僅指的是「規律主導」，即會議的內容不能夠超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即可。在並非「唯一結果」的情況下，真實歷史的「必然性」規約被打破，許多偶然性甚至是與真實歷史大相徑庭的發展路徑就可能存在。換言之，創造歷史的可能被存在。當然，由於歷史規律的存在，歷史總體的走向是無法改變的，但是歷史中的許多史實是可以發生變動的。

四、還原與創造的平衡在哪裡？

上文筆者之所以要討論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問題，實際上要引出一個歷史會場的經典性難題，即在創造歷史與還原歷史之間，我們的「度」究竟在哪裡？

這個難題具體是如下的：如果還原過甚，進而拘泥於歷史，那麼我們與演歷史電視劇又有何區別？如果我們創造過甚，那麼我們又會陷入「看人挑擔不腰疼」的問題中去，以現代人的目光來看待那時之人，出現一些「何不食肉糜」之類荒誕不經、不著邊際、異想天開的言行，從而偏離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筆者看來，「創造歷史」並不是我們「已經知道後面發生的事」而成為先知，而做出不一樣的言行；而是在與當事人真實一致的歷史環境下，去嘗試他們沒有選擇的選項或可能。某種意義上來說，「創造」可以稱為「創新」，即在真實歷史的語境下不同於現有歷史發展的路徑，但是這條「新的路徑」的起點依舊在真實歷史的那個年代之中。

但是或有有心者會質疑，還原的時代真的是真實的嗎？非常抱歉的是，筆者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依舊是否定的。這正如數學之中「+∞」的概念一樣：我們僅可能無限地接近於「+∞」，卻永遠無法達到。所以歷史會場終究只能是「模擬」，我們也只能儘可能地去達到這種「真實」。而儘可能達到這個「真實」的過程，即為還原歷史的過程。其手段也是多樣的。關於這一點，下文還將進行細緻地論述。

五、歷史會場的價值在哪裡？

論述到這一步，一定會有人覺得剛才的「創造歷史只能從現有歷史存在中進行嘗試」的論調將不攻自破，但事實上沒有。跳開歷史環境後的天馬行空是歷史虛無主義，而盡量在「擬真」環境下的猜想與嘗試，則是先承認歷史，然後儘可能地了解歷史，進而體驗歷史，最後與真實的歷史形成一種「對話性」的關係。而這正是歷史會場的核心價值所在。

在這一問題上如果深究的話，筆者認為還是要回到對於世界的模仿和對於人心靈的表現兩個價值向度中去。奧爾巴赫對《聖經》和英雄史詩敘事範式的批評中就曾經指出文藝的兩種模式，其無非就是表現論和再現論的差別。那麼如果斜目而視看向模聯，或者更準確一點說是歷史會場呢？這個答案顯然也是肯定的：歷史會場不僅僅還原的是真實的歷史，同樣注重表現「還原者」對真實歷史的主觀理解。

克羅齊對於歷史的價值曾發出如右的概括：「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認識論的角度，這句話可以被理解成在於歷史建立「對話性關係」後引出的對於歷史的和現代的狀態的比較認識，進而更加深入地了解現在。這應是一個歷史會場應包含的終極價值，也是所有的全程參與者（包括主席與代表）在會議結束時應有的狀態。

六、如何代好歷史會場？

為了達到這一種狀態，各位可能需要在很多細微方面做出努力，但是龐雜的方面大致可以歸結為四個方向：對會場的理解、對角色的「進入」、會前與會中言行和會後的「回歸」。對會場的理解上文已經充分地談到，但是還需時時記住「在會議時間點之後的歷史」沒有發生；會前與會中的言行方面，一是筆者和主席團其他成員已經多有指導了會前的學術準備，二是涉及與會場本身無關的會議技巧和個人素養等，在此筆者也不願多加論述。筆者僅想在此對於「進入」與「回歸」的概念加以論述。

上文已經談到，對於歷史會場的理解，要在真實歷史中進行。故而，對於真實歷史的理解是重要的，這是「進入」時代的關鍵一步。如果對於時代環境的了解是模糊的，淺嘗即止的，那麼對於許多的細節就會忽視；而如果過分地拘泥於細節，不從「大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時代，那麼就會難以把握時代發展的規律，迷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進入」還有另一重意義，即對於自身席位的「進入」，這就要求各位對於席位的政治觀點、思想主張、經歷履歷等非常了解，把握好席位的核心利益。而這一重「進入」的含義，實際上是基於上一重「進入」的含義的，因為在真實的歷史中，恰是大的時代背景影響了每個個人的內在人格與外在的經歷與行動。

「進入」的第三重意義是會議內容上的進入：這涉及到對於構成會場核心要素——利益的把握。而利益的這一層，又受到前文提到的時代與個人語境的支配。在這一會場中，利益是可以分層的，簡單可以分作個人、學校/機構和國家/民族/社會。隨著會議的進行，這三個維度的利益會發生複雜的纏繞，本身也會不斷變化。要能夠不迷失，就需要明確自己的根本價值追求，從而果斷地做出價值判斷，而不致遺失最佳的機會。

「進入」的最後一重意義是在會議的形式上進入的，這就涉及會場中使用的語言、文字、服飾等等。從「還原」的角度，無論是使用繁體字，還是使用國語，亦或是穿著長衫等等，都是對於當時真實環境的一種擬真，其目的是能夠幫助各位更好地「進入你的角色」。

七、如何獲得歷史會場的價值？

但是，「進入」只能解決如何代好一個歷史會場的問題，但是一個歷史會場能帶給各位什麼，並不僅僅只有對於這段歷史的知識和體驗，更有對於這段歷史的深入探究和對於現在的思索，這一點在上文已經提到。而能夠獲得這一價值的途徑是「進入」之後的「回歸」。這一過程，恰可以看成「看山是山（「進入」前的自己）-看山不是山（「進入」後的自己）-看山還是山（「回歸」後的自己）」的過程。當我們「回歸」之時，我們可以重新站在一個客觀理性的現代的角度，去審視這一會場中曾經經歷的種種，包括最高遠的理想和最嚴酷的現實；去思考嘗試的和未嘗試的可能；去反思真實歷史和會場歷史中的得失。「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神宗皇帝批閱《資治通鑒》之時如是說。我們投向審視歷史的目光，會在歷史的深處發生折射，最終投向我們身處的社會。

八、歷史會場應該重體驗還是學理？

在本文的最末，筆者還想討論一個問題，即一個歷史會場，應該更加註重體驗，還是更加註重學理？這個問題，可以擴展成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模聯活動，究竟應該是側重「玩」的，還是側重「學」的？在這一問題上，筆者不想簡單地二分，或是以「寓玩於學」這樣的理由來搪塞。當然，這不代表著否認其能夠兼善。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會場的三個階段，即會前、會中和會後。在會前，這兩個過程是相互結合的，但是以「學」為重；在會議中，則要更好地「進入」角色，這勢必會給各位營造強烈的「體驗感」；而在會後，在「回歸」的階段，上一屆段和上上階段積累的所有知識與經驗，將被內化為一種深入的反思。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又是「學」的。

體驗性和學理性並不是一對天然矛盾的概念。雖然不得不承認的是，體驗性是浪漫主義的，是熱烈的、無目的的，甚至是非理的，恰如幼年時代春日的郊遊，給我們帶來歷史的還原和體驗，進而產生出種種愉悅（指的是深入沉浸後獲得的快感）；而學理性則是現實主義的，是冷靜的、目的清晰的、偏理性的，很像郊遊之後的作文。它給我們帶來的是反思和深刻的認識。

其他委員會帶給我們的，或許是對於世界和時代的發掘和了解；而歷史會場能夠帶給我們的，除了世界，還有對我們每個人的叩問與反思。這種對外的探索和對內的反思其實就是我們「進入」與「回歸」歷史的過程，最終會帶給我們終極的人文關懷和對人所以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並讓我們在天高地遠的歷史時空和浩浩湯湯的時代洪流之中尋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和精神坐標。

再次感謝各位。倉促草就，還望批評指正。

本文引用：

［1］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其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2］漢斯·羅伯特·姚斯：《審美經驗與文學闡釋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25頁。

［3］〔德〕埃里希·奧爾巴赫：《摹仿論》，吳麟綬等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6頁。

［4］〔意〕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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